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改革，是指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在政治上，整顿吏治，实行三长制；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户调制；迁都洛阳；在实行汉化上，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婚名族。

（一）背景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国家，鲜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与汉族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以及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族之间的纷争给北魏王朝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①经济：农业经济恢复迟缓，灾荒频仍，农民不断逃亡。②政治：政令不举。③阶级和民族关系：各族人民起义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纷争。④有利条件：大量抛荒的土地和皇权的增强，为改革提供了条件。

（二）内容

改革大体分两期进行：前期注重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后期迁都洛阳以后，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生活习惯，实行汉化。

（1）政治方面：①整顿吏治（484年）。“班百官之禄”，守宰任期按治绩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又制定俸禄制度，官员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定期按官品发放，不许官吏自筹。同时，制定惩治贪污的办法，杜绝贪赃枉法。从此，吏治变得比较清明，为后来改革提供了保证。②三长制（486年）。废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要求挑选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者担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检查户口，管理农民，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徭役。这样使政府政令能较好地贯彻到基层，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更趋完善。

欢迎关注个人公众号：历史考研资料

这份中国史重点论述题我发在公众号里面，需要的朋友可以到公众号找我。

（2）经济：①均田制（485年）。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人受露田20亩。土地不准买卖，但“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奴婢受田与良人相同。官吏给公田，离职时移交下任，不得转卖。②户调制（486年）。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户调制。即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丁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

（3）迁都洛阳（494年）。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①因为平城偏处中国西北一隅，在那里不便于控制整个国家。②解决塞北粮荒的威胁。③避免柔然人的势力。④摆脱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干扰。从而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

（4）实行汉化。①改官制。魏初，鲜、汉官号杂用。迁都后，一依魏晋南朝制度。②禁胡服。下令禁胡服，改穿汉服。③断北语。禁止使用鲜卑语，改说汉语。④改姓氏。把鲜卑复姓改为汉姓。⑤定族姓。采用汉族的门第制度，制定族姓。⑥婚名族。禁止鲜卑同姓通婚，使鲜卑贵族与汉人着姓通婚。

（三）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拓跋魏之所以能统一并统治北方多年，这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无关系，改革吸收汉族的先进而文化及封建的统治思想，从而把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纳入封建轨道。其意义具体如下：

（1）汉化改革，促进胡、汉融合和封建化，有利促进北朝王朝的发展。

（2）政治改革，有利于消除百余年来的官僚政治陋习，巩固了封建统治。

（3）经济改革，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发展，增加了经济收入。

（4）但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定族姓、引入门阀制度，则带来了北魏统治者的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最终导致北魏的灭亡。同时，全面汉化也丢失了本民族的固有文化。

综上，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为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汉化运动。改革主要分两期进行，前期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后期着重改革鲜卑人的生活习惯，实行汉化。改革维护了封建统治，促进了民族融合，但改革也带来了北魏统治者的腐败和阶级矛盾的尖锐。

欢迎关注个人公众号：历史考研资料

2、曹魏时期屯田制度

屯田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用军事管理方式将劳动者束缚于国有土地上的一项特殊的土地制度，曹魏时期最为盛行。其主要形式为民屯和军屯，即利用士兵和无地农民垦种荒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枣袛的建议，在许昌招募农民屯田，标志着曹魏屯田制的开始。

（一）背景

（1）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粮食极度匮乏，亟需恢复生产秩序。（2）曹操为实现统一的目标，壮大其自身实力，需要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3）东汉末年流民问题也十分严重，统治者能够控制的人口较少。（4）曹魏集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获得大批劳动力以及耕牛与农具，有利于进行农业生产。

（二）内容

（1）民屯制度

民屯制度始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的许下屯田，之后第二年，曹操便下令把民屯推广到其他地区。采取军事组织的方式进行管理，将招募或者强制迁移的流民，每50人为一屯，设置司马，司马之上逐级为屯田都尉、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中央则是大司农总领，自成一系统，不属郡县，政府对屯田民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田租。

（2）军屯制度

军屯土地上的生产者，则是士兵和他们的家属，即士家制。剥削率大致与民屯相同。军屯制度正式建立在建安二十三年左右，黄初年间大规模推行。大多在军队驻扎和“士家”聚集的地区，特别是与吴蜀对抗的地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耕且守”后来发展到十余万人。基本单位是营，一个营六十人，之上有度支都尉、度支中郎将或度支校尉等官职。

（三）积极作用

（1）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农业生产，使流离失所的农民与荒芜的土地重新结合起来，有益于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2）初步解决了东汉末年的流民问题，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下来，使农民能够正常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3）屯田是由政府实行集约化经营，受到国家的保护，相对而言，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得社会生产得以继续进行下去。

（4）为曹魏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有利于统治政权积累生活财富，也是曹操最终能够统一北方的关键因素。

（5）在制度方面是一大创新，体现在其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采取了一种国民两便的利益分配办法，即分成法。按产量分成，把是否租用官牛作为影响分成比例的因素之一。

（四）局限性

（1）把屯田客和士家用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受到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导致其逃亡和武装反抗事件经常发生。

（2）东汉田庄地主势力仍未完全消退，土地兼并仍较为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3）剥削率较为严重，屯田制仍是为曹魏政权服务，使得屯田客和士家勉强维持生存，所承担的实际生活负担仍然较重。

总而言之，屯田制是曹魏政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实行的一项特殊的制度，其军事编制的组织形式，自成体系的管理体制体现了效率与效益的有机结合。国民两便的分配机制和屯田所带动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都具有创新的成分。为曹魏政权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加重了农民的生活负担。

3、西晋时期占田制的内容及意义

西晋占田制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在实行之初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但后来土地兼并严重，为士族门阀壮大实力提供了经济条件。

（一）背 景

（1）西晋建立之后，亟需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2）曹魏时期实行的屯田制到后期已经逐渐遭到破坏，屯田农民积极性较低，屯田制对于统治者已无利可图。

（3）当时西晋政府掌握大量的荒地，百废待兴，这也是占田制得以实行的重要原因。

（4）其实施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借鉴了井田制以及屯田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

（二）内 容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70亩，女子占田30亩；此外丁男课田50亩，丁女课田20亩，次丁男课田25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

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要交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据此看来，西晋田租和户调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的。

品官占田荫客制规定官僚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从10顷到50顷；占有佃客从1-15户；占有衣食客1-3人。此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荫亲属作自己的依附农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没有数量限制。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的特权（特别是以贫穷的族人为荫户的特权）而又限制他们过分强大，以巩固统治秩序。但是这种限制并无成效，因为大官僚早已是奴客众多，园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三）积极影响

（1）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发展农业经济，为刚刚建立的西晋政权提供经济基础。

（2）对于士族地主占田在法律上给予了一定限制，明文规定了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

（3）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理的强迫劳动，占田数高于课田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一定程度可以鼓励人民去占田开荒，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4）用新的形式将土地同劳动力相结合，将保护地主利益和限制地主利益相结合，既增加了西晋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以对土地加强管理。

（5）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得农民能够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

（四）局限性

（1）按官品占田，巩固和扩大了地主特权，推动了世家豪族庄园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为其统治阶层服务的，加强了专制主义经济的禁锢性。

（2）自耕农的户调和田租负担比曹魏分别增加了二分之一到一倍，农民的实际负担仍较为沉重，且常遭到封建地主的压迫，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3）对超限占田和土地买卖法的行为没有处置措施，又在法律上肯定其既得利益，为地主兼并土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4）士族门阀享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为其壮大实力提供了经济保障。

总而言之，占田制在实行初期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但后期出现了加重人民负担和保障统治阶级特权等一系列弊端。但仍不可否认该制度的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屯田制相比是一大进步，并为后来均田制的实行打下了基础。

4、论述唐宋变革论

20世纪初期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至二战后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发展总结为唐宋变革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国际唐宋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结束却遭到冷遇。进入21世纪，该说才引起国人的重视并形成相当大的热点。

（一）理论来源

（1）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文化史学，受到了从基佐《欧罗巴文化史》到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等源流始末之形成经过和西方封建制与绝对君主政体等概念为依据的历史观的影响。

（2）明显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模式和特征的印象概念股。

（3）受到顾炎武和黄宗羲对君主独裁政治批判、对宋明地方政治的看法的启示。

（二）“唐宋变革论”学说的提出

（1）据内藤湖南长子考证，其唐宋变革和宋代近世说最早见于其1909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序言。其后在《支那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又逐步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

（2）核心观点：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着显著差异。唐代时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3）主要依据。①贵族政治的衰废，君主独裁的代兴。②君位的变化。③君主权力的确定。④人民地位的变化。⑤官吏任用法的变化。⑥朋党性质的变化。⑦经济上的变化。⑧文化性质的变化。

（三）宫崎市定的发展

（1）背景。二战结束，日本成为战败国，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社会主义制度，使得内藤湖南所提出的辛亥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未来的结论破败，加之日本学界对内藤湖南观点的反省和批判。

（2）宫崎市定、佐伯富等后继者的宋代近世说与内藤湖南的很大不同，甚至质变。①后继者们将他的假说概括为“唐宋变革”。②宫崎把内藤偏重讨论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转向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

（四）有关“唐宋变革论”的论战

（1）内藤湖南有关“唐宋变革论”的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论战，由此形成了所谓“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并使宋史成为日本中国史乃至东洋史研究的热门题目。

（2）二战结束之后，前田直典率先发难，在1948年发表了《东亚古代的终结》一文，对内藤学说进行了严厉批判。批判者认为，唐代并非史“中世”的终结而是“古代”的终结，宋代并非史“近世”的开端而是“中世”的开端。

（3）以崛敏一、周藤吉之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在五六十年代与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进行过激烈论战。

（五）评价

（1）积极性。①唤起了人们对唐宋之际按巨大变革的注意和研究。②促使我们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高度，重新认识和评价宋代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于理解宋代的许多政策，有可能跳出断代史研究局限，给予宋代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分析宋代的各项政策。③促使我们对唐宋石器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进行思考。

（2）消极性。①内藤湖南虽然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当他站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之时，他的宋代近世说在理论上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也是不能回避的。②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唐宋变革论都没有涉及占人口综述差不多一半的女性。③唐宋变革论立足于“中国本土”，从北宋到南宋，转向江南，历史空间逐步缩小，侧重于“精英”文化、地域重心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局限了人们的视线。④认为宋以后至晚清1000年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唐宋变革论在日本只是众多研究中国历史分期和唐宋史研究之一家之说，并不代表日本学界对中国历史的主流看法，更不被国际宋史学界所认同。

综上，唐宋变革论只是日本部分学者提出的研究唐宋史的一家之说，正如相关学者所倡议的那样，我们应当翻过这一页。

5、王安石变法的措施及失败原因

北宋中叶，社会矛盾尖锐，财政出现危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在财政经济、军政、教育和科举方面实行了变法改革。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因为变法执行不当而扰民，加之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一）背景及性质

（1）积贫积弱局面的加深。①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财政入不敷出，造成北宋政府积贫的局面。②在对外战争中连连败北，被迫与辽、西夏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求茍安，造成北宋政府积弱的局面。

（2）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随着吏治的腐败和封建剥削的加重，社会矛盾激化，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其中王影响较大的有王伦起义、张海和郭邈山起义、湖南贵阳监瑶民起义、河北王则起义。

（3）庆历新政的失败。

（4）性质。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一次改革，是皇朝统治者的自我调整。

（二）内 容

（1）财政经济方面（富国）。实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这样就限制了商人投机倒把的行为，使人民负担有所减轻，有助于发展农业生产，国家也可增加财政收入。

（2）军政方面（强兵）。实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这些都是针对北宋军队战斗力下降进行的。王安石还裁减了大批禁军，节省了军费开支。

（3）教育和科举方面。在教育改革中，主要是在京师和州、县广泛兴建学校，在太学实行三舍法；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统一教材；在科举改革方面，废除明经、诸科，只以进士科取士；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诗赋、贴经、墨义，而考经义和策、论，经义则以《三经新义》作为应试标准。

（三）变法的失败

（1）变法的进步之处。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某些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弱积贫”的局势，特别是在财政上的贡献更为显著。

（2）变法失败的原因。①变法触动了贵族、官僚等的利益而遭到强烈反抗。②变法派人士的分裂，吕慧卿、曾布与王安石交恶，削弱了变法力量。③变法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实践与理论相背离。青苗法意在解决百姓生活困难，但实施中由于变相提高利率，结果变成了高利贷；募役法意在免去百姓的差役之苦，由于实施中任意提高免役钱和民户出钱的等第，结果变成了聚敛；市易法意在平抑物价，而实施的结果是政府垄断市场；保甲法意在加强治安和御敌力量，由于组织和训练不当，百姓亦不胜其扰。

综上，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和解决财政危机，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在财政经济、军政、教育和科举等方面实行了变法。变法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但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反对，加之新法本身的弊端、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6、北宋积贫积弱的原因

北宋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逐渐出现困难，与辽、西夏的战争中也接连失利，被迫签订诸多条约，以国土、岁币等换取茍安，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所谓“积贫”即是指北宋政府常年存在的财政赤字，而“积弱”则是指北宋政府虽有庞大军队，但无法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究其原因，大致是包括宋初各项政策埋下的隐患、政治腐败、统治者自身弱点等因素。

（一）宋初各项政策的隐患

（1）募兵养兵制度造成军队过于庞大。宋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每逢灾年即招大量流民饥民为兵士，以此达到防止流民变为叛民，避免内乱的目的。但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定制，长此以往造成军队数量激增，远超过政府所需数量，出现冗兵现象。而北宋政府以优厚待遇以待士兵，冗兵现象导致政府财政支出过大，成为冗费的原因之一，逐渐造成“积贫”的局面。

（2）守内虚外的军事部署不利于对外战争。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作为军队主力的禁军一半驻于京师，一半分驻各地，边境只留少量禁军，这样的军事部署不利于对外战争的进行，埋下“积弱”的隐患。

（3）统兵权、调兵权分理及“更戍法”造成军队战斗力下降。①宋初规定调兵权属于直属皇帝的枢密院，因此作战时将领多为临时指派，只有统兵权。②此外为了避免武将与兵士结合，军队与地方势力结合，宋初每隔几年便变更禁军屯驻地点，但将领不随之变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这两种政策造成将领无权，指挥不灵的局面，大大削弱军队战斗力，以至于北宋军队虽多，却在战争与屡屡失利，只能与辽、西夏等签订合约，每年交纳大量岁币，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4）恩荫制度造成官僚队伍膨胀。宋代恩荫制度盛行，名目繁多且范围很广，高官可荫子孙、乃至于旁系亲属与门客，宗室尚在襁褓即有官位，由此造成官僚队伍膨胀，政府需支出大量俸禄，逐渐造成“积贫”局面。

