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個題目，大傢首先就會覺得筆者可能是個凱恩斯主義者，因為福利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在倡導政府幹預，註重對全社會資源的集中分配，尤其是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這一點上有著高度統一性。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熟悉本人以前所寫的相關文章的讀者，大都清楚，本人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哈耶克主義者。那麼問題來瞭，哈耶克一向反對政府幹預經濟，反對凱恩斯主義和計劃經濟，主張回歸到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讓“看不見的手”去發揮作用。你怎麼又主張福利社會瞭？

大傢知道，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是主張自由放任的，認為國傢和政府無需對窮人和福利給予特別關註，福利救濟和社會保障隻是私人的事。被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的斯賓塞更是聲稱政府沒有義務提供社會保障，隻是他本人很樂意看到慈善傢們的慈善行為。主張復興古典自由主義的哈耶克理論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生自發秩序”，所以有許多人會把哈耶克也當成是放任主義者、極端市場經濟鼓吹者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其實，這是對哈耶克及其理論的極大誤解。哈耶克自己也聲稱他不是一個放任主義者，也不是主張“最小政府”，而是主張適當的政府幹預。當然這裡的“適當”不僅僅指政府幹預的事務范圍，也包括政府所運用的手段問題。

筆者在前面的一篇關於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討論中曾經提到，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亞當·斯密時代還在保留的傳統社會結構已經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經濟本身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內容越來越多，范圍也越來越廣，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瞭。完全放任的自由經濟早已不復存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瞭手不伸長的“最小政府”，不管是奧地利學派，還是貨幣學派，也都不可能做到絕對地放任市場自由競爭，完全不去加以幹預的，隻是這種幹預的程度和范圍不同而已。

正如哈耶克所說，除瞭自由主義傳統的極端派別外，自由主義者並不反對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同樣道理，筆者反對凱恩斯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那種建立在“大政府”基礎上的極端“高福利”思想，但是並不反對必要的和適度的社會福利，甚至認為，社會福利是現代文明社會理應向公民提供的必要公共物品，是任何一個正常運轉的現代國傢政府的核心義務。

筆者之所以贊同“福利社會”理念，是基於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我們從公民權利的角度來看。

按照近代自然法的理論，人們從野蠻叢林的“自然狀態”，進入到“社會狀態”，通過社會契約，成立國傢與政府，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國傢，接受這個國傢通過民意表達制訂的法律約束，其目的就是為瞭結束“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霍佈斯），使自己的天賦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受到更好的保障。

這些需要以國傢名義加以保障的公民權利，又被區分為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所謂消極權利，亦即自由權，是要排除國傢妨害、劃定國傢權力邊界，要求國傢消極地不作為的權利；而積極權利則是通過要求國傢積極介入，並提供各種必要的服務，使得公民能夠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最起碼生活條件，進而能追求其人生的幸福與快樂的權利，是要求國傢積極作為的權利。

1948年第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財產、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其他出身、身份。這些權利和自由可分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兩大類”。而這裡所稱“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就是上文所講的公民的積極權利，其中包括社會權或福利權。

這些都為現代國傢的公民享有必要的社會福利保障提供瞭法理依據。

其次，我們從現代國傢經濟社會結構來看。

在前現代社會，大多數人們分散地生活在相對自足的小共同體內，通過等級制度和脆弱的政治紐帶把這些小共同體聯系起來組成聯盟乃至國傢。由於這些小共同體之間相互獨立，經濟聯系相對並不是那麼密切，在國傢層面建立一套統一的、普遍的、平等的社會福利保障機制，並沒有迫切的需求。何況那時的自然經濟狀態下的社會財富積累還遠遠不能支撐這一宏大計劃。而對於弱勢人群的救助一般可通過小共同體內部幫扶機制，或者由宗教機構、民間慈善人士施以援手。

而現代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相比，經濟和社會文化結構產生瞭天翻地覆的變化，現代國傢已經不是過去的“守夜人”那麼簡單瞭。隨著人們經濟活動的日益復雜化，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人們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整個國傢也越來越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被稱之為國民的“利益共同體”。如此以來，瘋狂地追求物質主義的經濟增長，就會成為國傢的目標。全體國民都會被裹挾其中，他們不再是傳統的自足的個人，而是國傢實現富強的工具。他們需要拼命工作去創造和追求財富，既是為自己，也是為這個國傢。他們被要求將收入的一部分以稅收的名義繳給這個國傢，再由這個國傢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

而在人們不得不加入其中的這場創富競賽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勝者，甚至可以說大多數都會是落敗者，都會淪為窮人，絕對意義上的窮人或者相對意義上的窮人。

現代國傢，比起前現代國傢來說，社會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國傢需要凝聚國民的力量，構建“國傢認同”，那麼塑造一個由無數陌生人組成的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大型共同體”，就會成為國傢賴以獲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礎。於是國傢開始建立議會制度，制定統一的平等適用的法律及其執行機制，以讓國民相信，國傢是屬於自己的，在這個國傢自己和他人是平等的。同時國傢也會盡可能縮小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尤其不能讓窮人感覺是被拋棄的。

