一般認為，“牛李黨爭”是指以牛僧孺和李德裕為代表的兩派政治勢力的鬥爭，它歷經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四十年，將朝堂搞得烏煙瘴氣。

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人們都沒法說得清“牛李黨爭”的本質，甚至連“李”是誰都存在爭議。

陳寅恪先生認為，牛僧孺代表瞭進士出身的官僚集團，李德裕代表瞭山東士族集團，前者是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言人，而後者則是舊門閥世族的代言人。

唐史專傢岑仲勉先生認為，李黨是指李宗閔，李德裕是“無黨派人士”。

還有人認為，牛黨背後的勢力是宦官集團，因此牛李之爭其實是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的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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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以我個人的淺見，上述幾種觀點都存在明顯的漏洞，將“牛李黨爭”歸結為道德至上的“職業噴子”，與提倡實幹精神的職業官僚之間的鬥爭，或許更加貼切。

01庶族與士族之爭不是主體

唐代的官員選拔主要是兩種方式，一是靠“門蔭”，二是靠“科舉”，前者拼出身，後者拼才學。

能獲得“門蔭”資格的，大多屬於豪門傢族，我們也把這部分群體叫作“豪門士族集團”，簡稱“士族階級”。而那些憑借科舉入仕的，大多出身於寒門階級（請註意，寒，不代表貧窮，而是指沒有政治特權），我們也把這部分群體叫作“寒門士族階級”，或者“庶族階級”。

很顯然，李黨中不全是山東士族集團，也代表不瞭舊門閥，比如李紳，他其實是典型的庶族階級。

要論“豪”的程度，出身於隴西李氏的李宗閔（李唐皇族），要遠在出身於趙郡李氏的李德裕之上。

在牛黨和李黨中，都有“門蔭”和“科舉”出身的人，比如李黨的裴度、李紳、元稹都是科舉出身，牛黨的杜悰靠門蔭入仕、鄭註靠佞幸發達。

因此，將牛、李看做兩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我覺得有點牽強，至少不是很典型。

02李宗閔更有資格代表“牛黨”

一般認為，牛黨的代表人是牛僧孺，可是我們閱讀兩唐書就會發現，牛僧孺大多數時間在地方，與李德裕的沖突並不算多。

而李宗閔則和李德裕鬥瞭好幾個回合，時間跨度達三十年。因此，李宗閔似乎比牛僧孺更能代表“牛黨”。

之所以後人將牛僧孺作為“牛黨”代表人，原因有兩個。

一是“牛李黨爭”的起點是牛僧孺與李宗閔參加對策時引發的朝政風波，那次考試中，二人大肆抨擊時任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而李吉甫則動用權力處罰主考官、壓制牛僧孺和李宗閔。

二是牛僧孺的名氣要遠大於李宗閔。論出身，牛僧孺遠不及李宗閔，但牛僧孺是當時的“文學翹楚”，與白居易、劉禹錫等人齊名，他所創作的《玄怪錄》還被魯迅先生稱為“傳奇之文”。

可是，牛僧孺的名氣跟政治立場毫無關系，也不應該成為他作為牛黨代表的理由。

“對策風波”其實也是一筆糊塗賬，在新舊唐書中的記載也不盡相同。按《新唐書》的說法，牛、李二人被任命為縣尉，看不出受到李吉甫打壓的跡象。

如果非要說李吉甫打壓瞭誰，那就是幾位主考官，不過按《舊唐書》記載，主考官們確實存在舞弊行為。所以，將這件事作為“牛李黨爭”的開端，實在不妥當。

因此我贊同岑仲勉先生的觀點，“牛李黨爭”應該叫做“二李黨爭”。

不過岑先生又認為李德裕無黨，這恐怕就值得商榷瞭。李德裕雖然也出手救過“牛黨”成員，這隻能說明“牛李黨爭”的復雜性，而不能作為他的一貫立場。

03宦官集團參與其中的證據不足

宦官集團確實與“牛黨”存在密切的關系，比如鄭註和李訓，他們的發達就得益於宦官王守澄不遺餘力的提拔。

這個觀點明顯將朝局簡單化、將宦官集團臉譜化的傾向。

宦官集團從來不是鐵板一塊，他們跟文官集團一樣，因各自的利益訴求，分化成瞭幾個派系，而且存在相互轉化的情況。

同樣，牛黨成員與宦官們的關系也不近相同，又存在立場和關系的轉化。比如，鄭註和李訓後來幫助唐文宗除掉瞭王守澄，後來又發動“甘露之變”，企圖殺光所有的宦官。

牛黨的另外兩位成員李玨和楊嗣復，則在立嗣問題上與宦官仇士良發生矛盾，差點遭遇殺身之禍。而李德裕卻在這個時候站出來據理力爭，保住瞭二人的姓名。

在這一系列復雜的事件中，我們實在看不出牛黨與宦官集團存在政治上的長期利益共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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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牛李之爭夾雜太多個人恩怨

