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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2年1月21日，永歷十五年十二月初二，對於一直在逃亡的永歷帝朱由榔來說，是一個陰暗的日子。

這一天，在緬甸已經陷入困境的永歷帝一行人遭遇瞭他們最不想見到的危險局面，一群緬甸士兵突然遂不及防地闖入瞭永歷帝的“行宮”。看到這群來自異族的不速之客，人們驚駭地大叫著、哭喊著，怕氣沖天，“行宮”內一片雞飛狗跳。此時，導致大批官員死難地咒水之難陰影還未從人們的心中散去，由不得在場的明人不心驚肉跳。

雖然人們總是不在意別人的死活，似乎別人的悲劇永遠都和自己沒關系一樣，但真輪到自己的性命被收割時，個個都開始驚慌失措起來瞭，拼命地躲避著危險，不希望死神降臨到自己頭上。人性本自私，尤其是這種完全丟失瞭靈魂的難民軍，更是沒有辦法在危難中形成有效組織進行抵抗，隻能是在一盤散沙中被緬甸人帶走。

一片慌亂之中，永歷帝連同他的寶座一起被緬甸士兵粗暴地抬走。就這樣，永歷帝一行像犯人一樣徒步行走瞭五裡路，才被緬甸人押送過河，交到瞭清軍手中。一代帝王，就此淪為階下囚，進入瞭生命倒計時。

根據緬甸《琉璃宮史》的說法，在緬甸行動的前一天，緬甸王庭收到清軍使者要求緬甸馬上交出永歷帝，不然就會進攻的威脅後，緬王對大臣說：“現在清人來索要永歷帝，考慮到貓和一窩老鼠的道理，我覺得還是把他送回去比較好！”大臣們也紛紛表示：“現在清人打來，兵力很強，我軍久戰，已經疲憊，還是把人交出去好。”於是達成一致意見，決定交出永歷帝一行。

對於緬甸來說，它隻是明清戰爭局外人，作為被迫意外卷入這場你死我活之爭的旁觀者，顯然是沒有興趣參與到這場棋手之間的博弈遊戲中，隻要自身利益不受侵害，能夠穩坐釣魚臺，清朝無論要求做啥，緬甸都會滿足。因此緬甸作為熟知真相的圍觀群眾，隻會向著強者清朝，而不會去為曾經壓制過自己的強大敵人在變得的奄奄一息時為他們主持正義，如果能再趁著對方衰亡時再補上一刀，給本就衰弱不堪的弱者身體進一步放血，讓其奄奄一息，徹底沒有任何威脅，讓情緒得到更好地發泄，反而能獲得無上的精神滿足感。正是在這種畏強欺弱的負面心理投射下，殘明僅剩的逃亡者徹底淪為瞭兩國的政治犧牲品。

可以說，選擇逃亡緬甸寄人籬下看人臉色，是明朝犯下的最大錯誤。雖然在永歷十三年（1659年）時，國內形勢就已幾近不可為，即便是再努力也沒有辦法逆天改命，更不用說大明內部還是四分五裂，隻有形式上的統一，但這不代表就隻有匆匆忙忙逃往海外一途。起碼在能掌握的范圍內，還是可以進行有計劃、有組織地撤退，然後最大程度團結並武裝各路擁明勢力進行抗清鬥爭，偏偏這兩條永歷朝廷都沒能做到，這就導致瞭後面的一系列混亂與悲劇，讓局勢變得徹底不可收拾，也讓海內心存故國的人心徹底失望。

更讓人氣憤的是，到瞭緬甸後，這批逃難者在寄人籬下的情況下，不但行事不肯收斂，不願放下面子跟緬人團結合作，也拒絕自力更生，老想讓鄰居無償為這群難民軍付出，讓緬人給他們提供好吃好喝的。問題是，就算出於道義，人傢願意臨時收留，也不可能免費供養鄰居一輩子，時間長瞭，誰都會嫌棄，可這群逃難的朝廷官兵偏偏還真把緬甸當成自己的傢瞭。殊不知，危難之中，別人不捅刀子就算是非常客氣瞭，趁人之危，才是正常操作。

可惜，文安侯馬吉翔等這群死抱著天朝上國心態不肯放下的掌權官員都是一群“唯利是圖的利己主義者”，滿眼隻有自己，總是自我感覺良好，又有著永遠都填不滿的欲望，滿腦子隻想著自己眼前的一點點小九九，至死也要想辦法盡力保住僅剩的一點小權勢，其他的問題壓根都從沒想過，也不會去想，所以才會做出阻止總兵鄧凱、黔國公沐天波、江西道禦史任國璽試圖與明軍主力聯絡、合流的短視行為，然後這群玩弄權術的低劣政客就跟著其他大臣一起在咒水之難中化為歷史的一縷青煙，成為瞭緬甸人手中的犧牲品。

