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人的哲学

列夫·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

译者：Sabrina Yeung

1900年12月23日

　　校按：此文是托洛茨基21岁时发表的作品。过去一直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中译版是译自法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法译版，虽然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也有英译版，但是法文版是直接译自俄文原文，英译版则是再从法译版翻译过来，而且英译版本的翻译质量受到一些批评。为了忠于原文，所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义工直接找法文版翻译。文章里的人名或专有名词，尽量用中文世界里已有的译名，还没有的唯有直接用回法文译名。

　　这篇文章内容关于尼采，名为「Antide Oto」，发表在伊尔库次克（Irkoutsk）《东方杂志》的第284、286、287、289期，刊登日期分别为1900年12月的22、24、25和30日。转载自列夫‧托洛茨基：Sotchiniénia，卷二十，《古老世界的文化》，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6年。这篇文章被收录在《文学与革命》的几个版本里。

　　最近，我们的报章和杂志就「面对死亡」的议题，变得难以置信地令人敬重。有一些是我们不需要，也对之无甚期待的文学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教训：即使这些文学家需要一块遮丑布去掩藏自己的裸体时，他们也不愿意披上这块遮丑布。这就是为甚么，他们的赞美与批评，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他们已是行尸走肉，他们自己埋葬自己的尸体。

　　但我们想谈及的话题不是这些人，而是关于这些文学人的心态，我们可以期望他们面对文学和社会现象时，持有一种完全健康的心态，即使他们披上了死亡「调解人」这幅面纱。

　　最近在俄罗斯，G. A. Djanchiev[1]和索洛维约夫（V. S. Soloviov）[2]下葬了，而在欧洲，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3] 和尼采下葬了。诚然，如果使用N. K. Mikhaïlovsky的句子3.1去「诋毁死者的名誉」，这确实是无礼的；但较之一些能从自己的敌人口中得到大量赞美的人，我们或者会更尊重一些制定了一套思想体系，把自己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符合自己的文学及社会特色的人。李卜克内西应该不太可能会满足于报章《莫斯科新闻》（Moskovskye Viédomosti）[4]或《新时代》（Novoié Vrémia）[5]的赞美，同理，尼采应该不会欣赏《前进》报（Vorwärts）[6]或 《俄罗斯财富》（Rousskoié Bogatstvo）[7]对他的赞美。我们联想起斯堪的纳维亚人Kiland[8]的说法──我们都很相信他的说法──对他来说，激进媒体的所有赞美为他带来的愉悦和满足，少于反动记者对他恶意的侮辱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

　　如果必须说死人的「好话」或者完全没有甚么话好说，在这个情况下，比较好的做法是观察一种意味深长的沉默，多于透过一大堆虚情假意、没有意思的赞美，令逝去之人的社会意义变得模糊。我们可以，同时也应该，对我们的社会敌人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如果他们是真诚的，或他们有各种个人美德，我们应该对他们的真诚和各种个人美德致敬。然而敌人仍是敌人，不论他真诚与否，在生还是过世，特别是一个死后仍可藉作品流传后世的作家。我们沉默，我们就犯了一种社会罪行，俄罗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说：「如果不激烈地反对，就是被动地支持。」我们不应该忘记这句话，即使在死亡的悲剧面前也不应该忘记。

　　尼采最近才过世，这些反思使我们要就尼采的哲学说几句话，特别是关于它思想里对社会的观念及判断，他的同情和厌恶的地方，他的社会批判和他认为的理想社会。

　　对很多人来说，尼采的个性和生平解释了他的哲学。作为一个特别的人，他不能被动地迁就一个把他置于病态的处境。他被逼离开公共生活、退隐，使他构思一个不仅令他有机会在这些环境生活下去的理论，更赋予了他生命一种意义。对痛苦的狂热导致他精神上的苦恼。「你们希望尽量取消痛苦，而我们，我们似乎希望把痛苦放大，把痛苦放大到它从来没有的强烈程度……对痛苦的狂热，对巨大痛苦的狂热，你们能否忽略这种狂热可以使人类升华，直至抵达最高的顶峰呢？[9]」

　　黎尔（Aloïs Riehl）[10]说：「在这些字句里，我们听到一个病人的声音，他已把痛苦转化成一种意志教育的方法。」

　　但是对痛苦的狂热不过是尼采哲学体系的其中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富特色的部分，然而这部分却被我们哲学家里的评论家和注释家，轻率地放到首要位置。（如果允许我们冒犯尼采的著作，我们希望用「体系」这个尼采认为是庸俗的术语）尼采体系在社会层面的方针是，承认某些「被选中」的人可以自由地享受所有存在的好处的特权：这些被选中的、快乐的人，不仅被免除了生产性的工作，同时也被免除了「支配」的工作。「任凭你去相信和使用（Dienstbarkeit），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在他认为的理想社会中，为众多（den Vielzuvielen）寻常之人所提供的命运。」在这些寻常的人之上，有组织者的阶级，有守卫法律的人、维护秩序的人、士兵等阶级。在上层的是国王，他有着「最高级的士兵、判官和守卫法律者」的形象。然而与「超人」相比，这些人只是提供辅助服务：他们受雇而进行粗鲁的支配任务，向广大的奴隶大众传递立法者的意图。最后，最高的等级是「主人」，有「价值的创造物」，「立法者」，「超人」。它启发了整个社会机构的活动。它在地上担当的角色，等同于基督教信仰中上帝在宇宙所担当的角色。

