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国，乃四川历史上一个较为古老的县，曾与湘西的古充县一同载入《汉书·地理志》，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一”，据《南部县志（1994）》称：“充国当初所辖范围在阆中与垫江（今合川）之间"，南隆镇以下跨嘉陵江两岸。西汉初，升纪信邑为安汉县划出部分县地之后，充国县域东连宕渠（渠县），南接安汉（南充），西依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大部分县地在今南部县境内。东汉初，充国曾并入阆中，汉和帝永元二年（90）又复置。初平四年（193）分置南充国与西充国之后，再不见充国记于史籍。盖充国古县涉及“西南夷"问题，上世纪末在地名普查和修志工作中的大民族倾向，一些地方竟然绕开充国径称其本土秦属阆中县地，侈谈神秘而古老，而对与充国相关的史籍和文献则不屑一顾。半个世纪以来，周边邻县相继从南部县地划去不少充国故土，使南部县域日益缩小。至于充国的建置时间、民族状况以及治所地望等诸多问题，皆疏于研讨，更无人寻究。本文针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其拙见望学界方家教正。

一、充国是秦置不是汉置《南部县志（1994）》云：“西汉元年（公元前206）置充国县。"照此说，充国可界定为汉置亦可界定为秦置。是年，项羽立刘邦为汉王，汉王割据汉中并未称帝。项羽“假立诸侯后以伐秦"（《史记·项羽本纪》），欲借诸王的力量彻底推翻秦的政权。然刘邦并不满足于汉中王，要王关中，纳韩信之策，决定东向而先定三秦，四月至南郑（今汉中），五月就引兵袭雍（咸阳以西），离开了汉中，仅留下萧何在巴蜀汉中地方利用秦旧地方政权筹集军粮。近年有人在一些诗文中释“充国”一词称：“楚汉相争时，充国为汉王所出人力物力贡献殊大，乃以充实国之意为县名”。此说有待商榷。盖秦朝充国的巴賨所负担的赋役更为沉重，为秦统一六国贡献殊大，这只可表明秦有充国，绝非汉置充国。而此时巴蜀两郡地为三十二县，汉中郡为九县，共四十一县。汉王所辖地域仅次于项羽，县数超过了其他诸王，由于筹粮任务甚急，无暇来调整行政区划，即使增设一二个县邑，土地数额依旧，也未必有益于征兵筹粮。故刘邦称汉王之初不可能建一个充国县。刘邦称王的第二年，“定雍州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北地、陇西、上郡'。"这“八十余县"皆属秦旧县，故史书上不曾细说县名。此五郡中，除渭南、河上为秦内史，与郡同级，其余三郡皆为秦郡。雍地为汉王通过武力夺得的土地，用“置"这个字眼乃彰汉王的“圣德与军威"。“置"的内容也无异乎是安置几个地方官，建制上没有多大变化。足以说明“汉承秦制"率由旧章。20世纪80年代，由地名普查得知，安汉县为刘邦称帝时（公元前202）所建。《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寰宇纪》以及明清《南充县志》等史籍皆云：“汉巴郡之安汉也，亦为充国县地。"证明安汉县地是在刘邦称帝后由充国析置。明朝太史、嘉靖八才子之一的任瀚（1500一1593）在《南充县志》（序）中云：“充先有纪信者，从汉高祖起兵，为部曲长，死事荥阳，汉世高其勋，以劳名国，置安汉县。"这30余字表明了纪信的籍贯是充国。“从汉高祖起兵，为部曲长"，纪信至少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表明纪信出生的时间是在秦朝。亦足以证明充国是秦时有，而不是汉初置。文物亦可佐证，重庆黄惇先生编《秦代印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是书载有一枚“充壬"的私印，出土于重庆市郊的秦墓中。据专家鉴定，该印的印材、文字风格章法和刀法，均属秦印典型。还有，秦汉时的人多以籍贯为姓，一些医师、巫师、方士、文士等，皆会有私印。“充壬"很可能是秦巴郡之充国人，或秦黔中郡之充县人，不会是“秦之迁民"。它若能证明秦有充县，亦可证明秦有充国。

