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信息：玫瑰的名字 Le Nom de la Rose 导演：让•雅克•阿诺 编剧：安德鲁•伯金、杰拉尔•布拉什、霍华德•弗兰克林、阿兰•戈达尔 根据昂贝托•艾柯同名小说改编 摄影：托尼诺•德里•科里 主演：肖恩•康纳利（饰威廉） 默里•亚拉伯罕（饰阿德索） 德国、法国、意大利合拍1986年出品 彩色故事片128分钟 影片获1987年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联邦德国邦德影展最佳外语片奖。

I·艾柯和《玫瑰的名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艾柯的《玫瑰的名字》是八十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观"。作为一部学者小说，它无疑是一部博大、深邃、精美、奇妙的作品；作为欧洲最古老的高等学府–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的教授，历经数十年的中世纪文化研究之后，这个中世纪（十四世纪）修道院的故事，可视之为一部妙趣横生的天主教文化教程的读本；同时，作为著名的当代符号学家、电影符号学家，艾柯的作品又可成为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理论的深入浅出的入门书。当然，它的成功同时、也许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最高级的惊险小说"（意大利《再生》周刊）而奇迹般地获得了全球性的畅销。1980年，小说第一版时只印了4000册；六年后，小说在全世界的出版总数已达400万册，并被译为十余种语言。阅读艾柯和《玫瑰的名字》甚至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身份和标志。小说也因之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范本之一。

《玫瑰之名》1987年重庆出版社版，译者:林泰、周仲安、戚曙光

这是一个扑朔迷离、异峰叠起的故事。十四世纪、意大利的一所有着怪诞狰狞名字的修道院。英国修士威廉奉奥匈帝国皇帝之命前往调查其中可能的异端秽行。但他的调查成了对修道院中发生的一系列谋杀的侦破。在七天中七个修士以怪异恐怖的方式死于非命。于是、上帝的遗弃、恶魔的诱惑、反基督已降临人间的恐怖充斥了修道院和每个修士的心。而在第二起命案刚被发现之时，就有人预言：这是末日审判的到来，"上帝的羔羊"已揭开了第七封印、吹响了七只金色的号角。而七个死者确乎分别对应着《圣经·启示录》中的风暴冰雹、血、水、星晨的打击、毒蝎、黑暗窒息和焚毁了一切的烈火。对预言、末日审判的敬畏加深了恐怖的弥散。而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的介入，使一切变得更为繁复、怪诞了。但摒弃了关于恶魔、基督作为可能动因的威廉发现，死者大都与图书馆有关，而且每个死者都有着黑兰色的手指和舌头–于是，他们必然是典型的中世纪谋杀方式：投毒者的牺牲品；他们的死因又必然与书籍–禁书有关。威廉由此开始了对一本可能存在D怪书的追寻。他成功了，同时也失败了。当他发现了凶杀、凶手的秘密、也就是图书馆的秘密时，元凶、图书馆和那本毒如蛇蝎、也可能蕴含着真理的怪书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II·叙事·文化与阐释

《玫瑰的名字》作为一部小说及此后的电影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是用奇特的方式讲述的恐怖故事，而且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罗兰•巴特所谓“欣悦”的本文，一个具有多种读解、阐释可能与途径的叙事体，一个展开本文游戏的场地[1]。首先它以类惊险/侦破故事的构成方式提供了一部具有文化意义学的叙事本文。事实上，一切惊险/侦破故事正如它的另一个名称“推理小说”所揭示的：只是一种“推理”、一种逻辑、一种阐释的成功确立。经典的侦破故事——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阿伽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实际上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一个常识世界的重建，一次“理性的证明”。它经常呈现为一种先在的理性预期与文化阐释的印证。于是，侦破故事常表现为一颗阴暗、邪恶心灵与一颗光明、理智心灵之间展开的智慧的较量。而在《玫瑰的名字》中，这一较量同样贯穿并存在于叙事之中。事实上它也成为主要人物的外在特征：瞎眼的、同时也是为狂热、偏执的信仰、对某一自命为绝对真理的维护、执著而驱向盲目、疯狂的约尔格；和借助科学的工具：目镜而增强目力、有着理性、逻辑的力量及对真理/知识的热爱和无尽的追求的威廉。但是，在《玫瑰的名字》中，并非约尔格的阴谋使真相难于披露；事实上，约尔格的罪行只是事件的史前史。而深深地遮蔽了真相、阻碍了威廉的调查——扭曲了他的推理与阐释过程、从而造成了叙事的延宕的，并不是凶手的行动，而是其它阐释的存在与干扰。如果说《玫瑰的名字》中存在着某种较量与冲突，那么，这是不同的阐释、不同的文化预设、隐身其后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机制间的博斗与冲突。

