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術和武器

（一）中國陸軍

起初，中國試圖向蘇聯尋求軍事援助。後來，部分中國領導人指望日本提供軍事援助，但在東北被吞並後，中日之間就再無合作可能，於是，中國轉而向西方尋求援助。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戰術教條，每個軍閥都有自己的那一套，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在哪裡購買武器。作為國傢元首，蔣介石有著更好的條件，他決定引進德國軍事顧問，如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約翰內斯·弗裡德裡希·馮·希克特和赫爾曼·沃格特·魯舍維赫。蔣介石和這些久經戰陣的一戰老兵心裡都非常明白，中日攤牌是遲早的事，而對抗這種不對稱戰爭的唯一有效途徑是發動總體戰，在預設工事上節節抵抗，用空間交換時間，使得入侵者深陷中國腹地的戰爭泥潭。本質上，這是1916年~1917年德國提出的“縱深彈性防禦”或“遲滯防禦”原則的中國版，但中國戰場的規模更大。彈性防禦原則要求設置多條防線，數條防線互相保護對方，不斷削弱對手，而不是硬碰硬地阻止敵人的正面進攻。1938年，在日本向納粹德國施壓後，所有德國顧問都被迫離開中國。

在1937年7月之前，在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的數次中小規模沖突中，日本人勝者居多。中國工業無法制造先進武器，再加上財政窘迫限制瞭中國對現代化武器的采購，這意味著中國軍隊不得不依靠數量優勢。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龐大的人口的確是一種資產，使指揮官能夠采用某些極端戰術，這是日本人所不具備的。中國軍隊幾乎在各方面都落後，缺乏遠程火力，不得不忍受重大傷亡才能接近敵人，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規避日本擁有遠程火力優勢的戰場。臺兒莊的巷戰和在樹木茂密山區進行的萬傢嶺戰役，表明中國指揮官已經吸取瞭這一教訓。此外，中國人還經常攻擊或擾亂日本軍隊的後勤。中國遼闊的國土使日本人的補給線拉的很長，使得中國軍隊很容易襲擊日軍脆弱的補給線。1937年，最精銳的部隊是中央軍部隊，它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進行瞭德國式的整訓。蔣介石曾計劃改革和重新裝備60個“德國”師，但到1937年中期，大約隻完成30個師的升級工作。此外，許多完成整訓的部隊未獲得充足裝備。這些所謂的德械師在上海和南京遭受瞭極大消耗，部分師還參加瞭臺兒莊戰役及武漢大會戰。中國地方軍隊大都源自軍閥部隊。對於這樣的軍隊，一般沒有戰術可言，完全依靠數量。

毛瑟C96被稱為“盒子炮”，因為它有一個矩形彈匣，可以說在1920年後的30年裡，該槍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武器。進口型號大部分是9×19毫米口徑。中國版本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漢陽軍火工廠版，口徑為7.63毫米。而另一個是山西兵工廠的45ACP17型。

中國軍隊缺乏火炮，這造成瞭戰場上的很大被動。一個典型的日本師團擁有48門野戰炮，而中國師隻有16門。此外，中國也缺乏彈藥儲備。例如，1937年7月，第10炮兵團裝備瞭德國150毫米sFH 18/32L型重型榴彈炮，每門炮隻備彈200發子，一旦這200發炮彈被消耗，就必須進口新炮彈。相比之下，日本陸軍第6炮兵旅團在1937年用於支援登陸行動的48門150毫米榴彈炮，每門炮都備彈416發。中國武器彈藥數量不足使中國的武器質量問題更加嚴重。例如，除瞭蔣介石的精銳德械師外，所有的地方軍隊都裝備本土制造的西方過時武器的仿制品。廣西的第21集團軍在上海戰役（1937年）中遭到重創，該集團軍裝備的中國造火炮，射程隻有9.15公裡，而日本火炮可以達到這個射程的3倍，中國國產火炮炮管壽命不到日本火炮的一半。冶金業不發達是重要原因。第三個問題是許多火炮不能進行炮兵間接射擊，因為中國炮組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訓練來執行這個任務。此外，中國人缺乏觀察氣球等偵察設備，中國前線部隊則缺乏必要的技能和通信設備來呼叫炮火支援。

