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這樣決事比

——《判詞經典》之三

《春秋決獄》又稱“決事比”。

什麼是“比”？《禮記》王制註雲：“已行故事曰比。”顏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

什麼是“決事比”？《周禮·秋官·大司寇》註雲：“疏雲，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雲決事比。”

這與西方的先例制度有些相似的地方，隻不過，西方依據的是先前的“判例”，我們的決事比依據的是先前的“故事”，這些“故事”主要見於《春秋》等五經，本身就包含瞭儒傢經義對於其中的是非善惡的“論斷”。董仲舒的“決事比”篇幅都很短小精悍，頗有一些“片言可以折獄”的味道。我們重點賞析現存六道當中的三道。首先來看“甲無子拾道旁棄兒判”：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雲，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這道判詞所涉及的案情是，甲沒有兒子，在道旁撿到一個棄兒乙，就把他當兒子養大成人。乙長大之後，犯瞭殺人的重罪，就把犯罪的情形告訴瞭他的養父甲，甲就把他藏匿瞭起來。問：甲該當何罪？

董仲舒在斷詞中援引瞭兩條經義。其中一條是引《詩·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這句話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漢代毛亨傳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鄭玄箋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蓋古人誤認為蜾蠃不產子，喂養螟蛉為子。在後世，人們就用“螟蛉”或者“螟蛉子”比喻義子。

可見，董仲舒援引這個經義，是為瞭對“雖非所生，誰與易之”相比況，意思是說：雖然乙原為棄兒，但甲將其作為兒子養育，也就與親生兒子沒有什麼不同瞭。厘清瞭“養父子即為親父子”這一法律關系，就為後面的決獄確立瞭前提。

既然認可存在父子關系，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父親藏匿犯罪的兒子，該當何罪？

按照秦與漢初的法律，親屬間是不得隱瞞犯罪事實的。例如《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就載有一個案例：“臨汝侯灌賢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但董仲舒並沒有援引法律條文，而是援引瞭又一條經義：“《春秋》之義，父為子隱。”這句話見於《論語·子路》：“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所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體現的是儒傢學說的“親親尊賢之道”，這與當時的法律所體現的法傢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之於法”的思想形成鮮明對比。

“引經斷獄”，有時是因為“法無明文規定”，所以“引經”，以補其白；有時雖“有法”，而仍“引經”，則是為瞭“權變”。權衡之後加以變通，“然後有善也”。

在本案，法律本有“民人不能相為隱”的規定，如果父為子隱，則應構成首匿罪。但是，這樣論罪顯然有悖於儒傢經義中的“親親原則”，如果機械司法，勢必造成“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的後果。

因此董仲舒引經義而“權變”，裁判“父為子隱”的甲“詔不當坐”。雖然這在今天看來，不無“違例以從情”之嫌，但在當時，統治階級就是要以儒傢經義對原本是由法傢立法的秦漢之律予以“權變”，以更好地維護統治秩序。

依照儒傢學說，“法律本乎人情，而愛親出乎天性，為人子者縱觸法網，人父匿子之罪，情猶可恕，如此方可得法律、人情之調和。”董仲舒這道判詞影響深遠，到瞭唐朝，“親親相隱”的原則終於在法典之中明文規定。

再來看“甲有子乙以乞丙判”：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在此案，甲與乙是父子關系，依照漢律，子毆父應棄市。但董仲舒認為，甲既然將乙送給丙撫育成人，沒有盡到親親之道、養育之責，兩人之間的父子關系就已斷絕，所以，並不知甲為生父的乙毆甲，就不應以子毆父論罪。

董仲舒並沒有引經義的原話，隻是說“於義已絕”。據《公羊董仲舒治獄》註釋者推論，此語出於《春秋》僖公五年關於“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的記載，故事講來就話長瞭，我們這裡不展開。

