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蒂姆•麦当诺（Tim McDonagh）

译者丨沈持盈

作者丨Michael Schulson（美国自由撰稿人）

我们可以先从鸟儿讲起，或者先从希腊人讲起。每个选择各有优点。那就抛硬币决定好了。正面朝上就选希腊人，反面朝上就说鸟儿。

反面朝上。

20世纪70年代，一位名为迈克尔•达夫（Michael Dove）的年轻人类学家动身前往印度尼西亚，试图解开一个人种学谜团。达夫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他一直在阅读关于Kantu’部落——一群在婆罗洲（Borneo）热带雨林里挣扎糊口的农民——的文章。Kantu’部落采用迁移农业的方式，这种被人类学家称为“斯威顿”（swidden）耕作方式，也被大众称为刀耕火种(1)。刀耕火种的农民种植庄稼的土地通常相当贫瘠。他们放火焚烧来清出田地，在作物成熟后将田地弃置。

与其他大多数斯威顿式耕作的农民一样，Kantu'部落的农民每年也会开拓新地，种植稻米和其他农作物。但有所不同的是，Kantu’部落的农民会通过一种观鸟仪式来选择在何处种植。他们相信，某些鸟类——红腰咬鹃、棕姬啄木、以及其他五个种类的鸟类——是神的女婿（sons-in-law of God）。这些鸟类的行踪引导着人类的农事。因此Kantu’部落的农民会穿越整个森林，直到发现这些预言之鸟以正确的组合方式出现的地方。之后他就会在那儿清理出一块田地，种植庄稼。

达夫(Dove)认为这些鸟儿应该是充当了某种生态学的指示物。也许它们被肥沃的土地、小树苗、或者其他有利于斯威顿式耕作的环境所吸引。总而言之，Kantu’部落将这种观鸟占卜术世代沿袭，还尚未体验过忍饥挨饿的滋味。达夫推测，这些鸟儿一定是在告知Kantu’部落一些关于土地的信息。但他和其他人类学家都不知道，这种信息到底是什么。

他继续跟随Kantu’部落的占卜者。他观察了这些先知鸟儿，计算了每户农家的收成量，之后感到愈加迷惑。Kantu’的占卜术是如此地扑朔迷离，如此地依靠细微的变化和“鸟儿是飞到我左边还是右边”的这样的偶然事件，以至于，达夫很快发现红腰咬鹃、棕姬啄木和Kantu’部落稼穑的成功完全不搭界。达夫告诉我，那个他追寻着的占卜者，“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在摇骰子的人”。

困惑不已的达夫更换了自己的论文题目。但是这种占卜术时不时蹿到他的脑海中。他思考了有“一二十年”之久。有一天他意识到，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一直是错的。达夫一直都在思考，相比于随机性，Kantu’的占卜术是否有给人们提供有用的生态信息。但如果这个预言正是因为它就是随机过程才对人们有所帮助呢？

对于Kantu’部落来说，最优选择与投资者在面对一个波诡云谲的市场时所做的抉择相似：他们需要多样化。

热带的斯威顿农业本质上就是一个难以预知的产业。Kantu’部落斯威顿耕作方式的成功取决于降雨、虫害是否爆发、河流水位以及其他因素。一片森林在雨水充足的年份可能会带来丰收，但在干燥的、或者某种害虫猖獗的年份可能会颗粒无收。而无论是对人类还是鸟类而言，预测未来几周或几月的虫害爆发或者天气情况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面对着这种不确定性，人们还是倾向于寻找某种规律——想出一个可用于选择种植地的系统性方法，而且，尤其是要根据上一年的情况来做出决定。

两个方法都无裨益。上一年的条件与未来几年的农事几乎没有任何联系（2013年七月份的多雨与2014年七月份的潮湿无关）。系统性方法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偏差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Kantu’部落的农民预测某一年的河流水位正遂人愿，然后他把自己全部的农作物都栽植在河边，那么一次洪水就能让他的全部庄稼付之东流。对于Kantu’部落来说，最优选择类似于投资者在面对一个波诡云谲的市场时所做的抉择：多样化的选择。而鸟类占卜术就是一个能够带来这种多样化的颇为有效的方法。

