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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出自根据韩国著名民族主义左派小说家赵廷来的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太白山脉》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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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佛路 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三

1.土地改革带来的革命性社会变化

作为30年代代表性小说家之一，金裕贞（김유정）^{[1]有着卓越的作家才能，但遗憾的是，年仅30岁就因病去世。在我国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没有一个没接触过他创作的《春天 春天》（ '봄 봄'）、《山茶花》（'동백꽃'）以及《无耻之徒》（'만무방'[2]）等作品。}

金裕贞（김유정）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佃农的悲惨现实。通过诙谐和讽刺展现他们的困苦生活和悲哀，散发出浓浓的悲情，这是他作品的亮点。

其中，让人深切感受到佃农悲惨现实的代表性作品就是《无耻之徒》。小说名《无耻之徒》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不知能否翻译成“小混混”。大体上是厚颜无耻的人的意思。

这部小说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应七曾是佃农，但是即使拼命干活，秋收后他非但没有留下余粮，反而负债累累。由于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现实，他把全部家当都留给债主，带着妻子和小孩趁著夜色逃走。夫妻两人虽然靠乞讨度日，但在生活如同狗血剧一般发展到连一个孩子都无力抚养的时候，两人在妻子的提议下最终分手了。他相信，如果妻子再婚，孩子们就免于挨饿。

从那时起，他以流浪为生，各种赌博、小偷小摸，过著“无耻之徒”的生活。后来为了看望弟弟所以回到了故乡。

弟弟应伍作为佃农的困苦生活与哥哥无异。越来越多的债务、生病的妻子…… 秋收快到了，但他以妻子的病为由，一直推迟打谷。后来，弟弟应伍租种的稻田里的稻子被偷了。而应七则被地主和社区的人怀疑——因为他既有盗窃前科，而且不久前因残酷的佃租问题，应七还打了弟弟家地主的耳光。

应七不仅对自己的冤屈感到委屈，但是为了弟弟，也为了抓住小偷，还是得潜伏在应伍的稻田里等待小偷。 最后，小偷出现，开始偷偷割稻子，他用手中的棍子殴打小偷并且最终将其擒获，结果发现原来是他的弟弟应伍。

固执而诚实的农民应伍即使秋收时勤勤恳恳，但是面对债台高筑的现实以及卧床不起的妻子，只能“偷”自己一年内种下的水稻。 被哥哥抓到的弟弟应伍哭着呐喊：

“我吃我自己的东西，其他人为什么还要指责我！”（"내것 내가 먹는데 누가 뭐래!"）

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佃农们遭受的剥夺非常可怕，甚至被描写成偷窃自己耕种的东西的讽刺情况。对于自朝鲜时代以来被地主和官僚掠夺的农民来说，“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是他们的夙愿和理想。

因此，在解放后农民人口占人口80%的情况下，当时对我国社会而言土改是第一大时代课题。当时不管是岭南还是湖南，建准^{[3]、人共[4]等左翼政治团体之所以在农村得到大力支持，其实也是因为农民对这场土地改革的迫切愿望。}

李承晚于1948年成立南韩单独政府，使得南韩的数十个政派立场分裂。 以金九为中心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派和南劳党及左派没有参与李承晚的单独政府。 参与制宪议会的政治（정치）一派（일파）也因复杂的政派交织在一起，但大体上分为独立促成会^{[5]等亲李承晚派、以地主势力为中心的韩国民主党、以曹奉岩等少壮派为主轴的无党派俱乐部等中间派。}

甚至在只有中间派和两个保守政党参与的5.10选举中，候选人也一致提出“土地给农民”（ "토지는 농민에게"）的口号。制宪议会制定的制宪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实施土改：“农地分配给农民，其分配的方法、所有的限度、所有权的内容和界限由法律规定。”

首任总统李承晚破格任命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者曹奉岩为农林部长官，并负责土地改革的课题。农林部次官也是在左派民主主义民族战线中以农业理论家身份活动的姜铤择（강정택）。负责业务的农地局局长姜振国（강진국）也是曹奉岩的忠实信徒。虽然并不像北韩那样实施“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土地改革政策，但他们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在当时的南韩被评价为激进的亲农民政策。

这是因为其主要内容是在3年之后要连交10年每年收获的15%的产出，自耕农土地所有面积上限为2丁步（编者注：地面积单位），禁止农地买卖及租地。

农林部的这种亲农民式改革方案遭到了代表地主阶级的韩民党系的强烈反对，在议会内展开了拖延政策，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挠。不过，这项法案在李承晚系和中间派的联合下，被调整为农民5年内偿还农地产出的15%，并获得通过。

此后，由于国会特派员事件（국회프락치 사건）^{[6]，导致具有改革倾向的国会内少壮派集团走向没落。国会大致分为李承晚系和韩民党系。当时，韩民党试图修改土地改革法案，使土地改革法案对地主有利，但李承晚系却以接近原案的方式贯彻了土地改革法案。}

朝鲜战争时期，法定米价仅为市场价的30%至40%，通胀率接近1000%，地主所获得的现金补偿的价值几乎相当于废纸。结果，战争结束后不久，地主阶级就彻底没落了，而且90%以上的农民变成了自耕农。

这是在小说《无耻之徒》中以佃户悲惨现实为主的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变化。更何况，让很多人向上下阶层流动并且使之混杂在一起的朝鲜战争，把社会文化上残存的班常意识（반상^{[7]의식）等封建意识也连根拔起。}

巴西总统卢拉的改革政策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备受赞誉。他的改革政策中最受赞赏的就是把送孩子上学作为发放农民补贴的条件。这么做是为了供农民子女上学。到目前为止，在巴西等南美国家和菲律宾，土地改革仍然是社会课题。南美地区几十年来残存的武装斗争势力大部分来自农民。他们的核心要求是“土地改革”。

与南美的现实情况相比，当时土地改革给韩国社会带来的意义深远，堪称革命，给韩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平等意识。

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们，不是为地主，而是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劳动，那真叫一个“日夜耕耘”。 在困难的情况下，农民们还能用这里生产的剩余产品教育子女，为他们的出人头地而献身。

社会民主主义连带代表周大焕（주대환）^{[8]是最积极解释土地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意义的人之一。}

周大焕

这些土地改革也完全颠覆了韩国人的性格。

“快快文化”（'빨리빨리 문화'）、“勤奋的勤勉性”（'부지런한 근면성'）等是经常被提及的现代韩国人的特性。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日本人和外国人还认为韩国人的民族性是与现在的评价截然相反的特质。

朝鲜王朝末期，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朋友乔治·凯南^{[12]短暂来到我国，看到街头风景后，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内容令人震惊的信。他说，回顾韩国，路边到处都是连嘴巴和鼻子上的苍蝇都不曾想赶走、平时没事就睡午觉的人。他甚至说：“即使这些人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都无法处理好国家事务，那为什么不干脆交给日本人管？”（이런 사람들이 자기 나라라고 한들 나라를 감당할 수 없을 것이니, 차라리 일본 사람들에게 맡기는 게 어떻겠냐고 말할 정도였다.）}

在旧韩末^{[13]和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人们对韩国人的整体认识大多是无能和懒惰。}

100多年前，周游世界并留下大量游记的毕晓普女士^{[14]描述我国（우리）的内容也大同小异：}

但很快，当她看到移居到俄罗斯的普里莫尔斯基自治区^{[15]的朝鲜人时，她就有了不同的评价：}

被她评价为寄生虫的官僚和地主们的极度掠夺下呻吟的农民们的自我毁灭状况。他看透了脱离这一条件开垦自己土地的移居朝鲜人与同时代的本国人民的性格瞬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

韩国的土地改革正是导致韩国人“性格变化”的根本基础，这也是后来大众对朴正熙的军事主义和发展主义的热情响应，形成了“过上好日子”（'잘살아보세'）的集合意志的动力。

由此，可以认为韩国具备了成长为近代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为后来朴正熙推进的工业化提供了足以满足劳动力需求的优质、廉价劳动力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地主阶级的解体，甚至产生了消除社会阶级的效果，这些社会阶级可能成为主导发展的国家的规划者的障碍。

2. 南韩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圈的土地改革

在韩国运动圈时期被视为韩国现代史教科书的《解放前后史的认识》中，李承晚政权时期的“土地改革”被贬低为与北韩相比非常不彻底的改革。而且还被描述为受到朝鲜“无偿没收、无偿分配”土地改革的影响，不得已实施。

1958年因为“间谍罪”受到审判的曹奉岩

实际上也有这种情况。就在韩民党打算大幅修改曹奉岩的农林部制定的《土地改革法案》并且在此基础上大开倒车时，不仅是少壮派，就连亲李承晚势力也反对说：“在共产党人主张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情况下，这样只考虑地主的土地分配，能让农民倒向民国政府吗？”（李政会（이정회^{[17]）所属的柳在根（유재근）议员发言）}

因此，虽然国会已经消灭了少壮派，但李承晚派势力压制了韩民党-民国党系势力的以地主为中心的农地改革企图，并将改革内容坚持到最后，可以说这种外部影响非常大。

但不幸的是，我们只学习了《解放前后史》，对《战后史》却视而不见。 随着朝鲜的土地改革变质为集体农场制，“土地交给农民”的哲学消失了。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土地改革都是国家没收制度，有时演变成比地主制度更加残酷的农民剥夺制度。苏联最初实施的农业集体化带来了极大的生产率下降，这是因为在农村用犁代替拖拉机的牛、马等牲畜的数量戏剧性地减少了。农民害怕自己的家畜被没收，提前屠宰或强行将谷物送到城市，导致家畜饲料不足。农业部门就这样瓦解，30年代苏联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数百万人丧生。

중국也不例外。중국在대약진运动中反而比苏联更彻底地实行了农地国有化，甚至连农具也集体化了。结果导致了2000多万人饿死，是20世纪最严重的惨案。

朝鲜也在战后重建体制结束后，从60年代初开始就经历了粮食短缺，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粮食。北韩对外公布了每年大米产量剧增的统计，但其可信度低到无法得到国际承认。例如，在73~74年度，虽然炫耀着3年翻一番的史无前例的粮食生产增加记录，但当时却毫无根据地大量进口了近300万吨的粮食。