（5）官职差遣制度造成官员重复设置。宋初为了平稳地实现用人权力的转移，实行官职差遣制度，使得北宋时期官员官称与实际职务分离，即使不担任“差遣”也可按官阶领取俸禄，造成官僚机构重复设置，出现“冗官”现象。不仅增大了政府财政负担，而且降低了行政效率，逐渐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6）不抑兼并之策造成政府税收减少。宋初为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土地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得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而宋代官员拥有免税特权，这一政策最终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埋下“积贫”隐患。

（二）政治腐败

（1）军法废弛，军队管理混乱。宋太祖对普通兵士、将校严格执行军法，却对高级将领法外容情，开以情徇法的先例。导致后世高级将领的不法行为大多得到纵容，使得军队管理混乱，克扣军饷之事时有发生，大大削弱军队战斗力，逐渐形成“积弱”局面。

（2）财政管理混乱。宋初以三司作为最高财政机构，但其部分权力被转运使侵夺，且财政官员中常有庸碌之人，以至于吏治日益腐败，国家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埋下“积贫”隐患。

（3）统治者挥霍浪费也是造成“冗费”现象的原因之一，逐渐造成“积弱”的局面。

（三）统治者自身的弱点

（1）宋代统治者大多固守祖制，不思改革，在客观情况发生改变之后，依旧承袭太祖时期制定的各项政策制度，以至于各项政策埋下的隐患终成现实，最终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2）宋代皇帝的性格，如太宗多疑，真宗懦弱等，也从不同层面加速了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总之，在宋初各项政策的隐患、宋代政治腐败、统治者自身弱点三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中期之后“积贫”“积弱”的程度越来越深，严重削弱了北宋的国力。

7、 辽代和金王朝的政治制度

辽代和金王朝政治制度特点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各具特色，辽代统治制度最大的特点便是因俗而治，具体体现在南北面官、四时捺钵、头下军州、五京等政治制度上。而金王朝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则是初期具有自身特点但后来汉化速度极快，具体体现在勃极烈制，但随着天眷官制改革以及正隆官制改革，金朝政治制度逐步趋向于汉化。

（一）辽代政治制度特点

辽的领土广大，民族成分复杂，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辽统治者相应地采取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胡汉分治政策。辽代统治制度主要是因俗而治，对本民族和汉族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

（1）南北面官

辽在中央设置南面官和北面官的双轨统治机构。南面官因其官署设于皇帝大帐以南而得名。南面官沿袭唐以来的官制，中央设三省六部，官员多用汉人，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北面官因其官署设在皇帝大帐以北而得名，其官名称虽与南面官不同，职掌却大体相似，但权力却远胜于南面官。

（2）五京制度

辽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也实行胡汉分治的双轨制。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今赤峰市林东镇）、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京大同府（山西省大同市）。在地方上以五京为中心，将全国分为五道：上京道、中京道、南京道、东京道、西京道。道之下对契丹等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在各大小部族分别设置带有原部族组织色彩的官职和机构；对汉人和渤海人等实行州县制，州县分设刺史、县令，也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名号。

（3）头下军州

部族、州县之外还有“头下军州”。“头下军州”(也作“投下军州”)是辽朝地方建置中独具特色的行政组织，是辽的宗室、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中立有战功者，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为主体而建立的一种带私属性质的地方行政单位。契丹贵族将所分或所俘人口“筑寨居之”，这些寨堡被称为“头下”或“投下”，再按人口的多少称之为州，军、县、城、堡。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外，由军州的贵族任免和监督。头下军州的工商税收除酒税上缴朝廷外，其余归主人享用。从事农耕的头下户，除了向主人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向辽政府缴课税，又称为“二税户”。头下军州的贵族和官吏对头下户实行野蛮统治，平时任意征税或役使，战时征为私兵参战。头下军州是一种军事、行政的联合组织。

（4）四时捺钵

“四时捺钵”是辽朝加强其自身统治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辽朝建立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辽朝皇帝都要到相对固定的地方从事渔猎活动。所谓“捺钵”就是辽朝皇帝在渔猎之地所设的行帐(行宫)。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皇帝在捺钵内与北、南面大臣商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四时捺钵”在辽圣宗时形成制度，终辽之世，相沿不改。

（5）法律制度

辽朝的法律分为蕃、汉两律。汉律适用于汉人和渤海人，蕃律用于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辽太祖时，耶律突吕不撰《决狱法》，为当时辽朝第一部成文法。辽兴宗时，重新制定法律，新定条制547条，史称《重熙条制》，于重熙五年（1036年）正式颁布，这是一部完整的法典。辽律带有民族歧视的色彩，规定契丹人“殴死汉人者，偿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其亲属为奴婢”。

（二）金代统治制度特点

金代统治制度大多数借鉴汉族政权，较多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内容，逐步进行了汉化，由二元转向了一元。

（1）勃极烈制

勃极烈制度是金初的中央官制，诸勃极烈共同辅政，组成国家最高军政决策和执行机构，勃极烈由皇家贵族担任，带有明显的贵族议事痕迹。金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四年（公元1136年）设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师，并领三省事，勃极烈制度遂被废止。

（2）猛安谋克制

完颜阿骨打称帝后，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对归附部落的首领，一律给以猛安或谋克的称号，其部众则和女真部族战士一样进行军事编制，规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由于实行了“壮者皆兵”即兵民合一的制度，谋克制度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在其管辖下的各户壮丁，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应征出战。这样，不仅能节约财政开支，而且能保证有较强的战斗力。

（3）中央官制与监督制度

①金太宗在位时期建立尚书省及中书、门下省，实行三省制。②金熙宗在位时期废除勃极烈制，参照唐宋制度，颁行新官制及换官格，将原女真官换授为相应的汉官。③海陵王在位时期废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统理政务。④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是随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而建立和逐渐完善起来的。御史台官员的职权主要是纠察朝仪，弹劾官吏善恶邪正；审理内外刑狱所审理不当者，勘核各级官府公事，监理祭礼及出使之事等。

（4）地方官制

金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制。①金初五京，即原辽中京大定府，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始称“内地”为上京，旧上京改称北京。②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称中都，旧中京更为北京，并削上京之号，只称会宁府。海陵王又改原北宋都城汴京为南京。大定十三年，复会宁府为上京。③此后，金于中都之外设五京，分别为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④中都和五京之外，又设14总管府，即咸平、临潢、河北东、河北西、山东东、山东西、大名、河东北、河东南、京兆、凤翔、鄜延、庆源、临洮路。其中临潢府路曾罢废，并入他路。中都大兴府置府尹，兼领本路兵与都总管府事。诸京不设府尹，置留守司，长官为留守，带本府尹兼本路兵马部总管。诸路均设总管府，置都总管。诸路还设转运司、按察司等机构。

总而言之，辽金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政治制度特点。辽代统治制度主要是因俗而治，对本民族和汉族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即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金代政治制度则大多数借鉴汉族政权，较多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内容，后来进行了汉化，由二元转向了一元。两者政治制度的特点为后来的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8、南宋和金的三次和议

南宋和金订立的三次和议分别是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绍兴和议是南宋与金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订立的和约，该和约的订立，使得宋、金之间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期间双方虽然偶有冲突，但冲突之规模不大。隆兴和议是南宋与金于隆兴二年（1164年）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此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嘉定和议是南宋与金于嘉定元年（1208年）订立的第三个屈辱和约，此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和平。

（一）绍兴和议

（1）背景

①宋金战争期间，岳飞军取得了对金作战的优势。②宋高宗认为自己有力量守住淮河，如果继续打下去，将促使大将久握重兵，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势，于是就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③兀术见宋军停止进攻，便进行反攻，被宋将刘锜、杨沂中、王德等部在柘皋打得大败。岳飞、韩世忠派兵来援，金兵渡淮北去，宋军停止追击，双方实际上仍保持以淮河为界。此后，宋、金开始议和，签订绍兴和议。

（2）主要内容

①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②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两州及商、秦两州之半予金。

③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3）评价

①绍兴和议以后，南宋的确得享短暂的和平。②但是这种和平并不是力量均衡的产物，而是宋高宗和秦桧集团与女真统治者相配合破坏南宋军民抗金斗争的结果。③南宋统治者继续其妥协投降的一贯国策，然而，金朝女真统治者伺机南犯的基本方针却并未改变。④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尘埃落定，暂告一段落，海陵王完颜亮上台，完成改制、迁都之后，金朝廷已能直接控制中原，甚至自认为有能力灭亡南宋，于是马上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南犯。

（二）隆兴和议

（1）背景

①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夏末，宋高宗将帝位传给宋太祖七世孙、养子赵眘，是为宋孝宗。②起初，孝宗急于收复中原故土，起用徒有抗战派虚名的张浚为枢密使，让他主持北伐。③但张浚志大才疏，刚愎自用，隆兴元年（1163年）在符离被金军打得大败，金兵再次南下，宋军损失惨重。④后来以秦桧党徒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得势，宋金双方进行和谈，到隆兴二年（1164年）冬签订和约。

（2）主要内容

①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

②“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10万两匹，仍支银20万两、绢20万匹。

③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宋放弃新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

（3）评价

①隆兴和议签订之后，金两国四十年都没有发生战事。宋朝在宋孝宗治理之下，太平安乐，一改宋高宗朝贪污腐败的局面，史称“干淳之治”。②金朝也在金世宗用人唯贤、与民休息下达到盛世。③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发展。

（三）嘉定和议

（1）背景

①宋宁宗初立，外戚韩侂胄掌握朝政，他为了树立“盖世功名”，从嘉泰三年（1203年）起，开始在军事上做准备，并起用主战派的辛弃疾、叶适等人，并追封岳飞为鄂王，追论秦桧主和误国之罪，以期振作士气。②开禧二年（1206年）五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分道进兵。战争开始时收复过一些失地，但不久之后在金军的反攻下，宋军大败，损失惨重。③以礼部侍郎史弥远为首的投降派，勾结皇后杨氏，趁机矫诏杀死韩侂胄，然后与金求和。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重新订立和约。

（2）主要内容

①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

②增岁币为银30万两、绢30万匹。

③疆界与绍兴时相同（金放弃新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等地）。

④另付金犒军银300万两。

（3）评价

①嘉定和议后，双方大致维持和平六七年。②和约虽然维持了两国间的和平，但南宋进入了史弥远擅权时代，各级官吏争相搜刮民脂民膏，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南宋逐渐走向衰落。

9、宋代新儒学（理学）形成的条件及主要流派

理学是一种理论性、思辨性的新儒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北宋中期起，宋代儒学者抛弃汉唐学者专事经学笺注的传统，对以贞观年间钦定《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旧经学产生怀疑，群儒奋起，开创已意解经的新时代。至南宋，理学成为宋学中的主要学派，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超越出单纯研究儒家经典的范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等在内的一门新的学问，并且在元、明之际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产生背景

（1）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香葱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

（2）佛教、道教两教对于儒学的渗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释、道两教获得大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大有取代儒学之势，并对儒学产生渗透，为宋代儒学寻发展提供新的养分。

（3）科学技术进步。宋代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印刷术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的队伍中去。平民子弟出身贫寒，没有旧经学传统的束缚，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

（4）科举制度改革的影响。唐代以来帖经、墨义和诗赋取士的做法受到抨击，经义考试在科举中获得重要地位。

（二）北宋理学的发展

（1）宋学的开山鼻祖是“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和石介。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在书院教书总结出“苏湖教法”，设经义、治事两斋，把研究学问的重点转向讲究大义和时务，适应科举改革需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强调尊王攘夷。石介为庆历新政支持者，重视对《周易》研究，借助《周易》排斥佛、道，虚构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孔子以来的道统，开南宋理学道统论的先河。

（2）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几个流派。1）周敦颐，后人称之为濂溪先生。他提出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宣传儒家道统论，并开始使用理学的基本范畴“理”，还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主静”即“无欲”，实际要求人们安分守己。2）程颢、程颐兄弟对理学产生做出突出贡献。二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二程企图用总括天地万物的“理”来支配物质世界，把一切封建伦理说成是“天理”，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的学说竭力为维护封建皇权和礼教服务。3）张载是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其学派被称为关学。他强调“气”是万物的本原，为理学奠定基础，表现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分别属于善和恶的来源，主张“立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理一殊分”的思想，认为事物各有区别，这些区别是有存在于天地间唯一的“天性”所决定的；提出“穷神知化”与“穷理而尽性”的认识论4）苏洵、苏轼、苏辙以他们父子为代表的学说称之为蜀学，蜀学不承师传和博取众长的做法正是宋学一个重要特点。

（三）南宋理学的发展

（1）朱熹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最为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朱熹强调“道”，所以他的理学又被称为道学。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理”是万物生长的本源，而“气”只是构成万物的材料；朱熹还强调事物的对立和差别，认为这种对立和差别是不可改变的，并以此来论证社会等级制度的永恒不变；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以道来主宰人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此来调和阶级矛盾。

（2）陆九渊。陆九渊是南宋理学中对后世影响仅次于朱熹的学者，后世将陆九渊的思想称为“心学”。他将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和发展了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还认为伦理纲常是人人所固有的“本心”，只需存心养性就可恢复“本心”。

（四）理学正统地位的确定

理宗时期亲自撰写《道统十三赞》，正式肯定从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真正继承人，使程朱理学成为继孔孟以来的正统思想和钦定官方哲学。

10、论述王安石“荆公新学”

“荆公新学”是北宋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之统称，亦是其新政的理论基础，以区别于作为正统思想之“俗学”。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撰《三经正义》，新学影响扩大。罢相后，撰《字说》，于江宁正式收徒教学，逐渐形成“荆公新学”学派，门人有陆佃、龚原、蔡卞等。新学一度引起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纯儒”反对，几经崇黜，凡六十年，终为统治者所废弃。其内容和影响主要如下：

（一）内容

（1）思想渊源:王安石在学术上博采诸家之长，甚至于“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对于经典，则重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洪范》、《老子》，注意具有反抗精神的《诗经》，并对《周礼》作了新的解释。

（2）处世态度：明确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的改革主张，强调“权时之变”，并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革新精神，制订了旨在抑制兼并、富国强兵的新法和变法措施，坚决进行变法。

（3）认识论：①认为天道是可以认识的，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本来面目的观察，认为人们认识必须依靠客观现实。②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他又强调“思”和“行”的重要，认为只有通过“思”，才能把握“至理”。

（4）方法论：①强调“变”，认为“尚变”是天之道，是自然的根本属性。②认为变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旧事物不断灭亡，新事物不断产生的过程，亦即“新旧相除”的过程。

（5）人性论：①他认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好、恶、欲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人生所具有的，它们接触于外而发动于中，这就是“情”。②性存于内，不可见；情发于外，可见。性是自然的本能，无所谓善恶；情则是反应的本能，反应有当与否，才会有善恶之分。

