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雜談】聊聊“尋釁滋事罪”的前世今生

“尋釁滋事”這一概念由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演變而來，在1997年我國頒佈的刑法中第一次以明確的罪名確定下來。客觀地說，在歷史背景和國際環境的影響下，1979年刑法所規定的流氓罪，對穩定當時的社會秩序有過積極的影響。但“流氓罪”具有其時代局限性，而且這一罪名的立法並不成熟，在司法實踐上一直難以準確應用，又因“流氓罪”罪名規定的模糊性以及涵蓋范圍極廣這一特性，該罪名名逐漸被稱為“口袋罪”。為瞭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更好的司法實踐，1997年《刑法》修訂時對此條進行瞭修改，廢除瞭流氓罪，從流氓罪中分解出尋釁滋事罪並做瞭詳細的規定。2011年公佈的《刑法修正案（八）》又根據司法實踐及社會實際情況，對尋釁滋事罪做瞭進一步修改，並沿用至今。

1979年《刑法》頒佈時，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為瞭穩定社會秩序，1983年國傢出臺瞭一系列的文件展瞭全國范圍的嚴打活動，加大瞭對流氓罪等破壞社會公共秩序罪的打擊力度。之後最高院最高檢又出臺一系列司法解釋指導流氓犯罪的司法實踐問題。這一系列措施起到瞭威懾犯罪份子的積極作用，但也導致流氓罪在嚴打活動中被擴大化。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流氓罪日益顯現缺陷，如認定標準不明確、容易與他罪混淆、兜底條款“其他流氓活動”內容模糊等，在司法實踐中出現瞭許多行為特征不明確的案件就按照流氓罪進行定性的案件。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們的思想和視野更為開闊，刑法理論研究和立法思想更多地受到大陸法系的影響，在司法實踐上具有很強道德性的流氓罪經過不斷補充、修改，呈現出細密化的特點，作為流氓罪客觀表現之一的尋釁滋事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流氓罪中剝離出來，並最終在1997年重新頒佈的《刑法》中獨立成罪，流氓罪由此退出《刑法》的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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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中國的法制化進程加快，流氓罪在司法實踐中顯現出“口袋罪”的特征被詬病，得到瞭立法機關的重視，在1997年全新刑法中，立法機關參考各方意見並結合當時社會的發展需求，將流氓罪分解為尋釁滋事罪及其他幾個罪名，從而尋釁滋事在我國立法上獨立成罪。

1997年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將尋釁滋事罪歸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擾亂公共秩序罪，較流氓罪做瞭詳細具體的規定：如犯罪構成要件相對於流氓罪的構成來講更為清晰、在量刑上進行調整。尋釁滋事獨立成罪後，雖然得到法學界的肯定，也確實起到瞭懲罰、控制、預防犯罪的積極作用，但因為脫胎於流氓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有“口袋罪”的傾向。

在積累瞭較多的尋釁滋事罪法律應用經驗的基礎後，面對社會上出現的新形勢新問題，《刑法修正案（八）》中對尋釁滋事罪進行瞭補充和擴展，在“追逐、攔截、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的”這一項中補充瞭“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也將構成尋釁滋事罪，同時對糾集他人實施尋釁滋事的行為進行瞭規定，對於不同的尋釁滋事行為不再無差別地實施輕刑主義，尋釁滋事罪的刑罰由從重變為從輕再變為回歸理性。其後的2013年“兩高”聯合頒佈兩份《解釋》文件、2017年4月份最高檢聯合公安部共同印發《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對尋釁滋事案的立案追訴標準做瞭詳細的規定，為司法實務中的對尋釁滋事罪的認定、法律適用提供瞭指導意見，在一定程度上明晰瞭尋釁滋事罪的犯罪特征。《刑罰修正案（八）》後立法機關出臺的一系列文件體現瞭刑事政策新的發展方向，例如新增的“糾集他人多次實施”這一規定，說明共同犯罪也可以構成尋釁滋事罪，且對首要分子處以更嚴重的刑法，並增加瞭罰金刑，無疑是加大瞭對尋釁滋事的懲處力度，也契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尋釁滋事罪在立法上更加的趨向與合理化與科學化，也更加的貼近現實需求。然而，尋釁滋事從獨立成罪後就顯現出來的弊端仍未得到解決，如司法實踐中對條文中的“隨意”“任意”主觀概念性較強，難以明確界定；“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的認定也更多的是依賴於司法機關的主觀認知，這一點不符合客觀主義的原則，尋釁滋事罪仍然無法擺脫“口袋罪”之嫌，對於該罪是否應當保留的爭議也一直存在。

陳營， 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律師，法學碩士，曾任職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專業領域為刑事辯護，擅長重大、復雜、疑難案件，並在多起疑難案件的辯護中取得撤銷案件、不起訴、法定刑以下量刑的良好辯護效果。紮實的法學理論基礎，豐富的辦案經驗，認真、負責的執業態度廣受委托人信賴和好評。曾辦理過的部分有社會影響力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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