不管怎么说，朝鲜90年代出现大量饿死者的原因，即使考虑到社会主义政权崩溃等对外直接影响的事实，这种集体农庄体制是毋庸置疑的惨剧的根源。

直到邓小平开始以改革开放政策发展中国的80年代，中国才开始实质性的土地改革，这一事实意味深长。

1978年11月24日晚，中国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间破旧的农舍里，聚集了18位农民。他们在代表严俊昌用笔撰写的文件上签名。这份不到100字的文件内容如下：

把农田分给个别农户。如果干部因此入狱，其余的人会照顾他的子女到18岁。这件事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小岗村农民签署的文件是正面反对中国农村政策根基——人民公社制度的“生死决议文”。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是将农村合并为集体农场，管辖经济、行政、教育、军事活动等的实质性政府组织。冒着被打成“反动”危险的小岗村农民第二年秋天收获了相当于往年5倍的粮食，震惊了世界。这是农民负责完成生产目标后，自己处理剩余农产品的承包制生产方式——家庭承包制，用行动证明了比集体农场更优越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两年后得到邓小平的追认，推广到全国。

8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在说明解放前后体制时，经常把南韩的土地改革与北韩进行比较，把它描述成残废，影射其后的发展过程，在此只能评价他们真是无可救药的、虚构事实的唯心主义者。

3.“与村野都”（여촌야도）^{[18]是如何形成的}

大致看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版图，就会发现“与村野都”的现象尤为突出。这种倾向从五十年代持续贯彻至今。对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农村生态上的保守性。但解放后不久，叛乱的根据地往往却是农村。4.3抗争^{[19]、丽顺叛乱事件[20]、10.1大邱叛乱[21]等左翼斗争活跃开展的地方并非城市。但是朝鲜战争以后，农村由于土地改革，从抵抗势力的根据地变成了亲政府势力的根据地。}

朴明林（박명림）教授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民主主义和权威主义》（[1950년대 한국의 민주주의와 권위주의]）很好地分析了这一过程。让我们来看一下内容。

我们由此可以明白，20世纪50年代最核心的政治裂痕——威权主义对民主主义的裂痕，为何会表现为“与村野都”、“城乡裂痕”——城市为何成为民主主义的根据地，其归宿为何是四月革命？

即政权党和反对党的裂痕转变为权威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对决，最终形成了“与村野都”这一最明显的政治裂痕结构，其局限性还与第二共和国和61年的军事政变联系在一起。民主党的前身韩民党原本的根据地是农村，但社会裂痕结构的急剧变化使政治根据地从农村变成了城市，完全相反。

在缩小到“反共”范围的意识形态版图中，推动近代化的“自由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主党-民国党的理念。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的条件下，城市是在“工业化之前的近代化”的结果下进行的。随着越南居民和移民等城市人口开始剧增，高中以上的高级学校增加了近10倍，教育的膨胀也大幅快速进行。此时学校教育的主要理念是与反共主义并行的近代化和民主主义。

50年代，由于工业化的缺乏，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形成被推迟，连土著地主阶级也消失了。韩国城市与阶级真空状态无异。

这个空间主要被边缘阶级所占据，主要是少数城市中层和原本广泛分布的城市贫民。面临不稳定的未来和生活困难等问题的不仅仅是边缘阶层。开国以来最初接受广泛大众教育并开始成长的学生和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他们在近代教育中，在反共的同时，也一起接受了“民主主义”理念的洗礼。

因此，对他们来说，“民主主义”不是作为阶级斗争和共识产物的意识形态，而更像是某种已经接近先验的伦理道德。

城市里仍然充斥着这些不得不生活在“社会剩余”（‘사회적 잉여’）的不安感中的阶层，这些因素使城市充满了反体制的氛围。

当时身为执政势力的李承晚除了“土地改革”以外，没有其他计划。对于这位已经年过八十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来说，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能实现产业化和近代化的力量。将儒教理念和美国式自由化奇妙地缝合在一起的李承晚式的权威主义统治方式，足以刺激城市居民和精英阶层的抵抗意识。

民主党是唯一的能够取代这一切的政治力量。因为战争和屠杀等原因，南韩内部的左翼和中间派大部分就像被台风吹拂一样，都被赶到了北方，残存的少数中间派势力因曹奉岩之死甚至失去了向心力，只是分散在自由党和韩民党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内。

民主党是以亲日地主和亲日官僚出身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如果从阶级性质来看，民主党反而是最反动、最保守的政党。更何况，他们的上层人士其思想中甚至还留有浓厚的身份意识 。

他们从建国后就成长为对李承晚的挑战势力（도전세력）。但是在理念和能力方面，民主党并没有超越李承晚，从这一点来看，4.19以后民主党所表现出的无能的政治形态是预料之中的。

因此，他们虽然获得了城市居民的支持，但在社会阶级上没有后盾，而且左派和中间派也占据了被阉割的政治空间， 因此很有可能是出于没有替代方案才勉强消极支持民主党。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5.16当时民主党无力地让出政权的根本背景。尹潽善和张勉个人的懦弱性情只是次要因素。

4. 5.16势力的出现与产业化的原动力

通过5.16登上韩国政治舞台的军部精英们是同李承晚以及民主党政权的旧精英们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集团。

民主党的主流精英阶层即使不是殖民地时期的受益者，也不是既得利益被剥夺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解放后时局出现混乱时，旧秩序能够伴随着最小幅度的变化而得以稳定存在。因此，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它不仅是最保守的，而且是强烈要求建立社会法律秩序的顽固的极右保守势力。

例如，60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的赵炳玉^{[22]在担任警务部长期间，再度大举任用亲日警察。尽管他因此受到其他政治势力的攻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念。赵炳玉的极右反共主义在其主导4.3事件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甚至毫不犹豫地说：“为了大韩民国，应该在赤色分子的巢穴济州岛全境撒上汽油，一次性全烧掉。”（"대한민국을 위해서는 빨갱이 소굴 제주도 전토에 휘발유를 뿌리고 한꺼번에 태워버려야 한다"）}

虽然在抵抗李承晚的权威主义的时候将自己蒙上民主主义的伪装，但是李承晚政权通过“司法杀人”的方式处决既是李承晚对手、又是民主党对手的曹奉岩的时候，民主党对此也毫不介意。

5.16的主角——军部精英们大部分是最贫困阶层、贫苦农民出身。即使被批评为“亲日”，但他们与解放后前往朝鲜的同时代的年轻一代人有着相似的阶级背景。

也就是说，这些人同因4.19的结果粉墨登场的民主党的尹潽善和张勉分属不同性质的政治集团。

拥有99间豪宅的尹潽善出生后，早在殖民地时期便获得了“来自亚洲的王子”（ '아시아에서 온 왕자님'）的称号，30年代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再后来通过汽车游行华丽地开展了选举运动。

张勉也不愧是日本帝国主义时期就能在美国纽约留学的精英，在选举游说中在和很多人一起下榻的旅馆中因为嫌弃被子脏兮兮，结果就他一个人不盖被褥。他甚至还留下了因为嫌水瓢脏而坚决不喝在乡下客栈里舀的米酒的轶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身贫农、以公牛为标志的共和党内，戴着草帽进行选举游说的朴正熙以及他领导的军部精英势力。

朴正熙时代的韩国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的党旗，一头水牛是其标志性的形象。这似乎也公开明示共和党根植于农村的政治基础。民主共和党也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以中央党、事务处为中心的体系基础之上的现代政党，以及韩国至今为止党名维持时间最久的政党（长达17年之久）

正是在这一点上，共和党离当时贫苦农民的迫切愿望又近了一步。可以说，事态的核心是这样的：

朴正熙与韩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第一夫人陆英修一起参加选举游说

由于韩国的地缘政治重要性，美国对韩国的援助和经济发展给予了支持，这的确是事实。然而，在将这些良好条件转化为具体结果方面，如何有效地组织和调动国内资源就是另外一码事。从这一点来看，上述的军部精英们的性格（성격）是当时想要向产业资本主义^{[27]过渡的韩国近代化的重大因素。}

当然，5.16势力在发动政变时，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制定周密的战略。政变发生后的1-2年，因反腐败、强制物价政策等问题军部精英们表现出了一幅横冲直撞的态度，而且在初期的经济计划中也没有提出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

相反，在初期的经济计划中，在拟定的同南美相似的民族主义/进口替代型产业化战略中，出口被设定为辅助目标。但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后，出口额超过目标，呈现出比预想更好的势头，因此获得了自信心，之后的计划便转向为出口主导型经济模式。

也许在当下，从进口替代型产业化向出口主导型模式转变，看起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如果从当时的世界标准来看，绝不是一般通用的样子。相反，进口替代型产业化的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实际上南美采用了这种战略，甚至到60年代为止都得到了成功发展的评价。“巴西奇迹”甚至成为当时人们热议的话题。

但这种模式很快就由于市场需求的局限，很快就不得不面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瓶颈。尽管如此，南美进口替代型产业化之所以未能转变为以出口为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产业资本家们保护既得利益维持现状的强烈意志在起作用。因此，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更容易获利的国内市场的拓展上。因此，将业务领域垂直整合，为保护国内市场而坚持高估汇率，结果使得出口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出口需要大量的信息和辅助及研究，而有利于出口的政府意志和力量（货币金融、关税政策）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南美的产业资本家来说，出口比进口更“危险”。

与这样的南美相比，韩国很早就采取出口主导型产业化战略，其经济政策值得肯定。当然，与进口替代产业化类似，朴政权以高关税和幼稚产业等保护了国内市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工具。对产业化和近代化抱有宗教般狂热的威权主义政权严酷地控制着企业，使企业不能安于国内市场，这成为持续推动资本家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这种主体条件与地主阶级的消失导致的近代化以及对此缺乏抵抗势力的社会阶级条件相结合，简直可以说是推进产业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的近乎空白委任状的好条件。

可以说，相对平等的社会条件带动了大众对政府主导的产业化的响应，而这种国民能量正是朴正熙成功实现产业化的根本动力。

5. 朴正熙政权留下的遗产和意义

从通过产业化实现高速增长这一点来看，朴正熙的业绩绝对值得肯定评价。同当时因保守的意识形态、虚弱的政治意志、对党的利害关系的执著等原因而陷入苦苦挣扎的民主党的力量相比，他所领导的政治势力其主体力量更为明显。

但是即使承认这一点，也没有理由以“如果没有朴正熙，今天的大韩民国就不会存在”的方式，将他塑造成英雄神话的主人公。

使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国家主导性开发方式及产业政策、资本管制等都不是他独创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就像在今日盛行新自由主义一样，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干预主义政策是当时世界史上普遍化的时代精神，而且受到同时代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圈的影响也很大。另外这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的官僚精英的想法。

