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努爾貝·古利亞（Нурбей ГУЛИА）

譯者：芙拉蒂蕾娜

死去的孩子像蘋果一樣從樹上掉下來。

當我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曾偷偷地把魚子醬（無論是紅的還是黑的）從我的早餐三明治上抖落下來，然後一個人吃面包。魚子醬吃膩瞭。螃蟹、鱈魚肝和咖啡也沒人要，盡管價格高得離譜。紅魚子醬每公斤35盧佈，咖啡每100克5盧佈。大學助教（我母親）的工資是1050盧佈。

我非常愛斯大林。我非常非常愛斯大林。然後斯大林來到瞭第比利斯。然後斯大林去世瞭。然後在第比利斯的公墓裡，出現瞭長長的新墳墓，上面寫著同樣的死亡日期——1956年3月9日。從1956年3月9日起，除瞭斯大林，我還愛上瞭一位偉大的格魯吉亞作傢埃格納特·尼諾什維利（Эгнате Ниношвили）。盡管我從未讀過他的作品……

我和斯大林

我們生活得很好——在回顧我的童年的時候，我意識到這一點。我當時12歲，正在上學。那裡有很多陽光和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比陽光還要多。那裡有豐富的食物和其他商品。汽車一打一公斤：例如，重900公斤的“莫斯科-401”汽車售價1萬盧佈。大學教授一個半月的工資就能輕松買一輛汽車。

我的房間裡有一整塊斯大林畫像的聖像壁，我每天早晚都向他致敬。現在我明白瞭，我是在祈禱。誠然，我也向上帝祈禱（我向他祈求一些小事），但後來我請求斯大林原諒我。

1952年，我得知斯大林將來到第比利斯。父親來瞭，兒子該怎麼辦？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去火車站迎接父親。當然，我帶上瞭自己的“共青團員”相機。

……我以為會是一列掛著紅旗的裝甲列車。列車長打開車門，用抹佈擦瞭擦扶手，然後向車廂深處走去。我的心怦怦直跳。斯大林在掌聲中出現在門口。不知為什麼，我原以為斯大林年輕、高大、精力充沛，但我看到的卻是一個身穿白色外衣、滿臉麻子、褐發的胖老頭，他駝著背，一臉疲憊。顯然，這趟路途讓老人疲憊不堪。這是我的第一次震驚。第二次震驚接踵而至。

老人疲憊地向人群揮瞭揮手，然後做瞭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他沒有像“全世界無產者的領袖”那樣驕傲地昂首跳下車廂，而是突然背對著觀眾，在原地慢慢轉過身來，伸出白色的褲子，抓著列車員擦過的扶手開始下樓梯，走向站臺。我帶著“共青團員”擠到近前，等斯大林朝我的方向看瞭一眼，咔嚓一聲按下瞭快門。

照片出來瞭。我珍藏瞭一輩子。我把它從一個公寓帶到另一個公寓，從一個城市帶到另一個城市。照片泛黃瞭不少，我猜是因為我的先驅經驗不足，沒有把它放在定影劑桶裡。後來，當我終於在阿夫托紮沃德斯卡亞附近的公寓安頓下來時，它卻消失瞭。我翻遍瞭每一張紙。但斯大林還是離開瞭我。

……斯大林和他的隨行人員來到火車站廣場，但沒有坐車，而是像最民主、最自由的陽光國傢的領導人那樣，簡單而民主地沿著切柳斯金采夫街（現在的沃克紮爾納亞）走瞭一個街區。然後他們才上瞭車。我跟著他們上瞭無軌電車。因為我知道“領袖”要去哪裡。整個第比利斯都知道——偉大的格魯吉亞人將前往前總督沃龍佐夫-達什科夫的宮殿，這座宮殿被佈爾什維克改建成瞭先鋒宮（Дворец пионеров）。

即使在無軌電車上，我也看到一群男孩緊緊抓住花園的柵欄，從那裡可以俯瞰宮殿的外墻。我擠瞭過去。斯大林離我大約50米遠，沒有再往前走。後來，我長大瞭，我想知道為什麼沒有衛兵——畢竟，隔著柵欄，任何人都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開槍並殺死他！比如說我。沒有人搜查任何人。人群站在柵欄前盯著看。柵欄後面就是斯大林。