1937年，中國的小型裝甲部隊，最初裝備瞭德國輕型坦克和裝甲車，在上海和南京戰役中基本被摧毀。蘇聯軍事顧問團在1937年底到達，他們幫助中國加強瞭陸軍第20師（前國民革命軍第1軍教導師），將其升級為摩托化步兵師。1938年1月，82輛蘇聯T-26B坦克和其他蘇聯軍事援助抵達中國，這些裝備拯救瞭中國裝甲部隊。後來，第20師進一步擴大並成為第5軍的一部分。1938年5月，第5軍參加蘭峰會戰，其強大戰鬥力和頑強的戰鬥意志令人印象深刻。即便如此，中國軍隊仍然缺乏足夠的坦克。此外，在巷戰中，中國坦克和步兵的協同不足，這意味著，每當中國人使用坦克時，其損失都極其巨大。這是由於中國人缺乏全武器訓練，而隻有在戰爭快結束時，在接觸到美式戰術理論後，這個局面才有所改觀。

上圖說明：捷克ZB-26輕機槍是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標準輕機槍。記錄顯示，在1927~1939年間，中國共采購32272支，其中17163支是在1937~1939年期間采購的。最後一批100支於1939年4月交付。第一個成功的中國仿制版本是在1927年由大沽海軍造船廠完成的，但這些中國產的捷克輕機槍大都用不合格的鋼材制造，由於缺乏模板和標準圖紙，零件無法互換。

在步兵武器方面，最常見的中國步槍型號是：7.92毫米24型中正步槍，該槍是德國毛瑟M1924的中國版。7.92毫米1888型，被稱為“漢陽88”，實際為德國1888年式步槍的中國版，以及不同口徑的毛瑟C96“短柄”手槍。

該照片在1937年8月下旬由西方記者拍攝。戴著德國M35鋼盔的士兵是精英中央軍的一員，他手持毛瑟C96，這意味著他是一名軍士。背景中的另一名士兵戴著英式“佈羅迪”鋼盔。

對於自動武器，中國最喜歡的是捷克制7.92毫米ZB-26型輕機槍和7.92毫米24型重機槍，後者是德國MG-08的仿制版。在近距離戰鬥中，中國士兵可以同時使用大刀、手榴彈和炸藥包，很多士兵具有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

上圖說明：1942~1943年的中國軍隊。如果佈倫機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聯邦國傢軍隊的象征，那麼ZB-26輕機槍也是中國陸軍步兵最喜愛的輕機槍，日本人仿制ZB-26輕機槍為97型輕機槍。

（二）日本帝國陸軍

日本陸軍一直致力於進攻行動，他們認為防禦在精神和實踐上不符合日本人的精神。日本人喜好主動突襲，認為這有助於速戰速決。事實上，日本步兵的頑強戰鬥精神，加上出其不意的突擊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瞭火力上的不足。與同一時期納粹德軍的委托式指揮不同，日軍基層軍官從不被鼓勵創造性地思考，如果未能實現既定目標，那一定是執行者自身的素質不足，而不是計劃本身有什麼不恰當性的地方。隨著戰爭持續進行，當日本陸軍面對比中國軍隊訓練和裝備水平更好的西方列強軍隊時，這種僵化的戰術思維將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初，實際上，日本陸軍並沒有經受什麼真正的戰場考驗，中國內戰讓日本從中獲利，一切看起來如此順利，許多日本陸軍軍官對中國軍隊的軍事能力評價很低，覺得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一舉征服中國，甚至提出瞭“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口號，很難想象，一支提出“總力戰”這一總體戰思想的軍隊中的大批基層軍官居然可以這般沒有軍事常識、口若懸河。他們普遍認為，通過外交手段的巧妙運用和軍事力量的有力配合，關東軍能夠未經經歷嚴酷戰鬥的情況下征服瞭中國東北的事實，說明瞭中國的不堪一擊。中國駐屯軍的少壯派軍官們各個躍躍欲試，欲在盧溝橋起事，想效仿他們的關東軍同事幹一番“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業。

按照日本帝國陸軍設想，其所謂的“三角”師團將用一個聯隊正面對抗，一個聯隊迂回側翼攻擊，最後一個聯隊作為追擊部隊。舊式“方形”師團隻註重火力，“三角”師團則秉承快速機動和摧毀敵人的戰略。在戰術層面上，日本人往往會采用這些進攻樣式：會戰、突襲、主動出擊和追擊，這四個作戰樣式的共同點即為機動，而且力圖在敵人建立防禦前發動，以便出其不意地殲滅敵人。日軍認為，為瞭獲得或保持戰場主動權，即使缺乏攻擊所需力量，發動正面攻擊也可能是更好的選擇。