另外，同当时产业化取得一定成就的朝鲜的竞争、与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相对宽容的美国出口市场等当时外部条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是，李承晚政权时期推动的土地改革这一社会、经济基础，是从根本上实现这一改革的重大因素。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没有朴正熙，韩国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的假设，和“即使没有朴正熙，也能够无条件发展”的假设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通过朴正熙分析韩国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思考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接受的有意义的因素是什么，这才是对待历史的建设性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张夏准和郑升一等人认为，一直是朴正熙发展战略核心部分的重视制造业、产业政策和资本管制等，在今天仍然应该被采纳为有效的政策。

但这与政治力学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探讨政治问题。

在朴（正熙）政权下创造和培育的财阀可以说是国民性资产。因为，虽然身为财阀掌门人的企业家们的献身和努力等主体性力量肯定值得评价，但他们成长的所有资源都是在国家的支持下产生的。通过国家的市场保护和政策金融等对财阀的支援最终是在国民承受一定负担的情况下实现的。

正如“市场是好仆人、坏主人”（'시장은 좋은 하인, 나쁜 주인'）这句话的意思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企业）在当作工具用于服务国民经济利益的目的时是有用的。但如果其本身成为目的（权力），就会加剧不平等，其结果是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会受到严重破坏。更何况，在资本主义体制中，拥有大资本的人掌握主导权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他们的社会控制必然是衡量民主主义的主要尺度。

87年以后，韩国的民主化使政治化的军部退回军营，民主化却被等同于经济市场自由化。结果，财阀的力量膨胀脱离政治支配的程度。也正是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治霸权，成为了“主人”。这是朴正熙死后，包括金泳三在内的“民主势力”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国家再建最高会议

朴正熙政权时期，以权威主义的统治方式，作为“仆人”成功管理了市场，为形成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做出了贡献。 但在民主化的今天，这种统治方式既不可取，又不可行。

正是在这一点上，崔章集（최장집）提出的民主主义课题浮出水面（以下引用自崔章集的《什么样的民主主义》（[어떤 민주주의인가]））

在他看来，民主主义可以看作是“有着各自不同利益关系的社会团体在政治上组织和代表，达成一定内容的临时协议，从而形成决定的制度安排”。

这种对民主主义的定义，与“把民主主义限定在选举的观点”或作为“社会运动和公民直接参与”来实现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信奉新自由主义价值的人所代表支持的民主方式，在他们眼中，民主主义既没有生产性，也没有效率性，因此他们希望将其束缚在尽可能狭隘的制度实践中。

例如，厌恶“汝矣岛政治”的李明博和试图通过党政分离与国民竞选制度将政党的作用最小化的卢武铉等人，都代表了上述观点。

后者则是位于民主化运动的延长线上，认为政治是为了实现自由和平等的普世价值、将追求共同体整体的善视为政治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实政治人的行为不是为了大义的联合，而是经常制造矛盾和分裂，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集团。可是，如果像这样看问题的话，民主和政治的价值就被置换到了道德层面。

最具代表性的是朴元淳的参与连带等市民运动阵营。这些人组成准政党性组织，站在与任何社会群体利益无关、大公无私的判官（판관）的立场上，打着追求“公民利益”的幌子，间接扩散反政治主义理念。

更何况，他们是无意识地助长这种反政治主义，并将其作为“政治资产”加以利用，从而进入政界的自相矛盾的存在，其影响力也助长了整个政治圈的反政治主义。

正因为如此，进步派最终也与认为政治很低效的保守派共享著反政治观。

但是，不以私利和部分利益自由表达为前提的所谓“公益”和“整体利益”，其逻辑是同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因为如果身处矛盾之中的利益集团的声音没有其组织和代表，如果实现它的政治平台没有开放，普通人，包括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市场上的劣势者，就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权益。

在民主主义中发挥这种作用的中心制度就是政党。政党在组织化这些社会势力的利害关系的同时，通过同其他与之竞争的政党的冲突和协议调整不同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这样暂时达成协议的内容就是“公益”。

但是，完全不能反映社会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的韩国政党，其代表性缺失的问题，以及与民主主义危机直接相关的政党体制结构，早已长期化、固定化。

代表数百万名劳动群众和个体户的朝野国会议员人数同不到全国人口1%的法律专家出身的议员相比，连相应的存在感都没有，这样的韩国政治现实有着很大的启示性意义。

韩国国会议员（以18届国会为准）与英国下院议员出身之对比，韩国国会议员出身比例从高到低分别是法律界人士、政党政治家、官僚、媒体人、教育家，英国则是企业家或上班族（白领）、教授、政党政治家、工人（尤其指体力工人）以及法律界等各界专业人士

即使是号称代表劳动大众利益的进步政党，其情况也大同小异。第17届国会也就是进步政党第一次入围国会的时候，草根劳动者等劳动大众出身的比例较高，但是到了第19届，这一比例就明显减少，相应的职位则改由政派精英们担任。

曾一度成为进步政治象征的法律界精英李正姬（이정희）^{[28]在参加某中小企业罢工现场后说：“虽然是同龄人，但不知道陷入如此艰难的境地，感到非常震惊。”（"같은 나이 또래였지만 이렇게 힘든 상황에 놓여 있게 되었는지는 잘 몰랐고 충격적이었다"）这句话值得回味。}

像这样，民主化以后的韩国政治，由于对民主主义的道德主义式理解，导致政治不能够代表现实层面的社会集团。在没有人性基础的情况下，将民主主义变成了徒有其表的空壳，这导致了今天长期的政治危机和虚弱的政党体制的进一步深化。

结果，现在的韩国社会被国家官僚制和巨大的私利集团所支配，形成了不平等的体制。

解放后，民众对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革的要求，虽然未能从下而上直接贯彻，还引发了朝鲜战争这一破坏性惨剧，但这一切后来被李承晚的土地改革和朴正熙的产业化所收敛，最终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性接纳形式得以贯彻。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韩国社会成功构建了产业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基础。我们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要求。

超越朴正熙的成就和局限，意味着在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中构筑新的政治条件。换言之，要培养新的政治力量，用以取代当初朴正熙的成功方式，即通过权威主义统治加以镇压并同时实现高速增长的方式。

同时，这也是需要超越将民主主义置换为伦理问题的4.19民主党政权的局限性的课题。

但1987年民主化以后，政界试图用缺乏社会经济问题意识的“4.19式民主主义”打倒朴正熙。正是这种倒退式民主孕育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不信任和冷漠的根本背景。

因此，在大众怀念朴正熙的情绪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今天，没有比不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考察就动辄将其英雄化或妖魔化更无意义的事情了。

这里有对部分cosplay其统治风格的李明博的嘲讽，也有对作为反射性对立物的只沉迷于伦理、程序正当性问题的在野党的冷笑。

但这两股势力都对“有能力的朴正熙”或“善良的朴正熙”有着奇妙的共同愿望，因此可以认为他们还处于朴正熙的阴影之中。尽管出现了激烈的对立局面，但韩国政治的讽刺性悲剧仍在继续。

因为希望“阁下（gaka）^{[29]会把一切做好的”（“가카가 다 잘 해주실 거야”）与“卢酱[30]（先生）绝不可能那样”（“노짱(슨상님[31])이 그럴 리가 없어”）本质上是同一心性的流露。}

因此，无论选举的胜负与否，为了重组政治势力或者为了强化政党体制，从根源上挖掘问题的本质，才是我们应该构筑的政治精神。

6. 以土地改革的精神看待福利国家

让我们重新回到土地改革问题上来。 正如前面叙述的那样，在因租佃制度的严重不平等而呻吟的当代现实中，农地改革是第一社会课题。 随着土改的成功执行，随之形成的平等化的社会阶级结构对大韩民国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条件作用。 这样的历史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如今，“福利国家”这一话题已成为与半个世纪前“土地改革”问题相媲美的重大课题。对此，作为韩国政治家（虽然落选）中唯一主张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意义和现代适用的周大焕的陈述不能不令人深思。请原谅，尽管引用得有点长：

7. 疏决

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了土地改革给解放后的现代史带来的社会经济意义。 此外，还考察了土地改革如何使得朴正熙政权成功实现产业化的主、客观因素。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克服朴正熙已经超越了军事政变程序正当性和功过性，是伴随社会经济模式转换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剩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而感到痛苦。就像解放后的情况一样，在不平等加剧的环境中，张夏准、周大焕提出的社会经济课题就摆在那里。即使以国民的支持为前提，也不能像过去的李承晚和朴正熙那样通过权威主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这里，既然衍生出了要通过民主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一政治课题，那么至今为止从伦理与程序意义上所理解的、形式主义化的民主主义反而会进一步深化问题，因此应该予以驳回。

换言之，民主主义应该被崔章集所定义的“扩大社会集团的代表性”这一政党政治主旨所取代。

但从目前朝野政治现实来看，看不到解决这一政治性课题的前景。但也不能只祈求李陆史这样的“超人”到来。归根结底，我们不得不在目前的政治格局和体制中寻求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

通过崔章集的政治路线解决周大焕、张夏准的社会经济课题，无论是假想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大致可以考虑两三条路。

首先是将民主党打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历史根基上曾以地主阶级为基础、不久前还深深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并没有法律阻止它成为“进步政党”：因为有曾是奴隶制地主阶级政党的美国民主党在大萧条以后通过“新政联盟”蜕变为黑人、女性、劳动者的政党这么一个先例在前。

第二，也可以一下考虑新世界党的转型。考虑到李承晚和朴正熙都有过成功进行保守改革的经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的精神状态，所以这也没有不可能成功的道理。但是，以他们为基础的支持势力本身与既得权^{[32]有着强烈的联系，导致发生这种可能性将变得非常有限，因此暂时排除在考虑对象之外。}

第三，重构第三种政治势力。因为有和民主劳动党-统合进步党这样的桥头堡的经验，所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与即使受到维系保守两党体制的小选举区制和地域格局的制度性制约却仍然具备民主劳总这样的人力物力基础的组织条件、虽然比以前衰落了很多但有着数十年积累的运动资产的它们相比，这条路也并非易事。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其他路线，但无论如何，我们提出的课题并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所以我们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看待这个问题。因此，我对大选没有并太大的兴趣。