达夫竟要花上15年才悟到，随机性也是有利条件，也不是白费。我们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要做出最优选择，就应明确我们的目标，并进行经验分析和知情选择（informed choice）。这种决策方式，至少在理论上铸就了我们推选政党领袖、炒股、学校招生以及单位招聘的方式。它还塑造了我们批判他人的宗教仪式与迷信活动的方式。但是，正如Kantu’部落所展示的那样，很多情况下，其实随机的选择才是最优选择。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远比我们承认的要普遍得多。

几千年来，为了将一些随机元素运用到决策中，人类文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脑力。加拿大拉布拉多（Labrador）省的那斯克皮族（Naskapi）猎人通过炙烤驯鹿的肩胛骨，观察骨头表面如地图般裂开的缝隙，来确定下次狩猎的方向。在中国，长久以来人们都通过《易经》一书来寻求指引，他们用49根蓍草茎进行复杂演算，来确定需要查阅书中的哪个部分。非洲中部的阿赞德人（2）在面临艰难抉择时，会把毒药粉灌到一只小鸡的喉中，通过观察小鸡是否存活来找到问题答案——这一结果如并不算完全随机的话，那它起码也是难以预测的。（“相比其他我知道的方法来说，这个方法在居家和处理事务时，还是挺管用的。”英国人类学家E•E•伊凡•普里查（E E Evans-Pritchard）写道。20世纪20年代，他在阿赞德（Azande）地区居住时期间接受了一些当地习俗。）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些事例的名单能够填满书本。正如任何一个21点扑克牌发牌手或者塔罗牌占卜师会告诉你的那样，我们对翻牌情有独钟。为什么不呢？随机性有自己的特征，它是一个快速、恒定并且成本相对低廉（除非你的小鸡都死了）的决策方法。因为没有任何指导性思维作祟，它既不会受埋怨，也不会让人后悔。它没有人类的情感，就好似一个空白的表面，我们可以在上窥测到命运的跌宕或天神的意旨。随机性能坦然地分配资源，评判对错。

占卜术的“净化效应”扫清了一切不合理理由

首先，随机性让选择不求助于任何“理由”。这一特征也许是其最大的优点，尽管这自然也要我们付出些代价。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政治理论家、《运气：随机制度在决策中的作用》（2011年）一书的作者彼得•斯通（Peter Stone）的工作就是研究让这些不合理因素变得合理的条件。

“抽签制度的有利一面是排除了错误因由的干扰，”斯通告诉我，“抽奖制度确保了，当你随机选择时，你的选择不基于任何理由。”他将这一概念成为随机制度的“净化效应”——在做一个决定时它能排除“所有”理由，消除各种不需要的影响。正如斯通所说，随机性将运作中的不合理理由排除，也让合理理由消失殆尽。他并不提倡滥用偶然性。“但是，有时，”他说道，“不合理理由的危险程度远甚于放弃合理理由可能带来的损失。”

我们再回过头以Kantu’部落为例。当他们在森林里选择斯威顿式耕作的种植点时，除了某些基本特征，在做选择时是没有合理理由可以利用的。你可不知道天气和虫害情况将会如何。因此，不论Kantu’的农民们依靠的是什么理由，它要么是中立的，要么是十分有害的。占卜术的净化效应扫清了一切有害因由。Kantu’部落也在沼泽地里垦田种植，沼泽地作为不错的种植点的特征更容易预测——换句话说，沼泽地的具备的合理理由非常多。而Kantu’在沼泽地里时，也的确不会使用占卜术来做选择。

这种关于选择和偶然性的思考方式，在婆罗洲农村之外的地方也有所应用。它尤其能对我们这种理性主义精英管理化的民主制的某些基本机制提出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如你所想，诸如斯通这种政治理论家一开始会对随机性产生兴趣。

