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日，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此次运动为朝鲜宗教界人士组成的“民族代表”33人和青年学生发起，并以朝鲜高宗李熙的葬礼为契机于3月1日在京城（今韩国首尔）塔洞公园举行民众集会，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进行示威、请愿活动要求独立。

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政策下，“三一运动”迅速由和平示威转化为人民起义，席卷整个朝鲜半岛。最后由于日本的镇压，到1919年6月运动以失败告终。

“三一”独立运动爆发之后，在国内外，建立代表民族的政府的动向趋于活跃。于是在海外出现了一些“临时政府”，其中有在上海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俄国建立的“大韩国民议会政府”，在满洲成立的“高丽临时共和国”，在国内则有以天道教为中心的“大韩民间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新韩民国临时政府”等。其中受到广泛认可的就是在中国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早在1910年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时期，一批朝鲜政治家先后来华，酝酿成立抵抗运动组织。1919年4月，他们在上海召开临时议政院第一次会议，制定《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组成了以安昌浩、李东宁、李东辉、李承晚、金奎植、金九、赵琬九、曹成焕等人为主要成员的领导机构，宣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1919年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确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以李东辉为国务总理的新内阁。内阁官署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确定在了法租界。临时政府获得了中国、法国、波兰的承认。

在美国，以李承晚为中心的欧美委员会通过与美国国务院相关者的接触，诉说韩国的立场。另外，在上海设立了陆军武官学校，培养军人，派遣到中国东北三省。

1920年5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代表韩罄权访问莫斯科，受到苏俄政府的热情接待。苏俄政府答应向他的政府提供200万卢布援助，并预付给韩罄权60万卢布转交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作为流亡政府，由于没有建立武装力量，大韩民国临时最初以暗杀和狙击日本军政要员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

1932年4月26日，24岁的尹奉吉在王亚樵的策划下，接受金九的委派，进行刺杀日寇的任务。

1932年4月29日，由金九策划，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驻沪日军总司令白川大将，炸伤第三舰队司令野村、第九师团团长植田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7人。尹奉吉被当场逮捕，同年12月押送日本，在石川县金泽日本陆军基地内壮烈就义。

尹奉吉行刺成功后，日军四处逮捕在沪韩侨，金九先后避往南京、杭州、镇江等地，受到中国当局的秘密保护。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西迁重庆，先驻綦江县，1940年迁到重庆渝中区莲花池办公。

为了联合壮大力量，经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倡议，韩国国民党领袖金九、严大卫，朝鲜革命党领袖李青天，韩国独立党领袖赵素昂、洪震，在綦江召开三大党会议。1940年5月，三大党解散，创立新的政党——韩国独立党。不久，临时政府主席李东宁因积劳成疾在綦江逝世，临时政府迁到重庆土桥乡后，重新组成第十五届内阁。首脑由独立党执行委员长金九担任，李始荣、曹成焕、赵琬九、赵素昂、林纯、宋秉祚、车利锡等7人为国务委员，分别担任各部部长。

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上图）。

1942年10月，大韩民国临时议政会议在重庆召开第三十四届会议，产生新一届临时政府，推选金九担任主席，表明大家对他早年所作贡献的认可。

1940年4月，董必武、褚辅成、张澜、许德珩等28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屑五次会上联名提交《策进台湾朝鲜革命使敌益速崩溃案》，要求国民政府“宣言扶助朝鲜独立，以号召朝鲜志士在其本土速起革命，在我国内力助杀敌”。

韩国独立党宣告成立之际，重庆《新华日报》作了专题报道。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也在渝约见金九和金若山，希望他们能一道共事，以利于尽快得到国际承认。

1942年，朝鲜“三一”武装起义运动23周年纪念日到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社论，呼吁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东北义勇军、朝鲜义勇队、韩国光复军、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光复军放同盟及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等组织都支持南多党派新组成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一次招待会上，中韩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议员和各院部阁员说：“韩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一样，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事，不是哪一党哪一派去包办，而是要团结一致努力！这没有别的，因为现在时机太好了，这是中国的好时机，也是韩国的好时机。因之热望韩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毋忘团结！团结！团结！”