隻不過，過去這群食肉者是像看客看風景一樣坐看別人成為代價，然後順便再嘲笑別人是一群廢柴，等發現現在該輪著自己變成代價後，嚇得趕緊向緬甸人磕頭饒命，結果人傢一看：喲！這不是大壞人麼？那更應該趕緊殺瞭！然後文安侯馬吉翔和司禮監太監李國泰這兩個架空皇帝的權臣也都成瞭刀下鬼，這就是典型的近視主義者下場。

馬吉翔死後，僥幸活下來的人們依然痛恨地罵著馬吉翔，恨不能“生食其肉”！雖然馬吉翔活著的時候絕大多數人敢怒不敢言，隻會私下吐槽，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桿秤，所以他死後人們才會這麼不客氣地攻擊他，痛恨之情也確實是溢於言表，可以說是非自在人心。

當然，這些幸存者們雖然有馬後炮和推卸責任的意思，不過趨利避害也是人的本能，總要有一個背鍋的人來承擔全部責任，更何況馬吉翔此人，在難民軍中極不得人心，就是馬吉翔的手下錦衣衛趙明［钅監］也嘗試過誅殺上司，更不用說永歷帝曾經因為馬吉翔要求皇帝把玉璽給砸瞭送他，而怒罵馬吉翔“良心何在”！可以說，從上到下，無不痛恨掌權的馬吉翔等人。隻有不明真相的馬吉翔女兒搞不清狀況，還在自殺前哭道：“也不知道我爸是為瞭啥事，就是死瞭，人們還是在罵他！”（不知吾父為何等事，雖死，人猶罵之。）

為什麼明廷會做出出逃緬甸的錯誤選擇呢？這也是多種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結合起來造成的。逃亡是必然的，但怎麼逃，卻存在著很多偶然性。永歷十二年（1658年），隨著清軍大舉攻入貴州，永歷朝廷也進入風雨飄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永歷帝又想到瞭逃。不過往哪裡逃，倒是成瞭一個大問題。本來永歷帝是想北上四川，畢竟永歷帝在逃亡時，一直是都是在國內逃，而沒想過逃到國外，不然在廣東廣西時就可以去海南甚至越南瞭。不過在朝中有影響的馬吉翔擔心去四川會影響自己權勢，就通過晉王李定國的親信金維新說服瞭當時掌握大權的李定國。

不過，在撤離的時候，由於沒有統籌和組織，導致撤離行動一片混亂，加上馬吉翔為瞭能夠把持朝政，避免皇帝反悔，脅迫皇帝入緬，又鼓勵和他親近的護衛部隊劫掠，導致很多護衛的武將紛紛叛逃。在這種情況下，永歷帝決定逃亡緬甸。有大臣勸諫說：“猛虎之所以能夠對百獸造成威懾，就是因為有著鋒利的爪牙。奈何主動放棄，激發敵人的野心！”（“猛虎所以威百獸者，以有爪牙故也。奈何自棄其防，以啟戎心！”）但是，永歷逃亡團已被馬吉翔一夥人把持，永歷帝這個虛君顯然是做不得主的。於是，歷史在這裡拐瞭一個彎，也註定瞭永歷帝一行的悲劇。

此時，永歷帝的政治基本盤有兩個：一個是永歷舊臣，一個是晉王系。當然，如果按照同心圓粗略劃分圈層，最核心的圈層自然是文安侯馬吉翔和晉王李定國、司禮監太監李國泰。黔國公沐天波雖然是班列之首，但在決策圈層之中，地位遠不及馬、李二人。所以在過江去緬甸的路上，永歷帝都是和司禮監太監李國泰、文安侯馬吉翔同乘一艘船；次圈層則是地位比較高的朝廷官員，如文安侯系、晉王系官員、黔國公、督師文安之、各部院部堂等人；再次就是秦王系、蜀王系、大順系、忠於永歷的地方雜牌；第四層是各地土司、延平王系、魯王系等，隻能算聯盟關系；忠明復明的百姓、義軍、士人等充其量隻能算最外圍的圈層。

可以說，大明在建立全面的抗清統一戰線後，成員變得非常復雜，完全變成瞭一鍋大雜燴。由於沒有經過組織純化，也沒及時建立符合戰時的領導機制，導致明廷的指揮體系一直沒法能理順，在管理中出現瞭各種各樣的嚴重問題，造成瞭不同抗清隊伍之間的嚴重內耗，加上濫封現象嚴重，官爵嚴重貶值，這又加劇瞭管理的難度，無法形成統一協調的抗清力量，讓永歷朝廷出現瞭典型的腦梗壞死危機，身形沒辦法進行協調。