不管怎么说，今后《大韩民国的后脑勺》系列将重点讨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内容实现这一课题。老实说，现在我也不太清楚会得出什么结论。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读者的热情参与和高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在野党狂热支持者对韩国政治的固有认识会在现在看了这个系列的文章后发生很大改变。在这个背景下，下一篇系列文章会探讨当前的政治悬案问题。

PS : 无意中可能得罪了充满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在野党狂热支持层”，对此我感到十分抱歉。事实上，这种真性情^{[33]是社会上难得的宝贵资源。但是这种可用于建设性的政治发展的宝贵精力与热情现在却被白白浪费掉，实在是令人惋惜。}

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作为作者才会更加苛刻地挑剔读者，希望大家能谅解。不是因为我是个虐待狂。

因为是在炎炎夏日里撰写这篇文章，因此在写作此文时会感到精疲力竭，创作对我来说也显得困难重重。在此我也祝愿各位读者们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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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金裕贞（1908.2.12–1937.3.29），日本殖民朝鲜时期著名的小说家，江原道春川郡（现春川市）人，徽文高中毕业，上过延禧专科学校。父母早逝，自幼体弱多病，他的一生可用贫穷孤独来概况。24岁在家乡致力于农村启蒙运动，他的农村运动不仅以启蒙为主要目的，更是以改善社会结构为其最终目标。加入过著名的纯文学团体“九人会”。因肺结核和肋膜炎英年早逝，年仅29岁。他性情愚憨，行为怪异，叙述语言诙谐幽默，结局安排出人意料等是金裕贞小说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滑稽、幽默的风格中隐藏着深深的哀愁。作者通过带有戏剧性的幽默和讽刺，揭示了落寞的农村现实和无奈的贫苦生活
2. ^江原道方言，意思是为“无耻之人、粗鲁之人”
3. ^“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조선건국준비위원회，Committe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Korean Independence/CPKI）”的简称，这个组织是以韩国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左翼民主派人士吕运亨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末组织的地下组织朝鲜建国同盟为中心，在8.15光复后成立的政治组织。1945年8月15日，日本当局最终宣布投降，当时的日帝朝鲜总督府由于担心在朝日本人遭到朝鲜人打击报复引发的治安混乱以及处理日本投降后的半岛事务，主动寻求跟在朝鲜半岛上有名望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协助，当天远藤政务总监会见了吕运亨，委托吕运亨维持治安与政局稳定，对此吕运亨提出了五大条件：①立即释放全朝鲜的政治犯、经济犯；②确保京城（今天的首尔）连续3个月（8、9、10月）的粮食供应；③不要对治安维持与建设事业进行任何约束和干涉；④不要干涉成为朝鲜推动力的学生们的训练以及青年的组织化；⑤让在全朝鲜的各工作场所的工人配合我们的建设事业，不要给我们制造任何痛苦。吕运亨当时之所以主动愿意与总督府接触也是担心日本人会在撤退前屠杀朝鲜人、光复后民间会以处决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名义大兴仇杀之风从而导致社会分裂、政局动荡，从而让无辜的民众白白卷入其中。对于吕运亨的“五大诉求”，走投无路的日本总督府不得不全盘接受。于是8月15日晚上吕运亨便以自己领导的全国性地下抗日组织“建国同盟”为母体建立“建国准备委员会”，吕运亨为委员长，中右翼人士安在鸿为副委员长。当时吕运亨为了拉拢包括东亚日报系、基督教势力在内的右翼阵营还邀请普成系势力首脑宋镇禹加入，但是被宋镇禹一口回绝。从8月17日建准完成第一次部署后，到8月末全朝鲜半岛已经建立了145个支部。在吕运亨代表建国准备委员会势力从总督府取得权力之后，按照吕运亨8月16日提出的条件，西大门刑务所、京城刑务所的政治犯、经济犯将被释放。 同时，作为下属组织，将组建建国治安队和粮食对策委员会。以曾任YMCA体育部干事的张权为中心组织的建国治安队用日本殖民者转让的武器武装起来，代替了媒体等主要公共机关。建准的的地方治安组织也让日本军警无能为力。粮食对策委员会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负责大米供应和分配的朝鲜粮食营团。伴随着建国准备委员会组织的扩大，吕运亨为首的中左翼民族主义势力、安在鸿为首的中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以及左翼的延安派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展开抗日活动的共产主义势力）以及再建派共产主义势力（在朝鲜本土展开抗日活动的共产主义势力）等几乎所有主要左派势力都参与其中。对此，副委员长安在洪为了阻止建俊的左倾化，试图引进右翼民族主义势力，但未能取得大的成果，反而引发建准内讧以及8月31日安在鸿副委员长和建国准备委员会各部干部们的总辞职，最终在9月6日宣布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之后，建国准备委员会宣布“发展性解体”，原建准的220多个支部被改编为人民委员会。韩国史学界对于建国准备委员会的评价众说不一。有人批判建准并没有表明作为革命物质基础的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立场，仅仅关心政治独立，导致建准丧失了阶级基础，同之前的“建国同盟”一样对土地问题的态度并不甚明了；也有人认为建国准备委员会虽然倾向于变革，但是是从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并且旨在联合左右两派势力，同时表达了不依附于任何外国势力、以建设独立国家为首要目标的立场。但是在解放政局时期的韩国右翼人士看来，建国准备委员会左翼色彩太浓烈，因此拒绝加入，宋镇禹更是建立了右翼政党韩国民主党与之对抗
4. ^即“朝鲜人民共和国”（조선인민공화국，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的简称，它是以独立运动家吕运亨的朝鲜建国委员会为中心，与朝鲜总督府协商，以保障日本人安全回国为代价，旁观朝鲜人自力建立独立政府的约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的韩国国内第一个共和国，从组织关系来看可以视作是之前的“建国准备委员会”的后继者，虽然作为未承认的国家，美军下达维持政权的命令，在中央政府由总督府组成之前，事实上已经解散，由于右派巨头金九和李承晚在国外的原因，以朝鲜共产党重建派为主，由左翼主导组成，由于未能接收总督府麾下的朝鲜人军队和武器，未能有实质性的武装力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存在后来建立了建国初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地方自治组织和制度基础的积极效应。1945年9月6日，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人员推迟回国、美军迫在眉睫的压力下，在宪法、制宪议会都没有明确的中央官僚组织和军队的情况下，当天下午7点在京畿女高（现在的吕德女子高等学校）讲堂召开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朝鲜人民共和国临时组织法案”，选举产生了55名全国人民代表、20名候补委员以及12名顾问，以李承晚为国家主席、吕运亨为国家副主席、许宪（1946年当选为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后来出任第一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以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首任校长）为国务总理，金九、金奎植、曹晚植、金元凤、金炳鲁、金性洙（普成系以及其后继势力韩国民主党的大金主）、申翼熙等人分别就任内务、外务、财务、军事、司法、邮电等部的部长职位，从高层来看，似乎组建了左右合作的内阁，但临时政府出身的人只获得了名义上的高级职位，实际上主要要职被朝鲜共产党重建派势力或左翼势力占据（这点体现在代理部长职务的人的身份上），当时，李承晚、金九还没有从海外回国，金性洙、金炳鲁、曹晚植、申翼熙等右派人士虽然榜上有名，但是实际上并未参与所谓“人民共和国”（就在“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一天，金性洙与宋镇禹等人筹备的韩国民主党也宣告成立了），宋镇禹等部分右派人士已经组织了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还国欢迎会”及“国民大会筹备会”（国准），并在9月8日左右发表了“打倒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声明”，可见右派对朝鲜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并不好。远在美国的李承晚回国后也通过电台正式宣布就任“朝鲜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金九与金奎植也在当年11月否认加入“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内阁班底，特别是金奎植在与许宪的谈话中表示：“关于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吕运亨方面没有与自己交换任何意见，在美国等民主主义国家，任命时也会询问当事人的意愿，但自己被单方面任命为人共的外务部部长是非法的。”对吕运亨和人共方面单方面宣布任命自己出任“人共”的要职表示了不满。毕竟上述阁员名单上的人大多不过是被人共单方面盗用了姓名，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上任（虽然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单来源比较贴合当时民众对于独立后新国家领导人来源的愿望）。1945年10月10日美军政厅的阿诺德在吕运亨拒绝加入美军政的顾问委员会之后严厉批判“朝鲜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们，指责人共领导人“在傀儡戏幕后调整戏剧的欺诈行为”，明确三八线以南只有美军政厅一个合法政府实体，勒令“朝鲜人民共和国”解散。10月16日霍奇中将发布否认“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声明，使得“人共”合法化彻底沦为泡影。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美军政对人民委员会人物的检举、拘留和开火此后仍在继续，但是人共中央却保持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终1946年2月19日，内外交困的“人民共和国”走向了解散。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人民”、“人民共和国”这个词对今天的韩国国民来说是因为朝鲜的存在而对这一称呼有着非常不好的负面印象，但光复之后，在朝鲜知识分子中认为“人民共和国”这个称呼很合适的人占多数。从1947年7月6日的《朝鲜日报》可以确认，在合格的国号候选人中，“朝鲜人民共和国”获得了70%的支持
