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黃松
《於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登載於1984年6月15日的臺灣《聯合報》,作者是謝冰瑩。謝冰瑩,1906年生於湖南新化,早年寫過反映舊中國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抗戰時期任《黃河》雜志主編。1948年赴臺灣,任教於臺灣師范學院,後移居美國,2001年卒於舊金山。
於立忱
於立忱,1912年生於北京,曾就學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後任職於《大公報》。193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一年後患盲腸炎,住院手術,後染肺結核病,精神抑鬱。1937年3月回國後病情加重,5月於上海自盡,留下絕筆“如此國傢,如此社會,如此個人,無能為力矣”。《大公報》為她數次發文,內容摘要如下:
廣西於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婦女版編輯。工作數月辭職赴日本留學,攻經濟學,苦學勤讀,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靜養經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資盡歸國。到滬後,咯血復犯,由其妹看護送杭州療養,肺疾略減,而精神憂鬱,悲觀前途,萌厭世之念。日前歸滬,昨晨忽自縊身死,其妹發覺後,已救治無及。其妹雲:在杭時已屢次圖謀自殺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熱心學業,青年殞生,聞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報》)
於系廣西賀縣人,賦性慧敏,由工讀自學,插班中學兩年,即考入北平女師大,後任天津大公報《婦女與傢庭》編輯。嗣因求深造,留學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學院,專攻經濟,課餘常撰稿。不幸女士東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腸炎,施行手術後,不如平日康健,後竟由於重傷風引起肺病,經年始愈。今春以資盡歸國,舟車勞顛,眠食失常,病又發作,到滬後,即陷於頑固失眠,神經錯亂,雖經其妹佩珊費盡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殺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報》)
(於女士)“九一八”事變後被推為全校學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請願,頗為賢勞,後因當局以愛國運動所註意,勒令離校,她於離校後,自知努力求進,繼赴天津任大公報婦女副刊編輯,並兼任教課,……最近因肺病復發,神經錯亂,頗成痛苦,有厭世之念,忽於上月二十一日夜間背人自盡,當由其妹於佩珊辦理一切事宜。(1937年 6月1日上海《大公報》)
《大公報》這三則消息,讓讀者清楚地瞭解瞭於立忱的身世和死因。
47年後的1984年,謝冰瑩在臺灣《聯合報》上發文稱,郭沫若在日本追求於立忱,在於懷孕之後棄之不顧,致使於自殺身亡。郭沫若對於立忱始亂終棄的罪名由此而來。如今,在我們接觸到該文之後,對照謝冰瑩前後的不同記敘,不免有很多疑問,甚至會發現其有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硬傷。
首先,按謝文的說法,謝冰瑩是惟一在場耳聞目睹於立忱哭訴這段不幸遭遇的人,聽罷即覺“那天我的內心比立忱還要憤慨,還要痛恨郭沫若。”她鼓動於立忱:“你為什麼不用你那橫掃千軍的筆把他的嘴臉赤裸裸地描寫出來呢?”當於立忱問她:“將來你要替我伸冤,你答應不答應?”謝回答:“沒問題,當然答應。”此段內容如果是真實的,謝冰瑩顯然已做出承諾,負起瞭伸張正義,為朋友伸冤的道義責任。
然而,從1937年於立忱離世到1984年謝文發表,整整過去瞭47年。在此期間,謝1948年之前在大陸,之後在臺灣和美國。應該說,“比立忱還要憤慨”的謝冰瑩完全有理由、有動機、甚至有義務,也有“言論自由”的條件揭露“真相”,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裡未發一聲,反而在所有當事人郭沫若、於立忱之妹於立群、於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後,把害死於立忱的罪名加給郭沫若。這是為什麼?