另外要提及的是，本案對於父子關系的解釋，恰好與“甲無子拾道旁棄兒判”形成對比，一則是限縮解釋，一則是擴張解釋。雖然一反一正，卻殊途同歸，都體現瞭不拘泥於成法，而是“據法執理，參以人情”。判決的結果，當然就能“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

最後來看“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鬥判”：

甲父乙與丙爭言相鬥，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議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鬥，莫不有怵悵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

本案的爭點是，甲以杖擊丙，原為救父，不意竟誤傷己父，是否應構成“毆父罪”？

有人認為：“毆父也，當梟首。”乍一聽來，這個觀點非常靠譜，因為，第一，符合經義，《孝經·刑章》雲：“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第二，符合律例，在漢律中，不孝之罪亦應斬梟。但董仲舒另辟蹊徑，講瞭一個“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的經義故事。這個故事見於《春秋公羊傳》昭公十九年，說的是許止為生病的父親進藥，誰知把藥服下去之後，父親一命嗚呼。按照法律，這可是弒父之罪，應當梟首，結果他卻被赦免。為什麼？何休的註說得很明白：“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

本案也是如此。甲以杖擊父，本意是為瞭救父，而非害父。所以“甲非律所謂毆父也，不當坐。”這與許止進藥一樣，都是經過“原心定罪”而得出的結論。所謂“原心定罪”，也稱“原情定過”，是董仲舒的看傢學說。

《春秋繁露·精華》曾對其進行過系統闡述：“《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法史學傢黃源盛解釋：“所謂‘原其志’，就是要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推究行為人有無主觀惡性及其程度的深淺；而主觀因素不外包括行為的意圖、動機、目的等。”這就比法傢不計行為動機如何、隻是機械地根據行為結果定罪更具合理性。日本學者日原利國曾說：“春秋折獄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原心定罪’。”而本案正是運用“原心定罪”理論而決獄的典范。

末瞭，我們還有必要品味一下《春秋決獄》的文體價值。

文各有體。像我們日常所讀的詩詞曲賦，都屬於不同的文體。判詞也是一種獨立文體。明代專門研究文體的徐師曾曾說：“文莫先於辨體。”“辨體”為瞭啥？是為瞭“得體”。隻有瞭解瞭不同文體的源流、體制和風格，才能將其運用得更為“得體”。

就文體的發生而言，漢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各類文體，幾乎都可以在漢代尋到根源。正如經學傢劉師培所說：“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而決事比、春秋斷獄等，均作為法律類文體為《後漢書·藝文志》所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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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講學圖》（圖片來源：《文物》1981年第10期）

不同之文體，自有不同之構造。《春秋決獄》諸篇，盡管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判詞，但卻型塑瞭判詞的基本結構。雖然篇幅簡短，但是你拆開來看看，基本的要素卻是一樣不缺。有兩造，有事實，有依據，有理由，有主文。以這樣的體量很小的判詞作樣本，我們最能直觀地體會出判詞的基本要素應有幾何。而在寥寥百字的小小空間裡，猶能引經據典、說理論義，實足令我們後世效法。

“文本於經”。在古人看來，文章的類別與文體，都可以追溯到六經。

近人王棻《柔橋文鈔》雲：“文章之道，莫備於六經。六經者，文章之源也。”又有雲：文章之體有三：散文也，駢文也，有韻文也；文章之用亦有三：明道也，經世也，紀事也。以上諸般，皆本於六經。清人葉夑《已畦集·與友人論文書》雲：“六經者，理、事、情之權輿也。合而言之，則凡經之一句一義，皆各備此三者，而互相分明。”

董仲舒既是經學大師，決獄又言必引經，因此最得文章之真傳。論理則通達，紀事則簡當，抒情則蘊藉。我們完全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判詞史上，無論是司法理念、裁判方法，還是寫作風格，董仲舒都為後世開瞭一個好頭，稱之為判詞鼻祖，亦不為過。

但是，《春秋決獄》所收獲的，並不完全是鮮花和掌聲。何以至此？容後詳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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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李廣宇丨制圖：程國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