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廷統治奔潰，自己率先建成穩定政權是成功關鍵

甲辰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佈衣，能以寬大駕馭群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嘆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饋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禦眾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眾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批評孫吳政權君臣關系不明朗　　壬戌，太祖與起居註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施政要考慮當時的現實情況　　五月丙子，太祖朝罷，退禦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幹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傢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亂世軍閥與成熟國傢間的角力不可一概而論　　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苻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質疑司馬遷對孫武記載的真實性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問起居住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吳國之眾，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贊同趙普提議解除諸將兵權　　八月辛卯，太祖禦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註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隻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認為自己身負天命　　丙午三月戊戌，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註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於一者，何也？”存仁對曰：“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於歷，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於一，斯其時矣。”　　

在處理功臣問題上，唐太宗比漢高祖表現好

九月乙巳，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為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之，高祖為優。”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為優矣。”

建立政權時要文武相得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斫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評價異象，由人禍起　　丙申，太祖禦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斂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起居註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茍有所見，毋隱也。”

褒貶不同類型的帝王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安得不亡？”

前朝得失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鑒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孫子兵法政治內涵欠缺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茍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茍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慎兵戈，不可窮兵贖武　　九月丙辰，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雲：‘兵者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批評唐代繼承者不遵守太宗祖訓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觀唐太宗《帝范》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傢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國運長久，還需後代努力

三月庚戌，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佈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積德累善，至於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伯道而不純。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裡。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故非漢高所及。”太祖曰：“周傢自公劉、後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繇昌。”侍臣頓首曰：“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皇帝的聰明不在於細碎之處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用人唯公　　六月庚戌，太祖閱《漢書》，謂詩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後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著。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唐二帝任用忠良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鬥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宋太祖建內庫不利於國傢社稷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傢，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傢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傢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簽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反對濫賜爵位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唐太宗在納諫上沾沾自喜，不如漢高祖

八月乙卯，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君臣之間要坦誠相待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閑與侍臣論古。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裡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自認禮樂建設不如古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雲：‘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聖德謙沖，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批評唐代宦官掌兵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詩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茍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隻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