為實現這些目標，社會必須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給所有人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縮小貧富差距，建立普遍的平等的國民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最後，我們再從現代國傢經濟運行機制對弱勢群體的影響來看。

這幾年我們的周邊發生過很多慘痛的案例：

2016年9月，甘肅女子楊改蘭因沒能獲貧困戶補助，生活無望殺四子後自殺最終導致一傢六口死亡；

2020年1月，貴州的吳花燕為瞭省錢救弟，導致長期嚴重營養不良，身高隻有1.35米，體重21.5公斤的24歲小花燕最終因病去逝；

前幾日，河南鄧州市一位初三女孩因無條件及時上學校網課，吞服大量藥物致送醫搶救……

凡此種種，僅僅是我們這個社會底層生活之冰山一角，沒有被揭露出的類似悲劇比比皆是。

有人會說，她們的貧困的確是個悲劇，但這與她們個人因素有很大關系，不是社會造成的，也不是我們哪一個人應負的責任。這樣的說法要麼是為口口辯解，要麼就是對現代經濟社會的規律完全無知。

事實上，現代市場經濟在創造極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具有對傳統經濟結構的破壞作用。那些在傳統的自足狀態下完全可以維持生存的人們，反而在現代的財富瘋狂中失去瞭生存能力，面臨著無端被淘汰的命運，他們會變得一貧如洗。這些不是他/她們的錯，是這個社會發展太快對他/她們造成瞭碾壓。

我們的社會沒有權力以經濟發展的名義傷害他/她們，就如同你開車上路，負有保護行人安全的義務一樣，國傢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必須要保障那些在現代經濟活動中不能夠獲得維持正常生活的收入的人群，不管這種狀況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

至於那些僅僅因為身份地位不同，在整個社會中從事的行業不同，並由此也必然導致它們的下一代生活在不同的環境之中，亦即出現先天的身份地位差別和不平等的情況，則更是國傢需要通過資源分配加以救濟的領域。

還有那些由於先天的或後天的原因，陷入無法生存的境地的人們，向他們提供免予生存危機的公共服務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不要說楊改蘭、吳花燕的處境不是誰造成的，這是我們整個社會的醜聞，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感到恥辱。我不想譴責那些擁有億萬傢財而對底層的苦難無動於衷的人，這裡牽涉到個人財產權保障的復雜問題，以後有機會我們再探討。這裡既然講的是社會福利，那就隻能拿正腐來說事瞭。

還有一種說法，河南鄧州的初三女生，因不能上網課而自殺，這些上升不到公民的生存權高度，她們傢的吃飯沒有問題，不至到瞭生存邊緣。這樣的觀點就是把生存權與吃飽飯劃上等號瞭，僅僅是以吃飽飯為準則的生存那是牲口的生存。人是有社會性需求的，在遠古時，穿獸皮樹葉是滿足生存的必要條件，現代人則要穿衣，而且要穿得相對體面，才能在人前象人。同樣道理，當智能手機成瞭全社會人的必備生活物品，離開瞭智能手機就不能象其他正常人一樣與外界交流聯系時，那麼具備擁有一臺智能手機的能力就成瞭實現生存權的標配。生存權是指滿足有社會基本尊嚴的生存條件的權利，並不是餓不死的權利。當這些條件不能滿足的時候，現代國傢的福利保障機制也就存在問題瞭。

人們不僅要問，倘若我們的社會早就實現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讓失業或低收入人群能有維持其基本尊嚴的生活保障，讓老有所依，幼有所長，讓居者有其屋，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那麼楊改蘭、吳花燕那樣的悲劇是不是就會消失？作奸犯科者會不會轉而為善，大批監獄就會空出？每年數以萬億計的維穩費用就可節省下來，沖抵上列支出？

更何況社會福利本質上並不是一種負擔，它與大基建、公共設施投資一樣，也是一種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而且，它比起前者，其長遠利益更是無可估量。比如國傢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在健康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等，就能長期為國傢經濟建設輸出高素質、高技能的勞動力，還能為未來的科技發展培養更多人才。這是那些短視的工程項目投資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我們說瞭這麼多，現代國傢的福利制度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還需要強調一下，這個前提就是民主與法治。這一切都需要在民主法治的制度下才能良好運行，現代國傢的公共屬性也決定瞭它應該遵循的治理規律。而在專制政體下，人民處於無權的狀態，所有的社會福利，無論是醫療、教育、還是住房分配，都會被扭曲為特權階層專享的福利，弱勢群體即便享有也是微乎其微。而且隨著特權階層對底層韭菜的巧取豪奪，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弱勢群體獲得的那點福利就會被稀釋的一文不值，他們的處境甚至比接受救濟前更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