　　因此，领导「工作」不会落在最高级的存在身上，而只会落在那些在弱者之中比较高级的存在身上。关于那些「被选中的人」，那些「超人」，从所有社会及道德义务中解放出来，他们带来了一个充满历险、幸福和快乐的生命。尼采说：「从我生活那一刻开始，我只希望生命是张扬恣意的，它在我身上，或在我之外，皆尽可能地挥霍，皆尽可能地丰富。」

　　上述提及的对痛苦的狂热，当然是指身体的痛苦，「奴隶」的任何承诺皆不可以免除超人不患上这些身体上最常见的痛苦，而至于与社会失常相关的痛苦，超人当然应该从这些痛苦中完全地解放出来。对超人（再一次，这只是指那些正在形成的超人（im Werden））来说，如果他有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完善自己，包括小心避免那些我们称之为「怜悯」的东西。如果超人被怜悯、后悔、同情等情感所支配，那他就不再是超人了。根据古老的「价值图表」，怜悯是一种美德；但尼采认为怜悯是最大的试探，最可怕的危险。查拉图斯特拉认为是最恶劣的一宗罪，最令人惊恐的不幸就是怜悯。如果他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如果他被忧伤的场景所感动，那么他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他被征服，他的名字应该从「主人」等级的名单上划去。查拉图斯特拉说：到处都听到那些宣讲死亡的声音，而地上则充满了那些必须要对之宣讲死亡的人──或者永生──他完全厚颜无耻地补充道，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只要它们尽快消失（dahinfahren）。

　　尼采在能够阐述他认为的正面理想之前，必须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批评，这些社会规范支配着国家、法律，特别是道德的范畴。他认为「重估一切价值」这行为是有用的。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多么激进，没有底线的行为，也是一个多么勇敢的颠覆性思想！黎尔说，直到尼采，没有人分析过道德价值，没有人批评过道德原则。黎尔不是唯一一个如此说的人，但顺带一提，虽然有其它人同意他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们说他的意见是非常肤浅。人类不止一次感到有需要去检视自己的伦理道德，而很多思想家用比尼采用更激进、更深入的方式从事这件事。如果尼采的体系有一些东西是原创性的，那不会是指重新评估自己这一点，而是他最这个想法的根源：权力意志，它是「超人」的憧憬、渴求和欲望之基础；这是检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标准。但这一点是否有原创性，也令人怀疑。尼采自己写道，他研究那些在过去和现在也占支配位置的道德时，遇到两个基本的倾向：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就是成为「超人」的基础。道德的双重特征，其实是人类历史的进路，这不是尼采发现的。就如我们已提及过的查拉图斯特拉，他对数量庞大的平凡人所说的那句子：「任凭你们相信和使用」。高级等级的是「主人」、「价值创造者」。超人道德被创造出来，目的就是为了这些主人，只为了这些主人。真是新颖呀，不是吗？即使是农奴时代的地主，对这个道德主题也所知甚少，他们只知道有一些人是蓝血统，而另一些人不是[11]，而对那些蓝血统的人来说，必须要做的事就是严厉地惩罚那些没有蓝血统的人。因此，根据伟大的讽刺作家之言论，他们确切地知道「就一个贵族来说，他们从事商业，有一份职业，没有用小手巾擤鼻涕等，是不得体的，但他们不觉得在一个农村里经常玩卡牌，或者用年轻的Arichka去交换一只猎犬，是不体面的。他们不适应一个刮了胡子的农夫，不适应喝茶和穿皮靴，但他们就很适应差人从几俄里以外的地方，把Matriona Ivanovna的一封信送到Avdotia Vassilievna，而信的内容是Matriona Ivanovna对朋友祝愿一个愉快的节日，及向朋友说，感激上帝，让她过得很好。（Satiry v prose） 11.1」

　　尼采其中一个最没有批判力的评论认为：「如果我们拿走他的思想体现在文字的矛盾和诗意形式，这些思想就会较第一眼看时少了很多新颖感。」（Lichtenberg, Die Philosophie F. Nietzsche）

　　尼采的哲学看起来很新颖，但实际上它不是。某个程度上，它可以是创新的，就是当它独指向作者的复杂个性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他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可以有如此众多的信众；又如何解释，（根据黎尔的用语）「尼采的思想对很多人来说，已变成了信仰的文章。」我们只可以观察到，孕育了尼采哲学的土壤并没有甚么特别之处。然而有一大批人认为尼采的哲学不能对应于任何一个社会条件性质的环境。

