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將米夫同志從中國召回”——神秘的任務
孫果達(知乎專欄《史苑踏石》)
在中國的大革命時期,“喘息”政策遣華執行秘密任務的人物主要有二,首先是鮑羅廷,其次就是米夫。需要斯大林親自下令,米夫當時在華究竟執行瞭何等重要又神秘的任務?
一、米夫在華概述
鮑羅廷是“喘息”政策在華的直接執行者,本專欄已經有多篇研究文章解謎其真實的身份、任務、活動及其結局,較為完整地概括瞭其在“喘息”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對米夫卻還缺乏專門研究。
米夫是“喘息”政策在莫斯科以共產國際名義的直接執行者,其地位和作用主要起於中國大革命的後期,準確地說,就是在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前夕奉斯大林之命赴華,特別是在汪精衛七一五政變後才由斯大林直接下令召回,並開始負責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換句話說,在兩次政變期間,米夫就一直在華完成其秘密任務。
由於米夫在1930年10月再次秘密赴華,率領蘇軍情報局格魯烏赴華三人小組,並在格魯烏駐滬秘密情報站負責人佐爾格的配合下,成功地把王明扶上臺並站穩,因此也就不得不懷疑其在蔣、汪政變前夕赴華的任務,是否也與蔣、汪的政變有關。具體依據如下:
米夫的受命:蔣介石能否成功上臺,直接關系到“喘息”政策的成敗,因此必須直接受命於斯大林。
米夫的經驗:正因為以往對政變有成功的經驗,才再次被委以扶助王明上臺——中共黨內的政變——的重任。確實,王明能否上臺並且站穩,又一次涉及“喘息”政策的成敗,“喘息”政策豈能讓缺乏經驗的新手全權操作。
米夫的來去:米夫的去留由斯大林決定,其在華時間覆蓋兩次政變應該不是巧合。
米夫的晉升:正因為米夫赴華使命成功,才奠定瞭其在“喘息”政策中的地位,迅速成為以共產國際名義指導中國革命的負責人。
米夫的助手:王明作為米夫的助手隨行。也許“喘息”政策早就看中並開始培養王明。畢竟,在中國革命中土生土長的中共幹部不適合“喘息”政策的需要。
二、米夫赴華背景
米夫赴華的時間正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之際。
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代表阿爾佈列赫特在上海致信共產國際負責人皮亞特尼茨基,匯報其時上海高漲的革命形勢和敵人的鎮壓,並希望得到援助。信的開頭第一句就是:“我寫此信時上海可能正在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地方。”【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共產國際、聯共(佈)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4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頁】(下簡稱《檔案》)
該信說:“根據上海工會理事會的決定突然爆發瞭罷工。罷工從第一天起就具有總罷工的形式。第一天郵局、電車、公共汽車就停止工作,港口的所有輪船(中國的輪船和外國的輪船)都罷工瞭,港口的搬運工和工廠也罷工瞭,但在總罷工爆發的同時,當地督軍李寶璋開始實行駭人聽聞的恐怖活動,恢復瞭中國古代的司法方式,即由一個法官組成的‘軍事法庭’沿街巡行,前面走著一個拿著寫滿法律條文牌子的人。法官後面跟著兩個手執利斧的人,這個流動法庭可以逮捕任何一個人,隻要懷疑這個人或從他身上找到傳單等,那就就地砍下他的腦袋,為瞭嚇唬其他人還把他的腦袋放在籠子中掛起來示眾。第一天用這種辦法就處死瞭近30人,各個廣場都掛出瞭被砍下的腦袋。對這種恐怖活動人們作出反應,紛紛叫喊要舉行武裝起義。我們大傢都明白,在目前形勢下總罷工(純政治性罷工)不能不轉變為武裝起義。”【《檔案》第4卷,第126頁】該信還表示全力支持起義:“當城市拿下後,國民政府應該依靠人民群眾這支力量,這支力量將與革命軍隊和艦隊一起完成革命事業。”但是“沒有錢。急需錢。有5萬元就可以買到武器、手榴彈等,可是沒有錢。”【《檔案》第4卷,第128頁】該信最後警告:“如果沒有堅強優秀的領導,那麼形勢將非常糟糕,蔣介石1926年3月幹過的事又會重演,這對中國革命來說將是致命的。必須盡快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檔案》第4卷,第129頁】該代表明顯反對蔣介石,當然也為“喘息”政策所不容。更何況其積極主張扶助工人武裝,更為“喘息”政策之大忌。
三、米夫赴華過程
1927年2月17日,共產國際致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信中說:“譚平山同志多次提出關於派遣一批有黨的教育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經驗的工作人員赴中國的問題。現由米夫同志帶領一批宣傳工作者前來,歸中央委員會調遣。”“這些同志的任務是開辦和管理黨校及臨時訓練班,在有關大學開設社會學課程,對黨員積極分子進行教育,加強國民革命軍、工會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等。”“這些同志去中國工作為期約一年。”【《檔案》第4卷,第121-122頁】
在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即將決鬥之際,米夫為何專程赴華?但可以肯定的是,米夫的到來顯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為瞭“教育”,更不可能是為瞭制止蔣介石的“重演”。
當時蔣介石正在醞釀政變,但反對蔣介石的不僅是共產黨人,還包括國民黨中的不少要人。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關頭,單靠鮑羅廷的力量顯然已經力不從心難保勝算,於是作為急救人物的米夫赴華也就順理成章。尤其米夫的在華過程,也就是從蔣介石政變到汪精衛政變、中國共產黨從幾次武裝起義到不得不放棄抵抗、從寧漢對立到寧漢合流,蔣介石終於實現對政權執掌的過程,兩個過程之間難道毫無關系,米夫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觀?斯大林的命令也許能夠解答疑問,如果米夫赴華與“喘息”政策無關,也沒有為“喘息”政策建功立業,又何勞斯大林牽腸掛肚,又何以立即加官進爵。
1927年5月19日,四一二政變後的5個星期,蔣介石已經站穩瞭腳跟,或者如前述“蔣介石1926年3月幹過的事”“重演”成功,斯大林下令:“將米夫同志從中國召回,任命他為中山大學校長。”【《檔案》第4卷,第258頁】
然而形勢又發生瞭變化,汪精衛的武漢政府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就是當時所謂的寧漢對立似乎日益嚴重,對蔣介石形成的威脅也就日益嚴重,斯大林又下令:“認為有必要將米夫同志回來的行期推遲兩個月。” 【《檔案》第4卷,第276頁】確實,武漢政府的存在,就意味著蔣介石的統治地位並不穩固。
必須指出的是,“推遲兩個月”,恰恰是在汪精衛七一五政變的寧漢合流之後,蔣介石的地位因此得以鞏固。更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前後兩次下令的依據,大概率是來自米夫的匯報和要求。或者說,米夫就與斯大林保持著直接聯系。就此而言,多年來剪不斷理還亂的所謂“寧漢對立”,其實很可能就是在演戲,就是蔣介石與汪精衛心照不宣地在唱“雙簧”,就像抗戰中唱的雙簧一樣,甚至可以說蔣、汪兩人一輩子都在唱雙簧也不過分。
蔣介石如此是其在“喘息”政策中的角色所定,所以並不奇怪。但汪精衛為何如此,他究竟是什麼人,與“喘息”政策究竟有沒有關系?請看下文分解。
孫果達:《史苑踏石》目錄鏈接(22.10.06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