再來看該文中,於立忱對謝冰瑩的另一個“囑托”。於立忱說:“我有個妹妹於立群,演過一次電影,用黎明健的藝名,我沒告訴她和郭的這段醜事,你將來有機會見到她,就請把這件事告訴她吧。”這個“囑托”也缺乏佐證。於立忱和妹妹於立群素來關系親密,她生病回國後直到離世,於立群是在身邊照料她的唯一的親人。如此私密的事情,於立忱為什麼不能親口告訴妹妹,反倒要請謝冰瑩這個第三者去轉告呢?退一步說,如果真有其事,謝冰瑩轉告於立群瞭嗎?沒有!直到1984年謝冰瑩還在文章裡發問:“這是個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見謝並沒有告訴於立群。是沒有機會嗎?不是。
1937年秋,淞滬抗戰期間,謝曾和於立群一起在嘉定勞軍,她們的合照至今還看得到。而且她們還和郭沫若一路同行,於立群在《戰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報》,署名黎明健)記下瞭這段經歷:“出發的時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瞭某地,他轉到某軍去瞭,我便跟著冰瑩姊去看看她們隨從的軍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說:‘小心點成炮灰呀!’” 這裡我們再次遇到瞭同樣的問題,謝冰瑩當時為什麼不履行承諾,反倒把郭的“這段醜事”一直向於立群保密?也許,這個“囑托”壓根兒就不存在。
讓人無法理解的事還不止這些。1937年於立忱離世後兩個多月,發生瞭日軍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變。此時,謝冰瑩不僅把她的文章投給郭沫若主辦的《救亡日報》,還請郭為她的《軍中隨筆》一書題寫瞭書名,把郭的題字連同署名一起印在書上。這本書於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謝文的內容是真實的,謝會這樣做嗎?應該這樣做嗎?
下面我們要提到謝冰瑩的另一篇文章,題目叫《痛心的回憶——吊立忱》,寫於1937年6月7日於立忱入殮後的第七天(上海《婦女生活》四卷二十期)。倘若於立忱確實“是郭沫若害死她的”,此刻的謝冰瑩正該履行承諾,為朋友伸冤,揭露“真相”,然而這篇悼文依舊對此隻字未提,反倒是詳細記述瞭她1935年去醫院探望於立忱的過程。她寫道:
你害瞭盲腸炎躺在慶應大學的病院時,天天有許多中國朋友去看你,但女性中以我和竹中最勤。記得是割盲腸炎的那天早晨,我第一個跑去看你,你見到我進來,就快活的流出淚來……一會兒竹中來瞭,她手裡也拿瞭一束鮮花,比我的還大。
你是上瞭麻醉藥躺在手術室的床上瞭,我和竹中來回地在手術室的走廊徘徊,有時側耳傾聽,但裡面傳出來的聲音除瞭刀子,叉子,剪子的聲音隱約可以聽到外,什麼聲息都沒有。……半點鐘過後你被推回房裡瞭,所有在等候著消息的朋友都慶祝你度過瞭難關,你自己那時更比我們快活。
這段文字寫得詳實具體,表明於立忱經歷瞭一次普通的盲腸手術,能夠見證的不僅有謝冰瑩,有於立忱的日本好友竹中繁子,還有“天天”去看望她的“許多中國朋友”。悼文接著寫道:
滿以為你的身體經過瞭那次的大病後,你會好好愛護,加意調養的,誰知不到三年,你竟被病魔擾得自毀你的生命!……你如果當初知道你的生命是這麼短暫的,你也許不至於拼命地用腦,讓肺病侵略你兩三年,終於喪生。
於立忱1935年接受盲腸炎手術,後染肺結核,精神抑鬱,1937年因肺結核和抑鬱癥辭世,謝冰瑩當年寫下的這些話是符合事實的,可以與《大公報》的報道相佐證。可是到瞭1984年,在所有當事人離開人世之後,謝卻背離事實,顛覆《大公報》的,也顛覆瞭她本人悼念文章的說法,把盲腸炎手術改說成“墜胎”,又把去醫院看望於立忱的時間由1935年改到1937年於立忱回國前夕。
1984年的謝文寫道,於立忱的“手術不成功,還要再開一次刀”,“也不知立忱是那天出院的……立忱沒有再開刀,隻告訴竹中,她因傢中有急事,要回上海一趟,不久會回東京,誰知她一去不返,她果然自殺瞭!”