（二）影响

（1）王安石设局修经义后，新学在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六十年里，成为官方之学，除元祐初年略为受挫外，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学派中人的著作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独行于世者六十年”。

（2）荆公新学主导北宋后期的几十年，正是理学的形成时期，作为宋明理学真正奠基人的二程，其学术活动也主要是在此时进行。正是新学所关注的道德性命问题，逐渐变成了士人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及讨论的核心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理学主流的洛学的形成。

（3）新学扫荡了汉、唐经学“专以章句训诂为教”的繁琐学风，确立了轻传注、重义理、尚简要的学风自北宋到清初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4）提出历史进化论，并从历史进化论出发得到“权时之变”的改革现实的结论，反对作为守旧派理论根据的的退化论和因循守旧思想，为变法奠定了舆论基础。

（5）在新学思想体系的支撑下，提出一系列旨在抑制兼并、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11、宋代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超高的地位。这归因于统治政策的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文学、哲学、史学、绘画、科学技术、教育、雕版印刷和藏书、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

（一）文化繁荣的原因

（1）统治政策的影响。宋朝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重文轻武，文人地位较高，推动社会各阶层崇尚文化。

（2）经济的繁荣。①城乡商业的发展。城市突破了坊市的界限，出现了早市、夜市和草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②政府政策的支持。宋朝支持商业发展，重视经济立法，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因此，社会上富有的文化士人变多，不再局限于掌权的地主阶级，城镇一部分商人和少数富裕农民也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

（3）科学技术的进步。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书籍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因此读书人多。

（二）文化繁荣的表现

（1）文学。①宋词。作为赵宋文学的代表形式——宋词，历来与唐诗、元曲并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有：柳永和李清照；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有：苏轼和辛弃疾。②散文。“唐宋八大家”，即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提倡散文。③话本。宋代“说话”（讲故事）很流行，以讲史和讲小说为主，其底本就叫“话本”。代表作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

（2）哲学。我国哲学思想发展到宋代，出现了理学。宋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理学经二程弘扬、朱熹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由于它适合于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所以备受推崇，成为南宋后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3）史学。①大型通史的编纂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②大型类书和总集的编纂如宋四大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③出现了新的历史编纂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④开辟了金石学这个新园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4）绘画。①一些画家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以描写社会风俗、历史故事的作品大量的产生。②画家在艺术理论上的探讨，也比唐代深入一步，已进入文学化时期。唐人尚法，宋人尚神，这反映了宋代画家审美观念的长足进步。③宋代的绘画内容上也有了新的发展。宋代的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并盛于世，给后世以一定的影响。

（5）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宋代的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发明同时出现，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外，在天文学和天文仪器的制造上，数学、医学、农业生产技术、冶金、陶瓷、纺织、建筑等方面，宋人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6）教育。学校和书院的发展，至宋代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有著名的宋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宋代的地方官学和学生人数，远非汉唐所能望其项背。

（7）雕版印刷和藏书。两宋也是我国图书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由于社会的迫切需要和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图书在种类和数量上骤然剧增，中国书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8）中外文化交流。宋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中国古代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和北非、东非国家由了交往，而且对周围国家的贸易也有了新的发展。这表现在物品上，过去唐代以前中国以出口丝织品为主，这时除丝织品外，瓷器占有突出地位。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的西传，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与此同时，由于周围国家文化的进步，宋朝向外国学习的东西也多了，如与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人、埃及等的文化对流，大大促进了宋朝文化的繁荣和高度发展。

综上，宋朝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化繁荣的原因在于统治政策的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繁荣的表现在文学、哲学、史学、绘画、科学技术、教育、雕版印刷和藏书、中外交流等各个方面。

12、明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明太祖在南京建立明朝后，起初承袭了元朝的各项制度。后因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书省和行中书省权力过大及太祖本人性格多疑等原因，太祖在政治、军事、监察、文化、司法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措施制度被其后继者继承发展。明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措施使得明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时期。

（一）政治方面的措施

（1）在地方上置三司。洪武九年（1376年），太祖废行省，在地方实行分权制度。在全国置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以行省或省相称），下设府、县二级政权，职涉一省民政、财政。与此同时，地方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掌地方司法与军政。三者合称“三司”，分别归属于中央相关部门，有事则共同商讨，以避免地方权力过大。但因三者级别相同，互不统属，遇事无最高长官负责，故后置差遣性质的巡抚、总督于其上，以提高行政效率。

（2）在中央废中书省与丞相。太祖为分中书省之权，于洪武十年（1377年）置通政司掌章奏、出纳和封驳，以为“喉舌之司”。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以谋反罪诛擅权植党的丞相胡惟庸，裁撤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命其分理全国政务，并规定后代君臣不许设丞相。六部尚书互不统属，直接对皇帝负责。丞相之制，至此而止，六部只是办事机构，不具备决策权，故皇权得到加强。

（3）设立内阁。①太祖废丞相后，因政务繁重，先后置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均以文臣充任，但只可备顾问。②成祖时命翰林官于文渊阁辅政。初不设殿阁大学士，后又将殿阁大学士作为阁臣晋职、升职、兼职后的官位。此时内阁可掌内制。但终永乐一朝，内阁始终是“代言之司”。③宣宗时，内阁下有诰敕、制敕二房，并常命内阁票拟，英宗年幼继位，奏章皆由阁臣票拟进呈，票拟权由此专属内阁。阁臣虽难说有“相权”，但内阁地位全面超越六部，不再是翰林院内属。但阁臣的票拟必须经由皇帝批红才能成为正式的行政命令，故而内阁只能起辅政之用，最高权力仍属于皇帝。

（4）抑制豪强，整顿吏治。①禁止豪强兼并，并徙富豪于他乡。②严厉整顿吏治，定期考核官员，对贪官惩治尤严，“空印案”中处死所有相关的地方长官。元勋宿将也遭打击，“胡蓝之狱”中被诛杀殆尽。

（二）军事方面的措施

（1）设立五军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年），改明初设立的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简称五军府），在京各卫所（除亲军外）和在外各都司分隶各府。兵权由五军府与兵部共掌，但前者只掌军籍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选授武官。战时由兵部奉旨调兵、派将，战毕将缴印信，兵归卫所，因此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仍属于皇帝。

（2）实行卫所制度。自京师至地方皆置卫、所作为军队的基层组织，每卫置卫指挥使统领，卫所官军均世袭。京师以外各卫所辖于各省都指挥使司，各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五军府并听从兵部调派。京师卫军则分隶属五军府的“京师三大营”和统于亲军都指挥使司的皇帝亲军系统。

（三）监察方面的措施

（1）设都察院与科道官。①明初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后改称都察院，掌弹劾百官。②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秩微而权重，可纠内外百官，外出巡按时号称“代天子巡狩”。③给事中为独立于都察院之外的监察体系，先后隶承敕监、通政司，后置谏院，成为独立机构，谏院罢后，给事中仍独立存在，负责稽查各部并驳正其违误，与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官”。

（2）实行厂卫制度。①太祖设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查、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常以特务手段侦察臣僚，时有庭外用刑之事。②成祖设“东厂”，由宦官组成，受皇帝指挥，其任务即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明朝中后期，增设“西厂”和“内行厂”，皆由宦官主事。厂、卫均为加强君主专制的特务机构。

（四）文化方面的措施

明代科举实行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文句命题，规定答题以程、朱解释为依据，间用古疏，并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以此束缚士子思想，加强了思想专制。

（五）法律方面的措施

（1）制定《大明律》和《大诰》。①《大明律》颁行于洪武年间，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和君主的尊严、权力，捍卫统治阶级利益，但也对功臣勋戚的行为予以限制。②太祖于洪武年间先后颁布亲自编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汇集了大量重刑案例，并要求“臣民熟观为戒”。

（2）设立三法司。明代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重大刑狱均由三法司共同审理，其中，刑部以审理为任、都察院掌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权滥用，减少了误判之案。

总而言之，明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明虽然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但是废丞相之后，政府即直辖于皇室，君权亦不受相权制约，从而使得政治是否清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皇帝个人政治素质的高低。明代后期出现阉党乱政，亦与其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13、张居正改革的措施及其影响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军事、水利、经济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考成法；在军事上，改善蒙汉关系，加强边防；在水利上，整治黄、淮、运河；在经济上，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在文化上，整顿学政。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有一定成效。 （一）内容

（1）政治方面：考成法。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把拟办的公事一律一式三份登记造册，分别存查和送六科、送内阁考查。大小事务严立期限责令完成，然后按登记册籍逐一注销，有违限期或欺骗隐瞒的，从严查处。还按月考成，每年总结，即以加强监督来提高行政效率。

（2）军事方面：①改善蒙汉关系。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在大同等地设立茶马互市，听令内地商人赴边贸易，加强内地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往来。②加强边防。任用戚继光守蓟门、李成梁守辽东。

（3）水利方面：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彻了“驻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预期的治水效果。河、淮分流，大大减少了水灾，，多年弃地得以变为良田。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

（4）经济方面：①清丈土地。万历八年（1580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即使是勋臣拥有的土地，也是“除赐田外，其余尽数查出，不准优免”赋役。②在清丈的基础上，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一，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以简化征收手续，避免中饱勒索。③裁革驿站的弊政，减少冗费。④撙节皇室开支。

（5）文化方面：整顿学政，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

（二）影响

（1）由于张居正坚持以法理政，即使是豪民强宗阻扰改革，亦严惩不贷，因此，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2）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从入不敷出转为有所积余。

（3）国防建设方面，东北边境晏然，“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 这些成就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的转机。

（三）失败原因

（1）张居正依靠权力取得改革的成功，但又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威胁到明神宗及其他各级官员的利益而导致改革失败，因此政以人举，人亡政息。

（2）改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虽然仍一定程度上得到“豪猾不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的效果，但是土地兼并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未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同时， 张居正在夺情以后“益偏恣”，许多举措失当，以致一些开明之士最后亦放弃对改革的支持。

（3）张居正的个人性格和行为。张居正“好揽权而喜附己”，错用了一些旨在投机、包藏祸心的人物，加之科场舞弊以及生活上的穷奢极欲，于是授人以攻击的把柄。

综上，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在政治、军事、水利和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促进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反对，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加之，张居正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弊端，改革最后失败。

13、明清两朝的内阁制度

内阁之制，起于明朝，是明朝废丞相后的辅政机构，掌有票拟之权，清代沿之，但根据维护统治的现实需要略加损益。综合来说，明代阁权重于清代。明代内阁在拥有票拟权后，阁权日重，而清代内阁虽然仍为名义上最高行政机构，但阁权较明有所削弱。究其根本，内阁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结果，是统治集团加强皇权的工具。

（一）明代的内阁

（1）内阁的设立。①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以谋反罪诛擅权植党的丞相胡惟庸，裁撤中书省，废丞相之职。此后，为了应对繁杂的政务，太祖置四辅官，命其协赞政务。②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又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由文臣充任以备顾问。③明成祖时，命殿阁臣僚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由此正式成立。

（2）内阁职权的变化。①明太祖时，殿阁大学士只能以备顾问，不能参与朝政的商议。②成祖时，殿阁臣僚多以翰林侍讲等小官入阁，得以参与机务，但终永乐一朝，阁臣官不过五品，不置官署，不制诸司，亦无关白之权。究其根本，其职权并没有超出“代言之司”的范围，只是翰林院内署，实际权力与公开地位并不相称。③仁宗时，杨士奇等人以东宫旧臣的身份入阁，阁臣地位逐渐提高。④宣宗时，始命阁臣票拟，再由皇帝批红。所谓票拟，即凡内外奏章，皆由阁臣先提出处理意见，并以墨笔写于小票之上贴于奏章之后进呈皇帝，以备参考。批红则指皇帝批阅之后，撕去小票，以朱笔将最终的处理意见批写在奏章上下发。⑤英宗年幼继位，不具备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故而奏章皆由朝臣票拟进呈，票拟遂成定制。有了票拟权后，阁臣虽无宰相之名，但权亦极重，有辅臣之称，地位已全面超越六部，不再是翰林院内署。但阁臣的票拟必须经由皇帝批红才能成为谕旨下发，故而内阁仍是辅政机构，最高权力仍属于皇帝。⑥明中期以后，皇帝疏于政事，阁权日重，批红多为阁臣的票拟意见，故而首辅易成为权臣。但因其不能如宰相一般专制诸司，故其权力仍远小于宰相，有利于集权于皇帝。⑦神宗追夺张居正之后，阁权渐趋下降，但其权力仍维持在仁、宣两朝时的水平。

（3）内阁的特点。①明代内阁的阁权从总体而言是具有扩张的趋势②明代内阁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不是中央正式机构，大学士也只能为辅臣，不具宰相之名。③始终处于皇权压制之下，与皇权矛盾重重。④因明代中后期皇帝怠政，批红权落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其权出于首辅之上，故内阁受制于司礼监。⑤因首辅不具宰相之名，不能专制诸司，只能为权臣，故与六部矛盾重重。⑥宣德以后，内阁互相倾轧，内部矛盾冲突激烈。

（二）清代的内阁

（1）内阁的沿革。清承明制，仍置内阁为中央行政机关，但是其内阁有自己的发展沿革。①清代内阁由太宗时内三院发展而来。②天聪二年（1628年），清太宗设立文馆，后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③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三院为内阁。④康熙时，鳌拜等人曾复内三院旧制，但圣祖于康熙九年（1670年），仍分立翰林院，成立内阁，内阁由此成为定制。

（2）内阁的职官与职权。①清代内阁置大学士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学士满6人、汉4人。②内阁自成立之时起，阁臣即有票拟之权，以处理日常政务、票拟本章为基本职任。但因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的存在，内阁实际权力比明代要小，阁臣虽有草拟诏旨之责，但只能秉承皇帝意旨。特别是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即被排除在朝廷核心决策之外，成为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

（3）内阁的特点。①清代内阁的阁权从总体而言是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②清代内阁只是名义上最高行政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后来的军机处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

总之，内阁作为废丞相后的辅政机构，虽无宰相之名，但在明清两代仍具有重要地位。明代内阁正式成立于成祖朝，宣宗朝后阁权日重；清代内阁自太宗时内三院发展而来，康熙朝成为定制，但只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阁权较明代为弱。

15、明代宦官专权

宦官专权是明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明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一个过程，明初太祖严禁宦官干政，但是自成祖起宦官逐渐涉军政之权，甚至插手司法。这使得明代政治日益黑暗。而究其原因则涉及明代政治制度缺陷等诸多方面。