日軍主力部隊大都編有炮兵部隊，但在許多情況下，對進攻速度的過分追求意味著日軍步兵在進攻前很少進行大規模集結。相反，他們在接到通常是口頭命令後，直接從行軍狀態開始進攻。日本人喜歡對堅固工事或復雜地形上發動猛烈的正面攻擊，同時側翼攻擊，其目標是將敵人分割包圍，日本步兵幾乎總是更喜歡在夜間進攻，其目的是在天亮前拿下所有關鍵目標、掌控關鍵地點，中國軍隊則不得不在白天發動反擊，日本步兵部隊便可與航空兵配合一起抗擊敵軍。當日軍不得不進行撤退時，他們通常美其名曰“向戰略位置推進”。在撤退行動中，負責提供掩護的後衛部隊通常由機槍小組組成，他們將為整個部隊的安全撤離而犧牲也在所不惜。日陸軍的防禦戰術以僵化著稱，參與防守的部隊在丟失陣地後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組織反擊，而是切腹自殺。

相比同一時期的中國陸軍，日本陸軍武器裝備在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優於對手。在裝甲部隊方面，日陸軍擁有大量坦克。由於中日戰爭早期階段大都發生在中國北部，這個地區的氣候幹旱且道路、橋梁狀況不佳，日本使用輕型坦克在這一地區作戰，為此開發瞭世界上第一臺風冷坦克發動機以保持坦克輕量化。這一時期典型的日本坦克包括97式中型坦克、89式中型坦克、94式輕型坦克和95式輕型坦克。然而，這一時期日本坦克裝甲車輛的技術可靠性不佳。此外，日本陸軍決策層對刺刀與肉搏戰有一種近乎癲狂的偏執。中國缺乏反坦克武器給瞭日本裝甲部隊一種虛假的優越感。

97式中型坦克89式中型坦克94式輕型坦克95式輕型坦克

根據日本陸軍的軍事學說，在大多數情況下，日本人部署的武器種類和數量都很均衡。在1937年，日本陸軍的標準制式步槍是其所謂的6.5毫米 38型1905年式步兵銃、6.5毫米大正11年式輕機槍和50毫米大正10年式擲彈筒（後來被50毫米89式擲彈筒/輕型迫擊炮取代）。

1937年7月的最後一周，日本步兵在津京鐵路附近的戰鬥中。註意後面的擲彈筒小組，他們正在操作一具10式或89式擲彈筒。後者可以發射91型手榴彈和50型燃燒手榴彈，而前者隻能發射91型手榴彈。10式擲彈筒的有效射程為65米，最大射程為175米，而89式的最高射程可達620米。

1935年以前，每個陸軍步槍小隊下轄4支13人步槍分隊（每個分隊有1名軍曹和12名步槍手）、2支輕機槍小組（每小組有1名軍曹和7名士兵，配備1挺輕機槍和5支步槍）。1935年，每個步兵小隊裁剪一個步兵分隊，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七人組成的、配備兩具50毫米大正10年式擲彈筒或50毫米89式擲彈筒的分隊。這個分隊後來增至9人，配備3具擲彈筒。

日本陸軍的機槍中隊下轄4個小隊，總共裝備8挺6.5毫米3式重型機槍或其改進版——7.7毫米92式重機槍。

這支日本機槍小組裝備瞭一挺92式重型機槍。該機槍可安裝一個96型 4倍光學瞄準器，如圖所示，該瞄準鏡被直接安裝在機槍頂部靠後側。在機槍左側的觀測員使用94型 5倍潛望鏡。

步兵大隊還下轄一個炮兵小隊，裝備兩門75毫米41式山炮（後來被75毫米94式山炮取代），這些火炮提供可提供直接或間接炮兵火力支援。

75毫米41式山炮75毫米94式山炮

此外，每個步兵大隊都配備瞭2們70毫米92式步兵炮，該型火炮高低射界范圍很廣。在聯隊級別，日本步兵部隊還裝備四門37毫米94式反坦克炮（仿制自德國PAK 36型37mm反坦克炮）。

37毫米94式反坦克炮70毫米92式步兵炮是日本步兵大隊的關鍵近距離支援武器。該炮的射界較廣，對付防禦陣地中的步兵和機槍陣地非常有效，該炮被中國軍隊大量繳獲，在1950年的朝鮮戰場上依然有其身影。

在中國，日軍炮兵使用最多的且最受一線步兵歡迎的火炮型號是70毫米92式步兵炮（一些單位裝備的是70毫米大正11年式迫擊炮），該型步兵炮類似於裝瞭輪子的迫擊炮，此外75毫米41式山炮也很受歡迎。

