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研究中，有些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也有些人认为是礼。事实上，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一个二位一体的结构，礼与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在二者中，无法把任何一个单独选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01 礼与仁是二位一体结构，相辅相成

《论语·季氏》曰：“不学礼，无以立。”礼为立身之本，这是就个人修养而言。就政治功能而言，孔子认为：“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意思是：礼是治理囯家的根本大法；如果礼没有这种功能，还有什么用呢？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仪式，“事神致福”，表示对神灵或祖先的敬畏和希望得到庇护。经夏商周损益发展，礼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典章制度秩序，二是行为规范准则。自周公“制礼作乐”，以血缘宗法制为主干的礼乐制度更为完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要恢复的正是周礼。

孔子在礼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礼的心理基础的论证。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虽然传统的礼学系统蔚为大观，但缺少一个心理基础的论证，少了一种心理依靠，它们只是一些僵硬的教条。孔子或许以为这是造成礼崩乐坏的一个内在原因，于是他将传统礼学范畴的根基巧妙地安放在道德情感的土壤中，为礼找到了一个心理基础。

孔子与宰我“三年之丧”的争论，宰我曰“安”，孔子斥责其“不仁”，就体现了这一点。从《八佾篇》也可以看出：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安”与“戚”字，就是丧礼的心理基础，即仁，孔子把它作为“礼之本”。“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就是说，礼的本质不在于“玉帛”、“钟鼓”等外在的东西，而在于内在的心理因素。从另一方面讲，礼的渗入，也使仁有所附着，礼与仁构成了二位一体的结构，相辅相成。

仁是礼的心理基础，礼是仁的外在规范，仁在礼的规范下映现，受制于礼的约束。一方面，作为心理现象的仁以礼的范畴为附着，受到礼的规范和约束；另一方面，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又是以仁作为人们守礼的心理基础。孔子思想体系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将心理过程的仁投射到礼的诸范畴内，以期达到仁与礼的合一。正因如此，孔子才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

在孔子心目中，礼的内容要求高于仁的内容要求。比如对管仲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不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也！”（同上）

因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所以孔子大赞管仲“如其仁”。但又指责他不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淮南子》）

张秉楠先生著《孔子传》理出了孔子思想发展的脉络，即“礼一仁一中庸”三阶段发展说。张岂之先生《中国思想学说史》认为，孔子思想发展是“礼学一仁学一易学”三个阶段（张先生将中庸单独作为孔子思想方法论）。吾从二张。

孔子思想发展脉络也确实如此，为复礼他周游列国，却无人采纳重用，于是他需要为礼找到一个心理基础心理依靠，使人们自觉守礼，这才提出和倡导仁学。仁是手段，礼是目的。“东方不亮西方亮”，纵观孔学，似乎是歪打正著，孔子的礼学为人诟病，其仁学倒是蔚蔚大观，体系完备，人们也乐于接受。

02 从孔子学生对孔学的理解也可得出礼与仁并重

孔子作古之后，他的学生对孔学的理解也可以看出，礼与仁并重，是孔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去世后，子夏等一度尊有若为师，事之如夫子。曾参等人则持反对态度，有若的这种特殊地位不久便被废除了。细读《论语》，不难发现，子夏等尊有若为师，曾参等起来反对，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思想理解不同而形成的学术史事件，反映着孔门弟子间的学派分化。

《学而》记载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说明有若对孔子学说的理解重在礼，重在礼的制度规范作用，主张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建立和谐社会关系，具有“主外”的倾向。

曾参则认为：君子“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祭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能体现仁德，所以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参临终遗言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就是说，对君子来说，学习孔子之道最重要的是通过仪态、言辞表现出高度的道德修养。这些都说明曾参对孔子学术的理解重在仁，重在内心修养，偏重于通过内省修己追求最高精神境界，具有“主内”的倾向。

《韩非子•显学》篇说战国儒分为八，其实从基本倾向上看只有两大派，即“主外”和“主内”两派。我们先列出师承关系：

主外派：有若、子夏一一李悝、吴起

主内派：曾参一一子思一一孟子

战国前期发展有若“主外”倾向的主要是子夏。子夏与有若同辈，但子夏长寿，比有若晚去世几十年，成为战国前期“主外”派的代表人物。子夏认为美德必须以礼成之。孔子去世后，子夏定居西河（济水、黄河间，当时属魏国）讲学，序《诗》、传《易》，著有《礼志》，都是“主外”的表现。子夏之所以西迁之魏，是因为魏国是战国前期的强国，到魏国去最有希望建功立业。

《礼记•檀弓上》记载，曾子批评子夏说：“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女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指责如此严厉，当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背后有思想上的分歧。子夏在西河讲学，为魏文侯师，常对魏国政治提出建议。他的学生中有法家开山之祖李悝、吴起。李悝为魏文侯相，“贵诈为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汉书•艺文志》），又著《法经》六篇。吴起先为鲁将，继为魏文侯将，后人楚为令尹主持变法，取得显赫战绩和政绩，最后死于反对变法的“楚之贵戚”乱箭之下。这些史实反映出子夏一派在战国前期有很大影响，也反映出儒家“主外”派孕育了早期法家。讲法家的学术渊源，只讲道家而忽视儒家是片面的。从孔子的“礼治”，发展出法家的“法治”，就学术传承而言有据可考，从思想发展逻辑而言也没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战国前期“主内”派的代表主要是孔子之孙、曾参的学生子思。他的著作有《子思子》二十三篇，汉代时尚存，后来失传。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后，《中庸》为子思的著作也基本得到证实。子思继承曾子重仁、重内修的思想，提出以“诚”为核心的学说体系。

他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通过修养达到“至诚”境界，便可以与天地鬼神相通。他又提出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观念，后经孟子发挥，成为“五常”。《孟子•公孙丑下》说“曾子、子思同道”，《荀子•非十二子》说“五行”思想由“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知先秦学者已经承认子思、孟子继承发展曾子思想的事实。子思为鲁穆公师，无大作为，影响当时远不及子夏，是有原因的。外部原因是鲁国衰弱。当时的鲁国已降为小国，不能列于七强之中，在列国之间不起重要作用了。内部原因则是“主内”一派的学术思想难以适应当时政治的急需。鲁穆公对子思礼敬备至，而不能实行他的主张，能“养”而不能用。在战国前期百年间，孔子后学中“主外”一派已经显露身手，“主内”派则在默默充实思想内涵，为以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至战国中后期，主内派孟子、主外派荀子终成儒之大家。

这部分说得有些多了，还是想厘清孔子学生对孔学的理解，确实是认为礼与仁都是孔子的思想核心。相对于后代人们，学生才是最熟悉自己老师的。而主内主外两派也都有大家，对后世产生重大作用。

结语：礼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典章制度秩序，二是行为规范准则。自周公“制礼作乐”，以血缘宗法制为主干的礼乐制度更为完善。孔子在礼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礼的心理基础的论证。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定。虽然传统的礼学系统蔚为大观，但缺少一个心理基础的论证，少了一种心理依靠，它们只是一些僵硬的教条。孔子将传统礼学范畴的根基巧妙地安放在道德情感的土壤中，为礼找到了一个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