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首次明确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指明大日本帝国、中国、法属中南半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地区、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为“大东亚”。“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伪满洲国、中国汪精卫政权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为资源供应地；南太平洋为国防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也就是日本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爆发。日军同时在西太平洋对英属马来亚等多地发动攻击，不到一年就基本占领了东南亚。唯一独立的泰国也因当时的亲日政权同意日军进驻而实际上受日本控制。由此，日本基本具备了按设想炮制“大东亚共荣圈”的条件。

为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的目标，日本内阁还于1942年设立了大东亚省，并于1943年11月5日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与来自伪满洲国、中国汪精卫伪政权、泰国、菲律宾自治邦、缅甸国、“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代表共同召开大东亚会议，并在会后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宣言称：大东亚各国共存共荣、互相尊重独立自主、互相合作、互相尊重各国传统，发扬大东亚文化、增加大东亚的繁荣。

单看字面，这似乎是一份追求合作共赢的文件，其中的一些词语现在看来也颇具价值。但是，一纸漂亮的文件无法掩盖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丑恶面目。对照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人们就会明白，所谓的“共存共荣”不过是迷惑亚洲人民的幌子。

近卫文麿

口口声称标榜“共存共荣”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武力占领亚洲期间，不仅对当地人民进行法西斯统治，而且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行，对被占领地区的资源和财富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

根据历史研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分别采取了军事镇压、组织控制、意识形态渗透，以及经济掠夺等手段来统治东南亚。尽管无力阻止日军的占领，但是东南亚人民并没有对日本法西斯的统治逆来顺受，反抗活动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而日本占领军则用残酷的镇压来应对。

在统治东南亚的大约4年时间，当地伤亡人数近千万。山下奉文攻占新加坡后，先后屠杀了当地居民超过15万。而在缅甸，至少3万多人被屠杀，直接导致了本来与日军合作的“缅甸独立军”调转枪口与日军战斗。

为了方便统治，日本占领军竭力复制伪政权。它们大多是在日本占领军最高军事长官的监督控制下，有日本军警直接参与的军事政权。虽然有当地人出任领导人，但真正的权力还是在日军手中。在地方层面，日本建立起类似“保甲”制度的地方行政单位，对人员进行控制，防止出现反日组织。为了补充兵员，让当地人为日本卖命，日军还通过在当地建立亲日的政治、军事、文化组织来培养军事人员。

山下奉文

为了控制被占领地人民的思想，日本占领者认为，只有从教育以及宗教和文化上入手，才能进行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才能征服被占领地区的民心。为此，日本占领者强迫东南亚学生学习日语，并禁绝一切西方文化刊物和教材的传播，代之以向人们灌输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观念，甚至将当地时间都统一为东京时间，强迫当地人“日本化”。

对于日本来说，东南亚是战时资源的重要供给地，这其实也是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动机之一。为了非常廉价地掠夺当地资源，日本占领军强行发行军票，以此支付购买各种资源的费用。这种军票无准备金，不能担保现金支付，而且随意发行，因此贬值很快。有资料显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南亚发行的军票价值约200亿日元。

另外，日本占领者设置的苛捐杂税一点也不比以往的殖民当局少，而且日本人还逼迫东南亚的国家只能发展日军需要的粮食和资源产业，为此甚至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工业砍掉。掠夺资源时，日军根本不顾当地人民的死活。在1944年冬天，越南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日军依然征粮，导致200万人饿死。

那么，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战略在中国是如何实施的呢？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很快占领了大片的中国领土。为了便于管理，日本人相继扶植了几个伪政权，其中只有设于南京的汪伪“国民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1942年，盟军开始反攻，日本败象已露。汪精卫先后访问伪“满洲帝国”和日本帝国，还在为构建“东亚联盟”而奔走。

在汪精卫的伪政权建立之前，东北有日本扶植溥仪建立的伪“满洲国”，蒙古有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华北有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中有梁鸿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但是以上这些伪政权没有一个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

1940年3月30日，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也就是汪伪政府建立，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席，北京的“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宣告取消。汪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其“国旗”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是在旗子右上方加了一条写有“和平反共建国”的黄布。南京市民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就不附带黄色飘带。日军极为愤怒，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射击目标，同时殴打悬挂这些旗帜的老百姓。汪精卫手下的伪军警也紧急出动，与日本士兵一同弹压。

当年11月，汪伪政府与日本签订《国交调整条约》，正式“建交”。新政权建立容易，但让沦陷区的百姓认同难。伪政府有步骤地开展“洗脑”，首先为宣示“合法性”，汪精卫也学重庆，将孙文称为“中华民国国父”，而自己则是为国父抄录遗训的“亲传弟子”。汪精卫把孙文当作“挡箭牌”，说什么“容共”是“总理遗教”；“分共”也是“总理遗教”；投降当汉奸还是“总理遗教”。

在学校教育中，汪伪宣扬“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等，力图为卖国找到理论依据。“大亚洲主义”是汪精卫得意的学说，自称继承于孙文。他宣称，“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 非互助无以共存。”汪精卫进而主张所谓“黄种人革命”，要以东亚联合来对抗欧美白种人的侵略。

为实现“东亚联盟”，1941年6月，汪精卫第一次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日本，随行人员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外交部长”徐良等。汪精卫在受到天皇召见后，又同日本政要就“中国政府”的权力问题进行了磋商。最后，汪精卫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共同宣言》，说明“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存共荣东亚复兴”。此时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势如破竹，汪主席自然也在做着“一统中国”的梦。

