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到商鞅变法,都会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徙木立信。
这个故事很简单,
商鞅决心变法,于是在秦国首都市场上立三丈之木。
规定好,若有人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背到北门,赏十金。
民众们都很奇怪,都不敢上去背木头。
商鞅于是重申说,若有人能够做到,赏金五十。
于是有一壮汉就上前来,把木头从南门背到了北门,商鞅立刻赏金五十。
这里体现了商鞅一种政治智慧,如果说商鞅只是想要恢复政府的信用,那么他干嘛要让人背木头呢?
很简单,因为所有人都背得了木头。假如商鞅设置了这样的关卡,大部分都做不到,那么这个设计有什么意义呢?
恰恰这件事情极其简单,才能达成最大的效用。
徙木立信这个故事极其简单,值得我们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论述它吗?我的回答是,值得,而且非常值得。
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信用在人类社会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就是以信任建构起来的。
为什么呢?这就要说到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一个最粗浅的思想是,社会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
之所以说这个说法是最粗浅的思想,是因为他在逻辑之前就假定了人类是一个集体概念。
而从最纯粹的逻辑推导是,假设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应该都是利己的,他的最高目标就是让自己生存下来。
接着,当出现两个人的时候,第一种交互开始出现,这个人需要和另一个人进行信息的交换。
那么,这两个人就必须通过一种介质实现信息交换。那么这个介质就是信任。
假设说,这两个人互相不信任,出现了怀疑,这组关系当然会立马破碎。而在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在于人类的交往是处于信息的遮蔽的状态。
换言之,不可能出现两个人的信息交流如同一个人一样。总会有些信息不愿意给人知道。
当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第三个人,就会出现联盟和对立。这个信息交流更加困难,使得社会运转成本不断提高。
换言之,每增加一个人,社会的运转成本会不断增加。随着人数越来越多,关系也越发复杂,而关系此时就开始遮蔽个人的存在,社会的最小单位实际上是利益集团。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必须依托于最底层的信任。
因此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以大规模的信任协作社会。
体现不同历史状态的只是产生信任的原因不同。
在原始氏族社会,由于是血缘群团,所以血亲和性关系成为信任的来源。
到了经济协作成为主流,利益就成为信任的来源。
到了文化价值观成为主流,文化价值观成为主要来源。
可以想见,其匹配度是不断下跌。
例如说,父母对孩子的信任是很稳定的。
但是夫妻之间就淡化了。纯粹的利益关系,那更是因利而聚,因利而散。
文化价值观的匹配,更是让文人感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
1、社会是从血缘社会不断解体到经济政治协作的社会,因此信任社会的达成难度也随之增加。
2、由于人类文明是信息量徒增的情况,必然导致信息的分散性增加,且拥有信息量越多的群体,分散性更强。例如说,爱好千差万别。
最终,为了达成社会共识,就会开始向底层(指血亲、性、经济)去找寻共同点。
所以,我们发现的是,爱情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极度稀有的东西,因为信息分散性,导致双方共同点不够。
所以在婚恋市场上,他们找寻的共同点就是外表(性)、地位名誉和财富(经济和政治)。
而由于爱情是人类将情感无限扩大,浪漫主义的产物,所以社会发展的最高等级即价值观和文化的匹配极难发生。造成了多少人因为三观不合而分离。
并且由于其共同点是性和经济,使得试错成本加大。
所以,达成信任的原因,由高向低排序就是:血亲、性、经济、政治、价值观。
其中,血亲是最稳定、最容易达成信任的原因。价值观是最困难、最难匹配的原因,但是一旦达成也能处于极其稳定的状态(因此爱情就是找三观匹配)。
而话说回来,人类社会的改革,是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所以达成信任的匹配也是极难发生的。所以如同秦孝公和商鞅二十年不连断地变法也是举世罕有的。
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低信用社会。所谓低信用社会,就是在中国社会之中,缺乏信任。那么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我们知道,假如说人类社会是从熟人社会演变成契约社会。实际上熟人社会是通过血亲的超血亲表达(指社会已经发展到超血缘社会,但是人还以血缘来建构社会体系)这一定导致两者的极大冲突。所以中国社会出现了既不是血缘社会,又不是契约社会(可以称之为广义血缘社会或前契约社会)。
而这种社会形态,就是中国古代两千年的基本社会形态。因为中国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本来是周代礼制社会的产物。
而春秋战国以后,礼制接近于崩溃,已经进入了超血缘社会。但是中国社会又用儒家思想稳定社会,导致中国迟迟无法进入契约社会。另一方面,专制社会不容契约社会的出现,因为政权体系是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的,所以契约社会无法出现。
那么这样一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对于超出广义血缘社会(即熟人社会,他是通过血缘为载体,但是又超出血缘),中国人基本对此漠不关心。而这部分的事务是通过古代的意图平天下的士林阶层达成。所谓忧国忧民是也。而广大的民众毫不关心社会的发展。这当然极大地摧毁了社会信任的建构。
而对于现代的中国,信任关系的建构更为困难。他体现在这么几点
1、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前契约社会进入经济协作,而同时现代政治协作几乎没有出现(你懂的),所以仅凭经济利益来达成信任,自然非常困难。
2、由于传统道德的解体,使得文化价值观来铸成信任社会的可能性几乎丧失
3、由于纯粹的金钱关系,使得血亲、婚姻、情感、性、政治等种种原有可以建构信任社会的基石都被经济所遮蔽。
可以想见,中国要重建信任社会,其代价何其之大。
他必须做到
1、建构现代文明的政治体系
2、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重构
3、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在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处于均衡状态
4、完成政治和文化的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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