5. ^即“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是1946年2月8日由李承晚掌握的独立促成中央协会和金九掌握的反对信托统治国民总动员委员会合并组成的社会运动团体/政治团体。该组织是以反对信托统治（신탁통치，我国称为“托管制度”。《联合国宪章》规定，适用于托管制度的领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割自敌国的附属领土以及殖民国家交付托管的领土。托管领土由管理国与联大或安理会订立托管协定进行管理，分为战略托管领土和非战略托管领土，前者由管理国向安理会负责，后者由管理国向联大负责。联合国设有托管理事会，负责监督托管地的治理）的共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该组织还被简称为“独立促成国民会”、“国民会”、“独促国民会”、“独促”、“大促国”等。建立当时的总裁是李承晚，副总裁是金九。1946年6月29日，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重组为民族统一总本部。此后，金九、金奎植等南北协商派并没有参加制宪国会的议会选举。之后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开始独立展开活动：参加制宪国会，并在李承晚当选总统、建立南部单独政府、制定制宪宪法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制宪国会当时，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所属议员中只有4人没有离开，其他议员纷纷转到了其他政党，或者变成无所属。在制宪国会中，大韩独立促成国民会出身的议员转去最多的政党是大韩国民党（1949年），共有25名。把所属政党变更为民主国民党和一民俱乐部的国会议员也各有12名。因朝鲜绑架、转为无所属人士等原因脱离党籍的议员也有3名。以后虽然在第2届总选、第3届总选、1952年地选、1956年地选中培养出少数当选人，维系了组织的存在，但在第4届总选中未能进入国会。之后在1958年被吸收进入自由党。
6. ^1949年5月下旬，李承晚政府主张发现了被朝鲜间谍郑在汉收买的议员名单，又称“国会特派员事件”，正式拘留了国会议员李文源（益山乙区）、崔泰奎（旌善）、李龟洙（高城）、黄允浩（晋阳）等，随后，因“第二次国会特派员事件”，卢谥焕、徐容吉等反民特委委员和独立运动家出身的国会副议长金若水等13名国会议员将于6月被拘留。问题是，被拘留的议员多数是在负责彻查亲日派罪行的反民特委活动或提出“和平统一七原则”等反政府倾向的少壮派议员。因此引发了“实体模糊”等争议，在5月23日举行的临时国会上，围绕被拘留议员的释放决议案进行了两天的激烈辩论，但最终以88比95被否决。而且当时在首尔市内，官制示威非常猖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反民特委指认为“亲日派”的宪兵司令官田凤德、宪兵司令部调查情报科科长金正采、首尔地检检察官吴制道、首尔市警局局长金泰善、首尔市警局稽查科科长崔云霞等人负责调查该事件。而自11月17日首次开庭以来，审理持续了3个月，被拘留的议员将被判处3至10年徒刑。但在二审搁置期间，6.25战争爆发，相关议员被关押在西大门刑务所，在战火中被朝鲜人民军救出监狱，除徐容吉一人外，全部前往朝鲜。部分人认为，在该事件前后，反民特委和亲日势力之间的对立加深，此后反民特委的活动萎缩
7. ^반상，即“班常”，两班与平民之意。“班常意识”顾名思义就是朝鲜封建社会时期留下来的两班贵族与平民百姓、贱民等群体之间严格的等级制意识
8. ^周大焕（1954年6月1日-），韩国著名的社会运动家与政治家。庆尚南道咸安郡人，毕业于马山高中与首尔大学人文学院宗教系，1973年考入首尔大学宗教系后，参与学生运动和民主化运动。 1974年因民青学联事件、1979年釜马民主抗争等被拘留，之后和鲁会灿等人一起进行了仁川地区民主劳动者联盟活动。 在此过程中，1991年9月29日发布了发表了《请求重新考虑公司的工人政党建设战略》（统称“新路线”）的文件，该文件对人民劳联组织清理地下组织运动、转向建设合法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与鲁会灿等一起推进创建暂称韩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韩国劳动党），并担任建党准备委员长。1995年与鲁会灿一起加入改革新党，担任昌原乙地区委员长。 2000年参与民主劳动党创建，担任马山甲地区委员长。2002年5月与社会党副代表崔赫秘密进行了统合协商。据悉，该协商案被报告给民主劳动党中央，但遭到上级的置之不理。2002年8月，因金浩一违反公职选举法而举行的2002年再补选中，作为民主劳动党候选人参加了庆尚南道马山市甲选区竞选，但被大国家党候选人金政富击败而落选。 2004年4月，在第17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作为民主劳动党候选人参加庆尚南道马山市甲选区竞选，但被大国家党候选人金政夫击败而落选。 2004年6月参选民主劳动党政策委员会议长并当选。 政策委议长选举讨论会途中，要求京畿东部系的候选人李龙大表明对北朝鲜的立场，在党内引发了争议。2006年作为民主劳动党党代表候选人参选，但被文成贤候选人击败而落选。2008年3月24日，NL派系拒绝了沈相奵非常对策委员会提出的清算从北主义的主张，引发了平等派集体退出民主劳动党的分党事件，周大焕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只不过与其他“平等派”（PD系）人士不同，他没有加入进步新党。2008年第18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庆尚南道马山市甲选区竞选，但被大国家党候选人李柱荣击败落选。 2012年1月27日加入民主统合党。在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时，作为民主统合党候选人在昌原市城山区（权永吉议员选区）进行竞选，但落选。他还曾在总统竞选时加入过孙鹤圭阵营。 后保留党籍至新政治民主联合，2015年退党创建社会民主党。但之后加入了国民之党，之后与正党合并后就在正未来党。之后从2019年6月开始担任平台自由和共和共同议长。2019年6月28日被任命为革新委员会委员长，但在时隔14天后的7月11日突然辞职。由孙鹤圭代表提名而被任用，因为正未来党革新委员会在正党界和安哲秀界的联合下，以5比4击败当权派的反对，表决通过了询问孙鹤圭代表体制下台的舆论调查。革新委员长朱大焕投了反对票，但未能阻止议案通过。之后支持未来统合党候选人金素妍，并协助竞选活动。周大焕曾经也是韩国民主化后对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探索者，同时也秉持激烈的反朝鲜反NL立场，并且多次开炮抨击韩国进步阵营与N86世代，最近几年周大焕通过著述和演讲等，在肯定大韩民国成就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韩国式进步”的道路。其本人撰写了《思索大韩民国》、《周大焕为市民的韩国现代史》、《左派论语》等书籍。按照周大焕的看法，金成洙等湖南势力，申益熙等临时政府势力，赵奉岩等进步势力与李承晚联手建立的大韩民国是体现了当代进步价值的国家。他对当代的韩国进步改革阵营曾批判道：“韩国的进步派是被民族主义的毒酒，不，毒药所迷惑，知性麻痹，异常的亲北，丧失了人类普遍的价值，丧失了概念，从国际标准的尺度来看，韩国的进步是假进步。”
9. ^指打架
10. ^“近代化”等同于中文语境下的“现代化”
11. ^即“前现代”
12. ^乔治·凯南（英语：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美国国家政策顾问、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历史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获得者、冷战期间遏制策略始创人。1904年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他八岁那年去德国与继母住在一起，学习德语。 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开始了他的历史，政治，文化和俄语课程，后在苏联和欧洲国家从事外交工作。 凯南从他的工作中“对俄罗斯事务的兴趣日渐增长”。当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后，美国开始与苏联政权进行正式外交时，肯南陪同威廉·布利特大使前往莫斯科。同时，凯南研究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这将影响他一生对苏联政权内部动力的看法。凯南再次考虑辞职，但决定接受华盛顿国务院的俄罗斯办事处。 凯南从34岁起就开始撰写回忆录的初稿，当时他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外交官。1938年9月，凯南调任到布拉格使馆。在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凯南被分配到柏林。在那里，他赞同美国的租借法案。之后，他在德国被拘留了六个月。随后其他轴心国于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 1942年9月，凯南被任命为葡萄牙里斯本的公使馆顾问，他勉强地从事了管理情报和基地行动的工作。1943年7月，美国驻里斯本大使伯特·菲什突然去世，凯南成为代办处和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的负责人。在里斯本期间，肯南对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二战期间获得亚速尔群岛的使用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最初面对华盛顿的笨拙指示和缺乏协调，凯南主动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进行交谈，并从总统那里收到了致葡萄牙总理萨拉查的一封信。这将使亚速尔群岛的设施特许权得到释放。1944年1月，他被派往伦敦，在那里他担任欧洲咨询委员会美国代表团的顾问，该委员会致力于制定盟军在欧洲的政策。在那里，肯南对国务院变得更加失望，他认为国务院无视了受过训练的专家。但是，在开始工作的几个月内，应苏联大使的要求，他被任命为驻莫斯科代表团的副团长。在莫斯科，凯南再次感到哈里·杜鲁门和华盛顿的决策者忽略了他的观点。凯南一再试图说服政策制定者放弃与苏联政权的合作计划。凯南认为，需要在西欧建立一个联邦，以对抗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并与东欧的苏联堡垒竞争。 1946年2月22日，任驻苏联副馆长的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数千字的电报（即著名的“长电报”），对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围堵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的国际行为主要取决于斯大林政权的内部需求。根据凯南的说法，斯大林需要一个敌对的世界才能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因此，斯大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联本能地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的理据。 1947年和1948年两年间，乔治凯南在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得到重用并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行程做出重要贡献。1949年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成为美国国务卿之后，他的影响力开始下降。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在艾奇逊的指使下，凯南以私人身份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会面，表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停战意愿。