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松

《於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登載於1984年6月15日的臺灣《聯合報》，作者是謝冰瑩。謝冰瑩，1906年生於湖南新化，早年寫過反映舊中國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抗戰時期任《黃河》雜志主編。1948年赴臺灣，任教於臺灣師范學院，後移居美國，2001年卒於舊金山。

於立忱

於立忱，1912年生於北京，曾就學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後任職於《大公報》。193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一年後患盲腸炎，住院手術，後染肺結核病，精神抑鬱。1937年3月回國後病情加重，5月於上海自盡，留下絕筆“如此國傢，如此社會，如此個人，無能為力矣”。《大公報》為她數次發文，內容摘要如下：

廣西於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婦女版編輯。工作數月辭職赴日本留學，攻經濟學，苦學勤讀，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靜養經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資盡歸國。到滬後，咯血復犯，由其妹看護送杭州療養，肺疾略減，而精神憂鬱，悲觀前途，萌厭世之念。日前歸滬，昨晨忽自縊身死，其妹發覺後，已救治無及。其妹雲：在杭時已屢次圖謀自殺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熱心學業，青年殞生，聞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報》）

於系廣西賀縣人，賦性慧敏，由工讀自學，插班中學兩年，即考入北平女師大，後任天津大公報《婦女與傢庭》編輯。嗣因求深造，留學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學院，專攻經濟，課餘常撰稿。不幸女士東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腸炎，施行手術後，不如平日康健，後竟由於重傷風引起肺病，經年始愈。今春以資盡歸國，舟車勞顛，眠食失常，病又發作，到滬後，即陷於頑固失眠，神經錯亂，雖經其妹佩珊費盡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殺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報》）

（於女士）“九一八”事變後被推為全校學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請願，頗為賢勞，後因當局以愛國運動所註意，勒令離校，她於離校後，自知努力求進，繼赴天津任大公報婦女副刊編輯，並兼任教課，……最近因肺病復發，神經錯亂，頗成痛苦，有厭世之念，忽於上月二十一日夜間背人自盡，當由其妹於佩珊辦理一切事宜。（1937年 6月1日上海《大公報》）

《大公報》這三則消息，讓讀者清楚地瞭解瞭於立忱的身世和死因。

47年後的1984年，謝冰瑩在臺灣《聯合報》上發文稱，郭沫若在日本追求於立忱，在於懷孕之後棄之不顧，致使於自殺身亡。郭沫若對於立忱始亂終棄的罪名由此而來。如今，在我們接觸到該文之後，對照謝冰瑩前後的不同記敘，不免有很多疑問，甚至會發現其有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硬傷。

首先，按謝文的說法，謝冰瑩是惟一在場耳聞目睹於立忱哭訴這段不幸遭遇的人，聽罷即覺“那天我的內心比立忱還要憤慨，還要痛恨郭沫若。”她鼓動於立忱：“你為什麼不用你那橫掃千軍的筆把他的嘴臉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呢？”當於立忱問她：“將來你要替我伸冤，你答應不答應？”謝回答：“沒問題，當然答應。”此段內容如果是真實的，謝冰瑩顯然已做出承諾，負起瞭伸張正義，為朋友伸冤的道義責任。

然而，從1937年於立忱離世到1984年謝文發表，整整過去瞭47年。在此期間，謝1948年之前在大陸，之後在臺灣和美國。應該說，“比立忱還要憤慨”的謝冰瑩完全有理由、有動機、甚至有義務，也有“言論自由”的條件揭露“真相”，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裡未發一聲，反而在所有當事人郭沫若、於立忱之妹於立群、於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後，把害死於立忱的罪名加給郭沫若。這是為什麼？