他坐在長椅上與人交談。在旁邊，一個穿著白色圍裙、頭戴圓帽的園丁絲毫沒有註意到斯大林本人，而是不慌不忙地用水管給花園澆水。突然，斯大林對身邊的人說瞭一句話，隨後在場的一個人跑開瞭。顯然，斯大林是在要水。但領袖並沒有等待信使，他隻是向園丁揮瞭揮手，拿起他的橡膠水管，往手掌裡倒瞭一點水，直接一捧而飲。不一會兒，那個人跑瞭過來，手裡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一瓶“博爾若米”礦泉水和一個杯子。但斯大林隻是揮揮手讓他走開。

左邊有人贊嘆道：“看他多謙虛啊——他喝的是水管裡的水。換瞭別人，肯定會要求喝最好的幹邑白蘭地！”

“他離開瞭我們，他離開瞭我們，我們心愛的人……”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當時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是眾所周知的：即使是被壓抑的孩子也哭瞭。而格魯吉亞則淚流滿面。我的祖母說：“現在兄弟相殘，國傢將亡！”詩人約瑟夫·諾內什維利寫道：“如果太陽熄滅瞭，那麼我們就不會那麼悲傷——畢竟，它不僅為好人發光，也為壞人發光，但眾所周知，斯大林隻為好人而發光。”

人們在自發集會上建議，整個國傢或至少格魯吉亞應以領袖的名字命名（就像哥倫比亞以美洲發現者的名字命名一樣），斯大林的兒子瓦西裡或“最壞的情況下，也是格魯吉亞人的拉夫連季·貝利亞”應成為第一書記。

1956年初，著名的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格魯吉亞震驚地看到亞美尼亞人米高揚是如何揭露領袖的個人崇拜的。

然後格魯吉亞開始等待悲傷的日期——3 月 5 日，再次確定：發生瞭巨大的反格魯吉亞災難。3月5日到瞭。所有報紙都已售罄。人們互相遞給對方，憤憤不平地搖頭：“哇！哇！”沒有一個字寫到領袖的死亡。就好像斯大林不存在一樣！格魯吉亞人民，尤其是首都的年輕人，無法忍受這種狀況。

當我在3月6日早上到達學校時，我發現以校長克裡門特·維薩裡奧諾維奇·戈吉亞為首的學生和老師在學校前面的街道上。似乎沒有人會進入大樓。神情黯然的管理員——謝爾戈大叔——正默默地把列寧、斯大林、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領導人的肖像從倉庫裡抬出來。赫魯曉夫和亞美尼亞人米高揚立即被憤怒地拒絕，被小學生們踐踏。我們打算帶著畫像和 "列寧-斯大林！"的口號遊行到政府大樓。這個決定不知何故突然出現在所有人的腦海中。甚至沒有人討論任何事情。

捍衛斯大林名譽的第比利斯群眾

中學生們攔下瞭幾輛貨車，我們興高采烈地爬上瞭車廂。開車比走路有趣多瞭。事實證明，我們學校的想法並不孤單——路上有很多這樣的載著學生的卡車。還有許多步行的示威者。當我們接近市中心——政府大樓所在的魯斯塔維利街時，我們高喊口號，並與一些企圖對嚴厲的教師大喊臟話的學生作鬥爭。

在政府大樓附近，我們遇到瞭一位叔叔，他揮舞著雙手鄭重承諾，明天報紙將刊登有關斯大林的一切。示威者們心滿意足地離開瞭：明天他們終於會寫上斯大林在三年前去世瞭！

3月8日，在城市的中心廣場——列寧廣場上演瞭一場盛大的表演。但我們記得它曾經是斯大林廣場。人們暗暗開玩笑說，在莫斯科，連斯大林研究所都改名為列寧研究所……

在廣場上，一輛黑色的“吉斯”敞篷車繞著圈行駛，裡面坐著打扮成列寧和斯大林的演員。這是第比利斯的民間習俗——在所有遊行示威和莊嚴的活動中，都會有兩名深受人民愛戴、裝扮成領袖的演員乘坐“吉斯”車在廣場上繞來繞去，並配以同樣的場景。坐著的斯大林給列寧一個大大的手勢，表示他周圍的人都很高興。列寧露出贊許的微笑，拍瞭拍斯大林的肩膀，握瞭握他的手。人群歡呼起來。