唯一一次接近成功解決戰時中樞腦梗壞死問題的，還是秦王孫可望建立的戰時指揮體制。孫可望在迎接永歷帝後，利用“秦王，總錄天下文武將吏兵馬錢糧，專征四方，行大元帥事，公侯閣部以下皆稱臣，啟旨行事，不必關奏朝廷”特殊政治地位，開啟瞭新的政治領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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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可望建立的制度，其實是爵位+差遣制度，孫可望是當時唯一的異姓親王，也被人稱為國主，是真正的領導核心，再下面就是西寧王李定國和南康王劉文秀、延平王鄭成功這三大主力人物，再之後就是各類公、侯、伯和各級官員，可以說是比較成功地理順瞭指揮關系，重構瞭明末的混亂的指揮體系，有效地提升瞭管理的有效性。

孫可望投清後，李定國依然沿用瞭這套制度。蜀王劉文秀死後，唯一的親王李定國就擁有瞭“欽命專征、節制郡勛文武、提調官義兵馬招討大元帥、賜黃鉞、尚方劍便宜行事”的差遣，地位還在孫可望之上。然而不幸的是，無論孫可望還是李定國，都不具備卓越的“調和鼎鼐”能力，沒法處理好統一政令與內部團結的問題，導致瞭這次不成功的外科手術嘗試。

在永歷帝一行被緬人送進吳三桂大營前，永歷帝就已經預感到瞭自己的末日即將來臨。於是早在清軍進入緬甸後，就給吳三桂寫瞭一封文辭俱佳的信，這封信就是在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致吳三桂書》：

致吳三桂書

將軍身為本朝勛臣，新朝雄藩，世代都享受朝廷爵祿，並獲封遠疆藩地，烈皇帝（崇禎）對將軍的待遇可以說是非常的優厚！豈料國傢慘遭不幸，闖軍叛賊肆意作惡，竟突入京師逼我先帝自縊，掠奪殺害我臣民。將軍身著喪服激昂誓師，討伐逆軍，可見心中良知並未泯滅。無奈清軍入京，假借報仇之名，陰行侵略之實。將軍得遇紅顏之後，卻忘復明之志。繼而逆賊被誅，江北一帶國土，竟不再為本朝所有。

南方重臣不忍江山傾覆，認為憑借東南半壁江山，未必不能恢復國土。豈料天子之位尚未坐熱，敵軍就突然打來。簡皇帝即位沒多久，就不幸流亡在外。福建鄭氏起兵，再次擁立皇室恢復大明，即使無法收復祖先故土，或許也可偏安一隅。然而雄心並未滿足，依然派人消滅隆武帝。當時，朕遠走廣東，心痛不已，生不如死，哪有空思考復國之事呢？然諸位大臣不忍我列祖列宗之基業被毀，逼朕繼位，才得以繼承大統。自朕登基以來，先是在作戰中失去楚地，接著又在作戰中丟掉西粵。朕隻得晝夜趕路、四處流離，數不勝數。

幸而李定國在貴州迎接朕，並在安南衛尊奉朕，自認為可以不再憂懼、平靜無爭瞭。沒想到將軍竟忘記瞭君父的大恩德，圖謀開創豐績，率軍進入雲南，冒犯朝廷，致使雲南偏狹之地，竟無法安寧立足。將軍這功勞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將軍就真的忍心這麼做嗎？還是不忍心呢？朕因此拋棄中國，隨即渡過沙河，姑且借用緬甸之地來鞏固防禦。出入於安危之中，即便失去瞭世代所據守的江山，但依然能重新在荒蠻之地延續祖先的恩澤，令人感到幸運。

最近將軍不懼艱難險阻，親至荒蠻之地，帶數十萬之眾，追殺一名孤獨無靠、寄居他鄉的落魄君王。為什麼把天下看得這麼狹隘？！難道這天下之大，居然都沒有一個可以容朕的地方嗎？還要在封王賜爵之後，再殺瞭朕來成全你的功名嗎？想當年高皇帝不顧風雨、辛苦奔波取得的天下，朕竟然連想偏安一隅都得不到，這可真是將軍的功勞！將軍既然已經摧毀瞭我們皇室，如今又想消滅我們父子，讀《鴟鴞》時難道就沒法感受到一點同情心麼？

將軍仍然是中華之人，還是世代享受朝廷封賞之後。就算是不同情朕，難道也不念及先帝嗎？就算不念及先帝恩情，難道也不念及二祖列宗嗎？就算是不念及二祖列宗，難道也不念及自己的祖父、父親嗎？不知道新王對將軍是有多情多厚，我一個無依無靠的客人又與將軍有什麼仇怨？讓你對他們竭忠盡力，卻要對我們斬草除根，將軍自以為明智，卻不知這就成瞭愚昧。將軍自以為清朝待你優厚，但其實很輕視，萬年之後，青史書上將會記上一筆，將軍是怎樣的人。