二、充国与阆中同时置，而非由阆中分置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在蜀地。在巴地，既实行郡县制也推行君长制。当初，秦惠王是想利用勇悍的巴人为其兼并诸侯效命，保留了巴族部落首领王的地位。即“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给了种种优待，使之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这在四川历史上开创了土司制度的先河。据廖寅本《华阳国志·巴志》称：“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一县，仪城江州（重庆）"。一些地方修志的同仁对此“一县"二字颇感兴趣，以为一县就是阆中。实际一县应是江州。据杨宽《战国史》论述：战国前期，秦的发展迟缓，卫鞅变法推行县制，秦国也不过三十县（见《史记·六国年表》）。惠文公时陆续兼并各国土地，每得新地必置郡以守，或设县以防。战略上的防与守必有重点，故郡县为数不多。周秦在巴地允许有巴氏君长的同时，亦置巴郡（公元前314），郡治在彭道。《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下注：“彭道将池在南"。彭道，秦有汉中时开（公元前451）（详述见后）。道，与县同级。道设有啬夫，相当于县令。秦有巴蜀，当初的阆中也不称阆中，杜佑《通典》谓“高城"。因彭城（今阆中彭城）被废，筑高城于江东岸，道郡同治。在秦灭巴蜀之初，巴国大小奴隶主的潜在势力还相当大，秦人一时还难以控制，不得不以君长制与郡县制双轨并行以过渡。阅九十余年（公元前316至公元前221）之后，秦始皇完成六国的统一，才将全国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凡有城市都邑均建立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就是过去与县同级的道，此时均改成了县。如《水经·江水》载：“氐道县本秦始皇置"，升湔氐道为县。是则秦析彭道置充国与阆中二县，亦可肯定在此时。还有蜀郡的严道县（荥经），僰道县（宜宾）也是此时才有的。盖巴郡的畛域占有今川东川北偌大一片土地只有“析地分民"才有益于“黔首改化，远迩同度"（《史记·秦始皇本纪》）。故有人坚持张佳胤刻本的《华阳国志》“分其地为二县”。此“二县"便是秦惠文王灭巴蜀之初的彭道（王畿内县）和江州。当初尚无阆中。除了张本，20世纪60年代南部县的徐耘刍老先生说他还见到过几种明清版本的《华阳国志》，皆谓“执巴王以归阆中，分其地为二县”，“二县"指的就是充国与阆中。他认为“执巴王以归阆中"，阆中是当时秦人的屯兵之地，江州尚未完全控制在秦人手中。经查，《华阳国志》的版本还有吴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明吴珀刻本），何本（明万历何允中杭州刻本），王本（清乾隆南昌王谟刻本），浙本（清杭州剜补《广汉魏丛书》）等，皆谓“分其地为二县"。所谓“二县分治"，徐老先生是说秦有巴蜀之初，人口少，不会有很多县。三十二县、四十一县，都是秦晚期人口发展多了才有的。徐老未谈及彭道，照徐老言，充国、阆中二县在战国时就有了。此说虽一家之言，但可佐证两县同置于秦，而充国非由阆中分置。又据任乃强老先生的《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6页），认定阆中也是汉初才有的。任老先生是根据《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下注“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的话来论述的：“这里的彭道，是秦有汉中（公元前451）时开"。秦汉时地名称道者，皆为夷落（少数民族）所在，新开道路阆中在商周时有彭夷，故曰彭道。战国时秦、楚、巴争夺汉中，巴未得汉中，而先夺得彭道。秦灭巴蜀（公元前316）后改彭道为巴道。刘、钱、函本《华阳国志》皆云：“秦贪巴道之富”。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秦置巴郡于巴道（高城）。不久因战争需要，巴郡郡治迁江州（今重庆），为灭荆楚提供军需后勤。尔后的二三十年中，秦忙于统一大业，战事频仍，六国统之后仅十余年秦朝也就被推翻了，西汉初乃改名阆中"。这与《南部县志（1994）》称“西汉元年（公元前206）建充国"之说，似乎是同条共贯的。任老先生的“汉初改名阆中"之说笔者不敢茍同，但足以表明充国由彭道分置，而非由阆中分置。近年各家所注《常志》皆谓“巴苴"，否定“巴道"，认定“彭道"他们都是依据班固《汉书》来的。若充国与阆中同建于汉初，“汉王王巴蜀汉中"也就不会有“三十二县"或“四十一县"然则历史学家岂非亦取笑于后嗣？窃以为秦朝析彭道同时置充国与阆中二县乃情理之中的事。