在小说及影片中，对无名死亡所提出的最初阐释是：魔鬼的诱惑。第二种阐释接踵而至：这是末日审判的降临，是一切行将终结的征兆。前者为宗教裁判所的调查和异端审判官的调查与权威判决所确认；后者则为此后发生的一连串死亡所“证实”。而威廉对真相的揭示，他的阐释最终得到的印证，则不仅对事实的追索，而且是对其它阐释及其背后的文化/权力构成的阐释与解构。他所揭示出的不仅是凶手与罪行始末，而且是凶手、异端审判官、预言者所共有的文化/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机制。于是，威廉的阐释便成了对其它阐释的阐释；《玫瑰的名字》也因之成了一本“元阐释”或曰解构性的本文。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经典篇目。而《玫瑰的名字》中的主要形象“巴斯克维尔的威廉”正是互文影射此经典文本。

在《玫瑰的名字》中，罪行与凶手的真正动因在于对一绝对真理/信仰–上帝的敬畏与其绝对权威的维护；而预言者、异端审判官的阐释则是二者各执一端这一中世纪信仰之维的两极，它同时也是本文构成中的一组象征符码[2]：上帝/撒旦、基督/反基督、恶魔/天使、善/恶、惩罚/罪行。这是一些彼此等值、可以互相替代、置换的二项对立式。其中撒旦作为上帝的对立物，同样成了一个超验的能指，中世纪文化/意识形态里终极阐释的一极。它是万魔之本、万恶之源，它是为一切象征符码和意识形态魔环所必须的二项对立系列中负荷否定意义的一端。其作为一种终极的阐释，可以轻而易举地简化并诠释一切罪行与邪恶，并借以遮蔽这一特定意识形态和权力集团利益必须遮蔽的事实；而作为一个超验的能指，它又可以填充进特定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全部否定性意义、虚构。一如福柯所指出的任何社会都内在地需要离轨者，因为放逐离轨者、以及这一放逐行为自身可使其他人充分意识到他们是被留在社会之中的。放逐行为本身比被放逐者的命运更重要，他们将作为一明证：社会因放逐了他们而变得纯洁[3]。而撒旦、撒旦的使徒、异端正是命名离轨者的有效方式之一。

在《玫瑰的名字》中，恶魔的诱惑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其之于院长是一个有力的盾牌，他可以据此遮蔽起第一个死者自杀或他杀的可能，以此保护图书馆的秘密，以及可能的对修道院中的秽行：变态情欲的深究。其之于异端审判官则是出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作为一种权力手段：它是对权力的行使和对信仰/权力的维护。他必须命名罪行并阐释罪行，他必须借助特定的文化符码及能指链印证"魔鬼的诱惑"的存在。人总是首先确定他们所要的东西，然后使事实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最终，人们在事物中所发现的只是他们自已投放进去的东西"[4]。于是"他成功地发现了（在影片中，他确乎是"下车伊始"便有所发现）魔鬼的能指：黑猫、黑公鸡、女人，发掘出半人半兽的萨尔瓦托；并成功地发掘了作为萨尔瓦托的保护人、和逃脱了异端审判的前行乞僧雷米吉奥。当他成功地把作为魔鬼的文化符码和世俗巫术的杂碎汤：秽行、黑猫、黑公鸡、女人与异端的追随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无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与一个异常完美的离轨者，一个再度得到印证和确信的意识形态镜象。魔鬼的诱惑作为一个象征/文化符码将再次出台，提供秽行、罪人与特定凶杀之间必要的、"合理"的联系。作为小说的缩写本，同名影片中提供了一段精彩的对话。当雷米吉奥迫于酷刑的威胁，甘愿承担谋杀罪时，他悲怆而嘲讽式地自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杀害他们？"审判官给出的提示性的回答是："你受到了魔鬼的诱惑。"于是，不再有疑问。不容有疑问。因为撒旦-魔鬼与一切秽行、巫术与罪恶间的联系是恒定的、不容置疑的。怀疑"魔鬼的诱惑"的存在，同时意味着怀疑上帝的至善与万丈光焰。每一次对魔鬼诱惑的指认都将成为对上帝的再度认同。"你在那里发现了二项对立，你就在那里进入了意识形态。"[5]《玫瑰的名字》中的这组象征符码和一切经典的二项对立式一样，同时意味着社会秩序。一旦对立消解或反转，便无疑意味着社会的倾覆或解体。在小说中成为的"缺席"、而在影片中呈现为"在场"的火刑场景将完成一个酷烈而蔚为壮观的放逐/惩戒式。