朕現在已是兵單力微，雖然床邊暫時還容酣睡，但也知道我們父子的命是握在將軍手中。如果一定要拿到朕的頭顱，用鮮血噴濺日月，回去向朝廷復命，那也不敢推辭。如果能轉禍為福，轉危為安，願意用南方方寸之地，待朕充作共主後，願聽將軍做主。如此將軍雖然臣服於清朝，但也沒有忘記故主的栽培，也不負先帝的厚恩。還希望將軍能夠好好考慮。

上文是我依據《〈永歷帝致吳三桂書〉校釋》中的文字進行翻譯的。

讀完這封信後，我們可以發現，永歷帝雖然鼓足瞭勇氣指責吳三桂的行為，甚至試圖用感情攻勢打動他，設身處地地為他設想，都是為瞭吳三桂能夠饒他一命。可以說，為瞭能繼續茍下去，永歷帝連面子都不要瞭，放下皇帝的尊嚴，隻求吳三桂能放過他。

永歷帝怕死是出瞭名的，在位期間，可以說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逃命上。

早在大臣們希望擁戴他做皇帝時，當時的王太妃就說：“各位大臣還怕沒有君王麼？我兒子太過仁柔，不是撥亂之才，希望能選擇更合適的！”（諸臣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願更擇可者）。但遭到瞭大臣們的拒絕。果然，當時才監國沒多久的永歷帝在得知遙遠的江西贛州失陷後，就趕緊跑路，從廣東肇慶一直跑到廣西梧州，引起瞭嚴重的政治後果。有這麼一個畏敵如虎的老板，下面的員工還怎麼能安心工作呢？

此後，永歷帝更是將“遁走”特技拉到瞭滿級特效，這也讓他得以提前避開瞭一個又一個的死亡威脅。可以說，“望風而遁”是他最好的寫照。這也造成瞭嚴重的“永歷效應”，導致明統區內民心浮動，官軍紛紛叛變。隻是這次他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瞭，十五年來的好運，都在這次緬甸危機中被消耗一空。不過就憑他十幾年一直沒能被抓住的運氣，也無愧於“遁神之子”稱號瞭。

隻是希望總是美好的，但現實往往是非常殘酷的。有時越是努力想得到什麼，反而越是出現不願看到的情況。既然寄人籬下，朝不保夕，手中既無利益可以誘惑人，又無籌碼可以和人交換好處，妄圖僅僅隻以情感來打動吳三桂，顯然是沒可能的。能靠情感就可以打動吳三桂的，隻能是強大的武力威懾。既然做不到這種威懾，那永歷帝的價值就在於用鮮血成為吳三桂獲取更高地位和更大權力的祭品，這也是永歷帝對吳三桂唯一的意義。

吳三桂作為一個以個人利益至上的政治動物，凡事考慮的都是怎麼才能實現關寧軍小團體的利益最大化。拿到這封情真意切又軟中帶硬的信件，自然會斟酌一番。雖說永歷帝的話不能不說沒有道理，可是城下之盟為瞭保命所說的話能信嗎？如果放過他，會不會讓清朝認為，自己依然還是心向明朝？這些都是他要考慮的問題。因此，收到信的吳三桂不但沒有放過永歷帝，反而迫近緬甸阿瓦進行威脅，這才導致永歷帝被兩百多名緬兵送入清軍大營。

在清營，雙方進行瞭一次經典的會面：

得知永歷帝等人被送來後，吳三桂不顧天上烈日炎炎，遠方黑霧籠罩，狂風將屋瓦吹到空中的異常天氣，也跟著湊熱鬧去見瞭永歷帝一面。開始的時候，看著“體貌修偉、面如滿月、須髯過臍”的永歷帝時，吳三桂還比較倨傲，隻是把永歷帝當成一個特殊的被俘犯人，禮貌性地作瞭一個長揖就完事。看到吳三桂的表現，永歷帝就問他是誰，這一問就把吳三桂問心虛瞭，半天不敢吭聲。再問時，幹脆伏地不起。可見吳三桂在潛意識中也認為自己的做法不太合適，這麼做不好面對明朝皇帝。

不過一直這樣不回答也不合適，最後隻好說自己就是吳三桂。不說還好，一說連懦弱的永歷帝都不高興瞭，罵道：“你不是漢人麼？你不是大明臣子麼？為什麼甘願做漢奸叛國辜負君王？你捫心自問，良心何在？”永歷帝突然爆發出來的強大皇帝氣場，壓得吳三桂都不敢說話瞭，隻能伏地裝死。最後永歷帝說：“今天就這樣吧，我本是北京人，希望能看瞭十二陵後再死，你能信任麼？”吳三桂這才回答：“可以！”（王切責曰：‘汝非漢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為漢奸叛國負君若此？汝自問汝之良心安在？’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某能任之。’）