（一）明代宦官专权局面形成的原因

（1）明代政治制度的缺陷。太祖废中书省与丞相集权于一身，以至于政务无论大小，事必躬亲，后世皇帝精力不济只能依赖于宦官处理庞杂的政务。而在明朝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宦官直属于皇帝，并无其他机构对其加以限制，使得宦官往往借皇帝的名义干预政事的处理，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2）明代宦官机构完备。明代宦官有二十四衙门，涉及到皇帝乃至整个宫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逐渐涉及到外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之事。其中司礼监太监掌奏章机要，随着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逐渐获得替皇帝批红的权力，因内阁票拟需经批红之后才能作为正式谕旨下发，故而秉笔太监掌握批红权之后，权力甚至出于内阁之上，可利用职权之便擅自更改内阁票拟。

（3）明代宦官掌握特务机构的领导权。明代为防范权贵、宗室、大臣而设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其中东厂、西厂由宦官统领，厂、卫合势后，锦衣卫成为宦官爪牙。特务机构可以不经过司法机关批准随意抓捕官民，为其利用制造冤狱打压正直官员创造条件。

（4）明代宦官具有文化知识。宣宗时设内书堂以使宦官读书识字，令其具备参与朝政的能力，为日后宦官专权创造了条件。

（二）明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过程

（1）明太祖时，鉴于汉、唐宦官专政的历史教训，严禁内臣干政。

（2）明成祖借靖难之役继位，认为家奴可靠，于是委以宦官军政大权，开启宦官干政之端。同时设立东厂，以亲信太监掌管，听从皇帝指挥，负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

（3）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皇帝昏聩怠政，宦官趁机弄权。正统时，太监王振借皇帝名义引荐同党，陷害政敌，皇帝呼之“先生”，公侯等尊之“翁父”。此外，英宗在大理寺筑坛，命太监金英参与审理狱囚，宦官由此插手司法。

（4）英宗复辟后，罢代宗时所设团营，复三大营旧制，命司礼太监曹吉祥以宦官之身总督三大营，开宦官总领京军之例。

（5）成化年间，宪宗除了东厂，又增设西厂，其性质与东厂同，由太监汪直提督厂事。

（6）正德时，刘瑾等八宦官得宠于武宗，时称“八虎”。刘瑾甚至插手锦衣卫，使得厂、卫合势。刘瑾还设内行厂，宦官权势更胜以往，使得宦官专权达到高峰。

（7）天启年间，魏忠贤任司礼太监，在皇宫内组成宦官武装，全国各地皆立生祠，宦官气焰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8）宦官除了在政治上弄权，还大肆搜刮财富，卖官鬻爵。

（三）明代宦官专权局面的影响

（1）政治方面：明代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有代皇帝批红的权力，成为皇帝的代言人，可借机随意更改内阁票拟，甚至假传圣旨，掌握朝臣生杀之权，任人唯亲，迫害忠良，极大地扰乱了明朝的政治秩序与风气。此外，对特务机构的操纵则将社会笼罩于恐怖氛围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

（2）经济方面：明代宦官横征暴敛，干预税务征收，督查织造、矿业开采，控制岁办、采办、皇店、私店、仓储，把持经济命脉，阻碍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3）军事方面：明代宦官控制京畿和地方军队，不仅在各地敲诈勒索，而且掣肘领兵将领，削弱军队战斗力，错误指挥造成军事失利。

（4）文化方面：明代宦官掠夺文物、破坏古迹，而且凭借手中权力粉饰自己，篡改历史。

（5）司法方面：正统年间宦官插手司法后，对于明代原本的司法机制造成了破坏，妨碍了司法的公正。

（6）宦官干政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后期皇帝大多怠政，宦官起到了沟通协调君臣关系的作用，而一些正直宦官如怀恩等往往能从朝廷大局出发，向皇帝直言进谏保护忠直大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治风气，只是宦官若此者百不能一。

总之，明代的宦官干政自成祖而起，虽然始终受皇权制约，但其权力极大，插手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宦官专政扰乱了明代的政治秩序和司法公正，阻碍了明朝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甚至于篡改历史。但不可否认，明代宦官在明后期到了沟通协调君臣关系的作用，存在极少数的贤明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治风气。

16、明代的倭患

倭患问题是明代的一个严重问题，严重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明朝初年，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至明嘉靖时期，倭寇愈发猖獗，明朝后期逐渐平定。明代倭患产生及发展到猖獗的形势，既有日本国内不断动荡的原因，又有明朝一方的责任。

（一）倭患形势变化

（1）前期。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永乐年间,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驰，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

（2）后期。①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人了空前猖獗的时期。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大内氏使者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②由此明朝厉行海禁，而此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了，海禁政策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③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明朝廷多次派人平倭无果，至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④在平倭过程中，明廷逐渐认识到“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因此的隆庆时期开始解除海禁,有条件地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称“隆庆开关”。

（二）倭患产生及猖獗的原因。

（1）日本方面。①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分裂混战的南北朝时代，在这一长期内战的时期所产生的大批溃兵、败将，由于无家可归而沦为海盗。此外，还有一部分逃避征敛或失去生产手段的人们也流亡在海中岛上，他们就勾结不法商船，侵扰中国沿海。②至嘉靖时期，日本正处于纷争的战国时代，正是在这种国内混战的政治局面中，导致征敛无度，再加天灾，而且统治者骄奢昏愦，不恤国政，从而致使日本人民流离失所者日多，失业既众，又因累此兵革，民习战斗，遂多流为寇盗。加上一批战败武士、无业浪人、贪利的奸商，以及破产的农民皆沦为海盗而在各地领主的支持下屡屡猖獗地向海外掠夺战乱愈频繁，倭寇就愈多，明东南地区的倭患就愈猖獗。

(2) 明朝方面。①首先，明代中叶武备废驰、将士卑劣，渐已失去强大的边防力量无力回击倭寇。明中叶装备废弛，将士卑劣，军队腐败至此，更加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②其次，政治黑暗，朝政不纲，贿赂之风盛行。③再次，倭寇队伍扩大乃至猖獗的另一个虽小却不可忽略的因素，便是像王直那样的中国海盗式奸商甘心为日倭作向导，与其同劫。④明朝在“争贡之役”后所实行的禁海政策，在客观上带来了不良后果。虽然明政府禁海的动机是为予防止倭寇再来犹掠，但实际上在当时海防废驰的情况下，罢“市舶司”，实行禁海，这些措施对于倭寇、海盗来说，是不起作用的，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措施而已。

综上，明代倭寇的骚扰，不仅使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正在高度发展的经济遭到了破坏，也使这一带人民的生命、财产直接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且还使沿海诸港长期与海外建立的贸易关系受到损害。

17、晚明社会新现象

明朝前后期具有迥然不同的社会面貌，分水岭即在成化、弘治年间，重点在嘉、万以至明末，也就是15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前半叶，其间大约是200年的时间跨度。晚明逐渐由一个单一的农业社会结构正向多元结构转变。

（一）内 容

（1）日用生活的奢侈化。晚明服饰方面去朴从艳、饮食宴饮方面穷奢极欲、追求丰膳、在居住环境方面追求豪花园林、在御马出行方面多人乘轿、大兴收藏之风（士大夫和商贾之家都以重金来收藏古玩古董“时玩”），人们普遍崇尚新奇异，日常生活方面奢侈现象相当普遍。

（2）社会文化的世俗化。晚明出现世俗化现象，尤其是在江南三吴地区。①儒学世俗化。阳明心学兴起后，儒学开始关注百姓日常生活，并且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宣扬个性自由的新思想。泰州学派、李贽高扬人欲的伟大，强调主体意识，个体解放。加之当时儒学学者纷纷展开讲学活动，讲学贩夫商贾都可以听。为了适应听众，儒者讲学内容尽量与百姓日用伦常相接。②佛道世俗化。佛道徒没能抵抗世俗生活的诱惑，而沉迷世俗生活。在佛道最重要的斋戒上已经有人开始否认它的重要性。佛教世俗化倾向为当时人所认可和接受。无论士大夫、文人还是百姓，持戒信佛都成为一种癖好。晚明士大夫的禅悦之风蔚然盛行，反映出当时的佛教的世俗化趋势。③晚明社会的商业化使得文人士大夫的旨趣不断贴近世俗社会的奢靡纵欲。晚明开始出现大量的市民文学、小说、戏曲、话本等文学形式。俗文学是以肯定世俗情欲和现实生存为价值取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在市民文学通俗休闲的影响之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传统的诗歌、散文的创作也由高雅严肃转向活泼多趣，都着力表现普通平民的生活、劳作和情欲，涌现出一批极具市民情调和生活乐情的小品文，体现出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趋向。

（3）价值观念的尚利化。晚明商业化的浪潮对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其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尚利化。社会上开始出现工商皆本、重货殖、弃文从商、尚利等风气。这个时期人们对商业和商业活动不再持一种轻贱的态度，相反，社会转而重商轻农。尚利成为普遍的观念，许多人不再受制于男耕女织的农村自然经济，而一改简陋的生活方式去追求有利可图的职业，以此来满足的尚利新意的心理追求。那个时代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越来越多，出现趋商的热潮。

（二）实质和影响

（1）实质。晚明社会新现象表明晚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变革，那个时期的中国有走向世界的强大的内部驱动力。

（2）影响。①重利趋商的特点虽然壮大了商人队伍，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冲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信条，使商业出现繁荣景象，这也是晚明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却影响了社会资金的积累，不利于生产力在传统束缚中取得实质性的突破。②重利趋商也是晚明市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它对于打破以往的束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追求和满足奢靡的生活方式，人们把眼光投向利润，取得了重大的经济财富，但最终这些经济财富又都只投向消费领域。人们以末致富获得的财富，并没有为社会资金的积累作出贡献，没有将资金投入社会生产领域扩大再生产，而是继续追寻更高层次的消费，这个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它没有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综上，晚明社会的新现象主要有日用生活的奢侈化、社会文化的世俗化、价值观念的尚利化。这些新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发展，但奢靡的生活方式没有将积累的资金投入社会再生产领域，对中国社会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18、明亡清兴的过程

明朝末年政治败坏，朝廷内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此外，各类社会矛盾激化，土地高度集中，农民濒临绝境，各类民众暴动层出不穷。明代即亡于明末农民战争中的李自成大顺政权。而东北的女真各部则逐渐兴起，并由努尔哈赤实现统一，在经过与明朝的多年战争后最终取代了明朝的统治。

（一）明末农民战争

明朝末年，皇帝怠政，各级官员贪污腐败，浙党、齐党、东林党等派系于朝廷内外纷争不已。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还要承担辽饷、剿饷、练饷等剥削，大批自耕农沦为佃户和奴仆，民众暴动不断，最终于天启七年（1627年）爆发农民战争。

（1）张献忠的大西政权。①农民战争爆发后，张献忠于延安起兵。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联合罗汝才等人进攻襄阳，次年，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制定围剿张献忠部的计划。崇祯十一年（1638年），张献忠于谷城受抚。②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兵，并攻陷襄阳。③崇祯十五年（1642年），张献忠克武昌，于此地建立大西政权，设各级中央和地方机构，开科取士。④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抗清兵败而死。

（2）李自成的大顺政权。①李自成最初为高迎祥部下，高迎祥战死后为闯王。②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入河南，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克洛阳，次年三围开封。③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创立新顺政权，建立中央和各级地方机构。次年，又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建国号大顺，建元永昌。④同年3月，李自成破北京内城，明思宗自杀，明王朝覆灭。⑤李自成入北京后，虽然进行有益的改革，但很快产生骄傲、麻痹的思想，疏于防范吴三桂，山海关兵败后，李自成仓促称帝退出北京，后战败死于武昌府。

明末农民战争推翻了明王朝，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提出的均田口号标志农民战争进入新的阶段，但依旧具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二）明清鼎革

明朝后期，努尔哈赤以父、祖13副遗甲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进攻明朝，此后，后金与明进行了多年战争。

（1）萨尔浒之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进攻赫图阿拉，努尔哈赤率军与明战于萨尔浒地方，以少胜多，击溃明军。后金从此扭转被动局面，明朝则转入防御。

（2）辽沈之战。在熊廷弼被罢官，袁应泰经略辽东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军克沈阳、辽阳，夺取辽东大小70余城，并迁都于辽阳，后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明朝由此失去对东北全境的控制。

（3）宁远之战。因明末党争，阉党高第经略蓟辽。因高第无能，努尔哈赤于天启六年（1626年）围攻宁远。明将袁崇焕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金军伤亡甚重，被迫退军。努尔哈赤亦因此战而亡。

（4）皇太极称帝。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入长城，直逼北京城下。以反间计使明思宗杀袁崇焕。崇祯六年（1633年），皇太极攻占辽东半岛，孔有德等投降。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于沈阳，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对政权组织进行一系列改革，后统一东北全境。崇祯十五年（1642年），洪承畴投降后，除宁远外，明尽失山海关要地。

（5）清军入关。皇太极死后，清世祖继位。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军南进，与吴三桂一道于山海关击败李自成，直入北京，定都燕京。同年10月，世祖于燕京重即皇帝位，正式宣布“定鼎燕京”。清军入关后严明军纪、笼络汉族士绅，减免赋税，同时通过“剃发令”、圈地、强迫汉人“投充”，严申“逃人法”等方式巩固统治基础。此外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使统治秩序得以重建，清初的经济得到恢复。

综上所述，明朝末年，明代政治败坏，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由以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为著名。后明亡于李自成之手。而明代日趋衰落的同时，东北女真部落则逐渐兴起，与明进行了多年战争，并最终击败李自成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

19、明清的疆域范围及其变化

明中期以后，蒙古日益强大，兀良哈三卫南迁，“土木之变”后鞑靼南进，至河套地区。明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成为明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界线。明朝疆域东北囊括了外兴安岭，西南直抵今天的中南半岛，向西推进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向东紧靠大海。清朝前期疆域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至南海诸岛。中国历史疆域在此时得以正式确定。

（一）明代疆域范围

(1) 东北疆域：①明朝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女真部落，势力一度到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后来，明退守辽东；明末，建州女真逐渐取代明朝对东北北部的统治，并进占辽东。②东北临国高句丽、以及后来的朝鲜，在明初大肆向北扩张领土，使本国疆域不断北进至鸭绿江、图们江流域，明朝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领土完全丧失。

(2) 西北疆域：①明初国力强盛，西北最远至哈密和柴达木盆地，并设置一系列卫所；②明朝下半叶，因瓦剌和吐蕃侵扰，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朝退守嘉峪关。

(3) 西南疆域：①明朝继承元代在西部、南部的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但后期这些地区被周边国家吞并，又因边境土司争斗和明朝国势衰落，云南边界收缩。②明朝南部疆界曾将安南纳入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后因当地势力激励反抗，明朝放弃安南，安南复国。③在西藏地区设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在青海和川西设置朵甘都指挥使司，继承元代在西藏的政教合一的体制，疆域基本同于元代。