和"魔鬼的诱惑"并存的阐释是"末日审判"的降临。它呈现为本文核心的象征符码的另一端：上帝的力量与光焰。这是对同一事件序列的完全相反、似乎也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阐释。事实上，与"魔鬼的诱惑"相比，"末日审判"是基督教文化所提供的最有力、影响最为深广的文化与话语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基本母题与原型。时至今日，它仍是一切人类、全球性灾难的最有威慑力的话语方式。核恐怖、能源危机、第三次世界大战、环境污染……无一不可在其中找到一幅狰狞的预言性图景。这是《新约》的"福音"中，《旧约》式酷烈的话语的一次肆虐式的复活。如果说文化/哲学所涉及的无外乎三个基本命题：起源（开端）、终结与拯救。那么，"末日"应是拯救与终结的同时降临；但与终结–人类的死灭相比，获救的希望是如此的孱弱而微不足道。作为中世纪意识形态的镜象之一，它意味着上帝的力量，意味着"神界的胜利"。它是一种真实，一个超验的真理。它是真正的预言：一个可预期的未来。而在《玫瑰的名字》中，它作为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对罪行/谋杀的阐释，则是另一读解层面上的意义符码：与其说它是呈现为一个有力的预言之陈述，不如说它只是一段弱者的话语，一个出自虔敬/怨憎者的报复的愿望。这是权力之维的另一端上发出的声音。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宗教是绝望的人的希望。《玫瑰的名字》中对末日–毁灭与惩戒的呼唤则是权力集团之外的无为者的寄寓和希望。但随着行为符码构成的事件序列的延伸，它渐次地具有了"预言"/"真实"的力量。于是，对于占据着拉康所谓"象征的透视力"[6]这一特定位置的威廉说来，它便成了一个文化的反身力的明证：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另一终极阐释–上帝意志的呈现，它只是一个行为序列的逻辑排列。如果它被证明为真，那么它无疑是一个病态心灵的佳作：一个参照启示录模式而构造的杀人模式。而小说的有趣之处则在于，威廉在将这一模式指认为一个文化的反身性的例证时，他自己也落入了它的陷井。在相当长的时间o，威廉相信并致力于寻找一个邪恶、老谋深算的谋杀者，一个启示录杀人模式的执行者；尽管他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但末日之说毕竟作为一个话语模式先在地规定了威廉及他人的心理预期，限定了他们对相关能指的指认和读解方式。更有趣的是，真正的凶手也落入了这一模式的迷宫之中，因为这一模式将赋予他超人的威慑，并将给予他有力的赦免。但这一错误的推理终于将威廉引向了事实：在第七天将他引入了"非洲的终结"。

