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的那樣，我很晚才進入景教研究（不滿一年）。

之前我看的書大部分是神學史、教會史和系統神學。

神學史的書大概看過：光啟社神學叢書，麥格拉斯的歷史神學，岡察雷斯的《基督教思想史》，利文斯頓的《現代基督教思想》，趙敦華的《基督教哲學1500年》等等；

教會史看過的書多於神學史，包括數本中國教會史的書，有：天主教史（上智），基督教史（社科院編寫），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和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輔仁大學編的中國教會史集等等；

系統神學看得最少，目前才開始看潘能伯格那本系統神學，此外我翻譯過一本日語的系統神學書，巴特《教會教義學》沒看。

在碩士期間，還看過明清天主教漢籍、聖經解經書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可以看出我對景教最開始也像很多信徒和做基督教研究的人一樣，並沒有特別詳細而專業的瞭解。

所以，說來慚愧，談到“對景教的幾個誤解”，我可能是沒有資格去寫的——也許我這篇文章之中也有很多誤解，還希望方傢不吝指正。

1.景教可以追溯到聶斯托利的思想

景教尊聶斯托利為開祖無疑，但是景教是不是傳承瞭聶斯托利精神的教會呢？早在1930年代佐伯好郎的《景教之研究》裡，就已經對此表示懷疑。他說，看聶斯托利的著作，看不出太多的異端傾向，所謂異端思想僅有拒絕瑪利亞是Theotokos（神母）這一點。而所謂聶派是主張耶穌基督二性二位，其實不是聶斯托利的主張。

聶斯托利流放時所作《赫拉克利德的集市》已有英文版，我大概看瞭一下，可能是我學識淺，也可能是我沒細看——沒看出關於基督論有什麼異端之處。按理說，聶斯托利繼承Theodore的解經學是肯定的，我猜他暗地裡也有可能持Theodore的基督論，但是……但是他畢竟沒說出來。而西方教會說聶斯托利持此說，其實是看到Theodore持此說，所以推定聶斯托利有此說法。但是，正如《亞洲基督教史》的作者莫法特引用Grillmeier所說，聶斯托利如果要有異端性的話，那應該就隻是他

從而，他並沒有說出耶穌基督“兩位兩性”。如果說景教是聶斯托利派則沒錯，如果說中國景教乃主張兩性兩位的聶斯托利派，則“聶斯托利派”本身就是對聶斯托利的反叛。正如佐伯說：

究竟存不存在聶斯托利表述耶穌基督“兩性兩位”的文獻？鑒於其文獻大多數已為公教會所燒毀，我也沒看到敘利亞語有此類文獻，又不會敘利亞語，故而無法查得。

一些學者說景教基督論“兩性兩位”的根源在於Theodore的“整全人觀”及其釋經學方法。而Theodore正是我博士要做的神學傢，因為Theodore的希臘語著作沒有傳世，其敘利亞語翻譯我目前還看不懂，在這裡隻能割愛。

2.中國景教僅有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的成員

按秦尼斯坦（即中國）總督亞當（景凈）所記載的大德及法主名字，與東方亞述教會即景教完全一致，其為此教會人似無問題。但是又有一說：當時在中國的景教徒中，混有許多敘利亞正教會（即雅各派，敘利亞一性論派）的信徒。此說由此派一位神父證明，大部分是輔證。如重慶磁器口發現的十字架。詳見：

但此說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因為信徒在其他國傢經商或做工，並不需要神學著述，也不需要自我聲明宗教信仰。

況且唐代的中國，對基督宗教的教派瞭解沒有到如此細致的程度。因此即便他們來到中國，中國人也無法將他們與東方亞述教會的人區分開來。

因此，可能性是成立的，但是沒有直接證據（如考古資料）證明其存在。

敘利亞正教會與東方亞述教會不同。前者尊使徒彼得為首位主教，自詡為安提阿的正統。

這與使徒統緒追溯到使徒多馬的後者完全是兩個教派（當然，教宗JP2也承認瞭東方亞述教會所謂試圖多馬-Addai-Mari在安提阿的傳承），其被大公會議驅逐出正統教會的時間也不同（景教更早）。

雅各派在基督論上持“一性論”，但“一性”其實是“混性”，與其他一性論，如科普特和亞美尼亞的一性論並不完全相同（這裡我不太敢確定）。然而不管怎麼樣，敘利亞正教會在基督論上總歸是與景教的“兩性論”截然不同的。

如果真有此事，那麼，中國景教的歷史又需要改寫一筆。我們甚至可以想象，有沒有亞美尼亞教會信徒和其他教會信徒遠赴秦尼斯坦（中國）的可能性？若有，則在今天基督教研究做得如此細致的前提下，把唐代傳入中國的教會統稱為“景教”，尤其是景教專指聶斯托利及其追隨者的教會，這就很值得商榷。

3.“景教試圖融合佛道，失去瞭獨特性導致它在中國滅亡”