韩国人的子女，则被优先安排到青木关中央大学附中等中小学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中国通”。后来他们大多成为韩国军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会讲一口流利的重庆话。

临时政府迁渝后，原属民族战线联盟的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

光复军与中国教官

1940年9月17日上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隆重典礼，向中外记者发布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的消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全体国务委员、独立党执行委员、光复军将领以及中方来宾200余人出席了典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表刘峙到会祝贺，并宣布决定将中央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韩国将士，全部转入韩国光复军。刘峙还代表军事委员会，当场宣布光复军总司令部的机构设置和各级军官的任命，以及中国方面将给予光复军的物资援助。

光复军总司令由李青天担任。总司令部设在重庆邹容路37号，下设两个支队，一支队队部设在重庆南岸大佛寺，二支队队部设在西安。

得到中国大力援助的韩国光复军，以重庆为大本营，以西安、洛阳、六安、老河口、上饶、永安等地为基地，在广阔的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多次英勇的战斗。截至1944年8月，韩国光复军在李青天的指挥下，已发展成为拥有3个支队的正规部队，为抗战做出了一定贡献。到中国抗战结束时，光复军已在各地发展到2000多人。

韩国光复军成立之初，其军帽佩戴的是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而指挥权则属于中国军委会。这让很多韩国人不舒服，认为此举“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甚至攻击金九“丧权辱国”。在韩国人的要求下，1944年9月，蒋介石决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以符合“韩方之期望”。

在涉及对韩国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时，蒋介石会特别指示，免去会计审查手续：

中国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光复军又在原敌占区大量收编日军中的韩国籍士兵，实力更为雄厚。据重庆《大公报》报道，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同国时，仅在南京、上海两地集结的光复军官兵，已达3000余名。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直致力于得到盟国的外交承认，首先希望得到中国的承认。中国各界人士，也认为应该承认临时政府。

1942年7月，中国当局制定了“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但是，在迫切希望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担心此事有可能影响中苏关系，因而拖延未决。就这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未能得到中国的外交承认。

1945年教员到重庆聊天之余，也曾会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

美军在仁川登陆，结束了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5年8月致函蒋介石，要求中国及盟国承认临时政府，还吁请中国当局提供返韩交通工具、拨借法币三亿元、将日军中的韩国籍士兵移交光复军等七条要求。

然而，北朝鲜在苏军支持下建立了共产党政权，南朝鲜则在美军支持下组成了新共和委员会。美国方面认为临时政府从未对朝鲜任何地区行使过行政权，又未被盟国承认，不能合法接管政权，驻韩美军司令霍奇声称：“我对从中国返韩的临时政府所要求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必须以平民身份回国，同韩国其他政府人物讨论一般问题。”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不得不接受现实，以独立运动参加者的身份返回家园。

消息传出，重庆各界人士纷纷举行各种欢送会，表达对韩国朋友的友好情谊。陪都32团体于11月3日举行欢送茶话会，将精心制作的锦旗赠送给金九，上面写着：“敬祝韩国独立，永敦中韩邦交。”中韩文化协会，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为他们举办了欢送会。

1945年11月5日上午，首批返围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部长、秘书以及侍卫官29人，由中韩文化协会官员陪同，从白市驿机场登机回国。

中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人民的友谊揭开了新的一页：1995年8月11日，由韩国方面投资重建的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在渝隆重开馆，使历史与现实交织在一起。韩同各界人士80余人冒着酷暑，不远万里飞赴重庆参加仪式，前总统卢泰愚等人也曾要求来华，因某些政治原因未能获准。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会让人想起悲壮，想起义无反顾，想起始于共同抗日的中韩友谊。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把韩国军队称为日本的傀儡军，是一种对历史的亵渎，也是对国共两党及当下中韩关系的不敬。

毕竟，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