《最后的审判》，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画，由Giorgio Vasari所作

III·迷宫·知识·权力

如果参照罗兰·巴特《S/Z》对叙事符码的分类，将具有不同叙事功能的符码分为：阐释（谜样）符码、意义（意素）符码、行动符码、文化符码和象征符码的话[7]；那么，《玫瑰的名字》作为一部类惊险/侦破小说/电影，其中阐释符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设置悬念、允诺答案/真相、同时铺设多重事件延宕答案的呈现。事实上，本文在它呈现的第一时刻便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阐释符码：玫瑰的名字。这是一个谜样的题名，似乎与被述事件缪之千里。它引自莎士比亚的诗行："纵有一千种名字，玫瑰的芬芳依旧。"作为小说/电影的名字、作为一个特定的词汇段，它直接指称著阐释/命名，指称著能指、所指与所指物间的关系。而阐释-猜谜无疑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基本模式：它是不同能指系列间的转换。"玫瑰的名字"由此将自己转换为一种文化符码及其潜在的行动符码。

罗兰·巴特 《S/Z》

在《玫瑰的名字》中，阐释符码给出一个基本的叙事序列：

疑问/悬念： 超自然死亡与死者 谁是凶手？

我们将发现：

（允诺答案）

延宕： 魔鬼的诱惑预言：末日审判

（虚假的答案）（设下圈套）

关于一本禁书/图书—知识/权力

谁是图书馆真正的主人？

（无人知晓—没有答案）

答案： 盲目的前馆长约尔格。[8]

实际上，《玫瑰的名字》所讲述的是一本书的故事。一本特定的书–禁书。故事中的全部狰狞可怖、怪影幢幢的谋杀与被杀都围绕着对书籍–禁书的觊觎/禁锢、诱惑/制止。如果说确乎存在着魔鬼的诱惑，那么这是一个梅菲斯特式的魔鬼，它附着在图书馆的迷宫之中；它不必借助黑猫或女人之类的工具，因为它所诱惑的并渴望役使的是一些浮士德式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故事；于是它便成了一个极好的福柯式理论的读本。是福柯、也只有福柯别具慧眼地揭示了知识的秘密，和知识与权力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将福柯的本文视为一种至为有趣的叙事，那么其核心的象征编码便是知识/权力。[9]而这正是《玫瑰的名字》的真正主题。

禁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失传第二卷，关于喜剧

在福柯那里、在《玫瑰的名字》之中，知识与权力的交互关系不仅在于其间存在一种等值与互换的可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盅粟"），也不仅在于知识是对抗权力意志的重要方式和有力手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酒盈杯，书满架，名利不将心挂。"）；而在于"知识的考古学就是权力的基因学对应物"[10]。如果知识、知识的话语，是施展权力的工具，那么，权力的施展就会创造出知识的新对象和新形式。这些新对象和新形式又导致和加固了某种权力模式。于是，《玫瑰的名字》中最富于冒险性、并为文化符码所充满的行动符码序列，便是小说、电影中的数次图书馆之行。勘破图书馆这一迷宫，不仅是叙事体中阐释符码的真正的展开过程，而图书馆的空间建构自身便成了关于知识、知识的话语、权力的文化、意义符码的集中呈现。在叙事本文中故事的发生地点：那个有着古怪名称的修道院的诱人之处在于它是一处财富的聚敛地,并拥有"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但"图书馆中有魔鬼的影子附着。"（影片中的院长语）只是这个魔鬼不叫撒旦，而叫梅菲斯特。于是，在创建伊始，这座充满了诱惑的图书馆便被建造成了一个奇特的迷宫。并在门楣上铭有"擅入者死"。占有、并禁锢知识无疑是最为古老的权力范式之一,是中世纪和任一极权时代、极权社会的普遍事实。因为知识和对知识的无尽渴求无疑蕴含着对绝对信仰和绝对权力的拒斥力与解构力。同时，图书馆的迷宫模式也暗示著某种关于知识的话语：对于无尽渴求知识的心灵说来，知识自身确乎是一座迷宫或一处沼泽。通往真理的路上不仅布满了谬误的歧径，而知识自身已具有足够的力量榨干你的生命、活力，驱使你加入疯狂/离轨者的行列。知识之于特定的知识阶层是一种独具生命与激情的存在；在《玫瑰的名字》的被述时代它通常被名之为：神的迷狂或魔鬼的诱惑。于是，作为对权力的施展和保有，作为一种"安全设施"，通往图书馆的门是从里面锁住的；而真正通道则始于经堂中的一幅死神的浮雕，要按动骷髅那深陷的眼窝才能启动通往知识监狱的大门；此间还必须通过堆积着数百年间修道士的尸骨的藏骨室。这又是西方关于知识的话语的另一表述：人类全部知识由死亡开始。换言之，知识由对无解的死亡之谜的思索和挑战开始。而此后是燃著致幻草药的长明灯，在特定的折射条件下制造出狰狞之象的镜子。这当然也暗示著另一关乎知识的话语和陈述–知识所内含的威胁与魔力常常是人类内心的恐惧与幻象。人们在知识域中遭到的惊吓时常是自己的投影；知识不仅迫使人们面对真实，更为经常地，是迫使人类直面自己，这并非总是一种令人欣悦的经历。打破"想象的幻觉"意味着丧失意识形态的屏围、熟悉与安全的天顶。对于阿德索（小说/电影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人）–一个远不及威廉那个为岁月、经验（包括关于知识的经验）磨难并庇护的年轻的生命说来，那无疑是一次恐怖、甚或死亡之行。而对于威廉，它只是向他揭示、或曰印证了一个事实："药草，镜子……这个禁锢知识的地方由许多最精巧的装置防护着。知识被用来掩盖而不是摆脱偏见。""一颗反常的心主持着图书馆的神圣防护。"[11]