1952年5月14日至9月19日短暂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在其办公室发现苏联赠送的木雕美国国徽内藏“金唇”窃听器。10月在柏林发表将苏联和纳粹德国比较的发言，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明确列入拒绝入境名单而无法赴任。1961年至1963年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 凯南也在策划和实施马歇尔计划和逆进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5年3月17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寿101岁。乔治·凯南在其外交官生涯前期积极鼓吹对苏遏制战略，甚至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成功对苏冷战方向转变，但是后来历届总统在冷战中所执行的政策，背离了他的一开始的主张，使他逐渐放弃了经过改造的遏制策略。 他曾广泛演讲并写作关于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学术性历史。他也是被称为“智者”的外交政策元老团体中的一员。 在1940年代末期，他的写作作品鼓舞了杜鲁门主义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对苏联“遏制策略”。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来的“长电报”，以及1947年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论证了苏联政权固有扩张主义而这种影响必须在对美国有策略意义的重要领域中被遏制。 这些文本为杜鲁门政府新的反苏联政策提供理由。凯南也在冷战中的项目以及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歇尔计划
13. ^指的是在1897年高宗登基称帝到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署之间短暂存在的“大韩帝国”时期，现今韩国的历史学家为区别后世的大韩民国，又称这一时期为“旧韩国”（구한국）或“旧韩末”（구한말）
14. ^指的是伊莎贝拉·露西·伯德·毕晓普 （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1831年10月15日 – 1904年10月7日），原名是伊莎贝拉·露西·伯德（Isabella Lucy Bird），加上丈夫的姓毕晓普（Bishop）之后改为现名，也有人叫她伊莎贝拉·毕晓普、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毕晓普夫人等。多简称为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毕晓普女士是英国著名的女性旅行家、探险家、摄影师与自然主义者，她用行动打破了当时欧美世界普遍认为的妇女不适合独自长距离旅行的浅薄认知，伊莎贝拉22岁时开始旅行。她进行了一次翻过落基山、穿越北美洲的旅行。但是她真正向往的是亚洲。在随后的25年中，她的行迹遍布波斯、库尔德斯坦、朝鲜、中国和日本。旅行中，她记录下了所遇见人们的服装式样、当地的风俗和传统。为了表彰她的壮行，她被吸取为英国皇家地理协会第一位妇女会员
15. ^即现在的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成立于苏联时代的1938年10月20日），首都海参崴，在俄语中被称为普里莫尔斯基州。俄语中“普利”是“沿岸”的意思，“莫尔斯基”是“海”的意思
16. ^有独立意识 ，自主心 ，自主思想之意
17. ^“3.1俱乐部”的后身。所谓“3.1俱乐部”指的是非韩民党、支持李承晚的右翼倾向的无党派议员，与独促系（即“大韩国民独立促成国民会”）团结在一起成立的院内交涉团体，与“6.1俱乐部”一起，可以说是制宪国会中最早的院内交涉团体
18. ^“与村野都” 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一般指代的是保守主义政党在农村与小城市占据优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在大城市占据优势的政治现象，但是在韩国，因为自李承晚以来长期的右翼独裁时期，导致执政的威权主义保守政党往往在农村以及小城市占据优势，倾向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反对党则获得哦了大城市的支持，再进一步具体的说，从光复到20世纪60年代，在首尔、釜山、大邱等道厅所在的地级市，在野党占据优势，而在郡地区，执政党占据优势。当然，韩国早期的现代政治史因朝鲜战争后强化的反共性和落后的政治意识等导致官权选举等政界混乱现象严重，政治流氓横行，因此很难用一种原因解释当时形成“与村野都”现象的成因，但由于当时城市化率停留在20~30%左右，掌握农村的执政党获得了稍微有利的格局的情况较多，但这一格局随着1960年4.19革命后举行的所谓“革命总选举”的爆发而被打破。但众所周知，仅过了一年，张勉政权就因政变被推翻，军部势力开始掌权，虽然1963年的时候形式上将政权归还给民选产生的文人政府，但是以朴正熙总统为代表的军部势力脱下军装大举进入新成立的执政党“民主共和党”，使得执政的共和党与在野的民主党系势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直到70年代上半期，韩国还是“与村野都”的“代表性标本”。1970年代以后，随着“离村向都”（即城市化）现象的全面深入，大量农村人口迁居到城市地区，因此，虽然有人认为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表现出了保守的政治倾向，但是总的来说，城乡之间的政治观念上的差别得到了缓解，1973年议会选举时，共和党的得票率从1971年议会选举时的48%暴跌至38%，下降了10%左右，此后到1988年议会选举时，保守政党的得票率最多仅为38%左右。在老城区，军部政党处于弱势地位，同时由于青年人口的大量流失，农村人口整体老龄化现象比城市更严重，其保守的政治倾向一定程度上得以固定化，因此实际上各年龄段的投票结构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然而，以1987年第13届总统选举为起点，地方主要城市的地区格局开始比世代格局发挥了更大的政治能量，从原来的城乡对立格局转变为从民主化与1990年三党合开始形成的岭南、湖南地区对决格局。因此，保守派执政党能够在像釜山、大邱这样的岭南圈大城市占据优势，反过来，在湖南农村地区也会出现在野党（民主党系）占据优势的地区主义投票，虽然首都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以前各年龄段的投票倾向，但90年代是以金泳三为代表的改革保守势力掌握保守阵营霸权的时期，因此在都市圈保守政党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相当规模的政治势力。1987年民主化后的初期，除湖南和TK地区以外，其余地区都出现了强烈的“与村野都”现象，1990年三党合并后，随着超大执政党民自党的出现，“与村野都”现象得到淡化，呈现出金大中的平民党占据湖南圈地区、民自党把持非湖南圈的地区主义对立格局，此后地区主义对立格局逐渐成为韩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与村野都”现象已经不是很明显，已经逐渐模糊到略微存在差距的程度，民主党在湖南地区城市和农村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保守政党在整个岭南地区的支持率也很高。在首都圈，虽然以总选举（国会选举）为标准形势往往对民主党更有利，但是综合地选的情况来看，首都圈仍然是两党竭力争夺的摇摆地区。“与村野都”在1990年代的韩国逐渐变得模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圈和在野圈的意识形态差距已经明显不大，没有像日后那样出现明显的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当时，金泳三的上道洞势力称霸保守党，清算过去的军部残余，与军部势力分道扬镳，表现出了一股改革主义的气息；反倒是金大中，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再度复出之后，为了谋取政权通过“DJP联合”等方式向旧军部势力伸出橄榄枝，摇摆不定。得益于此，在1996年第15届总选举中，大举聘请旧民众党出身的李在五等不分倾向的改革新人的保守政党在首尔取得了难得的胜利，在釜山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在大邱却选的不尽人意，表现出了值得大书特书的步伐。进入21世纪后，民主党在釜山和金海等地也开始得到反应，并出现了征兆，到2010年后地区主义对立格局得以缓和，“与村野都”现象在韩国政治生活中又一次被凸显出来，标志“与村野都”现象在韩国重现的是2004年第17届总选举，当时在野圈（大国家党、新千年民主党、自由民主联合）遭遇“弹劾逆风”，失去了部分票仓，在岭南圈的几座城市以及忠清圈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开放国民党身份的国会议员当选者，虽然当时地区主义格局本身并没有崩溃，但是在之后民主党持续攻略釜蔚庆（PK）地区同“与村野都”现象的复活有一定关系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例如，在2012年分别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以及201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执政党（新世界党）在农村和渔村地区占据了相对优势，在野党（民主统合党/新政治民主联合）在城市地区占据了相对优势，而且这种“与村野都”现象导致了原来三金时代形成的以岭南、湖南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对立格局出现了弱化迹象，2014年第六届地方选举中，岭南地区的大邱广域市、釜山广域市等大城市的在野阵营（民主党）支持率大幅上升就是例证。相反，在湖南地区，这一对决格局被另一个方向淡化，位于城市地区的顺天市选区在2014年的再补选和2016年的第20届议会选举中，连续有保守政党候选人当选。这是全北全州市的一个地区格局。从整体上看，在湖南的城市地区保守政党的支持率相对较高。2017年总统大选因为“弹劾政局”以及保守政党的分裂（原来的新世界党分化出了继承其党统的自由韩国党以及标榜反朴槿惠与改革保守的正党，另外安哲秀的国民之党也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保守派选票），很难用“与村野都”现象形容这次大选（保守政党候选人在江原、釜山、蔚山输给民主党候选人，在庆南出现了接近的结果，在TK也没有获得过半的票数，但是反过来说，代表民主党的文在寅也仅仅在全国获得了四成选票）2017年大选之后，民主党系政党简直是一家独大，所以2018年地方选举，因为政界改组，再次形成1：1保民格局的时候，所谓的民主党系政党的城市强势和保守政党的农村强势是否会凸显，这是选前无法轻易预测的问题——当然结果是民主党在城市与农村都赢得了相当大优势的胜利，共同民主党得以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庆尚南道的西部地区以及岭东圈地区，在TK地区也扩大了范围，之后的2020年总选举中，“右村左都”现象重新被凸显出来并且显示的格外明显，除了湖南圈的农村地区将票投给了具有革新倾向的民主党、岭南圈北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大邱广域市将票投给了未来统合党之外，农村地区普遍支持保守政党，城市尤其是首都圈地区普遍支持民主党系政党，尔后到2022年第20届总统大选的时候，“右村左都”现象又模糊了很多：保守党在首尔比在京畿道强势，在大邱比在庆北强势，。具体来看，江原道、庆尚道、忠清道的农渔村地区的保守率仍然占优势，但在首尔江南三区、京畿道盆唐区等富人区，保守党在这儿获得了比旧市中心地区更多的票数，在难以被称为农渔村的旧城市中心地区，民主党的李在明取得了更多的票数，也至于出现了城市内部越发达的地区越支持保守政党（由于房地产问题，房价越高，高收入层居住者越多的地区其选举态势越有利于保守政党）、传统的农林渔等保留完整村落的地区也支持保守政党，而旧城市中心地区或者说“模棱两可的城市地区”支持民主党的选举构图。在湖南地区，与对传统的“与村野都”或者“右村左都”的认识相反的是，李在明在全罗南道的支持率就明显高于在光州的支持率，这是因为在湖南圈地区年轻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相对较少