在迈克尔•达夫在Kantu’部落的长屋中苦苦思忖他的谜题时，激进分子和政治学者们正着手复兴通过类似抽奖的方式来填充某些政治席位的理念，这一过程被称为抽签法。

这一做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民主雅典的大部分公职官员都是通过抽签法选出的，包括用抽签法从一些重要人物中选出的九名执政官。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贵族在选举元首、总督时也曾采用一套复杂的、部分随机化的流程。让•雅克•卢梭在其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3）中认为，在一种理想化的民主中，随机制度可能会成为范式（would be the norm），它使每个公民都有平等机会能参与到政府的各个职能中（卢梭也补充说这种理想化民主不可能存在）。抽签法如今仍被用在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中，并且时不时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场合中有出现。例如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和卑诗省，就曾随机抽出一些公民成立选举事务委员会为选举法规建言献策。

抽签法的拥趸建议在国会和议会中更加广泛地采用这一原则，以创造一个能准确反映一个州公民身份实际构成的立法机关。他们并非（为明确起见）提倡立法者随机选择“政策”，此外，几乎不会有人提议诸如美国总统这种不具有代表性的职位由公民抽签选出。这一理念不是要将理性完全驱逐出政治领域。但是大量不良因素是会影响选举流程的——通过贿赂、恐吓及欺诈；通过购买选票；通过各种歧视以及偏见。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让选民根据自身喜恶挑选候选人的制度里，这些不良因素是否会超过这一制度的益处。

举例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由少数强大的家族和有影响力的派系执掌大权。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政治》（1980）中所写，总督选举时的抽签法，是一个“限制任何集团在没有获得压倒性的支持或没有受到上天眷顾的情况下随心所欲执掌大权”的选举方式。担心少数富人通过无节制的花销来影响选举的美国人也许会支持这一观点。

或者我们这么想一想：理论上，自由民主主义者想要建立能够准确反映其公民身份的立法机关。想必一个优秀立法者所需要的品质（聪明睿智、高风亮节、经验丰富）并不只有富有、正直的白人男性所拥有。我们的立法机构中人种相对单一，这说明在选举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因素正发挥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我们仅仅是看着这种选举过程，思考着应如何消除这些偏差。抽签法的拥趸们发现，采用随机性方法的时机已然成熟。

一旦所有合理理由都被清除，最有效、最公平也是最可靠的选择也许就是随机选择

不合理理由的威胁，或者合理理由的缺失，让随机性变得格外有吸引力，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于政治领域，大学招生亦是如此。当哥伦比亚大学要从约33000名申请者中录取2291人时（正如今年的情况），我们很难设想这一甄选过程是严格基于合理理由而选择的。“大学录取本就具有随机性；我们就承认了这一点然后着手制定一个更有效的录取制度吧。”教育政策分析家查得•埃得曼（Chad Aldeman）于2009年在美国每日新闻网“高校情报”中这样写道（Inside Higher Ed）。他接着将高校的精英教育理念描述为“一种托词”并评论道：“随机抽签也许是解决之道。”

斯沃斯莫尔学院（The Swarthmore College）教授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 ）于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中发表过类似的论调。他建议，一旦高校从他们的申请者中筛选出一个高素质人才的小团体，他们只要靠抽签确定最终名单就行了。荷兰的一些学校就已经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像这样的抽签制度无法纠正金字塔体系与生俱来的不公平性，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在这一体系中的人都能得到攀到塔顶的机会，”施瓦兹写道，“但这能通过突出偶然性和运气来‘揭示’这种不公平。”一旦某种标准被确立，就不会有真正的“合理”理由去区分第2291名申请人（被哥大录取的）与第2292名申请人（没被哥大录取）。而一旦所有的合理理由都被排除，最有效、最公平也是最可靠的选择也许就是随机选择。

但也许随机选择并不是最受欢迎的选择。当随机性被加诸于一个所谓的精英管理化制度中时，它也可能会引起一种反冲。2004年，国际滑冰联盟（ISU）在花样滑冰比赛中启用了一套新的评判规则。在这套规则中——此后被稍作调整——12名裁判为每一名选手评判，但只有随机选出的9人的评分会被算进最终的总分（古雅典人在戏剧比赛中也使用类似的评分方法）。花样滑冰比赛的腐败恶名众所周知，裁判有时会形成小团体来支持彼此最中意的花滑选手。理论上来说，一个随机的评判过程让这种小联盟较难形成。毕竟，如果不清楚你的合作伙伴能否投桃报李的话，一个礼尚往来的评判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但是ISU新规则的作用并不只是肃清抱团诱惑这么简单。统计学家指出，随机的选择会改变某些赛事的结果。他们拿出比赛数据支持这一观点，指出随机挑选出的不同的裁判组合是如何产生不同评分结果的，并且至少在一次重要赛事上，完全改变获奖名单。即使所有花滑选手都参与了比赛，最终的获胜依靠的也是运气。