南部县盘龙镇嘉陵江

三、充国的“充"是徭役不是赋税地名是民族的历史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名普查时，有人推测“充国境内居民主要是賨人，后因巴人南来，以賨充协韵，称土著賨人曰充，故以充国名之。"据《文献通考·户口一》载李雄薄赋云：“巴人谓赋为賨"，不见史籍载巴称賨人曰充。然上古“充"为东部，舌音昌母；“賨"为冬部，齿音从母。賨充二字声纽韵部都不尽相同，何况秦统一巴蜀时以中原音为官话，上古中原音的冬韵归侵部，故賨充二字上古不相协韵。再者，汉初巴蜀汉中百姓“给军事劳者，复勿租税二岁"。刘邦若以赋税命地名，那就意味着食言要继续向老百姓征赋税，是不合乎汉初实情的。故汉初不会用充字命地名。充国县境的巴賨在战国和汉初皆免征租赋和徭役，而秦朝的秦始皇则强调百姓服徭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战国秦昭王时，彭道的“阆中夷"能杀虎除害，昭王嘉之以“复夷人倾田不租，十妻不算。''“复夷''的“复"就是免除徭役“倾田不租"即不纳田赋，刘邦在汉中称王，“阆中夷从高徂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巴氏有“七姓賨民"为刘邦定三秦，打天下有功，照例享受免除徭役不供租赋的政治酬庸。充是徭役（劳役）。战国时秦在巴地推行君长制，阆中及其周围地区称巴王的王畿，王畿内有慈凫乡。慈凫，即“复夷”的误倒作地名。秦时地名为政令通行开道。如秦始皇以武德定天下，东巡河内郡置武德县是最好的例证。秦并六国后，规定士族与齐民都要服徭役。为强使士族服徭役，秦中央采用“赐民爵一级"的办法使齐民同于士族。《正字通》特注：“充者徭役繁也。"杨伯骏等编《春秋左传辞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亦有同样的解释。充，上部从“厶"、非“云"字，是子字的倒写，指庶民；下部从“儿"，是行动着的人。西周时用于祭祀的牛羊指派专人饲养，叫充，干这种活的人称充人（见《周礼·地官》）。后来服徭役也叫充。如常见的“充军"一词，新《辞海》谓：“古代犯人被发配到边远地方的军内服劳役。"“徭役"是古汉语，“劳役"是现代汉语。秦始皇一统中国，全国人口只有2000万，服兵役和劳役者为230万，占全国人口10％还多。唐人杜牧《阿房宫赋》云：“蜀山兀，阿房出"。秦始皇在咸阳大兴土木，营建阿房宫，征调巴蜀木材其砍伐和运输任务，就落在巴賨的头上。近在石牛道旁的充国阆中，其巴賨是有义务要去完成的。如阆中的范目，充国的纪信等人，都曾经是服徭役或服兵役出去的。故充字的含义为徭役而非赋税。“周秦对巴族的怀柔政策总是一样的"，巴族武陵蛮，即《常志·巴志》所称的“襄蜒之民"，曾经也免服徭役。《隋书·地理志》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武陵、巴陵、零陵皆同焉”，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有慈姑县。慈姑、慈凫皆为夷复的转音（上古无轻唇音）。夷复即复夷，同样是免服徭役。到了秦始皇时代强调齐民服徭役，改慈姑县为“充县''（今湖南张家界市），其背景同于充国。故宋代的《太平广记》（卷041）亦称阆州土著为“阆州莫徭"。

南部县西河风光

四、充国为何要用“国"字《汉书·地理志》云“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百一十四，道三十一，侯国一百四十一。"称郡国的地方是汉室宗亲的封地，或预定的封国，置内史不置太守，与郡同级，郡国连称。侯国，则以备封异姓功臣之地，无国字，但注明“侯国"《汉书》所载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称国者只有充国一县。充国既非侯国亦非郡国，其国字含义是县，恒谓国县二字互通当初用“国"字以别于黔中郡之充县。此种解释从地名上是说得过去的，因这两个古县同见于《汉书》。要单论这个“国"字，便涉及到先秦的典章制度。《南部县志（道光版）》引清人李先复《原序》云：“今之县古之国也，其小者乡遂之类是也。"周秦是按照西周、春秋间中原那些诸侯国家的国野对立制度在巴地建立统治秩序的。巴王都城及其四郊以内的地区（即京畿之地）称国。充国治所（今南部大桥镇东北）正好处于巴王畿内之地。国又分设若干个乡，巴王畿内称慈凫乡，居住者称“国人"。四郊以外地区称“野"，分设若干个“遂"，或称“属"，居住者为彭人的后裔—阆中夷，称“野人"或“庶人"。稽典籍文献，中原诸侯国的乡遂数目各国设置多少不一样。《周礼》有六乡六遂制度；《书·费誓》谓鲁国有三郊（三乡）三遂制度；《国语·齐语》谓管仲治齐分国中为二十一乡，分“鄙（野）"为五属。国野对立制度被废弃的时间，各国也不尽相同。秦有巴蜀之初，巴王京畿之地设多少个慈凫乡，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故充国的“国"字当为乡遂制度的产物。