(4) 东南海疆：①荷兰进入台湾南部，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荷兰殖民者赶走西班牙后，占领台湾大部，直到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②1553年，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留权。但名义上明政府可以对葡萄牙人进行管理，依然拥有澳门主权。

（二）清代疆域范围

(1) 大漠南北地区：①漠南蒙古诸部归顺清廷，清廷入关前就把漠南诸部纳入版图；②康熙时多伦多会盟后，漠北诸部属中国版图。②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确立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仍属于中国领土；《布连斯奇条约》以及《恰克图条约》确定了中俄北界。

(2) 西北地区：通过平定准噶尔部统一西北地区。①康熙年间，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大败噶尔丹；②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平定策旺阿拉布坦在西藏、青海纠集的叛乱；③设伊犁将军治理今新疆地区。

(3) 青藏地区：①清入关前就与西藏建立起联系，入关后册封达赖，清政府正式确立起对西藏的统治，后设立驻藏大臣。②乾隆时期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是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的历史明证，它的颁行对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对长国疆域的巩固，西藏地区的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4) 东南海疆：①1683年平定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其东北钓鱼岛也归属中国管辖。②据《读史方舆纪要》和《海国图志》记载，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诸岛，也在清政府的实际控制之下。

20、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的缓慢原因

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有其萌芽、发展、成熟、衰落以及灭亡的历史，资本主义萌芽是其初级阶段，与封建生产方式有极大关系，其产生与封建生产方式相冲突，在明清社会尤为明显。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其发展缓慢也具有一系列原因。

（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

（1）明清时期手工业技术进一步完善，产量提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手工业工场，促进了剩余手工业品的交换，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2）明穆宗隆庆年间海外贸易有所发展，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逐渐确立起银本位制，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货币基础。

（3）新航路开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促进了中国大量手工业品的出口。

（4）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实行减轻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增加了自由劳动力，也有利于推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体现在手工业，明代中叶，在江南五府地区，特别是苏州郡城内外，一些手工业作坊或者工场内部机户和机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机户以丝绢为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机户之间有了明显的分化，有的已经是小商品生产者，有的仍从事家庭手工业。织工大多掌握生产技术，没有织机，专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与机主的关系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自由。除了手工业之外，江南地区的浆染业、造纸业、榨油业、铸铁业、制瓷业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尽管如此，某些手工业中所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仍非常脆弱，并且自由程度较低。作坊主经常受到政府的榨取，很难通过生产进一步致富。雇佣工人也不能进一步摆脱行会的束缚和国家的控制，其关系仍不是完全自由的。

（三）清代资本主义萌芽

清入关后，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继续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的发展。某些手工业生产中包买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比明代更加增多，主要出现在江南和广东地区。包买商通过借贷、预付原料、供应织机等方式控制小生产者。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出现了由大商人开设的“账房”，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并把织机，原料分给很多小机户，机户织成绸缎后送归账房批售，由此可见，账房已经成为组织机户的“大包买商”。除了丝织业外，棉染织业、造纸业、制糖业、陶瓷业的一部分手工业作坊，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尽管如此，雇佣工人并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和行会的束缚。坊内设有监督工人的把头匠作，工价也需要作坊主和政府共同商议，清政府还设置“坊甲”稽查各坊，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三）明清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原因

（1）“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不仅造成国内市场狭隘，更会破坏商品经济中平等、独立、自由的原则。小农经济自身结构的瓦解十分缓慢，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购买力市场、原料市场难以形成。

（2）明清时期，由于当时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从而限制了大量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限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限制既割断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中外商人之间的正常联系，也使中国的海外商品市场不断缩小，把中国的经济封闭到了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之外。

（3）皇权的强化逐渐走向了顶峰。集权对当时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4）明清时期，政府对矿业、冶金业严加管制，从而使民间自由开矿得到了很大的限制，许多民间资本投入矿冶业，但很难成型。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由于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海外贸易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提高等因素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以及专制主义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限制等诸多原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并不可能摧毁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1、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以及与白银资本的关系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尤其体现在手工业方面，丝织业、棉织业发展十分迅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手工业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手工业产品远销海外。货币经济发展也十分活跃，明清时期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开始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白银资本的积累是具有一定关系的。

（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表现

（1）明代

①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扩大，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许多农产品商品化。例如棉花、生丝、烟草和粮食等大量投入市场，成为交换的商品。在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线出现了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丝绸业发达的苏州和杭州，工商业繁荣的南京和无锡，棉纺织业中心松江，制瓷业中心景德镇，茶叶著名城市成都。大量商业性城市的出现，是明代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重要表现。

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大量贸易的需要，明朝隆庆开关之后，白银大量流入，已经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

③明朝中后期，手工业生产高度发展，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稀疏出现。江南地区的苏州、湖州、杭州一带是明代的纺织业中心，有官办的织染局，同时各地又有大量从事纺织业的民间机户存在。在经营过程中，民间机户不断受到两极分化，经营不善的破产，失去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依靠纺织纺织丝绸技术为经营有方的“机户”雇佣。

（2）清代

①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许多大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更加繁荣。②各地中小市镇也随着商业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由于经济作物种植的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商品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农村市镇更加发展壮大。③清代出现了不少财力雄厚的富商。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有的竟“富以千万计”。他们获取的巨额利润，主要仍停留在流通领域和高利贷资本的经营范围内，还有不少商人把资本投资于购买土地，或用之于奢侈性的消费，这也妨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二）白银资本的大量流入

（1）明清江南市镇的丝织业与全球化贸易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手工业十分发达，不仅流行于国内，还出口到海外，远销至欧洲、美洲等地区，导致白银大量流入。

①生丝、丝绸是出口的主要物品之一，大部分都来自于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明清时期，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从而促进白银的大量流入。

②棉布也是出口的主要物品之一，出口共计4400余万匹，仅次于生丝和丝绸，也促进了白银的大量流入。

③五口通商以后，手工业品不再辗转至广州出口，而是就近在上海出口，刺激了出口数量的猛增，白银流入量也随之继续增加。 从上可以看出，江南丝绸业市镇、棉布市镇在全球化贸易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2）明清时期全球贸易导致白银流入中国

①海外贸易使中国售卖大量生丝、丝绸、棉布到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②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了60000吨白银左右，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而在海外贸易主要交换的产品中，手工业产品则占绝大多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丝绸业、棉布业的繁荣使得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处于出超的地位，大量手工业产品销售到海外，推动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海外贸易的频繁，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白银资本的积累。因此，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白银资本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都促进了明清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22、简述明清的社会特征

明清时期是指从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封建制度趋于衰落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一）政治方面。

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最高峰，决策权完全归于君主个人，显示出封建制度的衰落和统治基础的日益腐朽。明朝时，地方废行中书省，设三司；中央废除丞相，宰相制度的废除，皇帝集皇权与相权于一身，缺少制约君权的机制，皇权进一步加强。为了减轻皇帝沉重政务，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内阁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可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清朝时，康熙帝时设南书房，内阁及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削弱，加强了皇权。至雍正时设立军机处，军机处完全秉承皇帝旨意，处于皇帝的严密监督之下，极大加强了皇权。

（二）经济方面

一方面农耕经济发展到顶峰，高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多种经营方式推广则是较突出的成就，如明代中期起，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自海外传入中国。另一方面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明朝后期，在若干手工业部分中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的经营手段，这也就是学界习称的“资本主义萌芽”，如苏州丝织业。至清朝，这种类似的情况继续有所发展，江南大机户拥有织机多者已达五六百张，矿冶业雇佣劳动的规模也明显高于明代。

（三）文化

（1）文化专制登峰造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对士人思想、言论的钳制大为强化，制造了一大批的文字狱。至清朝时，君主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统治者更是对思想文化界的控制非常严密，多次大兴文字狱屠戮士人，如康熙时期的“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狱外，文化专制还表现在禁毁书籍，以乾隆时期为盛。乾隆后期借修丛书《四库全书》之机，要求各地广泛搜求、进献书籍，然后进行全面检查，销毁悖逆著作。（2）具有新时代特征，反封建民主思想产生。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产生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一时期反封建民主思想的代表。他们反传统、反教条，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反封建专制，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四）民族关系

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与发展，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对边疆的管理，都同破坏民族分裂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尤其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平定准噶尔叛乱等。

明清时期在政治上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在经济上农业高度发展及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在思想文化上，一面是文化专制制约著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一面又是具有新时代特征思想的涌现，在民族关系方面，统治者十分重视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

23、明代对外关系的基本情况

明代中外关系既有友好往来又有摩擦碰撞，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印度洋沿岸各国、日本、朝鲜、西方各国的交往与冲突构成明代中外关系的基本格局，这样的关系在郑和下西洋、华侨开发南洋、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万历援朝战争、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西方传教士来华等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具体表现如下：

（一）郑和下西洋

（1）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皇帝派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发展对外关系的历史事件。①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命先后七下西洋，历时29年。②郑和率船队跨亚、非二洲，对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彭亨、苏门答腊、旧港、爪哇、榜葛剌、古里、柯枝、琐里、加异勒、锡兰、溜山、忽鲁谟斯、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麻林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访问。③船队满载瓷器、茶叶、铁器、农具、纻丝、丝绸、金银等国内产品，换取亚、非各国的象牙、香料、宝石等奇珍。

（2）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是中国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华侨开发南洋

（1）在元末明初和明中期后，或由于朝代鼎革、世事纷扰，或因为土地兼并，赋税繁重，闽、广等沿海地区的居民无以为生，一部分人不得不远涉重洋，流移到南洋谋生，为当地的开发做出贡献。①明初，在三佛齐一地居住的闽、粤人有千余名，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鲁马益和美洛居、文莱、吕宋等地均有中国人侨居。②郑和下西洋后，赴南洋者日益增多，如在马来半岛各地均有华人居住，在吕宋仅福建商贩即有数万人。③到明后期，南洋各地华侨在10万以上。④赴南洋的华侨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部分人从事矿产的开采，使荒山变成富源，有的人种植甘蔗，生产蔗糖，有的经营椒园，有的垦荒种田。

（2）当西方早期殖民者侵占南洋时，华侨与当地居民共同反抗殖民者的侵略。

（三）中日交往与抗倭斗争

（1）明代中日关系存在友好往来的光辉一面，亦有碰撞与冲突的阴暗一面。①明代前期，入明的日本使臣一般从宁波至北京，沿途于所经杭州、南京、扬州、济宁等处进行贸易。②明中期后，日本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有铜、硫磺、银两、刀剑和漆器等，中国大批商船也开往日本的贸易港长崎，带去中国的铜钱、图书、字画、丝绸、金银、工具等。

（2）元末明初，日本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大量的落魄武士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构成这一时期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的倭寇的主体。①由于朱元璋采取积极的防御政策和外交政策，遏止了倭患的蔓延。②英宗正统以后，随着政治的腐败，海防的松弛，倭寇复起。③世宗嘉靖时期，缙绅、富豪雇佣流民下海经商，从事走私贸易，组织武装集团，利用日本落魄武士，在日本和吕宋等地建立海外据点，形成一股侵扰力量，破坏东南海疆的安定。④明政府和沿海人民投入到艰苦卓绝的抗倭斗争中，戚继光的戚家军与俞大猷所率海上明军密切配合，在嘉靖四十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次给由浙江转向福建的倭寇以重创，从而使东南倭寇最终得以荡平。

（四）万历援朝战争

（1）万历援朝战争是从1592年至1598年，明朝出兵援助朝鲜抗击日本军队的战争。①1591年9月，丰臣秀吉公然发动侵朝战争，于1520年4月在朝鲜釜山登陆，6月攻陷平壤。②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告急，明朝决定立即派兵援朝，12月，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大举援朝，1521年1月，中朝军队协同作战，于平壤大败日军，迫使日军南逃，从根本上扭转朝鲜战局。

（2）1597年1月，日军再次侵朝，中朝两军紧密配合，连败日军，1598年8月，丰臣秀吉死，该年冬，在朝鲜南海海面的激烈决战中，日军大部被歼，日本发动的侵朝战争终于遭到惨败。

（五）西方殖民者的侵扰

（1）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各国殖民者陆续来华，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造成侵扰。①1517年8月15日，葡萄牙人抵达广州府东莞县屯门岛，1520年5月到达南京，葡使通过贿赂手段得侍武宗左右，留侯在广州怀远驿的葡萄牙人得以“略买人口，盖房立寨，为久居计”，1521年初，武宗死去，葡使通商计划落空。②明世宗即位后，对葡使采取禁绝政策，葡人不从，1523年，官军猛攻广东的葡人，致使葡人大败而退，葡萄牙海盗、商人又进犯浙江、福建，不断遭到明官军的反击。③1553年，葡萄牙人又贿买明朝官吏，请求上澳门沿岸居住，逐渐扩大居住区，到万历年间，设官自治，建城墙，筑炮台，该地迅速发展成为贸易都市。

（2）紧随葡萄牙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①1542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群岛，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菲律宾首府，盗用吕宋名义，来明进行欺骗贸易，阻碍明与吕宋间的正常经济文化交流。②1603年与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两次对华侨施暴，1626年，还侵占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

（3）随后，荷兰于1609年侵占澎湖，不久即被福建军民驱逐，162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出动战舰进攻澳门，惨败后转而侵入澎湖列岛，以此为据点对金门、厦门、海澄等地肆意抢掠，1642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独占台湾。

（六）西方传教士来华

（1）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传教，并带来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①最早来到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为方济各。1552年，他乘船至澳门，试图进入内地未能成功，后卒于上川岛。②1580年，教士罗明坚到达澳门，1582年，获得许可后到达广东肇庆东关的某佛寺，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教士。③1583年9月，罗明坚和教士利玛窦一起在肇庆定居。罗明坚在肇庆居住时，于1584年8月用汉字写成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录》。④1605年，利玛窦、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6卷）。

（2）此外，传教士还介绍了西方哲学和西洋绘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的儒家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

（3）传教士还利用通信的形式，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制度、风土人情等见闻传递到西方，使西方学者对中国有了更多和深入的了解。

综上所述，明代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特征，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维持着松散的朝贡关系，华侨还对南洋地区进行大量开发，与日本，既有友好往来，也有碰撞冲突，与朝鲜保持着非常紧密的朝贡关系，与西方国家，主要与葡、西、荷来往，在与这些国家的往来中，冲突多于友好交流。

24、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条件以及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郑和南下西洋的规模巨大的远航，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止于宣德八年（1433年）七月，凡七次，历时20余年，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洋指的是今天的南海和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海口和非洲东岸，并且越过赤道。

（一）历史条件和原因

（1）宋元以来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大为发展，海船建造技术与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海外地理知识也日渐丰富，为郑和的海外航行创造了有利条件。（2）明朝经过洪武年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永乐时代已进入极盛时期，这时国力雄厚，武力强大，库藏充实，为海外航行提供了物质条件。（3）明成祖即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眼光开始移向海外，，并招致各国来朝来贡，产生了比较开放的对外政策。