再來看該文中，於立忱對謝冰瑩的另一個“囑托”。於立忱說：“我有個妹妹於立群，演過一次電影，用黎明健的藝名，我沒告訴她和郭的這段醜事，你將來有機會見到她，就請把這件事告訴她吧。”這個“囑托”也缺乏佐證。於立忱和妹妹於立群素來關系親密，她生病回國後直到離世，於立群是在身邊照料她的唯一的親人。如此私密的事情，於立忱為什麼不能親口告訴妹妹，反倒要請謝冰瑩這個第三者去轉告呢？退一步說，如果真有其事，謝冰瑩轉告於立群瞭嗎？沒有！直到1984年謝冰瑩還在文章裡發問：“這是個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見謝並沒有告訴於立群。是沒有機會嗎？不是。

1937年秋，淞滬抗戰期間，謝曾和於立群一起在嘉定勞軍，她們的合照至今還看得到。而且她們還和郭沫若一路同行，於立群在《戰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報》，署名黎明健）記下瞭這段經歷：“出發的時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瞭某地，他轉到某軍去瞭，我便跟著冰瑩姊去看看她們隨從的軍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說：‘小心點成炮灰呀！’” 這裡我們再次遇到瞭同樣的問題，謝冰瑩當時為什麼不履行承諾，反倒把郭的“這段醜事”一直向於立群保密？也許，這個“囑托”壓根兒就不存在。

讓人無法理解的事還不止這些。1937年於立忱離世後兩個多月，發生瞭日軍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變。此時，謝冰瑩不僅把她的文章投給郭沫若主辦的《救亡日報》，還請郭為她的《軍中隨筆》一書題寫瞭書名，把郭的題字連同署名一起印在書上。這本書於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謝文的內容是真實的，謝會這樣做嗎？應該這樣做嗎？

下面我們要提到謝冰瑩的另一篇文章，題目叫《痛心的回憶——吊立忱》，寫於1937年6月7日於立忱入殮後的第七天（上海《婦女生活》四卷二十期）。倘若於立忱確實“是郭沫若害死她的”，此刻的謝冰瑩正該履行承諾，為朋友伸冤，揭露“真相”，然而這篇悼文依舊對此隻字未提，反倒是詳細記述瞭她1935年去醫院探望於立忱的過程。她寫道：

你害瞭盲腸炎躺在慶應大學的病院時，天天有許多中國朋友去看你，但女性中以我和竹中最勤。記得是割盲腸炎的那天早晨，我第一個跑去看你，你見到我進來，就快活的流出淚來……一會兒竹中來瞭，她手裡也拿瞭一束鮮花，比我的還大。

你是上瞭麻醉藥躺在手術室的床上瞭，我和竹中來回地在手術室的走廊徘徊，有時側耳傾聽，但裡面傳出來的聲音除瞭刀子，叉子，剪子的聲音隱約可以聽到外，什麼聲息都沒有。……半點鐘過後你被推回房裡瞭，所有在等候著消息的朋友都慶祝你度過瞭難關，你自己那時更比我們快活。

這段文字寫得詳實具體，表明於立忱經歷瞭一次普通的盲腸手術，能夠見證的不僅有謝冰瑩，有於立忱的日本好友竹中繁子，還有“天天”去看望她的“許多中國朋友”。悼文接著寫道：

滿以為你的身體經過瞭那次的大病後，你會好好愛護，加意調養的，誰知不到三年，你竟被病魔擾得自毀你的生命！……你如果當初知道你的生命是這麼短暫的，你也許不至於拼命地用腦，讓肺病侵略你兩三年，終於喪生。

於立忱1935年接受盲腸炎手術，後染肺結核，精神抑鬱，1937年因肺結核和抑鬱癥辭世，謝冰瑩當年寫下的這些話是符合事實的，可以與《大公報》的報道相佐證。可是到瞭1984年，在所有當事人離開人世之後，謝卻背離事實，顛覆《大公報》的，也顛覆瞭她本人悼念文章的說法，把盲腸炎手術改說成“墜胎”，又把去醫院看望於立忱的時間由1935年改到1937年於立忱回國前夕。