　　在我们的文学里，我们已数次比较高尔基和尼采。骤眼看来，这个比较似乎很怪异，因为颂扬被侮辱者与被冒犯者这些社会最低层的人，与「超人」的使徒，两者之间有甚么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呢？当然，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而将二人作比较这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无甚关连，然而事实不是如此。

　　高尔基笔下的英雄[12]，根据作家的意图，部分也根据作家的表现手法，他们不完全是被侮辱的和被冒犯的人，不是社会最低层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是「超人」。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环境，这个环境绝对不是由于他们在残酷的社会抗争里失败后所带来的后果。这个残酷的社会抗争令他们偏离了正确道路。不，这是他们所做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不去适应当代社会组织的狭隘，这个当代社会组织有自身的法律和自身的道德等，他们选择了「偏离」社会……这就是高尔基所说的。我们不评论其言论的责任：我们对这个议题仍然保持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已有既定社会群体身份的空想理论家，高尔基想不出其它。每一个透过物质和意识形态联系到一个特别群体的人，他不可以被视为一个由任何渣滓聚集而成的产物。他必须在他的群体中找到一种生存意义。透过生产体系的当代社会的分析，甚至是肤浅的分析，基本的社会阶层可以很容易找到如此一种意义，而这些社会阶层不可或缺的元素：如小资产阶层、无产阶级、「知识工作份子」……但这与高尔基想颂扬与致歉的群体不是同一回事。在社会之外生活，无论是在他自己的领土，自己支付自己的生活开支，但他仍会在有组织的社会里，寻找他较其它社会成员有更高级的意识这种存在的证明。这种社会框架，对它那些富有特别的、或多或少「超人类」的本质的成员来说，似乎太狭隘了。在此，我们看到一件与尼采透过他的笔反抗社会规范的同类型事件。[13]

　　尼采变成了一个空谈的理想家，代表着一个活生生的群体，这群体的人占用着社会资源，生活得像猎鹰一样，其生活条件比可怜的流氓无产阶级富裕：这里涉及的是高等性质的寄生无产阶级。这个群体在当代社会的形成，相当具异质及模糊性，因为资产阶级政权内部有众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把这种骑士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所有不一致成员，与一个大规模的商品消费连接起来的，是公然而同时也是不受惩罚（当然是指在一般情况下）的掠夺。我们必须指出，他们消费商品时，并没有用任何方法参与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和组织的过程。就如我们刚刚勾勒的类型所表现那样，我们可以引用佐拉小说《金钱》里的英雄人物：萨加尔（Saccar）。Stratz（差劣的）小说《最后一个选择》里的英雄人物，我们就找到一个最小的例子（这本书的翻译可以在《俄罗斯财富》杂志的结集中找到）：这篇小说是关于一个股票投机的伯爵。

　　但是差别只是数量的多寡，而不是性质上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当代文学里，这类人物非常多，我们不知道集中分析哪一个。

　　我们不应该从这一切推断出，尼采主义者就是一个金钱冒险家，一个做证券交易的猎鹰……事实上，靠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机构组织，资产阶级把它的个人主义扩张到自身阶级范围以外；我们可以说寄生无产阶级许多意识形态元素都是如此情况，他们的成员也不是有意识的尼采主义者：他们大部分甚至可能忽略了尼采的存在，因为目前为止，他们只关注他们在另一个范畴的精神活动；但另一方面，他们每一个亦都是尼采主义者，无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

　　然而，指出若干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空谈理想家，多次阐述与尼采思想十分接近的观点，这不是多余的事，例如其中一名就是最出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英国权威人物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4]。我们在他身上找到对大众同样的蔑视，虽然他用更谦逊的言辞，但他同样赞扬抗争是进步的工具，同样反对对弱者施行救援，认为弱者沉沦是因为弱者自身的错误。资产阶级的百科全书编撰者宣称，与其支持自愿合作的基本法则，包括必须用从生产劳动得来的以金钱所支付的每项利益，他们（我们明白他们背后指的是甚么人）致力令所有人可以得到大量福利，尽管创造这些福利需要众多财力物力，但他们不去计较这些，如免费的图书馆、免费的博物馆等等，它们应该由社会开支去安排，令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不去计较它的功积；因此，最有功积的经济应该由税务员掌控，用作为最没有功积，不会储蓄任何金钱的东西谋取若干便利。在此，联想起N. K. Mikhaïlovsky与斯宾塞之间的笔战，因为前者不希望我们为治疗悲惨与恶行的自然后果找药方；把这种诉求与查拉图斯特拉那已很著名的言论作比较：「地上充满了那些必须对之宣讲死亡的人」：不应该去帮助他们，应该推倒他们，让他们跌倒得更快。“Das ist gross, das gehört zur grasse…”（真是高尚呀……）