（二）过程

（1）第一次下西洋。①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从刘家港出发，顺丰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②随后到达苏门答腊岛，离岛后船队航行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锡兰，再到终点科泽科德。③于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2）第二次下西洋。①于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所到国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②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

（3）第三次下西洋。①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刘家港出发，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敕使占城、真腊、暹罗、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榜葛剌、木骨都束、苏禄等国。②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4）第四次下西洋。①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勿鲁谟斯、比剌、孙剌等国。②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5）第五次下西洋。①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苏门答剌、忽鲁谟斯、柯枝、彭亨等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②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6）第六次下西洋。①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②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古里、柯枝、锡兰山、苏门答刺、满刺加、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③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

（7）第七次下西洋。①宣德五年闰十二月(1431年1月),从龙江关出发，这次航行从竹步向西航行，再往西南航行到达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峡。②之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③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回国。

（三）历史意义

（1）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①它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2年，比达·迦马到达印度卡里库特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②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官兵27800余人。船队以宝船为主，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③郑和七下西洋，打通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2）郑和扩大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发展了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3）郑和下西洋后，各国多遣使来中国建交及进行贸易。同时，中国到南洋去的人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国外，把中国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品带过去，对南洋的开发起了巨大作用。

（4）郑和下西洋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①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着有《星槎胜览》，贡珍著有《西洋番国志》，记载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②郑和下西洋时所绘的航海图也蜚声中外，在世界航海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5、明代文人结社运动

文人结社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现象，诗社、文会是其主要形式。它的出现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近古以后，并以明代为最。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诸多研究，其作为一种研究全新的角度，对于考察明代历史有重要意义。

（一）近年学术界对明代文人结社运动的主要研究成果

（1）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以对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乃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现象的研究为基础写成，同时还包括许多明代文人的个人小传，是明代文人结社研究的新高度。

（2）李玉栓：《文人结社在文学流派发展中的作用——以明代为考察中心》。主要考察具有典型意义的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文学流派研究提供借鉴。

（3）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兴盛的政治因素》。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结社运动在明代形成高潮的政治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4）李时人：《明代“文人结社”刍议》。对明代文人结社运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其出现的原因及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5）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批判之辨析》。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对清代对明代文人结社运动的错误歪曲进行澄清，并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学界部分论者对明代文人结社运动的片面认识进行客观评析。

（二）明代出现中国古代史上文人结社运动高潮的原因

（1）经济因素的影响。①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这一地区形成了苏州等大城市以及诸多小城镇。②苏州的赋税数成为全国首位，而李玉栓的《明代文人结社考》也指出苏州是文人结社数量最多的地区。③小城镇的出现则为普遍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提供了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人结社运动的发展。

（2）政治因素的影响。①政局的变化。明初文人处于太祖高压政策之下，故虽有文人坚持结社，但总体上处于低谷时期。仁宣之后，直至英宗时期，政局逐步稳定，国力提高，文人自信心增强，文人结社渐成风气。英宗之后，国力渐弱，常有宦官、权臣擅权之事出现，文人出于自身风骨气节或家国责任或消磨闲暇，文人结社越发增多，直至明亡之后亦是如此。②高层官僚推动。明代前期多位皇帝皆爱好文事，从而影响到馆阁重臣，使其常行宴游唱和之事，甚至常参与社事，上行下效之下，结社之事渐为流行。③党派斗争使得文人结社数量增多，组织性增强并使其渐涉时事。

（3）思想因素。①儒学。明代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同时王阳明的心学也颇为流行，此二者皆倡导讲学，讲学之风遂与结社之风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②佛学。明代皇帝大多崇信佛教，佛教较为兴盛，且因社会矛盾激化等原因，士子与普通民众也亲近或相信佛教，于是出现文人与僧人共社的现象，且以文人参与僧人结社为多。

（三）明代文人结社运动的意义

（1）明代文人结社运动对明代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明代许多著名文学家皆参与或主持结社活动，乃至于以结社为基础形成文学流派。结社活动不仅以集体活动的形式激发参与者的文学创作，而且成为维护这一流派文学主张的工具。

（2）明代文人结社运动是研究明代历史文化的全新视角。明代文人结社运动作为一种涉及社会诸多层面的社会现象，在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戏曲、书画、学术、教育等各个方面皆有其身影，因而对研究明代历史而言，明代文人结社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总之，明代文人结社运动作为一种与明代社会密切相关的现象，其形成有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对明代文学发展和研究明代历史有重要意义。因其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对此已有许多研究，并且仍在继续。

26、论述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

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他们抨击专制制度，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民族压迫，倡导以朴实的经学取代空疏的理学，使学术风气从心学泛滥、空谈盛行转向强调读书、注重实际，从而形成清初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

（一）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1）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梨洲，浙江余姚人。其思想主张如下：①政治思想上，从民本君客的基本主张出发，反对君主专制，指出君主应以天下利益为重，而不能只为自己经营。②经济思想上，认为工商皆本，希望政府所为符合当时社会变迁的现实，满足社会的要求。③哲学思想上，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不必去向外界追求客观事物的道理，只需要求之于自己的内心。④史学思想上，强调经世致用，主张“不为迂儒，必先读史”。⑤主张加强学校的舆论监督力量。

（2）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其思想主张如下：①政治思想上，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②哲学思想上，承认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道”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③治学方面，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言，努力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④民族思想上，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亡国”与“亡天下”是不同的概念。

（3）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其思想主张如下：①在宇宙观方面，认为整个宇宙充满物质性的气，提出“理在气中”。②在认识论方面，强调人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但客观对象并不依赖主观认识而存在。③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④在历史观方面，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进步的。⑤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二）学术成就

（1）①黄宗羲一生著作宏富，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影响最大的是《明儒学案》，此书以严谨的体例，完整的结构，系统总结了明代近300年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流变，堪称我国学案体学术史的集成之作。

（2）顾炎武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为实践其研究方法的结晶。

（3）王夫之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读通鉴论》、《尚书引义》，其《读通鉴论》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

（三）历史地位

（1）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①其民本思想已经超越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有、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②其宏富著作及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能够帮助世人了解真相，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③其批判求实精神和力主改革的理论勇气，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和历史使命感。

（2）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众多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①顾炎武在以清代明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汇集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志士仁人论道经邦的优秀智慧。②其批判继承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新思潮，在政治、哲学、史学等思想方面都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③他的理论创造，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3）王夫之的哲学起到呼唤中国新时代的启蒙作用，他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地位是前无古人的。①其继承了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继承，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②其对气的范畴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力图赋予气以客观物质的内涵，但始终未能彻底排除传统气概念的道德属性。③王夫之在对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开拓方面，还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大的创新和建树。

27、明清文化的历史地位及特征

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化，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文化系统、印度文化系统、伊斯兰文化系统和希腊文化系统。在这四大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是唯一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并且没有出现过文化断层的古典文化。中国古典文化经历四个阶段：上古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萌芽期，殷商至魏晋南北朝是发展壮大期，隋唐是鼎盛期，辽宋夏金元是跌宕起伏期，明清是文化专制与思想启蒙相互交融碰撞期，其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严酷的文化专制

明清两朝统治者大力推行以钳制言论思想为目的、以文字狱和禁毁图书为形式的文化专制主义。（1）朱元璋最先倡导文字狱，厉行文化专制，对士人的思想言论加以钳制强化。对不慎使用“僧”、“光”、“发”、“光”、“贼”的儒士往往被诛杀。（2）清代文字狱较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朝对汉族士大夫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大情绪十分敏感，对具有讽刺诽谤和不臣之心有着高度的警惕，并且为打击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及纂改毁禁图书等手段，加强思想文化专制。如著名的文字狱有庄氏明史案、吕留良案胡中藻狱案等。

（二）早期启蒙思想酝酿发展

（1）明初遵奉程朱理学，理学在知识界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但当时的理学家以单纯的叙述程朱理学为主，少有创新，学术空气沉闷，一部分士大夫逐渐发扬陆九渊的心学，带来学术思潮的转变，形成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2）从晚明到清初，很多士大夫开始反思心学之流弊，对其进行修正。出于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抨击专制制度，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民族压迫，倡导以朴实的经学取代空疏的理学，使学术风气从心学泛滥、空谈盛行转向强调读书、注重实际，从而形成清初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心学风。

（三）古典文化进入大总结阶段

（1）在图书整理和编纂方面，明清两代皇帝调用大量人力物力，对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进行整理汇编。1）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消弭朝野不满情绪，用稽古右文的手段笼络文人，命解缙等翰林院学士悉采历代书籍，编纂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保存了明初以前的各类文献。2）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修纂成继《永乐大典》之后又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它是我国现存类书中规模最大、用处最广、体力最为完善的类书。3）乾隆年间，编纂了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其包含从先秦到乾隆年间之前的主要图书典籍，按照内容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它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具有重要文献价值。

（2）在文学创作方面，明清文学以小说成就最大，戏剧次之。1）元末明初出现两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施耐庵的《水浒传》叙述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叙述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起伏，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吴承恩根据民间长期流传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创作了《西游记》，成为长篇神话小说的典范之作。2）清朝的小说创作继续发展。曹雪芹创作、高额整理续补的《红楼梦》以贵族家庭贾府的兴衰变迁以及男女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充分展现清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杰出的巨著；蒲松龄用文言撰写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叙述鬼怪映射社会现实，体现出高超的艺术技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辛辣的讽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3）在戏剧创作领域，明朝汤显祖的《牡丹亭》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明朝传奇艺术的高峰；清朝传奇以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著名。

（3）在科技发展方面，医药学家李时珍写成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药物学的总结性著作；明末大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系统记载了到明末为止的历代农学资料，同时也总结出一些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农学思想，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农业科学典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着重阐述各类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对其中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工序都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提出一些对于物理和化学变化的认识；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于西南地貌的考察与研究，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四）西学东渐的渐及及中断

明朝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基督教继唐、元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并导致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一定范围内传播。第三次入华的基督教势力耶稣会，是欧洲天主教会中一个反宗教改革的组织，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扩张而遣使东来。明清之际，先后来华的外国传教士有利玛窦、熊三拔、庞狄我、龙华民等人。他们来到中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创了新的传教方式，如：1）注意走上层路线，与官僚士大夫结交，并争取皇帝的支持，从而在中国立足。2）随从中国风俗，以减少宣传阻力，学习华语，读儒家经典，穿儒服，力图说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3）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以此取信士大夫。西学的传入，对于突破中国专制制度下封闭的思想文化形态，开阔人们的视野，客观上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

但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宗教，科学技术知识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传播的内容并非都是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知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保守性。而且清政府由于长期闭关自守，盲目自大，与外界隔绝，对外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认识有限，利用也十分有限，直至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教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乎中断。中国开始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至1840年鸦片战争，封闭的中国被西方的船坚利炮打开国门。

28、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演变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种演变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传统，并朝着近代化方向发展。经世思潮演变的历史价值通过经世思潮的总体特征而得以呈现出来，虽然它在演变的过程中依旧保留着传统思想的局限性，但却是中国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进的思想养料。

（一）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1）历史继承性

经世致用学派最核心的内容就在于为学讲求面对现实实际，投身于社会生活，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鸦片战争前学者们主要针对社会内忧隐患，鸦片战争后则更偏重于外患问题，而无论前后，他们都强调从了解当下所处现实入手，考察研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经世致用学派的历史继承性在于始终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出发点，他们始终肩负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身体力行为社会除弊兴利。

经世思潮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其具体内容已经陈旧，不再适用于现在，但是它内在始终继承的入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依然存在着不可磨灭的价值。

（2）历史发展性

经世致用思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增加了探访夷情和师夷长技。而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则表明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后，经世致用学派不断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补充发展自己，学者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层次更加深入、领域更加广泛。当西学与中国的传统观念相悖时，经世思想家立刻反思到自身文化观念中的糟粕，打碎原有的偏见，以开放包容和学习进取的心态接受西学,使西学融入经世思潮的体系之中。这种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的学习和引进，是经世思潮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表现。

（二）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总体性特征

（1）批判社会现实，呼吁改革变法

龚自珍、魏源等思想家看到了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例如：吏治腐败、财政苦难、科举舞弊等诸多问题，他们无畏于统治阶级的压力，无情的揭露了这些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君主专制统治。就当时来看，这些设想都没有超出传统思想的范畴，但是在那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时代，这些经世思想家们的思想已经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意义。

（2）强调学以致用，倡导求实求新

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强调学以致用，即面对当下，投入现实，去研究、解决现实问题。批判与现实毫无联系的考据学，不得空谈义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率先注意到学习西学中的有益成果并加以借鉴，创新“中学”，这也标志着中国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3）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性

鸦片战争前，尚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盲目的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四裔”。然而正是经世思想家们对西方地理和文化知识的追求与探索，改变了原先闭塞的思维模式，大大的冲击了以华夏为中心的理论，使中国人们彻底从“世界中心”的自大中觉醒，因此经世思潮对西方近代思想传入中国起了铺垫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也认识到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发展状况，所以经世思潮的出现也为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原料。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据约不断开放通商口岸，走上了被迫开放的道路，经世思想家除了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救世良方外，还从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寻找灵丹妙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有了先前的“经世致用”，才使得之后自然地过渡到“中体西用”，从被迫接受开放到自觉主动开放，这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思想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也为后来确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思想奠定了基石。

（三）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历史影响

（1）鸦片战争后的经世思潮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史上的开端，它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鸦片战争后的经世思潮既能促使人们面对现实，要求近代化，又促使人们学以致用，实现现代化，这一转变深入持续地影响未来发展；鸦片战争后的经世思潮开创了学习西方的先河，打通了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加强了中西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2）经世思想家们同时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经世思想家在感情上还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没有跳出封建思想的藩篱；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范围不够广泛等。

29、论述清末预备立宪

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预备立宪带有保守性和欺骗性，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且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一）改革官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

（1）军机处不变。（2）设外务、吏、民政、度支、礼、学、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11个部。（3）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享审判”。增设资政院以“博采群言”、审计院以“核查经费”。（4）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陆军部。都察院改为都御史一员、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

（二）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2）“皇族内阁”。1911年5月，载沣颁布新内阁官制，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由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充任国务大臣，总揽政务，组成责任内阁。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

（三）实行地方自治。

1907年10月清廷正式下令筹设咨议机关，设立地方咨议局。

由上观之，晚清的“预备立宪”有着保守性和欺骗性，并且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纷繁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此外，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

30、简述北洋海军的兴衰

背景：二十世纪中页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的惨败收场，清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了自己军事力量的技不如人，遂开始了军事近代化的进程。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便提出了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建立近代化海军的主张。七十年代，新兴的日本帝国企图从海上入侵台湾、琉球，危及了中国东南部的漫长海岸线，清政府开始痛下决心，开始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一）早期海军建设