順便說一句，政府大樓外的那個叔叔信守諾言——第比利斯報紙刊登瞭斯大林的巨幅肖像和關於贊揚他的文章。似乎沒有什麼預示著悲劇的發生。但是1956年3月9日來瞭……

鉛點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局沒有設法通過慶祝活動和報紙來安撫格魯吉亞人的情緒。在慶祝活動結束後的第二天，示威者（當然我也在其中）走到離政府大樓很近的通訊大樓前，站在大樓前的人群數以千計。通訊大樓入口處有武裝警衛。

我不記得人群中的“倡議小組”出於什麼原因想給莫洛托夫發電報。有四個人——兩個年輕人和兩個女孩——脫離瞭人群，走近衛兵。他們立即被抓住，雙手被扭住，被帶進瞭房子。你們不該這麼做。人群沖到街對面去救人……突然，機槍從通訊大樓的窗戶裡向外開火。

下一幅場景讓我終生難忘。周圍開始有人倒下。不知何故，在最初的幾分鐘裡，他們無聲無息地倒下，我沒有聽到任何喊叫聲，隻聽到機槍的噼啪聲。突然，其中一挺機槍將槍口對準瞭通訊大樓對面的一棵巨大的梧桐樹……我想它現在還在那裡。自然，樹上坐著男孩。死去的孩子就像蘋果樹上成熟的蘋果一樣從樹上掉落下來。發出沉重的砰砰聲。

然後寂靜打破瞭，成千上萬的人尖叫起來。每個人都盡可能地沖進小巷和避難所，但機槍仍在繼續朝著逃跑的人們掃射。在我旁邊，我們學校校長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同齡人——倒地身亡。我四處奔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座作傢埃格納特·尼諾什維利的小紀念碑。我沖過去，躲在作傢的背後，他的臉上和胸口立刻佈滿瞭彈孔。然後，當機槍手把火力轉向右邊某個地方時，我急忙跑下廣場。

在回傢的路上，我看到坦克向著在庫拉橋上的人群壓瞭過來。橋中央有一群尖叫的人群，坦克從橋的兩邊壓瞭過來。發狂的人們從高處跳進黑夜的河水裡。當晚約有800名示威者喪生。死者的屍體（大多是青年男女）在庫拉河下遊被打撈瞭三天多。有些屍體是在阿塞拜疆被打撈起來的。許多屍體上除瞭槍傷，還有刀傷（來自步槍的刺刀）。

我穿過院子回到傢，沒有脫衣服，就在衣櫃裡睡覺：我害怕被捕。直到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受瞭傷：血在靴子裡汩汩流淌，我把血像水一樣倒瞭出來。我的褲腿上沾滿瞭血，還被打穿瞭。我甚至沒有告訴媽媽我受傷瞭，我看瞭看傷口——沒有露出骨頭。我用任何能找到的東西包住腿，藏好褲子，若無其事地去上學。順便說一句，傷口後來潰爛瞭很長時間，他們甚至想對我的腿做截肢，但上帝還是仁慈的。現在，每當天氣變化，我的腿就會疼。

但我一走出大門，就立刻遇到瞭一輛坦克，就停在我們傢門口的馬路上。我嚇壞瞭（他們是來抓我的！！！），然後飛快地爬上三樓，回到衣櫃裡。等瞭一會兒，我猜坦克肯定不是沖著我來的，而是沖著別人來的，於是就離開瞭傢。

路過普列漢諾夫街的醫院時，我看到瞭一幅奇怪的畫面：醫院窗前的樹上纏滿瞭帶血的繃帶。消防員拿著梯子，一邊罵罵咧咧一邊把繃帶拆下來。原來，傷員們撕下瞭帶血的繃帶，從醫院的窗戶扔瞭出去，然後四散奔逃，因為他們擔心所有傷員都會作為參與者被捕。

然而，在第比利斯並沒有像新切爾卡斯克那樣發生逮捕、審判和處決事件。至少我的熟人沒有一個被抓走。顯然，當局認為“現在這樣就很好”。

1989年，我和妻子一起訪問第比利斯，就在那個廣場上祭拜瞭用石頭胸膛保護我的作傢。紀念碑上的彈痕依然清晰可見。路人都在微笑，他們可能誤以為我是埃格納特·尼諾什維利才華的崇拜者。令我慚愧的是，我從來沒有費心去讀過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