等讓吳三桂出去時，吳三桂居然起不來，隻好讓左右把吳三桂扶出去。這時候的吳三桂已經面如死灰，汗流浹背。

作為一名勝利者，本來隻是想來看笑話，誰知道竟然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吳三桂沒料到的，之後雙方再也沒見面。很顯然，在吳三桂內心深處，大明三百年的積威依然還在，哪怕明朝已經滅亡瞭，但這種長達三百年的歷史積威並不會一下子就會徹底消失，它依然會像一個暗中隱藏的遊魂一樣，在合適的時候釋放出來，吞噬著吳三桂深處的靈魂。

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的永歷帝還對吳三桂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在與鄧凱談話時，永歷帝還在說：“有太後在，吳三桂世受國恩，未必會對朕母子下手。”（上曰：“有太後在，吳三桂世受國恩，未必毒及朕母子也。”）可以說，正是有瞭這個和金子一樣珍貴的希望，哪怕這個希望的縫隙僅僅隻是露出瞭一縷若隱若暗的微淡光線，永歷帝依然會緊緊地抓住它，把它變成支撐自己堅強活下去的信念，不讓自己絕望。

然而，永歷帝錯瞭，很多事情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朱由榔的皇帝身份，就是最大的危險。出於政治敏感性，吳三桂根本都不會希望因為永歷帝的事而讓自己被清廷誤會，巴不得與他劃清界限呢，畢竟這涉及大是大非的政治站隊問題，當然不能留下讓政敵攻擊的把柄。潛意識中的認識歸潛意識中的認識，但這個是不能公開說出來的，更不能做。能做到的，隻能是選擇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表演方式。因此，永歷帝不但要處死，而且要用最嚴厲的方式進行處理，這樣才能公開向世人表明自己的心跡。

對於吳三桂的種種明哲保身、劃清界限的政治表演，腦筋比較粗線條的滿人就直來直去瞭，藍旗章京兀兒特就很憤憤不平地說：“吳三桂享受明朝的厚祿，為什麼毫無感恩之心呢？”（“吳三桂食明厚祿，何無毫發恩乃爾！”）然後對手下說：“這是真天子，奉他為可以享受百世功勞！”（“此真天子也，可奉之為百世功。”）然後竟然反瞭，這還真是一種“移情”心理。當然，由於事情泄露，這次兵變很快就失敗瞭。

康熙元年三月十二日（1662年），清廷公開詔告瞭“永歷既獲”的消息，這也昭示著永歷帝的生命開始進入倒計時。根據清廷的批準，吳三桂決定在昆明直接把永歷帝父子拖出去砍頭，這個決定遭到瞭滿人的反對。定西將軍愛星阿就說：“永歷不管怎麼說也是中國君主，如果斬首未免太慘，仍然應該賜他自盡才得體。”安南將軍卓羅也說：“一死而已，他也是曾經做過君主的人，保全屍首就行。”（“永歷嘗為中國之君，今若斬首，未免太慘，仍當賜以自盡，始為得體”。“一死而已，彼亦曾為君，全其首領可也。”）

四月二十五日，清軍突然闖入永歷帝圈禁之地，將永歷帝和太子等人抬到太廟旁，然後用帛巾殺死瞭永歷帝和太子。在永歷帝死前，還想留下遺言，結果被拒絕。就這樣，永歷帝悄無聲息地死掉，結束瞭他逃亡的一生。他死後，剛剛還是晴朗的天氣瞬息大變，雷電交加，狂風大起，抬頭看上去，天上的烏雲像兩條龍一樣蜿蜒消逝，接著天空陰暗瞭七天，像是老天爺在為舊時代的落幕進行最後的道別。

作為抗清勢力的最大公約數和精神政治符號，永歷帝的死亡，不但意味著一個腐爛透頂的政權徹底被毀滅，也意味著漢人二十年來的抗清鬥爭遭遇瞭徹底失敗，令人嘆息。

如果我們把永歷帝的一生用大數據進行畫像，用遊戲模式將其數字化，總分150分的基本屬性，按照以下指標進行細化，你認為能打多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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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力：組織、協調、應變

武力：耐力、體力、技能

智力：思維、學習、情緒

政治：判斷、策略、執行

魅力：儀表、人格、聲望

顯然，在我看來是不及格的。永歷帝的技能點隻怕都點在瞭魅力上瞭。當然，做為“文”人，就算扣掉“武力”這個基本屬性，總分隻有120分，答卷也依然不會合格。除瞭基本屬性，一個人還會有特長、理想、嗜好、交際等多維度信息，這裡就不再進行分析。隻簡單說說永歷帝性格的形成。