1984年的謝文寫道，於立忱的“手術不成功，還要再開一次刀”，“也不知立忱是那天出院的……立忱沒有再開刀，隻告訴竹中，她因傢中有急事，要回上海一趟，不久會回東京，誰知她一去不返，她果然自殺瞭！”

於立忱是1937年3月回國的，此時的謝冰瑩根本不在日本，她早在兩年前，即1935年就從日本回國瞭，也沒有再次返日。她那篇悼念文章（《痛心的回憶——吊立忱》）寫得清楚，1935年的“5月17日是我們離開東京恢復自由的日子”，這一天謝同丈夫黃震（黃維特）離東京回國，於立忱還到東京車站為他們送行。悼文接著寫道：“怕妨礙你在東京的生活，我們回國後，很少給你寫信，你幾時回國的我也不知道。……安葬瞭母親回到衡山來，才讀到潛修兄的信，說你在杭州西湖養病，天天想自殺，正要給你寫信，卻不料噩耗傳來，你已經離開瞭人世！”謝感嘆道：“想不到東京一別，竟成瞭永訣”。

這就是說，自從1935年5月17日在東京車站“永訣”，謝冰瑩再沒有見到於立忱，她怎麼可能在1937年於立忱回國前夕，去日本醫院聽於立忱的“哭訴”？

隨之而來的問題自然產生：謝冰瑩為什麼要把盲腸炎手術說成是“墜胎”？又為什麼要把“肺病侵略你兩三年，終於喪生”，“被病魔擾得自毀你的生命”說成是“是郭沫若害死她的”呢？

其實，謝的早期作品，對郭沫若有很高的評價，懷有崇敬之情。她曾熱烈地描述過郭沫若在武漢群眾大會上演講的情景：

還記得嗎？在武漢時你站在閱馬場的講演臺上，激昂慷慨地演講，我穿著一身軍服完全像個小兵站在講臺的面前，末瞭揚著手高呼口號……（《郭沫若印象記[上]》,1931年《讀書月刊》第一二期合刊，署名美蒂）

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就知道這次的群眾大會有沫若的重要報告，但我想不到他是如此快就登臺的。我快活的快流下淚瞭，我用全副的精神傾聽他激昂慷慨的演說……報告完畢，大傢又狂呼起來，每個人都像發狂一樣跳起來，喊口號，每個人的臉都漲得通紅，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痛恨假革命反革命的政府的……總之，整個會場的空氣都被沫若一個人煽動瞭！從此武漢的革命進到瞭一個新的階段，統治者的假面具都被揭穿瞭！大傢又走上瞭另一條革命的大道。沫若這次給我的印象，自然要比他作品給我的來得大，來得深，來得有力！我永遠忘不瞭他，我相信那次在閱馬場聽過他講演的人，也永遠忘不瞭他的吧！”“我的腦海中深深地刻下瞭一個革命文學傢的印象。（《郭沫若印象記[下]》,1932年《讀書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再來看謝1984年文章的下半部對郭沫若的那次演講是怎樣寫的：

他在閱馬場公開演講，那時是十足的叛徒、反革命、反蔣委員長……可是領袖素以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思想而寬恕瞭他，讓他作瞭政治部第三廳的廳長，後來知道他用瞭一班共產黨員在暗中活動，於是解散第三廳，取消他的廳長，但仍然委他為文化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直到他訪問俄國回來，才露出狐貍尾巴。

這兩篇文章都出自謝冰瑩之手，隻是時間相隔久遠些，對同一件事情評價的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然而，看似難以理解，實則不難，有學者在研究瞭謝冰瑩的晚期活動後指出，“謝冰瑩的思想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李夫澤《從女兵到教授——謝冰瑩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0頁）。這個見解也許有助於我們看待這個變化，理解謝冰瑩1984年的那篇文章罷。

思想發生根本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政見不同也是允許的，但事實可是不能無中生有的，蓄意的構陷終究會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