19. ^指的是“济州岛4.3事件”，1947年3月1日至1954年9月21日历时7年零7个月在济州岛发生的事件，与牧胡之乱一起并列为济州岛历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与丽顺事件、国民防卫军事件、保导联盟屠杀事件、庆山钴矿屠杀事件、居昌良民屠杀事件、大田刑务所（监狱）屠杀事件等一起，是大韩民国第一共和国时期平民被冤枉屠杀或牺牲的代表性事件。4.3这个名称起源于1948年4月3日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 2003年韩国卢武铉政府发行的《济州4·3事件真相调查报告书》中对此判断为“济州岛的特殊条件与3.1节开火事件后发的警察及西北青年团与济州岛民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紧张局势，是同南劳党济州岛党反对5.10单独选举斗争相结合的事件”。1945年朝鲜半岛“解放”以后，济州岛因从日本返回的人口失业困难、生活必需品及粮食不足、霍乱流行等原因，岛上的社会处于困难条件之下，而军政厅在粮食政策等方面的政策失败，使民心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气氛下，1947年三一节集会时，先是有孩童被骑警坐骑踢伤，随后发生了误以为民众袭击警察署的警察向聚集抗议的普通市民开火的事件，导致南劳党济州岛党发动全岛总罢工。美军政将总罢工的原因分析为岛民对警察开火的反感及南劳党利用此行为进行煽动，但事后应对则着重后者，派出极右组织西北青年团展开强硬的抓捕行动。组织暴露的南劳党济州岛党于1948年4月3日以“反对单独选举”为口号，肆意袭击警察支署和右翼人士，妨碍5.10选举，使其无效。政府为平息事态，于1948年11月17日宣布戒严令，并对整个济州岛中山区地带实施了焦土作战。行动结果中山区95%以上的村庄被焚毁，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同时海滨城镇也发生了“北村事件”这样的大规模私刑事件，武装部队也袭击了村庄，烧毁了民宅，杀害了平民。6.25战争期间，以预备拘留为名，许多居民被逮捕并处决。 直到1954年9月汉拿山禁足地区全面开放为止，这种流血事件一直在持续。根据2020年发行的《济州4.3追加真相报告书》，截至2019年12月，经4.3委员会审议与报告的决定的牺牲者共有14442人。在死亡中，78.7%是由讨伐队造成的，15.7%是由武装部队造成的，受害者中20.9%是妇女，14.5%是15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特别是在焦土作战时期（1948.10.11-1949.3.1），受害者总数的67.2%（84-89页）。2003年出版的《济州4.3事件真相调查报告》指出，事件的责任在于，南劳党济州岛党主导的武装队杀害了包括军警在内的选举管理要员和警察家属等民间人士，济州岛南劳党指导部支持朝鲜政权的建立，从而提供了加速流血事件的契机；在4.3事件之前就与岛民发生摩擦，亲手实施“济州岛厅总务局长拷问致死事件”等恶劣行径的西北青年团、通过焦土化作战造成大部分牺牲的军队指挥部以及宣布戒严令、指示强硬镇压的李承晚总统、事件发生和镇压过程中相关的美军政的责任都被指出（536-539页）。结果，各政治集团大部分都参与或旁观、助长了针对济州岛居民的屠杀，因此可以说，这是一起谁也不能自由承担责任的悲剧性事件。
20. ^即“丽水顺天10.19事件”（正式名称），简称“丽顺事件”，1948年10月19日，驻扎在丽水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大韩民国陆军前身）14团所属的左翼将士们拒绝了李承晚政府镇压济州4.3事件的出兵命令，与丽水、顺天一带的南劳党党员合力占领丽水、顺天地区，发动了叛乱。因为不是丽水、顺天地区的居民发动叛乱而是当地的驻军发动叛乱，因此“丽顺叛乱”这个称呼很快被“丽顺事件”这个正式名称取代（朝鲜方面的说法是“丽水军人暴动”，《南部军》小说作者李泰给《新东亚》投稿的实录题目也是这个），也有称之为“丽顺兵乱”或者“丽水14团叛乱事件”。叛军主张处罚亲日派（丽顺事件的一大起因就是当时军队与亲日派警察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和南北统一等，在占领丽水和顺天之后，将势力扩大到了周边地区。韩国政府为此在丽水和顺天一带发布戒严令，在美军士顾问团的协助下镇压了叛乱军。 在此过程中，不仅是叛乱军，很多平民死亡或受伤。 叛乱军中的一部分人还进入智异山，成为游击队（即“南部军”）进行抵抗。 此后，李承晚政府在军队内部大规模肃清左翼军人（在肃清工作中被肃清的军队官兵比例高达5%），不仅驱逐了光复军出身的军人，还驱逐了批评李承晚政府的军人。李承晚政府以此事件为契机制定了《国家保安法》（仿照日帝的《治安维持法》），并实施了强有力的反共政策。 学校成立了学生护国团，让学生接受反共教育和军事训练。这次事件实际上并不是根据平壤当局或者南劳党方面指示精心策划的军队叛乱（事实上，南劳党也是在听到地面波广播新闻后才知道事件发生的），盲目的军事暴动反而导致南劳党在韩军内部的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传闻，有传闻称，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曾掀起战败责任攻防战，当时除满洲派外，延安派、南劳党派、苏联派对该事件的结局感到非常遗憾。朴宪永口头禅里的“人民军南进，20万南劳党员会群起响应”并不是单纯的妄言……但后来反倒成了肃清南劳党系时的借口之一。身为南劳党巨头的朴宪永后来被审判时作出了如此自我批评式的陈述：“旅顺事件是我和美军串通，为了暴露南朝鲜军队内的细胞组织而故意挑起的。原因是我的思想基础不好。”但是，当时朴宪永在1946年独自前往朝鲜，在朝鲜国内的地位很弱，因此虽然有通过作为政治基础的南劳党加强地位的打算，但并没有与美军串通，草率地诱导叛乱。但是因为金日成想尽办法肃清政治对手，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陈述
21. ^即“大邱10.1事件”，又称大邱十月事件，是1946年10月1日在大邱地区发生的民众起义。由于美国军政厅的无能，大米价格暴涨，再加上粮食困难和霍乱，美军政实施了强制收集大米和限制分配粮食的政策。饥饿的大邱市民们不断举行示威，从5月末开始要求分配大米和提高工资的劳动者展开了总罢工，9月份在釜山有25万人参加了总罢工。10月1日晚，大邱数千名示威劳动者和100名武装警察在对峙的过程中，有2人因警方的开枪而死亡。愤怒的市民在第二天背着死去的工人的尸体占领大邱警察署，抢夺了武器，随后在大邱站前警方和市民之间展开了枪战。激动的示威队还查抄了富人和亲日派的房子，分给市民粮食和生活必需品。10月3日下午5时美军宣布戒严令后派出装甲车和机枪部队进行了镇压，非组织爆发的民众起义很快平息，但示威已蔓延到庆北全境，直到12月中旬蔓延到了全国73个市郡，仅在大邱·庆北就有77万人参加了示威，全国有230万人参加了示威。据美军报告书显示，仅在庆北，警方和示威队双方就有170人死亡，180多人受伤，但考虑到因害怕报复而不愿报警的情况，遇难者人数将会更多。有人认为大邱10月事件是左翼暴动，但是美军政时期粮食困难、推迟土地改革、重用亲日派等问题才是起义的真正原因。事件发生后，亲日警察和西北青年团等右翼团体对左翼的讨伐一直持续到1948年政府成立以后，甚至在没有进行审判的情况下对平民处以私刑。从2007年开始，真相与和解历史整理委员会（진실·화해를위한과거사정리위원회，眞实·和解를为한过去事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真实和解委员会”）对事件重新展开了调查，2010年3月，真相和解委员会在《大邱10月事件真相查明决定书》中指出该事件是在粮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由于美军政雇佣亲日派官员，推迟土地改革、强制执行粮食供给政策，导致对此不满的民间人士和部分左翼势力与警察和行政当局对抗而发生的。政府决定承认国家的责任，向遗属道歉并支持慰灵事业
22. ^赵炳玉（조병옥，1894.5.21-1960.2.15），韩国著名的独立运动家、第5任内务部长官，也是济州岛屠杀事件的主谋，生于忠清道木川郡二东面纸岭里，其父是独立功臣赵仁元（曾经跟“韩国版圣女贞德”柳宽顺一起指挥3.1运动，随后被捕，并且被判刑5年），毕业于崇实中学、永明高中、延禧专门学校（当时还担任过汉字课讲师）后，前往美国留学， 虽然他本人主张192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但是否真的获得了博士学位，引起了争议。1925年出任左右翼联合的独立运动团体“新干会”总务部长，1929年光州学生抗日运动（광주학생항일운동）发生后，他召开了谴责日本当局的大会，与韩龙云等人被殖民当局涉嫌充当幕后黑手而被关押，坐了多年牢。和曹晚植一起参与经营困难的《朝鲜日报》收购运动，曹晚植成为公司股东，他成为《朝鲜日报》专务兼营业局局长。1937年因为“修养同友会事件”（수양동우회 사건）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拘留合计280天），服刑2年。1941年就任辅仁矿业株式会社理事，光复前生活贫困，住在其首尔一个朋友的家中。“8·15”光复后即作为韩国民主党发起人参与其中，在作为韩国民主党成员活动时，指责安在鸿与吕运亨的建国准备委员会，并且对当时刚进入三八线以南美国占领区的美军政厅方面打小报告说：“吕运亨与安在鸿领导的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是从朝鲜总督府收钱的亲日派集团。”对此，媒体人兼历史学家宋建镐认为：“以赵炳玉为首的韩国民主党势力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集团。”并且批判其为“主导歪曲历史的集团”。美军接手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后，在新设美军政厅警务部的过程中，邀请并重用了赵炳玉等亲美派韩人，快速晋升的赵炳玉在1946-1948年成为美军政厅的警务部长，成为当时南半岛最高的警察总指挥。在济州4.3事件中派遣西北青年团不分军民进行强硬镇压，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批评。温和派、国防警备队（韩国国军的前身）九团团长金益烈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事件，努力进行了和平谈判交涉，但赵炳玉麾下的警察和警察厅制造了所谓的“渊味纵火案”（연미 마을 방화 사건），破坏了和平谈判，赵炳玉将金益烈视为共产主义者并将其赶下台。这期间还因为所谓的“亲日警察招聘风波 ”而主张直接聘用殖民地时代的亲日派警察，备受争议，对此赵炳玉的辩护词是“他们不是pro-jap（亲日派），而是pro-job（前任（警察））”。1950年赵炳玉在第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作为民主国民党（韩民党的后身）候选人参加首尔特别市城北区选区的竞选，但被社会党候选人赵素昂击败落选。赵炳玉方面遂利用警察方面的兵力，从选举初期开始就将赵素昂方面的83名选举工作人员拘留在城北警察署，对游说进行了阻挠。在选举前一天的5月29日，在各处张贴写有“赵昭昂收受共产党政治资金的事情被揭露，在投票日前一天逃北”的墙报和传单，对赵素昂进行抹黑攻击，但是最终还是以40.19%的票差输掉选举。朝鲜战争时，赵炳玉作为第5任内务部长并没有出国避难，而是在大邱拼死抵抗，人民军发动9月攻势时更是在大邱火车站等大邱各地进行了以阻止避难为宗旨的演讲，以充满魅力的演讲为稳定民心起到了很大作用，不知是不是因为这样的表现，在停战协定签署后的1954年第3届国会议员选举中，他作为民主国民党候选人参加庆尚北道大邱市乙选区的选举，以48.85%的压倒性得票率当选。