日本规划中的“大东亚共荣圈”，“满洲国”与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两个部分。早在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时就有“日、满、华三国合作”的要求。

溥仪建立伪“满洲国”时，还在与蒋介石共事、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怒斥说：“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但汪精卫终究和溥仪上了同一条船，所以伪国民政府一建立，就通过《中日满共同宣言》，承认了“满洲国”。1942年3月1日是“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贺词，祝“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昌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5月7日， 汪精卫访问长春，以表对“友邦”的祝贺。对于“汪溥会”，汪精卫希望使用两国元首见面的礼节，但溥仪不这么想，他想端皇帝的架子，要汪来“朝见”自己。最后日本人充当和事佬，双方同意采用西方的握手礼。但是等到汪精卫入宫，才发现不对劲，只见溥仪站在上方，自己和随从则在下方。这时边上的侍卫官高喊“鞠躬”，汪精卫没有办法，被迫朝溥仪鞠了三个躬。

溥仪与汪精卫会面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1910年，汪精卫刺杀溥仪生父、摄政王载沣虽然失败了，但武昌起义后，他是联络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中间人，在推翻爱新觉罗家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溥仪虽对汪精卫这个差点成为“杀父仇人”的“友邦元首”不大客气，但汪氏却不敢因此“闹情绪”，因为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实现“大东亚共荣”和“日华满亲善”。汪精卫在长春称，“自前年11月30日贵我两国与友邦日本发表共同宣言之后，东亚轴心，已经结成。”

后来有一个字谜十分传神，谜面是“汪精卫访溥仪”，打一电影名。谜底为“木偶奇遇记”，道出了“汪溥会”的实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希望日本人允许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一来标榜伪政府的“独立”，二来也希望能在战后争得国际地位。正如周佛海说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 而为将来留余地。抱有这样思想的人, 实在是太蠢不过, 不成功, 便成仁, 假使失败,我们还能有颜面乞怜以求茍全吗？”所以伪府才要孤注一掷。

对于这个请求，日本人没有答应，一直到1942年，日军在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相继战败，才不得不考虑通过让汪伪政权参战，来壮大声势。

1942年12月20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等抵达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21日，东条英机向汪精卫传达了日本政府与军部“专门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的同时，还要力图消灭重庆借口抗日之根据，使日本真正与新中国成为一体”的想法。

日本一方面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权，另一方面对省政府以下各地方政府的人事不再做干涉，以便让伪府筹措更多战争物资。此外日本“允诺对中国的租界、治外法权及其他特殊的各种事态, 迅速予以撤废或者调整，关于敌产管理也尽量对中国方面进行友好处置。”东条英机表示：“宣战时机盼于明年1月中旬后，由我择定适当时机实行。

22日，汪精卫在觐见了裕仁天皇后，还拜会了日本首任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青木说：“此次下最大决心矫正日本在华各种不合理之设施，东条亦以最大决心支持；下级人员及在华日当局如不服从，即当更动。”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判断说：“察各方空气，日本对华政策确将大变也。”汪伪政权终于争得了一些权力，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由攻势转入守势，庇护不了它多久了。

这次访日后，汪精卫发表演说，感谢天皇“对于中日亲善及大东亚建设，殷殷垂示，并赠与世界上最荣耀的勋章，衷心感铭，匪可宣言。政府诸公，于国务繁忙之际，分出宝贵的时间，相与讨论关于时局的重要问题，指示出前途无限光明!”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通过对英美的《宣战布告》，“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前一年的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已对日宣战。如此一来，重庆与南京的一真一伪两个中国政府，分别加入了同盟国和轴心国作战。有后人分析，这等于是中国两面押宝，不管这场世界大战鹿死谁手，都不会就此亡国。

为了在占领区创建不抵抗的“和平”局面，汪精卫从1941年5月开始在苏、浙、皖一带实行“清乡”。这个工作由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具体负责，“用铁丝网、木栅、竹篱笆等构成封锁圈，挨村挨户搜查，听口音登记，以清除听命于重庆和延安的中国军队，同时实行保甲连坐制。“清乡”过程中，还统制货物进出，一切商品，无论是金属、矿石、小麦，还是猪、牛、羊都需要运输许可证，以管控物资流向。

伪军在对吴县、常熟一带进行“清乡”时，首先在外围地区增设大量据点，借河流、公路和铁路，结成一个大包围圈，然后出动日伪军1.5万人，反复搜查，以清剿在那里活动的新四军第十八旅。日伪军在铁路两旁挖沟修壕，建立据点，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建立封锁线，分区清剿。

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毫无储备，滥发纸币，掠夺民间物资。所谓“中储券”发行之初，有1元、5元、10元三种，但到了1945年年中时，已有面值1000、5000，乃至10000元的了。

汪伪政权是为日本战争服务的一个工具，但同在“大东亚共荣圈”，它不同于全然是一块招牌的“伪满洲国”，它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能制定自己的政策。

汪精卫活着的时候说过，“日本人要我签一个字在它的计划上面，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但事实上，这种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没有人相信，即使是汪精卫的亲兄弟。

广州沦陷后，汪精卫曾想任人唯亲一下，“重用”胞兄汪兆镛当广州维持会长。当汪兆镛知道弟弟要拉自己下水时，当夜就跑到了澳门，声言“汉贼不两立，我宁死不能为虎作伥”。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去世。

1942年，“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中国人民没有妥协，半壁河山终复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