　　但是，我们──非常正式地──不再比较斯宾塞和尼采的相似之处；斯宾塞完全不愿意除去资产阶级作为对「劳动」的支配工作，对他来说，高等阶级不是有着不受拘束的本能的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资本主义的政权，同时作为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体系，两者之间是唇齿相依的两个现象，而斯宾塞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不可以反对资产阶级的规范。如果他反对向弱者提供帮助，这正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这些弱者大量涌现，对社会秩序造成昂贵的代价，同时，会对他那由受到质疑的秩序所保护的平静的办公室造成影响。

　　这不是尼采的例子。他反对所有围绕在他身边的社会规范。所有没有文化修养的人的道德都令他感到厌烦。对他来说，中产阶级是一种劣等的存在，与无产阶级一样。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他们吃食时慢慢咀嚼，跟从制度，说著激动的句子，说教者的讲道，对苦工的神圣行动说感性的宣告。一个资产阶级的超人永远不会这样：他垄断、他夺取、他欺诈、他把甚么都吃得干干净净，他还会补充说：「没有意见。[15]」

　　「健康」的资产阶级只能用一个同样负面的态度去响应尼采的负面态度。例如我们知道那些思考尼采的人，其中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诺达乌（Max Nordau）[16]，其言论就浮夸多于深入，羡慕尼采到一个心胸狭窄的地步，没有吝啬地使用他那些生动的表达，他写道：「必须要有一个理论家，这是为了解决制度性的不洁，和拒绝巴那斯派文学和艺术天才，以及唯美主义者从罪恶、淫秽、信仰鬼神和颓废的人所赞美的疾病，以上种种的综合里，歌颂人性，也是为了创造易卜生笔下那种自由而完全的人」；而尼采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或者假装是第一个（Entartung）。诺达乌不再对尼采的信徒宽容：根据他自己的言论：「宣告一种原则，而根据这个原则，没有甚么是真实的，一切都被容许。这样的原则来自一个道德异化而有学问的人，它在那些因为缺乏道德，从而在自己当中滋长出对一种社会秩序有内在憎恨的人里找到巨大回响。在这个巨大的发现前，大城市里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狂喜。」（同上注）

　　那些靠元首下台、国家领袖死亡、新闻敲诈、政治丑闻，或股票升降而获得财富的人，他们自然不可以期待他们会受有德行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理想家所鼓舞。在已引述过的、Rudolf Stratz的小说里，我们同样找到诺达乌对尼采的那种态度，就是道德高尚的英雄对犬儒主义的伯爵的态度（和他们的中间人，即作者，其态度也是如此，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庸俗的人），这种态度明显地建基自「没有甚么是真实的，甚么都被容许」这个观念，把柏林人视为注定被搜刮的肥羊。道德高尚的柏林人对道德不高尚的伯爵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

　　资产阶级社会曾发展出若干道德、司法等方面的符码，严禁他人违反。自从资产阶级剥削他人后，它就不喜欢被他人剥削。但是所有种类的超人（Uebermensch）透过在资产阶级证券里获取「剩余价值」，从而自肥，换言之，他们直接用资产阶级的支出来生活。情况一直这样运作下去，并未提及他们不可以把自己置于道德法律庇护之下。因此，他们应该创造符合他们生活模式的道德原则。直到最近，这个寄生无产阶级的高级类别没有任何普遍的意识形态，可以令他们有机会去证明其贪得无厌的勾当的「高级动机」。透过「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积、组织能力，从而证明「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是合理的，没有这个阶级，社会生产就不能存在，这种证明，明显地与透过股票升降去获利的骑士阶层、财经冒险家、股票市场[17]的「超人」、政治和新闻的不法勒索者都不符合。简单来说，这群寄生的无产阶级紧紧地嫁接在资产阶级的机构里，他们用各种方法生活，一般来说都生活得不错，他们用社会的支出生活，但没有为社会带来甚么，他们也不符合「健康」工业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是合理的这个证明。这个群体的个人代表，认为自己知识上高于那些被搜刮的人（他们不做这个，又会做甚么呢？）他们自我满足于这种高级意识。但这个颇大的并且一直在增长的群体，考虑到自己在知识方面的优越性，他们需要一个理论让他们有权去敢于尝试这些事。它们等待它的使徒和从尼采处找到这号人物。因着他犬儒主义的真诚，伟大的天份，他在它面前出现了，并宣称主人的道德，所有东西都被允许，而它就颂扬尼采……