一個人的出身如何，會對他的經歷產生很大影響，而這些經歷，又會進一步對一個人的性格、秉性造成影響。簡單說，就是出身決定經歷，經歷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一旦這種性格、秉性形成，是很難輕易改變的。如果做瞭皇帝，一些性格缺陷會進一步放大，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運興衰。

永歷帝的父親桂端王朱常瀛是萬歷帝第七子，論皇帝繼承順位，正常情況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輪到他來繼承大統。而桂王王位繼承，正常情況也輪不到四子永明王朱由榔來繼承，而應該是由他哥哥安仁王朱由［木愛］來繼承。所以永歷帝在年輕之時，躺平做個混吃等死的咸魚王子就可以瞭。誰知，做閑散王爺後發生的兩件大事，卻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的朱由榔強行推上瞭歷史舞臺，讓他被迫開始瞭磕磕碰碰的表演。

一是遭遇明末農民起義。崇禎十六年（1643年）時，張獻忠攻入桂藩封地衡州，朱常瀛率傢人逃亡，朱由榔也在倉皇逃亡之列，從過慣瞭錦衣玉食、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尊貴王子，突然變成瞭四處逃亡、饑一頓飽一頓的落魄王子，這種天上地下的落差感，會給人的內心造成極大的心理沖擊。更慘的是，在逃亡過程中，朱由榔還悲劇地成為大西軍的俘虜，這算是朱由榔最早與大西軍的親密心跳接觸。

正是這次悲慘的俘虜生涯，給永歷帝造成瞭嚴重的心理創傷，對敵人產生激烈的應激反應，對他當皇帝後的行事風格造成瞭深遠影響。由於永歷帝過慣瞭貴公子的優渥生活，猛地一下子墜入地獄生活，身體產生瞭嚴重的不適反應，身心在經過一番驚嚇後，結果得瞭一場病，最後還是征蠻將軍楊國威的部將焦璉把他救出來。每當他想起那段俘虜生涯，就會在心裡隱隱出現一絲陰影和嚴重的不安全感。這才是造成他望風即逃的根本原因，也是俘虜生涯給他留下的最大後遺癥。

二是兄長、王位繼承人朱由［木愛］遇害。朱由［木愛］與被放養的朱由榔不同，作為活著的長子（齒序為三子），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朱由［木愛］能知人、有雄心，因此受到疏宗隆武帝的猜忌，於是平粵伯丁魁楚受命對桂王兄弟進行瞭政治測試。

朱由［木愛］表示：山河破碎，怎能不擔憂？若能借先生的力量削平，待孤假你之手報答高皇帝，即便死瞭也是不朽！（宗社破碎，孰能忘憂！倘得藉先生力削平之，俾孤假手以報高皇帝，死且不朽。）可以說心中一直在為國傢前途擔憂，希望能團結更多的人為國出力。然而朱由［木愛］不知這是丁魁楚的忠誠測試，結果掉入瞭丁魁楚佈下的陷阱。加上朱由［木愛］不喜歡丁魁楚，兩人有矛盾，就讓丁魁楚趁機鉆瞭個空子告瞭他的黑狀，導致桂王朱由［木愛］莫名其妙地病死。

而膽小、怕死的朱由榔在丁魁楚面前就隻能“唯唯而已”，朝廷官員對於沒有雄心、膽小聽話的王子當然是心中一百個滿意。於是朱由榔就成功地兄終弟及，當上桂王。

隻能說，有時間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就是如此，有人命中註定就是有這個好命，即便是天上掉餡餅這種概率極低的事情也能遇到，這就是所謂的“命中註定”。

這麼說雖然有“宿命論”嫌疑，但有時間不得不承認，人的命運就是刻在基因裡，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如果刻意去按照答案來填寫答卷，往往得到的是南轅北轍，如同漢末王莽四處抓“劉秀”一樣，當時的嘉新公劉歆就很努力想追求進步，按照神秘預言《赤伏符》把自己名字改成瞭劉秀，然後越努力越悲慘，直接把命丟瞭。反倒是名不見傳的真劉秀後來真成瞭東漢開國皇帝，隻能說這就是所謂的“命”。

但是，如果在錯誤的時間把錯誤的人放在錯誤的位置上，就會帶來巨大災禍。很不幸，朱由榔的繼位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如果是由朱由［木愛］來繼承皇位，明朝的走勢顯然會是另外一個方向。

