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8日，国府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将军在金三角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总统”马英九的“党旗覆棺证书”之外，还有中国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内称：“雷老音容笑貌，长者风范，历历在目，宛如昨日。”雷雨田将军死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里是泰国清莱府交界的金三角美斯乐城，国府云南省原主席段希文当年建立的所谓“省会”，意为“美死了”，所以就叫成了美斯乐。数年前的某日凌晨，雷雨田出殡，天空下起细雨。出殡礼仪中的云南元素暴露了他们的原乡：参加葬礼的人都要跨过火炉，用热蒿水洗手，再喝下红糖水。美斯乐的百姓，大部分都来自云南，在共产党即将进军西南的时候，效忠国民党的他们退守到泰缅边境的金三角地带，酝酿着有朝一日“反共救国”。

　　这终究只是南柯一梦。在最后最后一任云南省主席雷雨田去世之前，他们已经选择了与中共和解。在雷雨田的葬礼上，除了有马英九的“党旗覆棺证书”之外，还有中国大陆驻泰国清迈总领事发来的唁电，雷雨田没有遗命后任主席，马英九也没有打算理会这群所谓的“遗民”，民国大陆西南最后一个省级政府云南省国民政府没有了……

　　反共，已恍如隔世之事。

↑ 云南边境，国军某处驻地

　　从云南退往异域，扛起“反共救国”大旗

　　张德宁是雷雨田治丧委员会成员。他生于1933年，已经80岁了，在泰北的“反共救国军”尚未解甲归田时，他出任过5军机要室秘书，营级待遇。

　　5军和3军，是盘踞在金三角的“国军”主力只是后来他们被台湾当局所抛弃。张德宁是云南凤庆县人，汉族。他家境很差。14岁的时候，为了能吃一口饱饭，他参了军，成为乡下地方自卫队中一名战士。虽然军队中也有没饭吃的时候，但总好过赤贫的躬耕生活。

　　那是1947年，他离开了家乡，开始和共产党频繁的战斗。依靠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在云南的丛林中或攻或守，一直到退入金三角。

　　几乎与此同时，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高学廉，也加入了“反共”大军。他1931年生于云南永德县乡下，在读小学的时候，开始对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党有所了解，“国家有难，执政党抗日非常辛苦”。和张德宁有所不同，大概是他出身地主家庭的缘故，乡村记忆并没有那么凄苦。“那时老百姓生活稳定，以农为生，吃饭没有问题，大多数都可以生活。”他对人说，那时社会还算稳定，“小土匪有一点半点”，主要在边区，市内没有骚乱。

　　在高学廉六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中缅边境出任公职，母亲也随行，据说在那里雇佣了五、六十个长工。他留在家乡读书，随着年龄渐长，开始听闻有“共产党”，那是地方崛起的“土共”。此外他并无更多了解。等到读初中的时候，“土共”来到了他的家乡，号称“解放军”，在永德县与支持国民党的地方自卫队开战。

　　在家乡被共产党占领之后，他的父亲成为了斗争对象。他在五、六天内，目睹了两次批斗的盛况。在父亲被戴上手铐关押期间，有一天，他在家准备了些小菜，要给父亲送去。路上遇到一个表外甥女，告诉他情况不妙，因为高学廉五伯父家的大哥也被两个人关了起来。外甥女让他赶紧跑。高学廉返回家。第二天，有人佩枪闯进他的家门抓人。他跑了出来。

　　那是1950年。高学廉跑出家乡2天后，找到了永德县自卫总队队长李文焕的“反共基地”，那里有六、七百名游击队员。“我说我家是地主，共产党要抓我，我要参军，他们表示欢迎。”李文焕就是后来的3军军长，金三角国府两大华人军事领袖之一。但在当时，他只是滇缅边境众多游击队的一个。

　　高学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有4个姐姐，3个姐姐已出嫁，妈妈在被吊打之后，带着他的小姐姐也来到缅甸。他的3个哥哥中，二哥很小时去世，大哥逃到缅甸做生意，三哥则加入了共产党，与他针锋相对。

　　高学廉参军第一天就随队伍行军，他们去一个村子，但在那里没有发现解放军。过了几十天后，他们的“反共基地”遭到解放军的围攻。他们挖了作战工事，事先做好埋伏。但因为“解放军武器好，人多”，激战过后，他们的基地被攻了下来。