中国的海军建设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可是由于清政府的无知以及李泰国和阿思本等人企图控制中国海军力量这一阴谋被揭穿而收场。1875年，清政府内部开始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名臣纷纷参与，朝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命令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负责南北洋海防。中国最早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成立，沈葆桢，日益格等人主持了福州船政的建设活动，并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该学堂的大部分学员经过数十年的训练，逐渐成为了日后中国海军的骨干，1877年，刘步蟾，严复，林泰曾，萨镇冰等人赴英国皇家海军学校留学，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赴外国的军事留学生。

（二）北洋舰队成军

1884年清法战争爆发，中国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福州船政局也被摧毁，为中国海军力量的建设再次敲响了警钟，于是中国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在中央政府方面，1885年海军衙门建立，奕譞成为首任海军大臣，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奕劻为帮办，此机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海军领导机关，标志着海军成为独立的军种出现，与此同时，朝廷提出了“大治北洋水师”的方针，强调了将北洋海军作为第一期海军建设的重点。1881年-1888年间，北洋海军共从英德等海军强国引进铁甲舰二艘（定远、镇远），巡洋舰七艘（致远、经远、来远、济远、靖远、超勇、扬威）。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丁汝昌成为海军提督，刘步蟾、林泰曾为左右总兵，共计大小军舰四十余艘，共有威海卫、大沽口和旅顺三处军港，由此达到全盛，根据美国海军年鉴记载，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后由于慈禧大寿临近，清政府累计挪用海军衙门以及舰队经费三千余万两用于修筑颐和园工程，导致舰队经费紧张，福州船政自制巡洋舰平远外，1889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未添一舰，导致实力下降，航速和炮械老旧，总吨位为日本帝国常备舰队超越。

（三）甲午战争中的海军

1894年7月25日，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护送中国陆军去朝鲜作战，途中在丰岛附近海域遭遇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惠四舰，双方爆发丰岛海战，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广乙舰被击沉，济远号溃逃，导致高升号商船为日军击沉，1000余将士殉难。1894年8月1日中日相互宣战，8月到9月，北洋舰队主力巡航于黄海、渤海等海域，始终避敌锋芒，相机行动，未能主动出击截击日本舰船。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此战中国海军损失惨重，共计被击沉5艘军舰，死伤1000余人，日本海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5艘军舰重伤，伤亡300多人。而后舰队执行李鸿章避战保船之策，固守于威海卫军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守一个多月，打退日本陆海军的多次进攻，最终于1895年2月17日全军覆没，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相继含恨自杀。

（四）战后中国海军的重建

1896年，清政府的海军第二次建设拉开了帷幕，自英德等国订购的海圻、海天、海容、海琛等舰相继到达中国，到1898年清政府维新运动下诏再建海军时，已经有大小船只9艘，因甲午惨败而被革职的前北洋舰队将领叶祖珪，萨镇冰等人又被重新启用。1898年，新的北洋舰队与意大利海军对峙于三门湾，捍卫了国家主权，粉碎了意大利在华取得势力范围的野心。1900年，海军舰队南下参加东南互保运动，避免了在大沽口再次全军覆没的厄运。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又加大了对海军的投入，按照西方军衔标准对海军职官制度进行了新的改革，新的海军部也由此成立，载洵，萨镇冰成为正副大臣。1909年，清政府将南北洋舰队合编，成立了长江舰队和巡洋舰队，由萨镇冰统一指挥，中国海军首次实现了统一。但由于此时受到经费限制，没有进购一艘1万吨以上的重型战列舰，海军的规模远远远无法达到战前北洋舰队的水平，远落后于同期的英法美德日俄等各大海军强国。1911年，清政府海圻舰代表中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后访问纽约，赴墨西哥、古巴保护华人华侨。10月辛亥革命爆发，海军舰队主力赴武昌镇压，后舰队内部发生哗变，海军最终倒向革命阵营。中华民国成立后，原清政府海军大多数舰只被编入民国海军，清末的海军建设也由此结束。

欢迎关注个人公众号，这个中国史重点论述题发在公众号里面，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找我。个人公众号：历史考研资料

31、会党和辛亥革命的关系

会党是一种主要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边缘贫民组成的，以互助、自卫为初衷，以实现某种政治企图或宗教理想为目的的民间秘密结社，如天地会、哥老会等。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曾主动与会党联合。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既是助力，又是阻力。由于革命派与会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两者在辛亥革命后走向了分裂甚至敌对。

（一）辛亥革命前期：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

（1）从会党的角度看，会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选择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①清朝末期，统治腐朽不堪，会党生存环境恶化。会党不断发动反清斗争，但由于相互之间互不统属、力量分散，斗争均告失败。②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大批的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失业破产，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会党，强化了会党的排外性。因此，会党组织发动了数次反外斗争，也均告失败。③斗争的失败迫使会党寻求新的联盟力量，而革命派的政治宣传和武装起义使会党成员把联合的目光投向革命派。④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下，会党的政治意识增强，这为会党接受革命派的领导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从革命派的角度看，革命派希望可以借用会党的力量进行革命，因此积极争取和会党联合。①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度重视会党的巨大社会力量及社会影响，视会党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②革命派通过亲自加入会党，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党或给予会党经济支持等方式密切与会党的联系。

（二）辛亥革命期间：会党对辛亥革命的双重作用

（1）会党是革命派起义中的重要力量，但依靠会党发动的屡次起义却因会党自身的局限性而失败。①在革命派的号召下，会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甚至成为革命派武装的主力。会党的积极参与，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力量。②但以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成员普遍素质低下，纪律涣散，难以取得起义的成功。③武装起义失败所带来的极大的人力牺牲和物力浪费，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2）会党的参与有力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但他们的不法行为败坏了革命的声誉。①武昌起义后，各地会党积极响应，加速了清王朝统治的崩溃。②但会党成员的种种不法行为带有极大的破坏性，伤害了民众的利益，使革命党人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拥护。

（三）辛亥革命后：会党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裂

（1）革命派与会党虽然在辛亥革命时期结成了联盟，但两者在革命后很快就走向了分裂。某些会党甚至成为了反动力量，发动对民国的叛乱，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对会党采取了取缔、镇压的做法。

（2）革命派与会党在反清方面有共同的追求，但他们在反清的目的上却有巨大的差异，因此在革命后两者很快就出现了分歧。①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推翻了旧政权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稳定社会秩序,使中国逐步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马上成了当务之急。②而对于会党来说，革命后的建设问题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列，某些会党甚至以恢复明朝或汉族专制统治为目标。

（3）革命派与会党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异，资产阶级是当时的先进力量，而会党则无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①从会党的组织特征看，会党仍然采取首领的家长制统治，与资产阶级大力鼓吹平等、民主理念相违背。②从会党的行为方式看，尽管成员受各自帮规密约的严格限制，但他们却往往从事不法勾当，这就严重扰乱了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与资产阶级倡导的法制理念相违背。

（4）会党是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会党就会存在。民初，资产阶级根本无力解决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因此也无法对会党进行改造，只能采取镇压、遣散的方式处理会党问题。

32、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前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华民族的苦难便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开始了。然而随着西方思想在侵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传入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主张学习西方，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以及思想文化探寻拯救中国的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前，他们的主要行动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开眼看世界

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谓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清政府内部的开明地主阶级。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以前，林则徐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国军事技术就早有耳闻。①林则徐先是主持翻译了《中国丛报》为《澳门月报》，然后又主持编撰了《四洲志》，记录了五大洲三十多国的史地、历史情况，是中国第一本较为完善的地理学丛书。②魏源在此时则在林则徐的委托下编撰《海国图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本书不仅对后来洋务派的影响很大，对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③此外，徐继畬编写的《瀛寰志略》以及姚莹编写的《康輶纪行》都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④但是林则徐等人由于对自己功名的原因并不敢公开主持提议学习西学的运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大批最早开化的士大夫因为个人名节的保守主义致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丧失了近20年的改革绝佳时机。

（二）“中体西用”的渊源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再次惨败后，清王朝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加上此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的回族分裂运动都已经危及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终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脚步。1861年，冯桂芬发表了著名的《校邠庐抗议》，提出了学习西学，打造洋器的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成为了当时洋务派的纲领，同样也成为了后来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渊源。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以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始了学习西方科技的救国道路探索，先是开办西式军事工厂与近代学校，后又派出留学生留学英美等强国。“同光中兴”的局面也因为洋务运动的影响而形成了。

同时，西学东渐的潮流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大量的西洋著作被翻译为中文。贡献较大的有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李善兰翻译了《几何原本》、《代数学》、《重学》等著作。华蘅芳翻译了代数，三角学，微积分，概率论方面的著作。徐寿研究物理化学数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化学鉴原》和《西艺新知》较为著名。

（三）早期维新思想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反映早期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也出现了。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王韬，薛福成，马建忠和郑观应等，其代表性著作主要有《筹洋刍议》、《盛世危言等》。他们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谋求政治经济的改革，让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①早期维新主义具有反对和外国的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废除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反对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和关税特权；②早期维新主义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把中国变成独立自强的资本主义国家，③批判洋务派只进行军事改革不改革政治的主张，不仅要和洋人“兵战”而且还要“商战”。④早期维新主义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主张改革旧的制度，建立西方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制度。⑤薛福成着重推荐了“两党制”，马建忠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王韬介绍“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的制度，郑观应主张建立议会制国家。

他们的主张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政治思想上的体现，虽然他们暂时还无法脱离封建专制的余孽束缚，但是作为一股改革的力量，为后来的戊戌维新奠定了基础。

（四）戊戌变法和立宪派的产生

（1）戊戌变法：由于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刺激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政府进一步改革，来挽救统治危机，以期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日本，恢复中国在亚洲的地位，虽然戊戌变法最终被慈禧等顽固派人士发动的“戊戌政变”绞杀，但是戊戌变法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走向强大，是维新派领导下的爱国救亡运动。主张改革旧的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让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同时还是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意义的启蒙运动，不仅传播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传播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人类进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同时，戊戌变法还引发了后来的“诗歌革命”，“小说革命”和“史学革命”。形成了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走向中西融合的趋势。

（2）立宪派的思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但是1905年日俄战争的俄国惨败，日本大胜，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这是立宪战胜专制的典型，于是纷纷上书要求清政府加快宪政改革的步伐。随后的“五大臣出洋”，预备立宪运动和《钦定宪法大纲》等都是立宪派运动的成果，随后清政府还设立了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新的内阁。但是由于以皇族内阁为代表的具体措施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外加国会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最终导致了一些立宪人士走向革命。

（五）资产阶级革命派

《辛丑条约》签订后，随着清政府反动卖国的本质逐渐暴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兴起，其中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如下著作。

（1）《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先生发表在《苏报》上的这一著作，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康有为的保守主义思想，提出了“公理未明，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以革命去之”的主张。沉重地打击了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思想。

（2）《革命军》：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著作是革命青年邹容撰写的小册子《革命军》，这本著作赞扬了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主张，号召人们武装起义推翻帝制，建立“中华共和国”。后由于《苏报》案发，以至于章太炎和邹容都遭到牢狱之灾，邹容惨死狱中。

（3）《警世钟》、《猛回头》：中国爱国青年陈天华在日本写下了这两本著作，主要阐明了民主革命道理以及帝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明确提出了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号召民众推翻清政府，反对“保皇”、“立宪”、“维新”的思想。这两本著作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除了上述著作以外，各地的革命团体与会党反清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同盟会、光复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公开或者秘密的组织在全国各地或多或少地组织了武装暴动或者参与了民变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了当时广大汉族人民的共识，“振兴中华”也成为了时代最强音。

33、鸦片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传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西方文化的输入，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中国，这都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一）西学东渐的过程。

近代的西学东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阶段以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为主，出现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以李鸿章、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2）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一阶段传入的西学除了自然科学以外，社会科学逐渐增多，对西方的学习也由技术层面进入到制度层面，比如维新派、革命派。（3）新文化运动以后。西学传播的内容更为广泛，几乎所有的门类都传入了中国，尤其是各种思潮、学说、观念的传入。

（二）作用。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的作用存在两方面，其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

（1）积极。①经济：学习西方的第一阶段就是对西方器物的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下兴办了洋务事业，有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等，刺激了中国的新式经济产生。一是民族资本主义诞生，一部分中国的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其中典型代表有华侨民族资本家陈启源1872年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等。二是新式商业发展，收购土货，推销洋货的买办阶层兴起；土洋分工，洋货专营及行业公所出现；中外贸易战出现。三是金融方面钱庄、票号及新式因素出现。②政治：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断传入中国，维新派以君主立宪制度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但最终改良道路失败，革命思潮兴起，革命派坚持走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道路。西学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③文化：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思想大量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启蒙。中国的学术也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2）消极。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由于东西文化异质，再加上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入侵而来，中西文化之间多有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教民冲突。

34、试论述清末收回利权运动的过程及影响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方面来，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不仅使中国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收回铁路主权和矿产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开始了。

（一）过程

（1）收回路权运动。①1903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以爱国绅商，要求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收回投资兴建粤汉铁路的权益，标志着收回路权运动的开始。②1905年，浙江、江苏两省要求废除让予英商苏杭甬（即沪杭甬）铁路权益的草约，未果。同时，河北、山东、江苏三省要求废除让予英国津镇（即津浦）铁路承办权的草约，未果。③1908年湖南、湖北绅商开展的粤汉、川汉铁路拒用外款的运动，使得清政府于1910年批准两路在湖北境内路段由湖北省自办，但未能拒绝外国借款。

（2）收回矿权的运动。①1905年废除了英国资本在浙江的温、衢、严、处四府的采矿权。②1906年废除了法国资本在四川的重庆、江北等六府厅和巴、万、天全、懋功四县的采矿权。③1907年收回法国在福建的邵武、建宁、汀州三府属的采矿权。④1908年以银 275万两赎回英商福公司在山西盂、平、泽、潞各府属的采矿权。⑤1910年以英金52000镑赎回英商伦华公司在安徽铜官山的采矿权。⑥1911年以银 150万两收回英法隆兴公司在云南的办矿合同。

（二）影响：

（1）收回利权运动是具备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族民主运动。在此期间，民众以高涨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出卖国家主权的斗争中，是理性的民族民主运动。

（2）收回利权运动为20世纪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中国近代的采矿业有了较大发展，全国各地著名的商办近代煤矿，均是在收回矿权运动中集资创办。

（3）收回利权运动提高了工商业者思想认识。①工商业者的爱国激情得以高涨，他们意识到维护利权即维护国权。②通过开展收回利权运动，也增强了工商业者的自主观念。③随着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演变，工商各界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也与日俱增，最终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重要社会力量。

