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渡赤水的原因

孙果达（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二渡赤水后，红军取得了桐遵大捷：“这一战役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共歼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枪1000余枝，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贾启玉：《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长征中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也回忆：“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泽东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毕竟，遵义会议指定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对此，当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洛甫同志讲话说，我们现在不是逃命了，有希望了，有办法了。”【陈伯钧:《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然而桐遵大捷的激烈战斗，也使红军的主力大伤元气。当时彭德怀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中央打了一份三军团伤亡惨重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遵义城和老鸭山诸战斗中，减员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还说“两位团长负伤，六位营长伤亡，十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邓力群主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3页】

刚打完桐遵战役，敌周浑元纵队近4个师就赶到贵州。为了扫清建立黔北根据地的障碍，红军不得不连续作战。1935年3月4日18时，军委致电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红军长征·文献》，第280页】

3月5日23时30分，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谢两师的部署》。这表明军委已决心打击贵州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否则红军就无法在黔北立脚。

就在又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之际，红军领导层却发生了一场风波。起因是林彪在3月10日向军委建议攻滇军驻守打鼓新场的地一个师以捞个便宜。这一建议明显干扰了前敌司令部全力打击敌军主力的计划，毛泽东坚决反对，但在政治局决策会议上却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一致支持，结果还撤销了毛泽东3月5日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无奈的毛泽东在当晚设法说服了周恩来才在表面上平息了这一插曲。这场争论起码说明毛泽东当时还是少数派，连自己的职务都保不住，谈何“得意之笔”。

3月13日20时，前敌司令部颁发了《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以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对象。对川敌、滇敌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情况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全歼或歼其一部。”【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前敌司令部这条命令明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作战计划，即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在赤水河两岸展开反复的运动战，全力打击周浑元纵队，目的就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因为这一方式是红军开辟根据地的传统手段。据陈伯钧回忆:“那时战略指导很困难，因为要建设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98页】

由于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无法用运动战达到目的而被迫于3月15日发起鲁班场攻坚战。“周浑元纵队3个师1个旅共15个团”，他们以逸待劳，又事先筑有坚固的工事，而“红军能够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只有15个团，除去警戒、掩护和抗击敌增援的部队以外，实际能够投入战斗的还没有敌人的兵力多。”【《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第213页】血战一整天，红军损失重大但未能如愿，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失败，红军无法在黔北立脚。

3月16日18时，军委发出了三渡赤水的行动部署:“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红军长征·文献》，第287页】很显然，如果红军能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也许就不会有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鲁班场之战的失利，红军需要迅速脱离险境，一来避免背水一战，二来以便再行商议以应对危局，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已经呼之欲出。就此而言，把三渡赤水作为“得意之笔”也明显缺乏依据。

（知乎专栏《史苑踏石》）

孙果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