　　尼采教导，一个高贵生物的生活，是一连串充满危险的、不停的冒险；高贵生物对幸福不感兴趣，只有从游戏中获得的兴奋才使他感兴趣。

　　身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处境里，一天站在财富的顶峰，再过一天便有被法庭审判的危险，这种有害的资产阶级社会渣滓应该在尼采的思想里，找到合适他们的论据：一种充满冒险的生活，比任何一个庸俗的人的思想如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之流更适合，后者宣讲一种谦逊价值，和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一丝不苛的态度，令整个存在变得平板（斯迈尔斯是正在开始发展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渣滓还拒绝功利主义道德的议题，功利主义道德严格地建基自理性主义的原则，由英国「健康」大资产阶级的精神领袖，一丝不苛又诚实正直的边沁（Bentham）[19]提出（这些形容词当然是从商业的意义来理解）。

　　根据尼采的说法，当人类拒绝当前的价值等级制度，即基督教理想和民主后，才可以升华成为「超人」。资产阶级社会，至少表面上会尊重民主原则。而尼采，就我们所见，他把道德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对民主一词，他口沫横飞地批评。他对民主充满了憎恨，因为民主死抱着平等主义不放，致力把人转化为一群可被鄙视的动物。

　　如果奴隶四处扩张它的道德，假如社会可鄙地致力于放缓生产工作，对超人来说是不好的。这就是为甚么，尼采在一封信里，用他特有的、高调的犬儒主义写说：普及他的教义，「大概像介绍一个巨大的风险，不是因为那些敢于跟从他的教义去作行动的人，而是因为他讲授这些教义时的受众…。」他又补充道：「我感到慰藉的地方是，没有很多人对我那些伟大而新颖的思想感兴趣」…从这个显示出来的危险，引出了道德的双重特征。为整个人类来说，他不只是必须跟从仅仅为主人而设的主人道德才可以生存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相反地要求所有平凡的人，那些非超人，「可以严谨地完成公共任务」，顺从那些生来便享有高等生活的人；我们要求他们在有意识地完成义务，并于当中感到幸福，而这些义务则由社会上层存在的，少数的超人加诸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要那些「弱势阶级」在服务高等阶级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满足感，这不是一件特别新奇的事。

　　虽然这个卓越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成员，时常觉得自己操控著领导权，一般而言，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不会掌权，而权力因为一种社会误会而落入他们手中，他们的政府又会因各种大丑闻如巴拿马事件[20]、德雷福斯事件[21]和克里斯皮事件[22]等，而要下台。他们不会因为想要重新组织社会，而希望获得权力，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太负面，他们想获得权力，纯粹是因为想享受公共财富。因此在这一点，尼采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有利的回响，因为尼采免除了「超人」的领导工作。流氓无产阶级的负面心态，这种低等类别的寄生无产阶级相比喜爱尼采的人与尼采更为一致：完全拒绝社会，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不仅精神狭隘，它的物质组织也狭隘。尼采主义者一方面拒绝资产阶级社会司法和伦理的规范，但另一方面也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组织所创造的商品。尼采的「超人」不是用作扬弃人类走过一条漫长而困难的道路后所获得的知识、利益和新的力量。相反，整个世界观念（如果我们可以在此用这个词语），尼采主义者的整套哲学，是用作证明、合理化地享用商品，那些他们从来没有参与其中的，即使是官方地参与一下也没有的商品。

　　尼采希望每一个人，在被安排成为被挑选的一员之前响应这个问题：「你是否其中一个有权去脱离枷锁的人呢？」但是他自己没有提供答案，因为他不可以提供客观的标准去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正面的响应或反面的响应，就要视乎每一个人的意志和猎食天份了。

　　尼采哲学体系，就如他自己在其它地方，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不少前后矛盾之处。这样就有几个例子：尼采拒绝当代道德，但主要针对几个道德面向（怜悯、慈善等），因为它们控制了我们面对那些数目太庞大的平凡人的态度。另一方面，「超人」因着与平凡人的相互关系，也没有从这些道德目标中完全解放出来。当尼采提及这些关系时，他不怕使用一些词语如好与坏，甚至尊重、承认等。

　　虽然他「重估一切价值」，这个道德革命份子仍看重很多上流社会的传统，并以自己是伯爵Nietzky的后代而自豪，但这一家族谱系是相当存疑的。这个著名的个人主义者对法国旧制度有一种最温和的同情，而在这种制度之中，个人只有极低的地位。贵族，更准确来说，社会同情的代表，在尼采身上，其所占的位置永远在个人之上，他认为贵族是预示抽象原则的人。

　　因为这些前后矛盾之处，我们对置于尼采主义的帷幕下，那些前后对立的社会元素不感到惊讶。一个忘记了亲族关系的冒险家可以完全忽略尼采对贵族传统的尊重，他只会在尼采身上寻找那些适合他的社会地位的东西。没有甚么是真实的，一切都被允许这句格言，比甚么都更符合他的生活习惯。通过发掘尼采作品，用这警句来发展思想的东西，我们可以构想出一种变质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像给法国巴拿马丑闻或Mamontov[23]的爱国史诗里的英雄人物，提供葡萄叶一样[24]。但在这群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的群体旁边，我们在尼采爱好者里找到完全不一样的历史教育的代表，一些从谱系追溯得更远的人。我们不是说Stratz小说里的伯爵这类人物，他们用骑士美德来交换股票消息。这些人已不再属于他们的秩序。他们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同时和任何一个平民一样，很少关注「贵族传统」。我们要说的是那些仍然依附在曾经把他们放在上流社会阶层的残骸上的人。被社会流动赶出去，他们有特别理由对当代的社会制度、民主趋势、法律及道德而感到不高兴。