　　被击溃后，高学廉随李文焕后撤，四处打游击度日。几个月后，听说云南省主席李弥在中缅边境的南坎县整编部队，他们就去投奔。

反攻大不易，美国的支援亦难成事

　　高学廉参军时，整个大陆的江山，已由蓝变红。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发布“云南起义通电”，投向新中国。国府临时任命李弥为新的云南省主席，仍然听从蒋介石指挥的26军和8军，一路败退到滇南，大半战死或被共产党收编。26军之一部进入越南，被法军缴械；另一部278团则进入缅甸，与8军的李国辉709团，成为金三角区域反共的种子部队。他们最开始只有2000余人。（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9月版。）

　　张德宁与高学廉所在的自卫队，不同于李国辉部的正规部队。但后来他们都联合在一起，梦想着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成功。雷雨田也是在这个时候加盟进来的。“雷将军原本在云南任国民党宪兵团长，一个人逃到缅甸北部。因为接触外省人多，他云南口音少，很容易通过了关卡。”张德宁说。

　　溃败的国民党正规军，地方自卫队员、共产党统治下的“受迫害者”，他们组合起来，最初在滇南、缅北、泰北三不管地带打造了一个反共基地。

　　台湾作家柏杨曾写有著作《异域》，专门讲述金三角“反共救国军”故事。这本书1990年还被改编为电影，由朱延平执导，刘德华主演。影片中，有“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李弥与709团团长李国辉的一段对话。李弥说：“国辉啊，依你现在的兵力，能不能反攻云南呢？”李国辉面露为难之色，嗫嚅道：“反攻云南……”但随即又变得坚毅起来：“可以。但是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不能守。”李弥哈哈大笑，拍了拍李国辉的肩膀说：“好极了，当初蔡锷就是提一旅之师，从云南北伐推翻袁世凯的。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呀。”对话虽为虚构，但或许能大体反映出李弥与李国辉当时的态度。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这些啸聚在缅北的杂牌军而言，是一次机会。因为美国的支持，他们反攻大陆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

　　“美国通过一个公司空投武器，我们领到武器后，就去反攻云南。”张德宁就是在这个时候，领到了一只美国空投的卡宾枪，这种半自动武器是此前部队里没有的新装备。甚至还没来得及培训，他就上了战场，以至于要边射击边琢磨如何应用，“开始打一颗子弹拉一下枪栓，后来发现不对，我们手里的卡宾枪可以连打15枪。”他对笔者说。

　　这是张德宁第一次领到枪，他心里很高兴，“人人都想回家，只想着把敌人打死，并不害怕战争。”仇恨使这次出师凝聚了高昂的士气。他们300多人，还曾攻打过他家乡的村子，但没有时间去见亲人，就匆忙退回金三角。他们毕竟是打不过解放军的。

　　高学廉领到武器后，也随部队攻打云南镇康县。“我们有一千四五百人，打进去一部分，未完全占领。解放军增兵，人很多，就又退了出来。往返十多天，打得激烈，有近距离的刺刀战。”

　　镇康之战的情形和整个反攻云南的战况相一致。这场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战斗，最后以失败告终。李弥实际上只控制了包括南坎在内的四个边境县城。李弥事后反省，部队缺乏培训是失败的主因之一，遂于1951年底在缅甸猛撒（即掸邦，因为国府并未承认英国人划的所谓麦克洪防线，所以这里按照台湾当局的说法，属于中国）总部成立了“云南省反共抗俄大学”，培训干部与新兵。高学廉也于1953年在大学步兵科受训三、四个月。他记得结业时，李弥训话，要求各部队团结，回去后继续受训。

大跃进时代的反攻

　　随着大跃进的展开，蒋介石强化了反攻大陆的意念，1959年初还推出“兴华计划”，试图把柳元麟部队打造成国民党的“陆上第一反攻基地”，还从台湾运送干部和特种部队1271人（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但终究没有实力再度反攻作战。

　　不过，大陆此时已陷入饥荒，因此不断有民众接受策反，或主动逃到缅甸加入柳元麟部队。“大跃进之前，边境管制严格，大陆民众很难进入缅甸。到饥荒时，很多吃苦的人才跑过来。我遇到很多老乡，他们说，有人吃草根树皮和稻秆度日把稻秆弄碎磨成末吃掉，相当难吃，也饿死很多人。我们也会派人偷偷去征兵。”张德宁说。