於立忱是1937年3月回國的,此時的謝冰瑩根本不在日本,她早在兩年前,即1935年就從日本回國瞭,也沒有再次返日。她那篇悼念文章(《痛心的回憶——吊立忱》)寫得清楚,1935年的“5月17日是我們離開東京恢復自由的日子”,這一天謝同丈夫黃震(黃維特)離東京回國,於立忱還到東京車站為他們送行。悼文接著寫道:“怕妨礙你在東京的生活,我們回國後,很少給你寫信,你幾時回國的我也不知道。……安葬瞭母親回到衡山來,才讀到潛修兄的信,說你在杭州西湖養病,天天想自殺,正要給你寫信,卻不料噩耗傳來,你已經離開瞭人世!”謝感嘆道:“想不到東京一別,竟成瞭永訣”。
這就是說,自從1935年5月17日在東京車站“永訣”,謝冰瑩再沒有見到於立忱,她怎麼可能在1937年於立忱回國前夕,去日本醫院聽於立忱的“哭訴”?
隨之而來的問題自然產生:謝冰瑩為什麼要把盲腸炎手術說成是“墜胎”?又為什麼要把“肺病侵略你兩三年,終於喪生”,“被病魔擾得自毀你的生命”說成是“是郭沫若害死她的”呢?
其實,謝的早期作品,對郭沫若有很高的評價,懷有崇敬之情。她曾熱烈地描述過郭沫若在武漢群眾大會上演講的情景:
還記得嗎?在武漢時你站在閱馬場的講演臺上,激昂慷慨地演講,我穿著一身軍服完全像個小兵站在講臺的面前,末瞭揚著手高呼口號……(《郭沫若印象記[上]》,1931年《讀書月刊》第一二期合刊,署名美蒂)
我在開會的前一天,就知道這次的群眾大會有沫若的重要報告,但我想不到他是如此快就登臺的。我快活的快流下淚瞭,我用全副的精神傾聽他激昂慷慨的演說……報告完畢,大傢又狂呼起來,每個人都像發狂一樣跳起來,喊口號,每個人的臉都漲得通紅,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痛恨假革命反革命的政府的……總之,整個會場的空氣都被沫若一個人煽動瞭!從此武漢的革命進到瞭一個新的階段,統治者的假面具都被揭穿瞭!大傢又走上瞭另一條革命的大道。沫若這次給我的印象,自然要比他作品給我的來得大,來得深,來得有力!我永遠忘不瞭他,我相信那次在閱馬場聽過他講演的人,也永遠忘不瞭他的吧!”“我的腦海中深深地刻下瞭一個革命文學傢的印象。(《郭沫若印象記[下]》,1932年《讀書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再來看謝1984年文章的下半部對郭沫若的那次演講是怎樣寫的:
他在閱馬場公開演講,那時是十足的叛徒、反革命、反蔣委員長……可是領袖素以寬大為懷,以德報怨的思想而寬恕瞭他,讓他作瞭政治部第三廳的廳長,後來知道他用瞭一班共產黨員在暗中活動,於是解散第三廳,取消他的廳長,但仍然委他為文化工作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一直到他訪問俄國回來,才露出狐貍尾巴。
這兩篇文章都出自謝冰瑩之手,隻是時間相隔久遠些,對同一件事情評價的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然而,看似難以理解,實則不難,有學者在研究瞭謝冰瑩的晚期活動後指出,“謝冰瑩的思想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李夫澤《從女兵到教授——謝冰瑩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250頁)。這個見解也許有助於我們看待這個變化,理解謝冰瑩1984年的那篇文章罷。
思想發生根本變化是可以理解的,政見不同也是允許的,但事實可是不能無中生有的,蓄意的構陷終究會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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