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人鮑羅廷（中）

孫果達（知乎專欄《史苑踏石》）

如果不懂鮑羅廷如何操作“喘息”政策，就可能不懂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的艱難與艱險。“蘇聯在中國第一次完成瞭用意識形態與國傢利益的交換。初生的中國共產黨人被蒙在鼓裡。”【金一南：《苦難輝煌》，華藝出版社2008版，第10頁】

一、“玩弄權術”

由於“喘息”政策的“全力支持國民黨”無法公開，是用意識形態換取國傢利益，這就迫使鮑羅廷為瞭完成任務就不得不“玩弄權術”。

1926年2月15日和17日，鮑羅廷在北京分兩次作長篇秘密報告，聽眾是以佈勃諾夫為團長的聯共中央政治局赴華使團。鮑羅廷坦陳：“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復雜的陰謀勾當”，“應該迫使中國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沿著國民革命運動發展的正確道路前進”。“我們不可能光憑宣傳鼓動來達到這個目的，也從來沒有達到過。需要玩弄權術，需要隨機應變，需要利用一個反對另一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共產國際、聯共（佈）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3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頁】（下簡稱《檔案》）

既然鮑羅廷必須打著支持共產黨的旗號，卻要完成“全力支持國民黨”的任務，也就迫使鮑羅廷不得不“玩弄權術”，經常性地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他反蔣——卻從未中斷武裝蔣；他支持工農——卻不願武裝工農。”【姚洪亮：《鮑羅廷在中國革命活動述評》，《北京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1年第4期】“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創始者和執行者的這種反常的似乎與健全的思維相背離的行為，在文件集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證明。”【《檔案》第1卷，緒論第10頁】

二、下達“他自己的指示”

由於“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往往與共產國際下達的指示相悖，這就迫使鮑羅廷必須下達“他自己的指示”。

1926年9月22日，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名義向莫斯科告狀說：“鮑羅廷同志在如何對待我們總的對華政策問題上為自己制定瞭一整套相當完整的與總的方針相背離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撤換鮑羅廷同志並立即任命一位認真負責的政工人員來接替這個崗位是非常必要的。”【《檔案》第3卷，第530頁】

1927年10月10日，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拉賓給莫斯科的絕密報告中說：“鮑羅廷一方面向我們隱瞞瞭黨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們下達瞭與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檔案》第4卷，第460-461頁】拉賓說鮑羅廷下達“相反的”指示，正是“國蘇合作”在國共合作中的表現特征，難怪拉賓後來死於蘇聯的大清洗。

三、壟斷信息權

由於必須下達“他自己的指示”，也就迫使鮑羅廷必須壟斷信息。

1927年5月25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負責人羅易在報告中控告鮑羅廷封鎖消息：“說明整個情況、但不符合他的政策的報告不能發出。他拒絕發我的電報。這裡的多數俄國同志都反對他的政策，不滿意他的工作方法。莫斯科應趕緊進行幹預。他發出的是片面的消息。不能根據這些消息作決定。”【《檔案》第4卷，第274頁】

1927年6月17日，羅易又向莫斯科告急：“莫斯科的電報，除瞭我堅決要求給我一些摘錄外，都沒有給我看。鮑羅廷借助他所控制的機關使我脫離瞭總的政治形勢。”“現在的危機是鮑羅廷過去實行的政策造成的。挽救中國革命的責任現在落在莫斯科的肩上。”【《檔案》第4卷，第322頁】

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報告中說：“當時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有不少電報來，可是黨沒有看到，都到瞭老鮑袋裡去瞭。”【中國社會科學院：《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頁】

1937年11月9日，托洛茨基在其信中說：“鮑羅廷〔所執行〕的政策，甚至從來不曾在政治局裡提起過。”【《檔案》第6卷，第536頁)】

確實，鮑羅廷要實施“喘息”政策就不得不封鎖消息，甚至對聯共政治局也是如此，遑論中共中央。

四、“暴君式處事方式”

由於鮑羅廷必須壟斷信息，也就必須獨斷專行。

“在各類工作人員從中國發出的信件中對鮑羅廷活動提出的批評，從1926年起就開始在莫斯科堆積起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1926年7月4日在致加拉罕的信中寫道：‘對鮑羅廷同志的抨擊不時出現。就連維經斯基同志對他的反應也十分強烈。對鮑羅廷同志暴君式處事方式的許多指責，使這一消極面更加突出。’”【維克托·烏索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焦廣田、馮煒初譯，賴銘傳重譯，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頁】

1927年5月25日，羅易在漢口致電斯大林控告鮑羅廷：“他處事獨斷專行，不同許多負責人商量，無視他們的意見。他向共產黨發號施令。他的權力不是建立在政治影響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同莫斯科的關系的壟斷的基礎上。”【《檔案》第4卷，第274頁】“鮑羅廷想使共產國際代表成為他的下屬，並根據他的指示去領導共產黨。”【《檔案》第4卷，第293頁】

1927年6月2日，羅易致電聯共政治局：“黨實際上是由鮑羅廷領導的，沒有認真對待共產國際代表。我本著你們電報中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議常常遭到拒絕或抵制。這種不正常的狀況應當改變。”【《檔案》第4卷，第302頁】

1927年6月17日，羅易在漢口致電斯大林和佈哈林：“局勢在惡化。鮑不同意你們的指示，並且公然對抗這些指示。他的態度和行為使我無法根據正確的方針領導黨。黨在走向投降而不是在進行革命。”“所有俄國的負責同志都認為局勢危險，並反對鮑的政策，情況不正常。一個人無視最高領導機構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負責同志都不能監督他。”【《檔案》第4卷，第320—322頁】

其實，鮑羅廷是在暗中堅定不移地執行“喘息”政策，始終如一地“國蘇合作”，以至羅易誤以為鮑羅廷敢於“公然對抗”斯大林。

五、“引上歧途”

既然“全力支持國民黨”無法公開，也就迫使鮑羅廷必須把中共“引上歧途”。

當蔣介石政變已經迫在眉睫之際，鮑羅廷卻“認為右派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具體行動，因此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對整個革命都不具有特殊的危險。” “不應特別害怕同右派分裂，因為黨隻會從這種分裂中得到好處.”【《檔案》第1卷，第549頁】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在漢口召開，鮑羅廷也在座。周恩來說：“在上海我們收到瞭莫斯科關於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後來當我們這樣做瞭時，他們卻對我們說，這是不對的。莫斯科經常這樣做。應當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麼辦。”任弼時說：“為什麼鮑羅廷要把我們引上歧途，說什麼如果我們進入南京，國民黨就會向左轉，就會在那裡武裝工農？恰恰相反，在南京，資產階級和反革命軍隊會一齊向我們撲來。那就別想武裝工農瞭。”【《檔案》第4卷，第361-362頁】任弼時直面指責鮑羅廷“要把我們引上歧途”，在當時應該是難能可貴的。

當然，任何對鮑羅廷的批評指責都是徒勞的，換來的結果是一道斬釘截鐵的命令：“所有派往中國的同志均歸鮑羅廷同志領導。”【《檔案》第4卷，第56頁】

有這樣的支持，也就可以理解鮑羅廷為何能放手對蔣介石的支持。畢竟，鮑羅廷的所有手段其實都是為瞭讓蔣介石盡快地上臺。

孫果達：《史苑踏石》目錄鏈接（22.09.29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