可以說，死裡逃生的囚徒生涯與兄長朱由［木愛］莫名其妙地死亡，都對朱由榔都有著不小影響。這導致朱由榔稱帝後，積極奉行逃跑主義路線，實行“小圈子”用人策略。

而永歷皇帝作為抗清勢力的總旗幟，在繼位後的表現無疑是非常不合格的。即便是作為一名傀儡人和政治符號，也不代表就沒有辦法去發揮政治影響力。遺憾的是，永歷帝所發揮的，都是負作用。不但沒有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反而加速瞭人心的離散。

如果將大明比作一個在市場競爭中已經被打的無還手之力地破敗財團，永歷帝就是在企業生死存亡關頭被扶起的一個救亡董事長。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作為一個標簽符號，起著安定大明人心的作用。作為大明吉祥物，雖然很多事情不需要他親自處理，也不需要他去前線鼓舞人心，但起碼不能“轉進如風”，戰鬥還沒打響，老板就率先跑路。老板動不動就跑路，員工自然人心浮動，沒法安心做事。大傢隻會覺得，老板把我們都當成炮灰，一點都不在乎我們死活，幹嘛還給老板賣命？人心一旦散瞭，隊伍也就不好帶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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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很多高管都隻想到眼前小利益，趁著大明破產前，趕緊掏空大明跳船，試圖想對手那裡買個好位置。問題是，自己有多少價值和籌碼值得對方去買呢？很多人顯然沒想過這個問題，他們都有一種迷之自信，總覺得自己在大明這邊有權、有錢、有人，這就是自己的價值，但這也僅僅隻是“我的地盤我做主”而造成的虛幻假象，並非是自己真的多厲害才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如果把在本傢的價值當成瞭實際價值，那就是把對傢當成傻子瞭。

但大明看不清形勢的近視眼太多，結果這些精致的花瓶一摔就碎，跳槽後變得毫無價值。甚至有些人想做雙面人，結果成瞭祭品。前者如秦王孫可望、大學士丁魁楚、左都禦史袁彭年，後者比較有名的有三等子劉澤清和蘇松提督吳勝兆。可見，對傢也不是垃圾桶，什麼人都會收的。對於暗中耍兩面派的雙面人，也毫不客氣。

為瞭凝聚人心，大明還需要借著老板之口，提出能吸引人的廣告洗腦口號，如公司創始人朱元璋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前任隆武帝的“有發為順民，無發為難民！”這些都是簡單直接、易於傳播的口號，通過這種很容易讓人記住的宣傳手段，達到團結更多人，為一個共同目標奮鬥的目的。如果一個公司沒有目標，沒有方向，員工不知道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廣告也沒有辦法占領受眾心智，那是沒有辦法激發員工的鬥爭精神的，也沒辦法說服人們去支持大明的。隻有通過老板永歷帝親自打廣告，效果才會更佳。這就是吉祥物的妙用。

除瞭發揮吉祥物的作用，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選擇重要的“關鍵少數”人才為自己效力。在早期，永歷帝還有自己政治班底的時候，完全可以放手任用能做事之人進行集權，如果不能做事，嘴上說得再厲害也不可重用。用人隻需要看業績，誰會掙錢，誰善打仗，誰能做事，隻要能做到，就用誰，讓擅長的人做擅長的事。隻要牢牢把握住唯才是舉、量才為用，不拘一格的用人原則，即便自己被架空，起碼可以在危難之時阻擋敵人。大敵當前，如果不能保住大明，一切便無意義，保住大明，起碼便有瞭一切。

當然，此前的隆武帝也曾經做過“招才”工作，效果極差，請瞭一群空談傢。因此，實績才是檢驗能力的唯一標準。而不是光能說會道，會拍馬屁說好話就能上位。隻有導正瞭用人風氣，才能取得效果，如果隻看表面的學歷、出身、履歷、口才、立場等，是沒有辦法吸引到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鄭成功等這些一時之選的。隻有在實戰中檢驗，才能選出適合解決危機的人才。

量才為用也很重要，像大西三將軍（本是四將軍，艾能奇早死），李定國擅長打仗，孫可望擅長內政，劉文秀擅長調和，如果把人放錯瞭位置，就會導致人才錯位，造成悲劇。當然，這個要求對於喜歡搞小圈子決策的永歷帝而言是個難度很高的技術活。

授予關鍵人物以特殊的戰時名分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和平時期的管理體制和危急時刻的戰時體制完全是兩回事，如果隻能困在傳統體制中修修補補，是沒有辦法適應新的形勢的。戰爭時期，武將話語權大大增加，試圖用大明傳統的那套通過司禮監太監與內閣大學士互相制衡的方式，去控制已經開始失控的武將，顯然是很難做到的。