　　用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25]作为例子，他是著名意大利诗人，他的出身及其信仰使他成为贵族。我们不知道他自称尼采主义者，用一个更普通的方式来说，他的思想里有哪些受到尼采影响。但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甚重要。在这里重要的是，邓南遮那些超级贵族的思想，与尼采很多思想几乎一模一样。对贵族出身的邓南遮来说，他仇恨资产阶级是一件合符他的身份的事。他说：「在罗马，我看到最不知羞耻的亵渎，它们曾经令到神圣的东西失去光彩。就像一个扭曲的垃圾场，一群贪婪的低等人背叛了地方和街道……国王，战士的后代，提供了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他在一个平民意旨要求他去完成一些庸俗而沉闷的义务时，展示出的惊人耐性。」向诗人请教时，他对诗人说：「从此以后，我们的使命包括甚么呢？我们应否赞美普选呢？我们应否用渲染性的六音步诗句来加快王位的衰落，让共和政体快些来临，让人民快些掌权呢？一个理性的总结，我们可以说服那些怀疑的人，叫他们在群众里获得力量、权益、智慧和光明。」但这不是诗人的任务：「认住那些愚蠢的团体，他们希望统一所有人类的思想，令人类思想就如同工人用手中的锤子敲打钉子那样。当您在集会听到仿似大型动物的喧闹声，即人群的喧闹声时，您那抑制不住的笑，响亮得传到天上。」向过气贵族无能的、穷途末路的人说话，他写道：「等待、准备事件。对您来说，把人群变成服从的人群将不是难事。人群永远都是奴隶，因为他们天生需要用手拉紧锁链。您还记得人群只懂得惊怕吗？」

　　邓南遮完全与尼采一样，他认为重估一切价值是必须的，不管怎样，必须进行这个活动：「新的罗马西泽，注定是天生的支配者，他将用所有教义来毁灭或颠覆所有长时期以来被承认的价值。他将可以在未来建构和推行这个理想桥梁，通过此，优越物种最后可以超越一种灾难，就是仍明显地把优越物种从强烈地希望得到支配这种心态分隔开来的灾难。」这个新的罗马西泽将是一个「英俊、强壮、冷酷、热情」的贵族（邓南遮的引文是根据Oukraïnka在《生命》第七期，1900年发表的文章。）这种有残酷外表的生物，与尼采的超人十分相似，难以分辨，根据尼采的用语，残酷的贵族与猎食者，辨别他人和每一个事物对他的价值：那些对他来说有用或有害的事物，就是本身是好或坏的事物。

　　是时候总结了，再说下去，我们的研究就超出了我们预计。明显地，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对尼采──这个诗意哲学家同时也是哲学的诗人，对其奇妙的创作作详尽无遗的批评；以报纸的几份文章这种篇幅，作详尽无遗的批评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希望描述那些被证实可以滋长出尼采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主要特征，不是作为一个包含若干作品和大部分作品可以用作者的个人特质来解释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一个引起特别注视的社会流派，因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当前的流派。在我们看来，把文学和哲学高度的尼采主义带到纯粹世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似乎是同等重要的事，一个完全意识形态的态度，由同情或反感的主观互动这个条件而造成的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道德及尼采的其它议题，这样不会带来好结果；M. Andréiévitch[26]就给我们带来一个最近的例子，他在《生活》专栏里令我们看到歇斯底里的冲动。

　　当然，在尼采瀚如烟海的作品里，我们不会很困难找到几页文字，脱离它们的语境，然后用作阐述任何预设的议题，特别是尼采的作品已广泛地被阐释的背景下，尼采作品将十分有用，因为他的作品是含糊多于深入。这是例如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做的急于把尼采视为「他们一员」，但他们忘记了一个残忍而粗暴的拒绝：提倡主人道德的哲学家尽他所能，用所有粗暴的言语来推开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希望对读者来说，如此一种文学的、文本的态度，来对待这位最近逝世的德国思想家是无效的，尼采作品充满矛盾，而作品的警句经常前后矛盾，因而带来众多不同的诠释，尼采哲学正确的澄清，最本质的道路是分析那些令到这种复杂的哲学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本文就致力于从这角度出发去分析。这个社会基础已是腐败、危险而有毒。从这个结论出发：就让他们尽他们所想的邀请我们，充满信心地沉浸于尼采主义中，深深地吸著尼采作品里伟大的个人主义的空气；但我们不响应这些召唤，同时不怕被人指责为狭隘和排他主义，我们用怀疑的态度去反驳，就像福音书里的拿坦业（Nathanaël）一样：「拿撒勒还能出甚么好的东西来么？」