南部县大升路美景

五、充国故城与阆中为何相距甚近阆中古城秦人选址于嘉陵江东岸，完全是从战略上考虑它三面环水，一而通陆，具有磐石之安，“永葆安宁"它可作为西南控巴蜀，东南征荆楚的大本营，也可以作为防范巴蜀和楚人进犯的堡垒。如果战争失利，秦人可以从陆上增援，非常时期指挥机关亦可由陆上撤退。它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从地名上研究，秦人由高城更名阆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徐中舒先生《论巴蜀文化》一书提到：“《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之阆，师古注音浪，《蛮书·蛮夷风俗》云：谷，谓之浪，藏语亦谓溪谷之地为浪 ”。阆中是按当时当地居民的方言语音起名的。这里的彭人很可能是古代的羌人或姜姓居民。用“阆"字是便于当地居民接受。可见阆中在秦代彭夷后裔的数量不少。斯之谓阆中，乃鉴于有一个汉中。秦中央指望高城日后建成巴郡的军事重镇、经济重镇，成为第二个汉中。秦晚期，阆中有秦国驻军，有秦中央派遣来的官吏，有中原富商巨贾云集，华夏人成了主要居民，随着人口增加其经济日益繁荣。充国故城地址，现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称：“充国治地，今南部县柳驿乡。二种是，任乃强老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称：“充国故城当在今南部县新政坝嘉陵江岸（唐属新政县，元划归南部，20世纪末划归仪陇）。判断依据：《汉书》巴郡十七县有注可定者，十六县皆在江河水运节点上，充国应在江边。第三种，宋人乐史《寰宇记》卷86称：“新井县东北二十八里，充国故城是也（今南部县万年乡境）。第一、二种纯属推测分析，无据可凭。现据今所存《南部县志》的几种版本，皆从《寰宇记》之说。充国故城与阆中相距不足30公里。有学者论述：公元前四世纪巴国迁都阆中，巴人在阆水（古称西汉水，即嘉陵江）河谷地带“化其教而力务农"，利用灌溉条件发展农业、蚕桑和渔业。又在西河两岸利用当地的盐泉生产盐巴。《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巴西充国县地有盐井数十"。可见充国井盐（巴盐）在秦汉之际已闻名于世。充国故城地处西河之滨，为浅丘紫色土地带，农耕和渔业条件也不错，其地富乐，很早为彭人的村落，巴都迁阆中，其地为巴族部落酋长占有。后来筑起了城垣，建起了城堡，成了巴族部落的统治中心。充国故城住有各级奴隶主贵族，除巴族部落的高层首领外，还有等级次之的巴賨贵族。巴人是今天苗徭语族先民，巴賨属壮傣语族先民。他们的语言、 习俗和文化与华夏人大有区别。末代巴王过世，岁月流逝，巴酋原来占有的奴隶逃亡，无人供养他们。二代、三代的巴氏君长地位渐渐被冷落，其生活方式由剥削奴隶改变为征力役和土贡度命一些巴王室成员不愿在秦人眼皮下过日子，皆移居到充国故城生活。充国故城成了巴族上层统治阶级偏安的一隅。旧《图经》云：“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盖之所谓。到了成汉时期，充国故城荒废（见《寰宇记》卷86）。秦统一六国后，巴氏君长只有虚名，巴地全面推行郡县制，彭道被析置为充国与阆中二县。充国故城定为充国县治，辖阆水以西；阆水之东的高城更名阆中，为阆中县治，辖阆水以东。两城相距咫尺，其深远意义在于秦中央要永远约束与制衡巴人，一旦充国的巴賨要轻举妄动，早上出事不等晚上就可出兵镇压，古时的交通与信息传输今非昔比，距离远了是难以办到的。秦人钳制巴人的手段为后来治蜀的统治者提供了良策。如三国末，魏景元四年（263）司马炎分益州置梁州，成都为益州州治，广汉郡属梁州，广汉郡设新都。新都与成都相距30华里，一州出事另一州即可出面干涉。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益州发生兵变，杀死刺史皇甫宴，新都立即出兵，平定了这次事变，果然收到了良效。

科学的认识永无止境，一切迷茫的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求，笔者胪列以上各端，是想把现今能够见到的充国古县的一些资料，以及这些资料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加以整理，条分使之系统化，眉目清楚，不免有就事论事之嫌。有些内容虽在20世纪末的《中国方域》、《四川地名》等刊物上发表过，笔者不敢掩饰拙稿的浅陋，一方面期待方家的指正，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引出学界同仁对秦汉时川东北政区建制问题，特别是充国问题有更新、更好的论述。资料来源：《南部文史资料选辑》

作者简介：王炳尧 南部二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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