998515a3acb7e7d00a9584f5a9cb06fe日本迫擊小組正在操作70毫米大正11年式迫擊炮。嚴格來說，該型迫擊炮算不上一型現代化迫擊炮，與他國迫擊炮不同，該炮居然可算作線膛炮，通過系繩發射，最大射程為1550米。它於1922年正式列裝，是日本陸軍的第一型迫擊炮，總共生產瞭234門，隻在中國戰場早期看到其身影，隨後被92式步兵炮取代。

二、指揮與控制

（一）中國陸軍

中國軍隊的一個主要弱點是缺乏軍士與指揮軍官，以至於初級軍官執行瞭太多西方軍隊中軍士通常承擔的職責。由於1937年~1938年的高傷亡率，近10%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級軍官血灑疆場，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基層軍官的巨量損失導致瞭戰鬥效率的迅速下降。根據1938年的一份軍事報告，中國陸軍每年需要補充不少於45000名基層軍官才能滿足需要。1936年的一份美國軍事報告顯示，彼時的國民革命軍陸軍共有136474名軍官，其中1782名為高級將官，高級軍官占15%，其餘83%為初級軍官。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許多初級軍官沒有接受過現代戰術及指揮培訓。即使在1945年，中國軍方也隻能聲稱64%的軍官接受過現代指揮控制培訓，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依舊來自基層提拔，毫無疑問，這些人經受瞭嚴酷的戰鬥考驗，他們都是優秀的戰士，但他們往往缺乏對現代戰爭理論的宏觀認識。

上圖說明：在這位中國指揮官上衣口袋裡可以看到兩支鋼筆，他正在帶著外國記者到前線。擁有一支鋼筆被認為是知性主義的標志和財富的象征。中日戰爭爆發之前，絕大多數中國高級軍官都參加過戰鬥，但都是針對土匪或CCP部隊的小規模戰鬥，沒有與日本軍隊那樣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專業部隊交過手。這意味著國民革命軍陸軍部隊缺乏現代基本步兵戰鬥技能，如針對抵抗空中觀察的偽裝，以及光線和煙霧的紀律管控，這導致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戰場表現不佳。

另一個問題是缺乏參謀人員。記錄顯示，1937年，在200萬人的軍隊中隻有2000名參謀，雖然到1940年，這一數字上升到4676人，但仍比理論所需人數低約25%。1937年，大多數指揮官必須自己做參謀工作，而那些被指定為參謀的人隻能算個秘書。中國參謀團隊的整體能力不足意味著許多軍事計劃沒有經過嚴格推演，這在戰鬥中往往造成瞭指揮混亂和不必要傷亡。中國陸軍過於復雜的指揮控制結構，它的顯著特點是層級過多、指揮跨度過大，進而需要重復資源和訓練有素的人力資本來管理，除瞭少數精銳部隊，在戰爭初期，中國軍隊往往是指揮控制系統先行崩潰。缺乏訓練有素的參謀團隊落實指揮官的宏觀決定，這意味著指揮官往往不得不將其作戰計劃建立在不完整的研究基礎上，從而導致糟糕結果。

c4f41c2568f19b0b17e0e667662ca05a1933年，張志中陸軍中將在黃埔/中央軍事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在1932年1月28日爆發的中日上海沖突中，他的卓越指揮使其在中國社會名噪一時。照片中，他穿著中國軍隊帶有德國特色的新式現代化制服。

由於缺乏無線電設備，指揮所的設置往往趨於固定，機動指揮作戰有限，電話網絡經常被日軍切斷失效。戰場上的通信依賴於傳令兵。要命的是，許多指揮官沒有通信安全的意識，到1937年7月，日本人已經完全掌握瞭中國軍事通信網絡。作為一支以步兵為主的部隊，抗戰時的中國陸軍從未完全掌握多兵種協同或多軍種合同戰鬥的能力。在戰鬥中部署的少數火炮大都進行直接火力打擊，能進行炮兵間接火力支援的單位少之又少。許多火炮被部署為“狙擊”角色，有時甚至隻有一門火炮，然而這往往證明是得不償失的，原因是中國炮兵機動能力有限，而在日本完全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他們大都來不及轉移即被摧毀。

在這場艱難的國土防禦戰中，中國軍隊受益於愛國公民提供的當地情報。然而，為主動進攻而準備的戰場偵察工作效果很差，中國軍隊的進攻行動由於偵察不力或不存在而失敗的案例屢見不鮮。對絕大多數中國軍隊來說，擔負偵察任務的常常是騎兵部隊。可是中國軍隊連炮兵用與後勤用馬匹都缺乏，更不用說騎兵部隊是否可配齊馬匹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相比於每個日本步兵師團中專門偵察用騎兵部隊，中國步兵師很少使用騎兵或幹脆沒有騎兵。