米歇尔·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

事实上，《玫瑰的名字》中的七个死者除了两个是为约尔格主使、或亲自杀害的（另一个是他本人），其它四个都死于（或间接死于）对知识、尤其是禁止的知识的渴望和觊觎。而一个颇有注释意义的次要人物本诺（电影中略去了这个人物）充当这一特殊欲望的袒露者："我们为书而活着。"在冲动的时刻他甚至表白说：为了得到一本有价值的书他不惜去犯罪。[12]而在福柯那里，"知识意欲"始终是"权力意欲"的等价物[13]。对知识、禁止的知识的觊觎便是对权力的觊觎。这样，《玫瑰的名字》中关于图书馆的陈述便可以在另一层面上得到读解。这是一面所谓"世界的镜子"；而"为了要有世界的镜子，世界就要有形式。"[14]世界的形式则无疑是另一种话语、或曰文化、或曰知识的特定陈述，它当然参照着权力格局而建构。于是，在福柯的"恐怖故事"中，这一怪圈式的表述是，人类社会的结构便是疯人院或监狱式的中心监视塔式的辐射结构。对知识的渴望永远是对自由/结束监禁的渴望；而知识的获取/自由的临近，却意味着权力中心的临近。除却少数幸运的中彩者–如短暂地降临在本诺头上的"好运"–得以进入权力核心、从而成了知识的占有者与看守外，觊觎权力、迫近权力核心无疑是在迫近、或曰"投奔"死亡。《玫瑰的名字》中大部分死者直接死因是他们沾著唾液揭开书页的手指把毒药带入了腹中；但它同时知识/权力觊觎者的必然结局：作为那颗看守着图书馆/知识/权力的反常心灵的杰作之一，便是这本禁书的每一页上早己涂满了毒汁。于是它成了一部永远不会被播散的"禁"书——死可以使它的所有读者永远地缄口。

