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在一九四二年发表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谈到，他之所以长期以来只写中短篇小说而不写长篇小说，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才力不济，难以驾驭篇幅浩瀚的长篇小说。这是谦辞，却非真正的原因。茨威格本人对待文学作品十分苛刻，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在自己写作时也以此自儆，虽思路驰骋，下笔千言，却要在作品完成之后删繁去冗，浓缩精炼，所留文字皆是精华。

严格的去粗存精，精雕细刻的过程使得茨威格以中短篇小说家著称，《心灵的焦灼》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对这本小说抱有质量上的疑虑，因为这本小说完全符合茨威格自己的写作原则：情节始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读者也能从阅读过程中获得极高的艺术享受。

《心灵的焦灼》情节并不复杂。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疾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中人物康多尔大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

茨威格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透露，这本书的原名是《同情杀人》，它描述软弱，描述那种不愿作出最后牺牲的不彻底的同情，远比暴力更加致人死命。

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说服力，甚至违背常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同情之于弱者，如同黑暗中的烛火，温暖明媚，带来的往往是积极的效果。

可是小说主人公霍夫米勒对残疾姑娘艾迪特的同情，却将后者生生拉进了堕化的深渊。结尾处处在绝望之中的艾迪特坚定地从露台上跳了下去，五六层楼高的露台下面尽是硬石头……她死了。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恰恰是出于高尚动机施予同情的霍夫米勒。

霍夫米勒并不是一个坏人，他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可是就是这份“善意”使得事态渐渐失去控制，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罪行，这无法忘却的罪行使得他日日煎熬。

倘若追溯悲剧的源头，就在于霍夫米勒从一开始就未施予「正确的」同情，或者说，他把同情一词看得太简单了。

在霍夫米勒看来，只要陪伴在艾迪特身边，亲密地聊天、说笑，予以关怀，在她伤心之时适当地施予感伤便是同情了，霍夫米勒本人甚至对此侠义心肠洋洋自得，在施予者的高地上自我陶醉，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他自己的虚荣心。

可是，他的同情，仅此而已。

当困囿在轮椅中的艾迪特向他表达爱意的时候，他不寒而栗，惊慌失措地抽身而退，几次三番想要逃离。他并无进一步发展两人关系的思想准备，并且认为自己无法抵御这硬凑上来的爱情以及这爱情带来的责任与重负，事实却是，他在施予极其有限的同情时，从未想过也不愿做出进一步的牺牲（接受艾迪特的爱情）。而个性刚强的艾迪特向霍夫米勒明确表示，仅仅为了她倾心相爱的人，她才愿意接受治疗。倘若霍夫米勒不爱她或者不接受她的爱，她觉得生不如死，宁可立即结束生命。霍夫米勒的同情引发了艾迪特的爱意，可是这份同情的不彻底却要了她的命。

很明显怯弱的霍夫米勒代表着前一种同情：

这种同情是世上大多数人都能够给予的「小善」，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却急于脱身，避免深入他人的生活，由此陷入难堪的境地。这小小的善意不必付出过多的代价且能暗示自己「是个好人」，可以肯定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当事情随着接受同情者的内心活动以及更多的欲求产生变化时，这样的同情远远不够。

茨威格通过书中另一个人物（医生康多尔）向读者阐释真正的同情是怎样的：

康多尔医生住在贫民区，生活拮据，富有责任心，每天忘我地为病人们奔波。他本有机会娶一位教授的女儿，迎向光明的前程，摆脱贫困的生活，可是最终他却娶了一位瞎子为妻，仅仅是因为他没有治好她的眼睛。康多尔明白，如果他再弃之不顾，她便会走向毁灭，所以他无怨无悔地用自己的后半生承担了这个重负，直到力量耗尽也不停歇。康多尔对盲女本无爱情，是同情使他承担了这份责任，积极地同情使得盲女对他充满信赖。

同情心是一把双刃剑，谁要是不会摆弄，趁早撒手，它就像吗啡，只有刚开头的时候是行善，是灵药，可是如果不会掌握分寸，剂量不当，不及时停药，就会变成凶险的毒药，最初可以减轻痛苦，可当人的灵魂需要越来越多的“吗啡”，越来越多的同情，有一天就会到无法餍足的地步，甚至还会比从来没有帮助过产生更多的憎恨。

如果不能好好地控制自己的同情心，会比麻木不仁危害更甚。控制得好是救人，控制不好将有可能损害他人的生命。

我在阅读过程中十分尊敬康多尔医生这个角色，他也教会了我，只要开始对一个人施予同情，便要下定决心作出自我牺牲。而当我成为被同情者时，要至始至终对他人的善意充满感激，减少对他人同情的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