[1] G. A. DJANCHIEV（1851-1900），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和出版商，也是一本关于阿历山大二世任内改革历史的书的作家：《伟大改革的时代》（Iz epokhi velikikh reform）。在自由主义的圈子里享用着巨大的权威。（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 Vladimir Sergueïévitch Soloviov （1858-1900）。著名的哲学家、出版商和诗人，在社会及政治问题方面，他神秘而宗教性的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相符。Soloviov的哲学成功地流传于革命之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圈子里，这个圈子醉心于神秘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3]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 1826-1900）：德国工人阶层的领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中一个创立人。李卜克内西透过参与1848年的革命运动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他有几年移民到英国生活，这几年间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多次来往，并成为他们的信徒，几年移民生活后，他于1862年回到德国，直到他过世前，他都是工人运动的首脑，即使在社会民主党成立之前，他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在莱比锡创立了《民主人民报》（Demokratisches Volksblatt）报纸，1878年报纸停刊。1890年，李卜克内西领导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以同样的名衔在柏林出版。1874年，李卜克内西当选德意志帝国议会议员，有几届停任，但直到死前都当选。李卜克内西属于社会民主左派的立场，并反对修正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3.1 Nicolas K. MIKHAïLOVSKY （1842-1904），出版商、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他是民粹主义其中一位突出的理论家。他对80年代的年轻人有巨大影响。他是《国家年鉴》（Otietchestvennye Zapiski）的编辑成员，他出版了《甚么是进步》（ Chto takoïe Progress） 、《英雄与群众》（ Gueroi i Tolpa）、《达尔文理论和社会科学》（Teoria Darvina i obchtchestvennaia Naouka）。从1892年开始，他主持《俄罗斯财富》杂志。人民意志（Narodnaïa Volia）的成员。在90年代，他引发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4] 《莫斯科新闻》（Moskovskye Viédomosti）：反动派的报章，创刊于1756年。从1855至1860，1863至1887，由Katkov任主编。它和其它反动派报章不同，它更保守，出版时间更长。它的口号是：正统性、专制政体、国家主义。在1905年，在Gringmut的领导下，它成为君主主义党的机关报章，并对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和犹太人进行一系列的逼害运动，公开地呼吁集体屠杀。（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5] 新时代》（ Novoïé Vrémia ）：圣彼得堡日报，从1876年开始出版。它的主编及领导是Souvarine。报章的立场倾向保守。它甚有官方特征，总是推动一个激烈的运动，反对革命民主、工人阶级和激进知识分子。对「异族」的逼害，特别是对犹太人，就像是报章所有主要文章的总路线。官僚高层的机关刊物《新时代》在政治阵营上没有一个既定的、独特的立场，它的倾向时常随着首相人选的变更而改变。在1905年的革命里，这份刊物的立场是极右，要求用严厉的手段对付革命份子和罢工工人。（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6] 《前进》（Vorwärts）：德国民主社会党的机关刊物，在柏林出版。报章在1883年成立，以Berliner Volksblatt为名。废除社会主义相关的法律后，1890年10月17日后就以现时的名字为名出版，主持人是威廉·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用同样的名字出版党报，在1878年停刊。而1914年战争开始以后，《前进》报就如社会民主党主流的媒体出版一样，站在一个社会爱国的立场。在主流与独立人士意见分裂的时刻，它仍站在主流那方。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它推行一个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激烈运动。（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7] 《俄罗斯财富》（ Rousskoié Bogatstvo）：其中一份革命前最有影响力的杂志。1880年开始出版时，以这个名字为标题。1891年，它转手给《国家年鉴》的前合作人。1895年，Mikhaïlovsky变成了这份杂志的创作人，而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财富》就变成了民粹主义的机关刊物。从1916年开始，杂志以《俄罗斯年鉴》（Rousskyé Zapiski）之名出版。十月革命后就停止了出版。（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8] KILAND （1849-1888）：挪威作家，挪威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9] 我们不提供参考，因为尼采出版的作品有8卷，仍未记那些补充的卷数，对只在报章上刊登的几篇文章来说，是一个太沉重的攻击。（托洛茨基的注释）。

[10] 黎尔（Aloïs RIEHL 1844-1924），新康德主义的德国哲学家，也是以下这本书的作者：《哲学批判主义角度的形而上学和科学理论》（Der Philosophie Kritizismus） （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1] 从字面上看，是指黑人和白人。

　　11.1 （散文的讽刺） M. E. Saltykov CHTCHÉDRINE：Sotchiniénia，圣彼得堡，1887年，第七卷，第318页。（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2] 见上注：〈一般小说和三篇特别的小说〉。托洛茨基：Sotchiniénia。