其人在政治上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极度不信任，但是对自己的恩师、美军政厅相中的右翼政治家、“解放政局”中右翼三巨头之一的金奎植则态度比较宽容，曾竭力阻止金奎植访北并声称这是“政治自杀”；虽然曾暂时隶属于自由党，但是对朝鲜战争休战前夕李承晚方面实施的“反共俘虏释放事件”持批判态度，并且因此曾遭遇恐怖袭击，差点成为废人。之后赵炳玉1955年参与创建民主党，成为党内著名的“旧派”人士（由于金性洙的京城纺织遭到朝鲜战争的严重破坏，外加李承晚的土改以及美军政和后续的李承晚政府对金融业与金融资本的控制，外加釜山政治风波以及院内院外势力的分化统合，促使作为韩民党核心的“东亚日报集团”以及背后支持的湖南财阀势力逐渐退场、民国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败北，取而代之的就是赵炳玉的TK系势力的抬头）。，195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首尔特别市城北区乙选区的第四届国会议员选举，以75.44%的压倒性得票率当选。1960年，他以将党权交给民主党新派领导人张勉为条件，在第4届总统选举中作为与李承晚对抗的在野党方面的总统候选人出场，]在选举前几个月因生病前往美国治疗肾病，但在手术中死亡。由于此前也出现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申翼熙在大选阶段突然死亡的事件，因此，对于赵秉玉的死亡，人们之间流传着“可能是李承晚暗杀了他”的传闻。赵炳玉是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政治上的引路人以及极其尊敬的人物（另外一位金泳三的政治引路人也是曾作为“解放政局”时期出任警察头子、晚年出任尊奉“李承晚建国精神”的自由党党魁的张泽相），是比较狂热的福音派信徒，在必须拼命充当在野党的时期，他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反李承晚势力的巨头，他的儿子赵尹衡和赵舜衡也在民主党系政党活动，参加了民主化运动，还帮助过金大中和卢武铉的选举运动。不过，即使是民主党籍政党人士，对他的评价也相当微妙。从济州4.3事件中可以看出，他标榜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甚至于至今为止，老一代的济州岛人对于赵炳玉的怨恨都甚于李承晚），并对申益熙和曹凤岩等政治竞争者进行了狡猾的牵制（俗称内部枪决）。也许因为鲜明的反共主义路线，从自由党的立场上也很难把他打成赤色分子，这与被司法谋杀的曹凤岩相比，成为了对自由党斗争顺利进行的原动力。就像后来母亲被“赤色分子”杀死的金泳三比金大中能从赤色分子手中自由斗争一样。尽管如此，与进步派立场的曹凤岩相比，评价并不高。考虑到赵炳玉反而是相当于民主党系政党根基的政治人物，这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和张泽相在亲日警察任用问题上也采取了相互合作的姿态，但并不像电视剧《野人时代》所描述的那样亲密： 因为当时警务部和首都警察厅之间发生了矛盾，双方在业务上相互信任，相互竞争， 甚至在1948年，警务部调查局还曾以腐败嫌疑对张泽相的心腹首都警察厅稽查科科长崔云霞进行调查。同样，赵炳玉与金斗汉虽然相识但是远不如《野人时代》描述的那般亲近
23. ^成三问（1418-1456），朝鲜王朝前期的文臣、学者，曾参与辅助世宗大王创制训民正音。朝鲜世祖时图谋拥立朝鲜端宗复位，事泄未果，被凌迟处死，与一起死难的同谋朴彭年、河纬地、柳诚源、李垲、俞应孚合称“死六臣”。朝鲜肃宗时获得平反，赠谥“忠文”。有《梅竹轩集》传世
24. ^即朝鲜世祖李瑈（1417-1468），字粹之，朝鲜王朝第七任君主（1455年—1468年在位）。他是朝鲜世宗李祹嫡次子，朝鲜文宗李珦之弟。李瑈生性豪迈，文武双全。世宗时相继受封晋平大君、咸平大君、晋阳大君、首阳大君。景泰三年（1452年）出使明朝，景泰四年（1453年）发动“癸酉靖难”，肃清胞弟安平大君及重臣金宗瑞等的势力，掌握实权。景泰六年（1455年）迫使侄子朝鲜端宗禅位，翌年获明朝册封为朝鲜国王。即位初期，他镇压了“死六臣”及胞弟锦城大君等兴起的端宗复辟运动，巩固了统治。他对内加强专制王权及中央集权，修纂《经国大典》，完善典章制度，实行职田法，崇尚佛教，整顿武备；对外两次越境征伐女真，宣扬国威，并在“事大交邻”的原则下与明朝、日本、琉球保持友好关系
25. ^申叔舟（1417-1475），朝鲜王朝前期勋旧大臣、文学家。字泛翁，号希贤堂、保闲斋，本贯高灵，生于罗州。朝鲜世宗年间科举及第而入仕，长期任职于集贤殿，参与创制训民正音，后辅佐朝鲜世祖篡位，官至领议政，受封高灵府院君，先后策为靖难、佐翼、翊戴、佐理功臣，谥号“文忠”，配享成宗庙庭。著有《海东诸国纪》《保闲斋集》等
26. ^崔章集（1943.5.24-），韩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江原道江陵市人，庆东高中毕业后，在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完成学士和硕士课程。1974年踏上留学之路，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系，师从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1940~），1983年8月获博士学位。1983年9月就任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直到2008年名誉卸任为止一直供职于高丽大学。 历任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崔章集因为其当时还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普沃斯基的影响，他是《解放前后史的认识》的作者，还从事过韩国现代史和韩国现代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弟子中有朴明林、郑海九、朴赞杓等研究韩国现代政治史的学者。思想倾向接近社会自由主义，强调政党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强调需要基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政党间竞争。他还主张为了形成这种竞争，应该削弱极端反共主义，扩大实施比例代表制等。最终看来，比起总统中心制，他更倾向于以政党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内阁制。与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政治评论家白乐晴不同的是，比起统一议题，他更关注韩国的社会经济议题，尤其是劳工议题。主要著作有《民主化之后的民主》，不仅是从实践的角度，而且是向民主化之后失去动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公民社会提出了民主应该如何稳定地占据和发展的所谓“巩固民主”的话题，在将西方政治学理论运用到韩国的过程中，展示了比较政治的精髓，从这一点来看，在学术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招佳作。 此外还有著作《民主主义的民主化》、《什么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劳动的民主主义的人性创伤》等。崔章集曾经在2013年5月参加过安哲秀的智囊团“政策网络明日”，成为该组织理事长，但是同年8月就因为与安哲秀政见不合（尤其是劳工议题，安哲秀秉持反工会立场）而离开，此后多次抨击韩国保守阵营与进步阵营“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观，敦促双方接受自由主义理念，并且主张（民主党与韩国进步阵营）将烛光示威规定为“革命”是错误的（虽然示威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推翻朴槿惠的“烛光示威”不是“革命”
27. ^即“工业资本主义”
28. ^李正姬（1969.12.22-），前统合进步党党魁、著名的律师与政治家（也是NL系出身的知名政治人），首尔人。1987年在大学入学学历考试中获得全国人文系女子第一名，考入首尔大学法学院，新生时期经历的六月抗争和1992年发生的驻韩美军奸杀尹金尹事件后，下定决心成为人权律师和社会运动家，还活跃在妇女运动领域，1996年通过司法考试毕业于28期司法研修院，在法务法人德寿担任律师。成为律师后，以人权律师的身份活动，并成为进步派律师组织“民辩”的事务次长，因主要担任驻韩美军相关犯罪、劳动相关事件受害者的辩护而名声大噪。2007年3月2日，加入民主劳动党支持权永吉候选人，正式开始政治活动，第二年2008年，以民主劳动党比例代表3号当选第18届国会议员，正式进入政界，先后出任民主劳动党政策委员长和院内副代表、民主劳动党末任党代表等职务，2011年为柳时敏和统合进步党的创立造势，成为共同代表。但是在统合进步党时期，2012年第19届国会议员选举前夕，因与民主党候选人金希澈单一化过程中发生手机投票舞弊而不参选，让位给李尚奎，还卷入了作为党代表对随后发生的比例代表竞选舞弊事件处理不当的争议，作为政治人物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2012年9月25日宣布参加第18届总统选举，继续进行大选活动，但在12月16日第3次电视辩论前数小时退出了候选人资格，此前多次激烈抨击朴槿惠（“高木槿惠”就是出自李正姬之口），2014年12月19日统合进步党解散后回归律师工作，成为“野人”，此后除却在岁月号等焦点事件发声之外基本淡出政界（2015年后其个人推特基本没有更新），偶尔发布个人著作、参加已故左派政治家卢会灿的葬礼以及在2020年总选举前夕呼吁支持民众党这类零星活动。李正姬是一个世论中非常有争议的左派政治人物，甚至在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战中为朝鲜辩护引发争议，这也使得她较之于同出自NL系的权永吉成为当时最为韩国大众嫌弃的进步政党政治家之一
29. ^在韩国国内“가카”虽然可以用在多位总统头上，但是经常被用来代指李明博，因为当时有传闻称，李明博总统在任初期，青瓦台内部恢复了“阁下”（각하）称呼，还有人称李明博总统为“阁下”。不过，这是李明博的一些支持者在竞选总统时对李明博的好听称呼以讹传讹，而在当时以“阁下”称呼李明博的人物中，知名人物包括曾经在《第五共和国》中饰演全斗焕的演员李德华。因此反大国家党、反李明博倾向的网民们为了讽刺李明博总统的权威主义倾向，将“阁下”按照声音发音的“가카”（gaka）这一蔑称也应运而生。在没有任何修饰语的情况下，只要使用“가카”一词，大部分都是指前总统李明博，因此在指称其他总统时，通常会扩大用例，以“OOO 가카”的形式使用。在“OOO 가카”中，往往会加入作为对象的人物特征。例如，前总统朴正熙被称为“元祖gaka（원조가카）”
30. ^卢酱，即“노짱”，韩国大众对于卢武铉的一种昵称，也可以视作是卢武铉的别名，起源是2000年初卢武铉粉丝团“卢爱会”内部对于卢武铉的亲切称呼，之后伴随卢武铉在政界的迅速崛起以及当选总统开始向韩国社会传播开来，而且在任期内,甚至出现了以这个名字出现的商品和内容。2015年甚至连《京乡新闻》等媒体在卢武铉逝世6周年之际也在文章中使用了这一称呼
31. ^“슨상님”是仿照湖南方言对老师/教师/教员的称呼（“슨상님”或者“선상님”，相当于中文里头的“先生”）取的外号，经常被用来代指金大中。据说金大中在当选之前就被支持者与亲信们这么称呼，而且支持者往往不会称呼“金大中先生”，而是统一用“先生”（슨상님）称呼。把金大中总统称为“先生”在这个迷因产生的2000年代是相当普遍的，在《请回答1997》等时代剧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实际上也发生了金大中的极端支持者中因为没有称呼金大中为“先生”而扔出炸酱面碗的暴行事件，外加其他只要涉及金大中的发言就反应敏感进而引发数起暴力事件的人们也总是使用“先生”称呼金大中，个中理由也是千奇百怪，引发了韩国社会的争论。2010年代中期之前，在保守倾向的论坛“DCinside”以及从中分出的保守论坛“当日最佳(日间Best)”上，经常用像《哈利波特》中提及“伏地魔”使用“슨상님”一词代指不方便提及的公众人物，但是在2010年代之后这个词又恢复了其代指金大中总统的用法
32. ^即“既得利益”
33. ^指前文中在野党（进步改革阵营，也就是当时的民主党与统合进步党等泛左翼政治势力）的狂热支持者所具有的“正义感”与“爱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