　　1946年生于云南澜沧的佤族少年许晓广就是被成功策反的一个。他对笔者说，“我那时是小孩子，不懂得共产党到底怎么样。解放军刚来时，对我们很好，帮我们割草、盖房子。大跃进时，因为没有饭吃，就和五、六个人一起来到缅甸。”许晓广回忆，当时有柳元麟部下士兵装扮成老百姓，私下里潜入澜沧招兵，在家务农的他就跟了过来。他有一个母亲、一个妹妹。母亲知道他前往金三角，但没有跟来。

　　“兴华计划”仍在照常实施，他们决定扩建军事总部在金三角建设了一个小型机场。这个动作引起缅甸军方的进一步关注。因缅甸军方长期围剿境内国民党孤军，未能成功，故借中缅联合勘定边界的机会，请中共进入缅甸境内携手作战。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奈温1960年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缅甸联邦手中收回1913年被英国侵占的片马地区、以及1941年被国民政府割让给英国的班洪、班老等领土，放弃了对江心坡和南坎的领土宣称。江心坡和南坎一带成了中国放弃，缅甸管不了的地区。根据中缅合约，1960年11月21日晚，解放军22支突击队向国民军16个据点移动，在突袭中击毙国民党1军2师师长蒙宝业、4军5师师长李泰，并很快将其逼退到20公里红线之外。而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后缅军与国民党孤军作战失利，再度邀请解放军协助。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方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在周恩来批准之后，1961年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按大陆方面的统计，前后共歼敌740人。（徐世强《共和国跨国界行动：中缅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纪实》，《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13期。）

　　“这一次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我们3、5军没多大损失，死亡主要在1、4军。共军也伤亡惨重。”此时已是5军上尉通讯官的张德宁说。

　　按柳元麟战报，解放军仅在1961年1月25日一天就伤亡约500人，而柳部仅阵亡官兵15，伤23。（覃怡辉 《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这个数据未必可靠。战报可能有夸大战绩的倾向。有老兵回忆，金三角孤军甚至会凭空杜撰反攻大陆的战斗，向台湾“国防部”做虚假汇报。

　　为鼓舞士气，蒋经国还曾在1960年12月20日前往缅甸猛不了军事总部视察。但败局已定，柳元麟率主力部队渡过湄公河，逃亡老挝。

　　谍报战，“大陆工作组”最后一搏

　　在战争间隙，国共在中缅泰边境的间谍战，在暗中持续进行。“反共救国军”对“共谍”的防范，始终没有松懈。

　　早在1961年第二次撤台之前，云南国军就不断进行反谍工作。“我们抓过很多共谍。”张德宁说，在1951年反攻大陆失败后，“共谍”案开始增多，他记忆比较深的是朱盛昌个案。

　　据张德宁回忆，朱盛昌原为国民党部队军人，国共内战时被共产党俘虏，受训后（约1954年前后）来到缅北，自称大陆无法生存，前来投奔自由。因其学识很高，经过考察后，任职作战处处长，但暗地里一直受到监视。一年多后，朱盛昌书写了一份密电，内称部队正集中整训，可能会反攻大陆云云，企图交给往来边境的商人带去大陆，结果尚未送到商人手上即被截获。

　　“死路一条，朱盛昌被枪毙了。”张德宁说。

　　中共一直没有停止情报战与信息战。张德宁说，他有时会从收音机上听到中共的广播，“他们叫我们‘境外蒋军’，让我们不要再追随蒋介石，回家一切都好，祖国已经建设得非常富强。”

　　云南省政府还制作各种版本的“安全回家证”，输送到缅北，上面是一家团圆或母望子归的图片，并特别注明：一、凡持此证向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投诚者，准予通行，并保护生命财产安全，招待食宿。二、愿回家者发给路费遣送回家；无家可归的由人民政府安置生产或介绍职业；家庭生活确实困难者可报请人民政府予以适当救济。三、携带武器或有其他立功表现来投诚者，按功劳大小另外发给奖金。

　　张德宁不为所动，他更相信那些因饥荒等原因逃到缅泰边境者的说法。但缅北的生活也非常清苦，甚至有病都得不到基本的医治，在“三年灾害”过去之后，投诚大陆者不乏其人。在1962年下半年至1963年5月，有149人起义归来（《人民日报》1963年6月26日报道《云南境外蒋军官兵纷纷投诚来归：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五月底已有一百四十九人回到祖国》。）