1986年的电影版改编，主角威廉由肖恩·康纳利所饰

作为小说的简约与改写本，影片中一入图书馆的叙事组合段是一个精彩而有致的段落。段落的第一个镜头是阴沉的夜幕下，大仰拍镜头中多角形的图书馆塔楼，如同一个在沉默中守护着可怖的秘密的城堡。接着提着灯的威廉和阿德索潜入了经堂。当他们进入了藏骨室之后，幽暗的风灯只投射著一个有限的暖橙色的光区，在青蓝色幽光中，背景里是整齐地垒起的骷髅头和尸骨。当他们出画之后，固定机位呈现出中景里、充满画面的头骨在他们造成的震动和轻风中怪诞地晃动。当终于走完了这死亡所守护的幽道之后，他们进入了图书馆。威廉几乎是狂喜地扑向桌上的书卷，漫无目的掀开一册册厚厚的羊皮书，打开一个个壁龛式的书橱，发出了孩子般的欢叫。伴随着他的动作，短暂地出现了激越情绪音乐。此后的七个镜头都将威廉和阿德索呈现在中景之中，而前景则为稍仰的机位所突出的、堆积著的书卷。充满迷醉感的情绪音乐再度呈现。这是威廉的一次神圣的、叫他心醉神迷的巡礼；而对于阿德索，这则是一个被敬畏和无名的恐惧所慑服的时刻。他注视著、翻动著书卷，嗫嚅著："这些书里一定有许多可怕的东西。"当画外音中威廉提出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信仰和疯狂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阿德索恐怖地发现他在无意中已进入了迷宫的另一个区域，当他开始向他自以为是威廉的方向奔跑时，他离那个熟悉的声音更远了。全景镜头，青蓝的幽光中，只有不知通往何处的曲折、怪诞的楼梯。切为威廉的中景，当他意识到阿德索已在迷宫中与他失散时，反打镜头呈现出多角形房间的每一面墙上都有一扇门，每一扇门外都是一处似乎在允诺、诱惑的楼梯。于是他命令孩子大声读书并直向左走。而与恐惧挣扎的阿德索却扯开了自己粗毛衫的线头，将它系在一只椅背上，然后向左走去。当他走在曲折回旋的楼梯上时，前景中只有那缠绕着留在他身后的线绳在抖动。突然，他惊恐地后退了："前面有灯！"反打，对面一处幽光。经过伴着对话的、符号的印证之后，指认确立了：那是正在寻找他的威廉。就在他向威廉奔去时，他几乎是惨叫着向一旁逃去，视点镜头中，一个狰狞怪诞的形象迎面扑来。与此同时，威廉果敢地大步走来，举起了手中的灯，他笑了："不过是面镜子。"一面在光照与变形中把擅入者的身影变为怪象的镜子。这时，继续前行的威廉突然踏上了一个陷井的活门，猛地跌落下去。俯拍镜头中，纷纷坠落的纸片和书卷呈现出这个致人死地的陷井的幽深。而威廉的第一个命令却是："抓住那本书！"阿德索的回答是："我先要抓住你！"他全力把老师拖出陷井之后，威廉环顾四周得出了结论："我们接近核心了。"

这一特定的组合段以其内涵的能指揭示出，“知识意欲”和它所包容的巨大激情以及潜伏的危险；文化模式和它的实践性重述：粗毛衫在迷宫中留下的“线索”和显然是对美蒂娅[15]引导爱人走出魔宫的红线的模仿；镜中的恫吓和致命陷井反过来告诉威廉核心的临近：那应是图书馆的核心，也就是放置禁书的禁地；它也是象征式中的权力核心，在小说与电影的最后一幕中，图书馆/修道院真正的主人——瞎眼的约尔格将在那面镜背后等待他们，并将象“敬”上一杯毒酒那样把那册涂著剧毒的禁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二卷》“献”给他们。