隻有建立一套和戰時體制相匹配的新體系才能滿足新形勢下的組織戰鬥力，而不僅僅隻是簡單地賜尚方劍便宜行事就可以瞭。和平時期尚方劍在文官手中可以發揮威力，但戰爭時期文官僅憑一把寶劍未必能對武將們形成威懾力。尚方劍表面是代表皇權的象征，可背後有著一整套強大的人員支持、財政物資支持、軍事威懾等，才保證瞭尚方劍對武將有著巨大的威力。但戰時文官手中已經不存在可以作為威懾的武器，如何才能震住武將呢？

戰時最重軍功，因此以軍功授爵就顯得非常重要瞭，但不是如永歷帝一樣隨意濫發爵位。爵位就如同公司的股份一樣重要，過去要做大明的股東很難，現在隨便帶幾個人入夥就可以拿到股權，成大明股東，顯然隻會讓大明的股份更不值錢。

隻有立下軍功，也就是給公司創造效益，為公司解除瞭危機，才可以授予股份，像文人大學士瞿式耜就因軍功封臨桂伯，這就有利於提升文官對軍隊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然而，如瞿式耜這種能立下軍功，並且有著巨大威望的高級文官很少。

因此，從武將中提拔“政治軍官”作為補充就很有必要瞭。隻有立下軍功和擁有巨大的威望，才能有效震懾散居各地的不同抗清勢力。如因兩厥名王而收獲巨大名聲的李定國，就屬於從政的“政治軍官”。當然，如前所述，在孫可望的領導下，建立瞭一套以爵位為根本、以差遣為基礎的戰時領導體制，這套體系也確實部分適應瞭當時的形勢。

但是這個改革並不徹底，並沒有恢復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大都督府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也沒有恢復權力巨大的中書省丞相之職，所以這個改革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不存在一個名正言順的、適合戰時的、權力巨大的正式機構和官職，隻能以爵位和臨時差遣來進行指揮，而沒有一個權力巨大的一條鞭機構來進行統一指揮、協調。

這也意味著，不從根本上對朝廷進行大破大立，繞過部分現有官僚體制，重新架構新的指揮體系，僅僅隻想簡單地通過重塑權力結構和替換少數心腹官員、粗暴打壓地方軍閥的方法，是很難滿足時代需求的。雖然全面改革在戰時也很難進行，但起碼恢復最高軍事指揮機關大都督府和大都督，重構軍權還是沒問題的。

以企業而言，這就像在和平時期，董事長大秘書（司禮監太監）和辦公室主任或行政經理（內閣大學士）可以內外相制，但在公司四處起火的時候，這群人受制於體制，就很難發揮作用瞭。像老祖宗時明太祖朱元璋還保留著規模龐大的市場中心和首席市場官（大都督府和大都督），由於市場中心人才濟濟，後來幹脆分成瞭五個市場部。對於已經占領瞭龐大市場的企業來說，保住現有市場就不錯瞭，再去超過邊界的異質文化市場中擴張，已經收益不大瞭。因此，做好現有的市場才是最重要的，打天下時立下汗馬功勞的大明“鐵軍”就該功成名就，退居幕後進行轉型瞭。

首席執行官（中書省丞相）也是如此，由於首席執行官權力太大，所以明太祖幹脆就廢瞭首席執行官，把部門經理升為部門總監，直接對董事長負責，變成瞭強枝弱幹。後來董事長能力不行，隻能請職業經理人，但由於公司章程的限制，索性變演成瞭部門總監掛名辦公室主任行政經理身份輔助董事長處理公司庶務的情形。由於董事長大秘書的存在，又導致瞭內外相隔。

這種政治平衡在平時自然沒什麼問題，但危急時刻就有大問題瞭。並不是說以第一大股東身份，然後再給自己一個體制外的差遣，比如以公司雙十一營銷作戰指揮部、危機處理小組之類的名義行事就行瞭，這是名不正言不順的。靠譜的做法還是更改管理體制，起碼要重新建立市場中心甚至市場群，恢復首席市場官，如此才能名正言順。顯然，孫可望沒想到這一點，這點是真不如漢末的曹丞相。

做好團結與利益平衡再分配也是屬於老板應該做的事情，不過這個對永歷帝來說就更難瞭，所以隻能依賴執政小集團進行高明的操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哪個執政小集團，都沒有辦法做好“調和鼎鼐，燮理陰陽”的工作，於是隻能陷入無限內耗死循環，最終“以內耗始，以內耗終”！不可謂教訓不深。

不過，永歷帝雖死，但永歷的影響依然還在，直到永歷三十七年（1683年），臺灣被占，永歷年號才消失，永歷留在歷史上的最後一點痕跡終於化為一縷塵埃，消失在歷史的天空中。

《求野錄》

《南明史》

《〈也是錄〉校註》

《〈永歷帝致吳三桂書〉校釋》

《琉璃宮史》

202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