　　1965年4月29日，“云南境外蒋军残部大队长段立国、分队长郭安、段立学三人，因不满美蒋黑暗统治，不愿继续为美蒋卖命”，“携电台一部、各种枪六支、子弹一百三十九发，弃暗投明归来，向我云南边防部队投诚。段立国等归来后，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和边防驻军的热烈欢迎，并按照对蒋军起义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发给他们奖金二千元。”（新华社昆明1965年5月19日电。）

　　一直到1976年3月，还有蒋军残部八纵队副官罗玉其投诚归国。

　　（1976年6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逃往云南境外原蒋军残部八纵队副官罗玉其弃暗投明回到祖国》。）

　　而金三角孤军，也会向云南境内渗透，以图获取情报。这部分工作，主要由1961年来不及撤离的驻于缅北西盟军区的马俊国部队执行。和3军、5军不同，马俊国部队一直领取台湾“情报局”的补给，并被授予“滇西行动纵队”番号。

　　按照台湾“情报局”的指令，马俊国部队有突击大陆、搜集情报、破坏通信交通设施和散发心战传单鼓动民众暴动等工作任务。但效果不彰，部队于1975年解散。（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

　　今年70岁的段致统曾在马俊国部下任职三年。据他介绍，他先后共进入云南三次，最成功的一次潜伏一个多月，成功用2万元人民币买通一位副团长，得到一份一页纸的机密文件，还因此获得台“情报局”20余万台币的奖励，且由排长升迁为副连长。（段致统接受笔者专访时，对回云南潜伏的叙述有先后不一之处。他也承认，部分“大陆工作组”工作人员虚构成绩。）

　　而按3军原警卫营营长李金林的说法，马俊国部下的大多情报人员根本不敢进入大陆，“都是骗政府，拿到薪水就行。”这批人被3、5军称为“大陆工作组”，他们中间有一百四五十人就驻扎在距离3军总部50多公里的格致湾基地。“我们很多人都晓得，他们就在缅甸境内等著有人从云南出来，问下那边的情况，或者出高价买解放军的54手枪，说是战利品。”李金林对笔者说，“大陆工作组”人员有时会在河上用芭蕉树干搭一座桥，涂抹上泥巴和白灰，使其看上去像石桥一样，然后拿炸弹炸掉，进而向台湾“情报局”汇报是突击大陆时所做的破坏，以此领功。

　　反共，在这里更多地成为骗取补给的一种生存手段。

　　和解之路，对大陆转变不吝赞许

　　在1961年，柳元麟部队撤台后，泰国军警首长得知留下的3军、5军处境艰难，还曾向美国泰勒将军争取，给予这只“反共部队”以援助。

　　但此后接连发生杀人越货事件，泰国政府怀疑为3军14师所为，故在1967年下令，将14师撤离泰国莱帕蒙山。接下来，泰国政府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过3次会谈，讨论3军、5军的归属与去留。蒋经国也决定将3军李文涣、5军军长段希文调回台湾，但最终并无结果。

　　（参见（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

　　金三角地区到底属于哪个国家，世界上根本没有定论，泰国、缅甸、中国（台湾当局）都宣称这里是其固有领土。泰国军队就曾包围过5军，还曾通过国民党政府驻曼谷“大使馆”武官处（当时泰国与国民党政府建交）传话，要用军事演习误炸的方式轰炸5军总部美斯乐，而5军军长段希文则回答说：本军官兵素来讲究人道，如果不讲人道，在金三角8年，缅甸、共产党为什么消灭不了我们？你们如果这样做，我们也不怕，打游击在泰国也比缅甸更容易。

　　段希文显然不愿离开金三角，失去既有的势力范围。李弥撤台后，他就自任云南省国府主席。那个时候，5军总部附近，没有外国人居住，甚至泰国军方前来，也要事先通告。

　　事情似乎发展到了3军、5军与泰国军方要兵戎相见的地步。

　　泰国共产党的崛起，改变了3军、5军的命运。在难以剿灭泰共的情势下，泰国政府决定雇佣3军、5军，代其出征。

　　从1970年一直到1981年，3军、5军参与围剿泰共，时间跨度为12年。1978年，在与中国大陆建交3年之后，泰国内阁批准了最高统战部的建议，开始准许清剿泰共有关的3军、5军官兵入籍。这两个军的武器，也逐渐被收缴。