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审视这类情况。第一种：走愤怒路线——谴责这个看起来本质上不公平的规则。第二种途径是意识到评判过程本身就是，还将一直是有主观性的。如果选择另外的12个裁判来给比赛打分，结果也会有差别。ISU的规则仅仅是将这种主观性变得更明显，即使它也降低了像腐败这样可以影响最终结果的显见的不良因素。

但许多评论者还是选择了理直气壮的愤怒。这并不让人吃惊。ISU的规则与当代两个普遍的观念相冲突：一是我们应该（通常也可能）清除一件事中所有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二是成就是努力与才能的完美映射。选举时的抽签法，大学录取的抽签制度，以及花滑比赛的随机评判都与这两个前提格格不入。它们接受了不确定性并视为其过程中的一个有用部分，它们也没能保证最好的公民、学生或者花滑选手能取得胜利，无论他们为成功付出了多少。

我想说，在我们居住的这个令人焦虑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那两个理念——完全的确定性和完美的奖励——简直是痴心妄想。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知识、嘉赏成功。只是，在我们迈入那种乌托邦之前，我们也许要与我们的现实情况妥协，即我们的生活被不确定性、偏见、主观评判以及变化莫测的偶然性所主导。

在小说《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1962）中，美国科幻小说大师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设想了一种翻覆的历史，让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小说中的大多数情节发生在被日本占领的旧金山，其中的人物角色，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常用《易经》来指导商业生涯和个人事务中的困难决定。

一些事情，在一些场合下，总是充满著偶然性，就如掷骰子一样。

作为一个家族史上与占卜无缘的美国人，我承认我着迷于迪克构筑的科幻世界的景象，着迷于这个世界里人们将一些决策权力付诸于干蓍草茎演算的做法。也许，承认我们所拥有的理由通常都不充分或者非常贫乏，能让我们摆脱社会的偏见。不需要借助任何超自然体系，不难想象：当我们分配商品、录取学生、招聘时遇到不分伯仲的应聘者、选择我们的领导人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做出个人决定时，随机性起到更为明显、更可接受的作用。

这种社会并非是理性主义者的噩梦。相反，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不合理理由影响着我们的诸多决定。这也是让我们意识到哪些因素塑造了我们选择的一种途径。正如彼得•斯通（Peter Stone）告诉我的那样，他模仿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说，“理性的首要任务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种社会也并不比我们所处的社会有更多的偶然性。一些事情，在一些场合下，总是充满著偶然性，就如掷骰子一样。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胜者与输家的角色，很少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命中注定。

伊曼努尔•康德

迪克似乎已然明白这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很少有小说家能像他这样接受偶然性。在写出《高堡奇人》的数年后，迪克对一个记者解释道，在给这部小说的情节设置一些关键细节时，他并没有精心设计、深谋远虑，而是用了抛硬币和《易经》占卜的方法。

译注：

1.迁移农业、斯维顿耕作方式、刀耕火种：新石器时代残留的农业经营方式。为原始生荒耕作制。先以石斧，后来用铁斧砍伐地面上的树木等枯根朽茎，草木晒干后用火焚烧。经过火烧的土地变得松软，不翻地，利用地表草木灰作肥料，播种后不再施肥，一般种一年后易地而种。

2. 阿赞德人：主要生活在刚果、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等地区。自称为阿赞德，周边的其它部落称他们为赞德（Zande），亦称尼安-尼安人(Niam-Niam)，属尼格罗人种。用阿赞德语 ，属尼日尔 – 科尔多凡语系尼日尔-刚果语族。

3. 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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