洞察政治事件，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分析兩派人物之間的利益分歧點，以及他們的立場沖突點。

我可能太淺薄瞭，竟然沒找到他們的分歧點，甚至連兩派內部的共同點都很難找到。但朝堂的鬥爭確實一直在持續，比如開成三年，被視作“李黨”的鄭覃、陳夷行，與“牛黨”的李玨、楊嗣復，當著唐文宗的面互撕，氣得唐文宗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認為，文官集團的鬥爭確實存在，而且很激烈，但算不上黨爭，鄭覃和陳夷行算不上“李黨”，李玨和楊嗣復也算不上“牛黨”，他們之間的鬥爭，大多是個人意氣用事，沒有必然的聯系。

最典型的就是李德裕與李訓、李宗閔、牛僧孺的矛盾。

李訓是前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德裕是前宰相李吉甫的兒子，李逢吉和李吉甫就是一堆死敵，他們二人的矛盾其實是前輩矛盾的延續。

當初的“對策風波”將李吉甫飽受輿論攻擊，唐憲宗被迫罷免瞭李吉甫。李德裕與牛僧孺、李宗閔的矛盾，其實也有“替父報仇”的成分在裡面。

李德裕在節度西川的時候，曾經接受吐蕃大將以維州歸降，而李宗閔卻以“唐蕃和解”為由，遣送瞭吐蕃降將，導致此人被殺，到手的維州也丟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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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雙方的矛盾已經到瞭“凡是一方支持的，另一方必定反對”的程度，毫無理性可言，甚至損人不利己，連國傢利益都不顧瞭。

05李黨重實幹，牛黨好虛名

如果非要給“牛李之爭”找到一點共性，我倒覺得這是以李宗閔和牛僧孺為代表的“清流名士”，對以李德裕為代表的實幹傢的圍剿。

李德裕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政治傢，他被梁啟超譽為“中國六大政治傢”，其餘五人分別是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

李德裕當得起這個稱謂嗎？我們看一看他的貢獻。

除去他被貶地方期間的貢獻外，李德裕最大的貢獻就是輔佐唐武宗成就瞭“會昌中興”。在他的力主下，唐武宗壓制宦官，將朝政大權重新歸於中書省；精簡機構，裁汰二千多名冗官；軍事上外擊回鶻，內平澤潞、昭義、河東叛亂；主導會昌滅佛，增加財政收入。

五年內完成如此多的重大事件，難度非常大，唐武宗數次想打退堂鼓。李德裕靠頑強的意志和出色智慧，推著唐武宗前進，所有目標無一落空，其才幹足以光耀青史。

有一句話叫“凡成大事者，必譽滿天下謗滿天下”，李德裕也是，為瞭實現“會昌中興”，他必然會對反對派嚴厲打擊，也必須大權獨攬，因此也必然成為別人的靶子。

牛僧孺和李宗閔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不喜歡李德裕的“專權”與“跋扈”，尤其是涉及到個人利益的時候。

牛僧孺和李宗閔算不上壞人，甚至很清廉。但總體上來說，他們就是那種道德至上的腐儒，看不得有人“專權”，容不下有人“拔尖”，仿佛李德裕就是大唐的霍光、王莽。他們缺乏大局觀，卻用道德感動自己，沒多少實幹的本領，批評別人口若懸河，影響力還很大。

李德裕曾經一次性將五六名“牛黨”貶到地方，李宗閔含沙射影地對唐文宗說：“朝中究竟誰在故意樹黨？很清楚瞭嘛，有人就是故意排擠楊虞卿等人。”

李德裕毫不客氣地插話：“楊虞卿他們之前任給事中、中書舍人，職務不夠好嗎？又是誰任命他們的？”如果我李德裕貶黜他們是結黨，任命他們肥差的那個人難道就不是結黨？

李德裕一下子揭掉瞭道德偽君子們的王八蓋子，李宗閔當場臉色刷白，一句話說不出來。

在平定劉稹之亂後，朝廷搜出瞭牛僧孺與劉稹之間的書信往來，很顯然，一向以正直而著稱的牛僧孺，恐怕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也不幹凈。

06牛李黨爭，中唐士族階級的大裂變

安史之亂後，唐朝之所以未能走向復興，表面上看是藩鎮和宦官兩大毒瘤禍害瞭大唐，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士族集團的墮落。

作為掌握大唐帝國權力的核心階層，士族集團的分化和墮落表現得很明顯，正是他們的無能、自私導致瞭藩鎮割據愈演愈烈，也讓皇權逐漸喪失瞭對他們的信心，轉而選擇瞭宦官。

“牛李黨爭”其實士族集團分裂的開端，從此大唐再也沒有傑出的政治傢，他們在集體沉淪中被藩鎮野蠻清除，並在血與火中永遠退出瞭歷史的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