　　金三角国民党残军由此转型，步入普通人的平淡生活。他们与中共的关系也逐渐缓和了起来。

　　看着同袍一个一个先后回到大陆老家探望，张德宁也于2000年回了趟云南凤庆县。父母亲早已过世。他参加自卫队转战缅甸后，曾写家信回去，告诉家人自己还活着，并询问家人情况。虽然没有谈及自己当兵的情况和对共产党的评价，但父母亲还是为此受到批斗。他所在的村里有人在土改清算中被批斗致死，他的父母亲都被劳改16年，家产亦被没收，相较而言，留在家乡耕种的5个兄妹，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高学廉也回过大陆，虽然经历了这么多次战役，但他幸运地没有负过伤。他甚至对中共解放初枪毙“恶霸”的行为也表示理解，“共产党误杀的有，但杀的对的也有。”解放前，高学廉听闻这样一个案例，据他家不远一个有钱有势正读书的公子，骑马回家，经过一片树林，被路过的女子惊著，摔下马来。他随即掏枪将女子打死。共产党执政后，将这位公子枪毙。

　　高学廉的转变多少会令人意外。对毛泽东病逝后的大陆转变，他不吝赞许。在他看来，台湾因蓝、绿对峙而“闹得一塌糊涂”，而大陆的社会治理更为成功。类似的观点，在走访国民党残军过程中，时或可以听到。

　　新的2017年，军阀之路，特区之路，还是独立之路

　　随着段希文撤往中泰边境的美斯乐地区，他们所占据的面积已达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将近5个台湾、2个浙江大小）分别被坤沙、罗星汉、彭家声等中下层军官占领，坤沙、罗星汉原本是国民党下层军官，他们成立了两大贩毒集团占据此地，缅甸共产党和苗族共产党的武装部队也分别到达这里，还有一些官兵则投奔缅甸的坤沙和罗星汉。这些人凭著在多年的作战经验，很多人成为了贩毒集团的骨干，更使这些贩毒集团如虎添翼。潘多拉盒子终于被打开，从此，泰、缅、老、中交界的三角地区，成为毒品王国。于是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贩毒集团崛起，从此不再安宁。

　　1993年，国军上尉连长坤沙宣布成立掸邦共和国，自任总统。1996年1月5日，坤沙向缅甸政府军投降，随后前往仰光，开始了被软禁的晚年生涯，2007年10月26日，在仰光寓所病逝。

　　目前，金三角地区除了国民政府残军所控制的美斯乐地区外，分为四大华人特区：

　　第一特区：果敢，1949年，李弥部控制了这个地区，曾置国民政府果敢县。境内通行普通话，全境为汉族，属彭家声部。彭家声原为国民党黄埔新城训练班学员，后加入国民党，80年代退党加入缅共。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在果敢发动了兵变，宣布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党”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同时组建了“临时军事委员会”。彭家声出任主席和同盟军总司令。3月16日，彭部已经控制了原缅共东北军区80％的领地。1989年5月下旬，彭家声飞赴仰光，与缅甸政府就和解的有关事宜谈判。双方经过多次磋商，在停止武装对抗，民族自治、经济政策以及军队的保留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不久，又批准彭家声部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政府”，正式承认其为缅甸特殊的“地方政府”。所在地区设立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辖一县、一市、五区、二镇、十五个乡。果敢是一块狭长的土地，位于掸邦东北部的顶端。

　　第二特区：即原缅共中部军区。1989年4月11日时任缅共人民军中部军区副司令的鲍友祥，率中部军区第5、12旅全体官兵“起义”。

　　17日，鲍、赵二人在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等人的“内应”下，动用第5、12旅的全部兵力包围了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扣押了缅共主席德钦巴登顶及其它中央领导人，并很快“有礼貌”地将这批“领导人”全部送入中国境内的孟连县。4月22日，成立了以赵尼来为总书记的“缅甸民族联合党”和鲍友祥任总司令的“缅甸民族联合军”。总部设在了与中国西盟县仅一江之隔的困马小兰寨。联合军下辖214、417、418、420、525师、2个独立团和中央警卫团。