中國景教在多大程度上吸收瞭佛教和道教呢？

先說佛教。

龔天民（1926- ）說中國景教在教義上吸收瞭一些佛教的因素，這是沒錯的^{[6]。佐伯好郎早期作品《景教碑文研究》（1911）中甚至有所謂密教（大日教）學習景教“大庇存亡”從而發明瞭盂蘭盆節（中元節）一說，還有從師承而說凈土真宗開祖親鸞也有取景教教義而創立完全他力之宗教者。當然佐伯早期作品多有歷史發明之說，除瞭以上說法之外，還有元代景教之滅亡的原因是伊斯蘭教多妻制戰勝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之說，不太可靠。}

景教所用術語借鑒瞭佛教，例如“三一妙身”之類，並無可疑之處。一個輔證是早期景教僧景凈去參與瞭佛經翻譯，但因他不會梵語遭到瞭差評。^[7]

但是，正如“上帝”原來是中國詞語，現在被很多人認為是專指西方的God。我猜測，景凈也許希望把佛教詞語完全景教化，把一度佛教化的詞語完全景教化。這存在理論上的可能。

再說道教。

佐伯認為景教也道教化，“罪魁禍首”仍是景凈。他說：

這就把景教之不興看做是景凈試圖融合佛道，而失去瞭自身的“原創內容”。但是正如他自己說，如果完全不本土化，“福音終究無法越過中國文化的萬裡長城”^[9]。

我認為：

首先，景凈在這裡其實試圖壓過佛道教而試圖獲得某些術語的占有權，倒也不是什麼愚蠢的舉動，因為明清天主教傳教士甚至本土士大夫信徒多少有點搶宋明理學傢飯碗的意思（例如說孔子之後儒學就墮落瞭，而東方西方“心同理同”，都是“拜上帝”的種族，因此需要西方的他山之玉來對儒學糾偏）。雖然景凈的嘗試失敗瞭，但不失為一個好的嘗試，給後來的傳教士以借鑒。

其次，就算是融合佛道，景教的教義有沒有到與佛道教教義“界限消失”的那一步呢？肯定沒有。否則，李之藻在景教碑出土後不會第一時間認出它與天主教有歷史上的關聯——李之藻對儒佛道都很熟悉。

最後，天主教廷無論在嚴格的組織還是在給傳教士的支持上，都比大廈將傾的波斯教會好太多瞭。教義的本土化單憑景凈一個人的熱情和努力，在沒有長時間在中國文化環境中“浸淫”、“薰習”的前提下，終究是不可能的。需要長時間在中國待下去，就需要母教會的資金支持，或者傳教士在中國自謀生路（景教徒很多都是醫生，有先進的醫術，應該不成問題）。而唐代景教的母教會早就自身難保瞭，傳教士在當時有沒有行醫掙錢我尚不清楚，但是，即便有，估計也沒有到能扭轉局勢的地步吧。

總之我認為不能完全說唐代景教在中國失勢甚至是滅亡隻能歸因到混合佛道這一點。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盼望某些教會人士和基督教研究者，能夠給景教研究多一點寬容，少一些誤解：

1、如果聶斯托利在“對基督兩位說有多大責任”都不清楚，那麼我們實際上就無法理解景教的本質。^{[10]這就是說，不能一味把中國景教“異端”的鍋扣在聶斯托利本人頭上。我記得我和一位微信好友說過，很早以前《快樂大本營》玩“比劃-傳遞信息”遊戲的時候，隔著不到半米都能傳錯，景教從敘利亞的“總本山”傳入中國，相隔萬裡。隨著政治變換、為瞭自保，其思想肯定會有變化。}

帶著“異端”的有色眼鏡看景教，對我們更好地瞭解它完全沒有幫助。同時，瞭解它也能更好地總結它在中國之興衰得失，為今日之基督宗教提供借鑒的模板。

2、景教來到中國真的隻有東方亞述教會，而沒有其他教會的混入嗎？這是概念問題。當然雅各一性論派也被公教會排斥為異端。但是，如果上述神父的考證能成立，那麼可以說彼得的門徒（盡管某些天主教徒不會承認安提阿教會的彼得首席權）可能早於第一位天主教徒——北京教區的孟高維諾神父——更早幾百年就來到瞭中國。而這是以往的中國教會史都沒有註意到的。也許在唐代的中國，分屬不同教會的人也對基督論有過論戰？這就隻能期待新的考古發現瞭。

3、景教的滅亡是不是因為融合佛道？我們今天的神學建構應該在何種程度上與中國本土的文化“共融”？這是景教能夠給我們同時提供正面和反面借鑒的地方。現在有很多研究景教文獻的學者。但我希望能夠有更多人去研究並比較其神學，不要所有人都去做單純的歷史研究（雖然也很重要），因為前者對我們今日之神學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本文行文倉促，很多地方欠考慮。在此，再次希望方傢不吝指正，先行謝過。

2019年11月4日凌晨

於清華大學紫荊公寓

參考

1. ^指Theodore of Mopsuestia，被敘利亞東方諸教會尊為“釋經者”（The interpreter）,是聶斯托利的老師。
2. ^指Diodorus of Tarsus，是安提阿學派的教父之一。
3.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第260頁。
4. ^莫法特《亞洲基督教史》，第188頁。
5.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第257頁。
6. ^龔天民《唐朝基督教之研究》，第52頁。
7.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10頁。
8.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第265頁。
9.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第999-1000頁。
10.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第2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