（二）日本帝國陸軍

1937年，日本帝國陸軍軍官和軍士團隊一道組成瞭一支訓練有素的戰鬥部隊。影響這支高度專業的力量的一個關鍵缺點是，軍隊在日本社會的地位被過於拔高，以至於沒有任何平衡力量來抑制其不合常理的行為。日本人的過度自信，再加上日本陸軍高層對中國軍隊的低估，將導致意想不到的失敗後果，最終將導致日本無法單邊控制局勢的發展。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挑起盧溝橋事件的日本軍官們居然妄想隻要他們朝宛平縣城的城墻上開個幾槍，中國政府和軍隊便會跪地求饒，那純粹是瘋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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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說明：在1937年全面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是通過發展日本掌控的滿族鐵路產生的。對鐵路安全的防衛需要是將日本軍隊部署到中國境內的借口之一。鐵軌兩邊的土地都被認為是日本領土，這與美國人在巴拿馬運河上空的安排沒有什麼不同，橫跨運河的土地是美國領土。1931年，日本軍隊在這裡守衛著一座關鍵鐵路橋。

在臺兒莊，日軍指揮官會過度深入敵人縱深，而在萬傢嶺，日軍的過度自信導致瞭對後勤重視程度不足，在這次戰役中，第116師團大部分部隊居然把重裝部隊扔到後面，錯誤地認為中國軍隊將再次望風而逃，結果自己慘遭全殲。如之前的文章所述，1937年~1938年期間的日本陸軍師團組織編制正處於過渡期。在戰鬥中，日陸軍廣泛使用所謂“分遣隊”，部署特遣部隊來實現特定目標，這種分遣隊相當於丐版德軍戰鬥群，是臨時性質戰鬥編組。有一點不同，德軍戰鬥群的所屬部隊五花八門，來自五湖四海，而日軍局限於同一師團且規模較小。

上圖說明：這幅照片描繪瞭日本近距離空中支援，空中優勢與戰區制空權是日本陸軍的力量倍增器，而中國軍隊沒有。在整場戰爭中，日本陸海軍經常爭執不斷，在資源分配和威望問題上經常摩擦。兩大軍種間的內鬥給日本軍方領導層的戰場決策造成負面影響。為瞭減少軍種間的內耗，日本最高大本營為陸海軍劃定瞭不同責任區域。日本海軍航空隊主要在中國南方作戰，陸軍航空隊則負責中國北方。而武漢會戰期間，由於戰鬥發生在長江附近，日本海軍聲稱其航空隊也將加入戰鬥，這令日本陸軍極其不爽。在這裡，日軍地面部隊使用旗幟來幫助標定目標，防止友軍火力誤傷事件的發生。

在戰爭早期，日本陸軍的軍官選拔和培訓程序相當嚴格的。在戰前幾年，軍官訓練往往可以持續數年。預備軍官在初級軍官學校完成瞭兩年課程，畢業後，他一般會以準士官（即準尉）軍銜服役3個月，然後開始在高級軍官學校學習20個月。從後者畢業後，他扮演兩個月的軍士角色，然後參加瞭最後的委托考試。專業軍士的教育和選擇是相似的，培訓過程也同樣費力費時。受訓者需要具備一定服役經驗，然後在軍士學校學習長達兩年。在軍士層面上，日本人重視領導能力、對行政及戰鬥管理技能的培養，要求各級軍士們（曹長、軍曹、伍長）具有進取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然而，隨著軍士和軍官的損失劇增，繁瑣的培訓訓練制度被簡化，標準也被降低，這降低瞭軍官團與軍士團隊效率和質量，到1941年，隻有36%戰地軍官是軍校畢業生。

在像中國對手一樣使用無線電和電話通信的同時，日本人也主要以傳令兵送信的方式傳遞戰場命令。盡管日本陸軍配備瞭比更多更先進的無線電設備，但相比於西方軍事強國，這個時期的日本無線電設備又大又重，大都趨向於固定狀態下使用，機動能力也有限。然而，日本人也可以使用飛機來傳遞信息。總之，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上，日本陸軍戰場通訊比中國軍隊更為優良高效。

日本人是侵略者，即便戰前偵查多年，但依舊缺乏語言優勢和當地社會常識。因此，他們往往需要中國合作者向他們提供情報，但由於日本人的暴行名聲，他們通常沒有不會得到當地民眾的支持。在偵察方面，日本人也用騎兵進行偵察，但他們擁有空中偵察這一額外優勢，這是大多數中國指揮官可望而不可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