影片的最后一个大组合段，是以平行蒙太奇组织起的交替剪辑组合段。这是影片以紧张的外部动作构成的最为完整、最为戏剧化的段落，其中包含着著名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时刻。这也是从小说到电影在情节上改动幅度最大的一个段落。原著中不曾出现的惩戒异端的火刑的执行构成了平行动作之一，而图书馆之谜的最后揭破则构成了这一平行动作的另一条线索。而有意或无意地，这一平行蒙太奇段落的设置以交替呈现的方式展现了权力机器的两种运作形式：一边是火刑，是异端审判官的邪恶、狰狞，这是权力的外在形态–以暴力和酷刑出演对于离轨者的放逐式与惩戒式（事实上，异端审判官在影片的第一次出场，叙事人便以电影的话语形式将其确定为一种权力的象征。观者是在夜色、通明闪烁的火把和大仰拍镜头中看到他；继而同样的机位呈现出沉重的恐怖、怪诞的种种刑具）;另一边则是迷宫中的涂满毒液的书本，是瞎眼的约尔格宁愿将书本吞入肚中死去，也不愿真理撼动中世纪信仰的根基，这是权力的内在机制–通过对知识、思想的有效控制来维护使统治的合法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而电影叙事人所添加的是，对图书馆与"怪书"之谜的揭破，不仅是威廉的知性求索与"知识意欲"的驱使和满足，而且也是阿德索的动机：找到那本"怪书"/唯一的凶手与罪魁，以解脱他心爱姑娘的厄运。后者为这一段落增加了新的戏剧式悬念与张力。那一"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时刻的到来，是平行呈现的两条线索交汇在行刑的火把点燃火刑堆的时刻，与此同时，约尔格掷出的油灯点燃了干燥的藏书，图书馆腾起了熊熊的火光。但是，姑娘的获救并非出自阿德索的努力，而是得自愤怒的村民们的反抗，那几乎是一个小规模的暴动。村民们在修道院大火的混乱中奋起追杀仓皇逃遁的审判官，终于将他逼入绝境，马车跌入悬崖，审判官叉死在他携来的一具刑具之上。然而，正是这第三种叙事因素：村民的反抗的添加，从某种意义上消弱了原作的深度与完整。首先，《玫瑰的名字》确乎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而压迫与反抗则是任一权力故事的核心；但小说/电影真正的被叙事件是权力内部机制/所谓"中心监视塔"中的故事：关于知识、禁书，关于笑，关于信仰与异端，关于方济各会与教会的"帝是否清贫"之争。它们作为权力的秘密，是远离其真正的被压迫者的。其次，审判官之死与少女之获救，使影片在最后时刻落入了"惩恶扬善""不朽的爱情战胜死亡"奇迹等世俗神话的窠臼之中。但是，影片以电影的方式完善了小说所无法呈现的一幕：那便是当塔楼中的大火开始无情地吞食一册册书籍的时候，威廉以一种绝望的英雄姿态试图救下一些、多救下一些书。后景中是烈火熊熊，前景中是不断坠落的燃烧的木梁，而中景里，威廉仍在尽可能快地翻阅，他想救下那些珍贵的、有价值的。这是影片的主题之一，对真理、知识的热爱，抑或称为"知识意欲"最为动人的一幕。如果说，威廉尚不会为了书、为了获取知识而犯罪，但他却可能为了书与知识去死。而当痛不欲生的阿德索绝望地注视著塔楼–整座图书馆在大火中坍塌下去的时候，威廉出现在即将被火吞没的门口，他满脸烟尘、背抱着满怀书卷。阿德索扑向老师，两人劫后余生般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时，书卷散落在地下。尾声中，威廉和阿德索背着救下的书籍，牵着马匹，在崎岖的山路上离去。前方是浓雾渐次散开的、澄明的远方。

《玫瑰的名字》便如是地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关于权力的故事，也是一部解构了权力话语的故事。它是一部"欣悦"的本文，其小说是作为一个后现代文化的范本，其影片则成为"商业作者电影"成功的一例。

“注释：

[1] Roland Barthes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Lodon, 1976

[2] Roland Barthes S/Z , London, 1975

[3] 米歇尔·福柯《癫狂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精神病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4]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d, 1970

[5] 昂贝托·艾柯《符号学理论》，人民大学出版社

[6] 雅克·拉康《<被窃信件>的讨论》，译文刊于《当代电影》1990年2期

[7] 同注[2]

[8] Michel Foucault Archaeology and Knowlege, Lodon, 1977

[9] 伯纳德-亨利·列维语。转引自《本文的策略》, 花城出版社

[10] 引自小说《玫瑰之名》，中译者：林泰、周仲安、戚曙光，重庆出版社

[11] 同上

[12] 同注[9]

[13] 同注[11]

[14] 《古希腊悲剧神话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文由作者创作于1990年，收入于《镜与世俗神话： 影片精读18例》一书中，作者授权海螺独家微信公号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卢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