[13] 我们注意到两个提及过的作家，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对强人的尊重。高尔基会原谅一个无论行为上如何负面，但他却有一种真心表露自己内心想法的能力的人。高尔基多次描述这些行为，描述时字里行间充满了爱，即使读者不完全同意这些行为，但读者都会因为这种能力而心动，同时会喜欢这种能力……如高尔基笔下的老Gordiéiev和其它英雄人物。（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4]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进化论的其中一位奠基人。他主要的作品有《合成哲学体系》。斯宾塞把事物分为可认识的和不可认识的两部分。根据他的说法，对知识的「基础原则」分析，会导致一个超出可认识的现象之外的结论，有一些东西是透过知识也无法理解的，因此，这部分就合理地构成了信仰的范畴（我们将不会知道原则，le principe ignorabimus）。哲学作为我们科学知识最高层次的普遍，它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些支配所有现象的律则。如进化论，根据斯宾塞，全世界和世界的现象服从于这条律则。研究进化的特别形式，斯宾塞特别专注于生物、社会形式和心理生活的发展。在他的社会学议题里，斯宾塞在社会和生物之间大量使用模拟，透过这个，他构思了他的社会学体系。在社会政治范畴方面，他反对国家对个人生活作任何的干预，因为这一点，他反对社会主义。他捍卫个人自由，反对集体专政权力，就如他把知识和信仰作二元对立一样，清楚地表现出这位卓越思想家的资产阶级本质。（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5] 在制度性地剥削农奴的中世纪领主，和封建社会的「超人」之间，中世纪的强盗贵族Raubritter宣称：「掠夺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最优秀的人都是掠夺他人的人。」这不是指超人吗？（托洛茨基的注释）。

[16] 诺达乌（Max NORDAU 1849-1923），德国作家，其作品有吸引力，但肤浅。最出名的作品有《矛盾》（1885）、《退化》（1892-93）、《我们文明的常规谎言》（1883）。他下半生变成了其中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份子。（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7] 文本原文是法语。

[18] 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英国作家和道德家。甚至是其作品名称，都在阐述他的道德思想和他那过于简单的哲学思想，他用大量从发明家和工业家的生活得到的，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来证明他的哲学。（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19] 边沁（Jérémie BENTHAM 1746-1832）：著名的法学家和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者的奠基人，根据他的理论，道德原则对最大可能数量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善。出于此，边沁相信在政治上，那些响应这个原则的事物，只有民主，因为政府体制是建基于大部分人的意愿。君主专政制，绝对或有限度的专政，皆是由一小部分的人统治，是一个违反自然的专政制度。（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0] 巴拿马：在建造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时，一家公司因领导时滥用权力而被检控、审查。而在审判过程中，揭发了更多丑闻的细节，涉及多位媒体上熟悉的首长、众议员和代表贪污渎职。巴拿马变成了一个所有大型社会和政治丑闻的代名词。（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1] 德雷福斯事件：法国犹太裔军官Alfred Dreyfus被指控叛国；他的审判是法国1890年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德雷福斯事件在1894年突然出现，构成事件的证据是一系列其后证明是伪造的文件，其后，事件由战争首长和国家重要军官有意识地操控假线索而造成。背后涉及的其实是某些支持君主专政的人为了攻击共和制而制造的一个借口。面对此事，掀起了一场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集合了共和党圈子的成员，为首的是饶勒斯（Jean Jaurès）和佐拉。最后，德雷福斯被证明为无罪。而德雷福斯的审判揭露了一些共和国最高层当权者的罪行、资产阶级传媒严重贪污渎职，和国会议员犯下的罪行等。（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2] 克里斯皮（CRISPI 1819-1901），意大利政治人物，从1891年至1896年，1893年至1896年间担任首长或总统。他的名字与意大利银行被揭发严重滥用的丑闻有关。（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3] 我们忽略M. Plevako在他的辩护词中，是否有用尼采的思想，就像M. Garnier在他的陈述中曾引用歌德一样。如果Mamontov是俄罗斯版本的浮士德，他缺乏甚么才可以演绎莫斯科版「超人」一角呢？（托洛茨基的注释）。.

[24] Mamontov的史诗：审判关于Moscou-Yaroslav-Arkhangelsk铁路公司管理层挪用资金、造假和其它滥用权力的事，审判在1900年7月23-31日莫斯科法庭进行。首席被告是Savva Ivanovitch Mamontov，其中一个俄罗斯工业资产阶级的重要人物。在二十年间，Mamontov不断连任公司主席，同时又是Nevsky机动工厂的主要股东。Mamontov被指控为了自己利益而挪用超过一亿的卢布。所有指控皆成立。（俄罗斯编辑的注释）。

[25]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4-1938）。（译注：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他常被视为墨索里尼和一战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先驱者。）

[26] ANDRÉXÉVITCH：Eugène Andréiévitch SOLOVIOV （1866-1905）的假名，报章《生活》的文学评论家，他在《生活》发表文学评论和关于70-90年代社会运动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