　　现缅甸第二特区领导人为鲍友祥，担任联合军总司令和佤邦联合党总书记。

　　1996年，联合军配合缅甸政府军打败毒枭坤沙后，成为金三角地区势力最大的华人地方武装。

　　第二特区是缅甸联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南、北两块地区组成。北面位于缅甸东北部，东北面与中国云南省临沧地区的耿马县、沧源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西盟县、孟连县，西双版纳的勐海县接壤。北面与缅甸第一特区（果敢）相连。南面与缅甸第四特区相邻。西面至缅甸第二条大江——萨尔温江（怒江），与滚弄、当阳等城、镇隔江相望。南面地区与泰国接壤。第二特区的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略大），这里居住着汉、佤、爱尼等16种民族，通行普通话。

　　第三特区：即原缅共101军区，是缅共中最晚组建的一个军区，境内克钦族（景颇族）为第一大民族，汉族为第二大民族。

　　这个军区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旅级单位。下辖3个营和一个教导大队，总部设在中国腾冲境外的板瓦。司令丁英，副司令泽龙，原为国民党，1969年先后率部投奔缅共。丁英等权衡再三，看到缅共大势已去，正式向外宣布与缅共决裂。成立了“克钦新民主独立军”，任司令兼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泽龙副之。

　　缅甸“克钦族”也称为“景颇族”，与在云南境内的景颇人同族，克钦族教育之发达与它落后的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今缅甸克钦族领袖中居然很多人都有着在欧美留学的经历。

　　克钦族的武装辖地，目前是四个特区中最为富裕的。缅甸这个贫穷国度最为珍贵的两项宝藏就是“玉石”和“柚木”，而这两项宝藏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了景颇人武装的辖地。碧绿的翡翠宝玉和金红的百年柚木，自古以来在中国都属于珍贵之物，于是在对中国颇为友好的原缅共“克钦族”特区特首的鼓励和支持下，大批生性冒险敢作敢为的客商都蜂拥到了缅甸开矿和伐木。

　　第四特区：原缅共红极一时的“八一五”军区。于1989年4月19日宣告脱离缅共领导，率部成立了“缅甸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军政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会”和“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八一五”军区司令林明贤任“主席”和同盟军“司令”。原“八一五”的683、768旅被改编为369、911师，兵力3000余人。林部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从文革时候从中国出走去的“知青”。原东北军区副参谋长蒋志明出任同盟军秘书长，原缅共中央警卫旅政委罗常保出任参谋长。林部控制的地域与中国的西双版纳接壤，面积4952平方公里，分9个区，500个自然村，全境为汉族。

　　特区领导人林明贤原是逃难的中国知青。林明贤生在海南，长在广州，审时度势，亦相当精明。他是缅共人民军内部最早和缅甸政府和解的高级将领之一，也是最早在其辖区内全面禁绝鸦片种植和毒品买卖的，为此，他赢得了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的高度赞赏，而“第四特区”的替代种植计划（即鼓励山民种植经济作物来替代罂粟）则全部是依靠西双版纳勐海县的无偿援助来完成的。当然，林明贤最为精明的地方则是娶了被称为“果敢王”（汉族在缅甸被称作果敢族，果敢王即缅甸汉王之意）的彭家声的女儿为妻。林明贤曾为彭家声平定了杨茂良兄弟兵变。

　　“第四特区”林明贤部，与其他三大特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林明贤部的领导层是由许多“知青”与福建、广东、海南的华人组成。总司令林明贤就是中国海南人，现年刚50岁出头。“秘书长”蒋志明，原先是东北军区的旅长、副参谋长，中国畹町人，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在各种战斗中得到了锻炼。

　　刚刚从“政法部长”位置上卸职下来，但仍担任著“掸邦东部同盟军”“参谋长”一职的罗长保，云南昆明人。在昆明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与蒋志明一起赴缅共参加革命。到1989年缅共瓦解时，罗长保已经是中央警卫旅的政委。成为缅共“知青”的佼佼者。至今，其仍然是“第四特区”说得上话的人物之一。

　　四大特区的领导层都是汉人（鲍友祥有争议，自认汉族，但有资料却显示其应该为佤族，但搞笑的是这个家伙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压根不会佤族话），1989年11月，鲍友祥在果敢城召开佤邦联军、果敢同盟军、掸东同盟军、克钦民主军、SPP五个武装力量联合阵线会议，正式组成果敢（汉）民主民族同盟军，鲍出任总司令。鲍有祥的理想是把“毒品的金三角”变成“旅游的金三角”、“经济的金三角”，甚至是“梦想的乌托邦”“华人的乐园”。

　　2014年12月开始，缅甸当局和四大特区爆战争，并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