（4）收回利权运动不断发展的后期，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转而推行借款卖路的倒行逆施政策，立宪派和工商各界认识到清王朝的腐败反动本质，对其幻想逐步破灭，不仅坚决反对清王朝的卖国政策，而且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有相当一部分很快转向支持革命，由此成为孤立和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35、比较晚清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独立、民主诉求，以及其实现路径的异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立宪派以及革命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之间独立、民主的诉求各有差异，且实现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一）立宪派

（1）立宪派是指20世纪初期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而崛起的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政治代表所组成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有：张謇、康有为、梁启超。

（2）立宪派的基本主张是反对清朝统治的现状，同时要求改革，主张召开议会，建立责任内阁。其本质是19世纪末维新派的延续和发展，主张在维持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改变政权的组织形式，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二）革命派

（1）资产阶级革命派诞生于辛亥革命。代表人物：孙中山、章太炎、黄兴、邹容、蔡元培等。

（2）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主张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三民主义。

（三）两者的异同

（1）相同之处。①都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都对清朝的统治不满，要求改变当前现状。②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③都学习和传播了西方的思想文化。④立宪派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革命派的活动。

（2）不同之处。①立宪派主张保留清王朝，而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②立宪派反对用革命的手段和方式，革命派则坚持用武装起义的方式。③立宪派反对变更土地制度，革命派则要求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政治纲领相比而言，革命派的确优于立宪派，因为其否定旧的统治秩序，对旧的统治力量进行了革命和颠覆，其穷尽毕生精力，是为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符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

36、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法令对旧中国进行了大刀阔斧般地改造。这些法令与施政措施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新的大变革。

（一）经济

（1）宣布保护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实业产业发展，废除了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鼓励海外各地华人华侨回国投资，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资本家的利益和地位给予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

（2）同时重农抑商的局面彻底结束，兴办工商业，靠经商致富成为了一种风尚，读书做官不再是唯一出路。

（二）政治

（1）宣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等权利。

（2）禁止买卖人口，禁止蓄奴，禁止吸食鸦片，旧社会的“老爷”，“大人”等清朝官方称呼被一律取消，同时还下达了男人一律禁止蓄辫， 女子不得缠足的解放人权的法令。

（3）提倡变更服饰，清朝的官服被一律取缔。

（4）民主和共和的思潮开始深入人心，任何妄图恢复旧秩序的行为都会被讨伐。

（三）教育

（1）禁止小学读经文，停止清政府学部的教科书，《皇朝掌故》，《大清律令》这些有违民主共和宗旨和有违国民精神的教材被一律废除。

（2）新政府教育部以西方精神和民族主义为指导重新编订教材。

（四）法制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充当了当时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参议，选举，言论，出版，结社，游行，集会等权利。

（2）确立实施责任内阁制，内阁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总理，任命各部部长，而后组建，对于防止袁世凯独裁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五）外交

（1）宣布承认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保护各国在中国的特权换取列强的承认，但是这些措施并无结果。

（2）但是揖欧追美成为了一种新的历史思潮，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

37、简述府院之争的内容及影响

“府院之争”指民国五年至民国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因黎元洪代表总统府，段祺瑞代表国务院，故称之为“府院之争”。

（一）内容

（1）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双方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发生争执，最后徐世昌出面了结，后又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2）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段祺瑞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1917年，黎元洪邀请张勋于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皇帝复辟，预图反动。复辟丑闻最后被段祺瑞镇压，因此段祺瑞以其“三造共和”之功，迫使黎元洪辞去总统职，之后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

（二）影响

（1）府院之争起因于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的分歧，并扰动了民国初年之政局，其为张勋复辟创造了某种条件，最终成就了段祺瑞总揽大权的野心。

（2）段祺瑞压倒黎元洪后，重新执掌北京政治权力。经过此番波折，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更加不可动摇，政治由原本内阁主导向武人主导方向发展，并随着北洋军阀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愈发严重。

“府院之争”的内部渊源较为复杂，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心理也是重要因素。“三造共和”后，段祺瑞并没有迎回落难总统黎元洪，而是力捧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在此之前，黎元洪不计前嫌，仍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任命其征讨张勋。由此观之，政客们的争权夺利心理也是府院之争的症结。

38、论述清季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影响

清季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发展时期。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第二次则是一战时期，由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的“短暂的春天”。清季民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清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影响

（1）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①《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急剧增加，国内设厂自救的呼声高涨。②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了洋务运动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政策的局限，清政府不得不放松对商办企业的控制，并实行一些提倡工商业的措施。③洋货倾销造成农村家庭手工业急剧破产，商品需求量上升，对中国民间投资设厂起到了刺激作用。

（2）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历史影响。①政治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维新派发起戊戌变法，革命派发动民主革命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②经济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新经济因素的增长，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③思想文化方面。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民主科学的观念在中国传播，启蒙了中国人的思想。

（3）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①商办民用企业发展较快。②民族资本向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发展。③民族工业资金不足，基础脆弱。④1905-1908年，由于抵制美货、抵制日货、收回利权等运动的推动，中国民族资本掀起了第二次投资高潮。

（4）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发展的历史影响。①随着清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都得到壮大，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商会组织在各地出现。商会不仅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特别是实业的发展，还主动参与到清末一系列推动民主进程的活动中，从而对清末政局施加作用。②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在清末新政时期发展仍然很有限，资产阶级特别是上层资产阶级与清朝统治集团联系较为密切，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仍存在妥协，甚至是依附的态度。他们寄希望于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反对革命。因此，立宪派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在他们的推动下，立宪派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

（二）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历史影响

（1）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短暂的春天”。①辛亥革命前后，由于社会动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停滞不前。②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和战后经济恢复，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商品倾销规模减小。③当时进口的生产资料比重加大，消费品的比重有所下降，进口商品构成变化有利于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④城市和城市工商业人口的增长，扩大了国内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⑤中国铁路的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⑥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都推行了部分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⑦群众性的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爱国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⑧一战结束后，外国的经济侵略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迅速萧条。

（2）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影响。①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②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综上，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生。清末新政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曲折中发展，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一个短暂的发展高潮，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得到了壮大，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39、新文化运动“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主要内容，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期间，既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解放，各种新思潮涌入的表现，问题与主义之争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一）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1）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民主、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由陈独秀最先提出这个口号。民主指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和对待客观事物的科学态度。

（2）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旧道德指的是以孔子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道德，新道德就是指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

（3）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文学革命，《新青年》提出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口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在《新青年》上发表后，文学革命由此开启。

（二）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内容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抨击了高谈“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并提出应逐个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以期改良社会的实用主义观点，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看到文章后，于1919年8月17日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以回应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非难，详细阐述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联系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李大钊同志与富于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胡适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与启蒙作用为西方各种思潮的传入奠定了基础，各种不同学术、政治派别的论战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四）区别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众多争论之一，部分学者也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论战,不是单纯的学理之争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成分，而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

40、说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对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影响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因为它适应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也具备了传播的阶级和文化基础。

（一）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使得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资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转变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1）李大钊、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周评论》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的性质赞扬十月革命，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2）1919年李大钊把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1919年5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3）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刊了《湘江评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组织团体，学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志趣相同、努力探求新思想的青年，在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指导下，组织起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1）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成员有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一方面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进行组织和宣传。（2）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过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3）1920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经销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刊，最初发行书刊200多种，报纸2种，引导青年学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出版译著，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译文的种类、数量都达到了相当规模。据统计，从1919年5月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各地报刊登载和单独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文共有八种。《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致博尔及乌斯的信》等，前三种为全译文，其余都是节译。

（四）先进知识分子还利用学校讲坛和各种纪念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

如1920年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都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41、论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辛亥革命有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从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两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辛亥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1）辛亥革命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环境。①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在社会上掀起了涉及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伦理、风俗习惯、文学语言等方面的思想解放潮流，使清季社会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②辛亥革命后，虽然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新思想文化的宣传因为新政体的建立而获得了合法性，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思想解放的潮流仍然继续发展。③由于辛亥革命没能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民初政局混乱，加之日本对华侵略加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革命失败的教训，并寻找新的思路以推动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进步。④新文化运动由此兴起，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的继续和深入，新文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社会上各种思潮活跃争鸣，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2）辛亥革命参与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①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出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同时为了避免中国重蹈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覆辙，部分革命党人，如孙中山、朱执信等都有意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②辛亥革命后，为了实现民生主义的要求，革命派再次兴起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③十月革命前，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对马克思若干学说的论说、对《共产党宣言》等著述的译介以及一整套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介绍，均为下阶段马克思主义大规模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人员准备

（1）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中，年龄稍长者，如陈独秀、朱德、董必武等，往往程度不等地卷入辛亥革命的事业里，他们不但在思想上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而且行动上也积极参与，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阵营的一员。

（2）早期共产党人中的年龄稍轻者，如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等，虽然他们未曾亲身参与辛亥革命，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所受的影响主要仍是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所宣扬的民主革命理论。

（3）因此，早期共产人大多受到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思想洗礼以及实际参与革命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力量。

综上，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为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十月革命爆发前，革命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此外，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人员准备。早期共产党人往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中一部分人甚至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

42、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促成中共成立并帮助中共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建议中共采用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的理论对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真诚的帮助，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

（一）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及确定民主革命纲领中的作用

（1）20世纪初20年代初，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工人阶级通过五四运动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已存在，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中共二大制定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二）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与问题

（1）关于国共合作的形式。①1922年7月，共产国际确定在中国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通过西湖会议让中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成员采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③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

（2）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认识。①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存在着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估计过低的倾向。②导致中共在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一再妥协、退让。

（3）大革命的紧急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①“四一二”后，斯大林正确提出了彻底打倒蒋介石的问题。但错误地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都脱离了革命。②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提出要夺取土地、加速改组国民党、组成可靠的革命新军等问题。③五月指示的内容是以提高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的的。④但由于共产国际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抱有幻想，五月指示没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

（三）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1928年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认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视为敌人，在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共产国际对中间阶级关系分析和制定策略方针的依据，也是以后“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之一。

（2）1928年夏，共产国际提出了目前世界形势已处于战后第三时期的理论，“第三时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是当今时代的共同特征。“第三时期”理论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3）共产国际对待红军与苏区的态度。①共产国际特别强调要把加强红军、扩大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②共产国际重视苏区和红军的出发点仍是以城市为中心，指导思想仍是通过壮大红军，发展苏区包围攻占几个重要城市，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局面，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四）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①共产国际的新战略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有直接影响。②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于如何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则考虑不够，以致在战略转变之后不久，发生了右倾。

（2）关于王明右倾的问题。①共产国际希望蒋介石政府积极抗日，使日本无力再去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因此共产国际派遣王明回国“纠正”中共的某些做法。②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③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情况。而且，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政策给实际工作造成了损失。因此共产国际主席团在组织上作出了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策。

（3）苏联与共产国际在抗战中的作用。①当时苏联同中国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苏联的援助只能提供给国民政府。②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是积极的真诚的。③中共中央在一些问题上与共产国际确有意见分歧，但没有从根本上妨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共产国际没有粗暴干涉中共内部事务，而且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毛泽东。

43、论述国民党的“训政”

1928年，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党通过制定《训政纲领》，1931年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建立起一套维护一党专制的训政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在形式上部分实践了孙中山的训政构想，如设立五院制，建设地方自治等，但在根本精神和根本原则方面，则与孙中山的训政构想相去甚远。关于国民党的“训政”是否忠实执行了孙中山的理论的问题，国民党方面声称，“训政”制度是依据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建立起来政治体制。

（一）内容

（1）以党治国。以党治国是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的核心，即国民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替人民行使政权。

（2）五院制。南京国民政府的五院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组成，分别行使五项职权，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选任，对国民党中央负责。

（3）地方自治。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关于地方自治的法规、制度、条例等，施行地方自治建设，但由于地方自治没有根本调整农村的经济结构与触动传统的地方势力，再加上实施过程中的失败措施，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地方自治最后走向了保甲制。

（二）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体制与孙中山训政构想之比较：

（1）孙中山的政治思想要求主权在民。在训政设计中，这一思想体现在建设地方自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之中。孙中山政治思想中也支持建设地方自治，主张“自下而上”搞好地方自治，提高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这一点国民政府也曾实行，但国民党政府实行“宪政”是“自上而下”的，并且训政法规强行在各地实行。

（2）国民党五院制的建立体现了孙中山五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但是从五院制的实际运行来看，国民政府五院的权力受国民党中央的严格制约，并不能独立行使。另外，国民党的政权中，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也在不断加强，凌驾于五权之上。

（3）孙中山曾主张“将党放在国上”和国民政府“以党治国”有相似之处。国民党代表全体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国民党中央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充分实现了孙中山的主张。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体制下，国民党中央却也控制着许多具体权力，蒋介石用“以党治国”的训政原则取代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训政原则，这是与孙中山以党治国相背离的。

（4）两种训政目的的差异。孙中山的训政目的是使国民脱离奴役的枷锁，最终实现主权在民。蒋介石的训政目的是为了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统治。

44、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意义

新生活运动是指1934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国民教育运动。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同时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精神文明，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促成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对国民的素质的提高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它所提倡的一些改良国民生活方式的规定，也不乏脱离中国实际的因素。

（一）目的

（1）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是要以孔孟的“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

（2）改革社会，复兴中国和中华民族是蒋介石的最终目标。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民众日常的“食衣住行”中。蒋介石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二）内容

（1）倡导“礼义廉耻”。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礼仪沦亡，廉耻尽丧”，而中国想要复兴就需要把民众的思想引入“礼义廉耻”的范围之内。

（2）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蒋介石认为单纯的内心修养不能达到“礼义廉耻”的要求，必须在民众的衣食住行中有所体现，故将“礼”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礼貌结合起来。

（3）“三化”为实践行动。①“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到整齐完善的效果。②“生产化”，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帮助国家摆脱贫困，消弭国家的乱源。③“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只有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

（三）意义

（1）1939年，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鼓舞国民对日作战，同时从事各种救死扶伤、捐献慰问工作，客观上支持了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新生活运动介入民众生活的意图，在于建立现代国家合格国民，这体现了蒋介石的建国理念，有助于蒋集中国家权力抵抗日本入侵。

（3）新生活运动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

总之，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并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精神文明，以整肃国民日常生活，改良社会风气，促成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对国民的素质的提高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也出现执行中强行贯彻一些改良国民生活方式的种种问题，导致运动逐渐脱离了设想者的初衷。

45、试论述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经济政策

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出于稳固政权，发展经济，改善财政状况的目的，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进行金融改革、推动关税自主、开展重工业建设等方面，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一）进行金融改革

（1）通过“四行二局”控制金融。①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央银行，作为国内最高的金融机关。②1935年3月，国民政府取得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大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两行成为南京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国家专业银行。③1935年6月，国民政府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受政府控制的中国农民银行。④国民政府设立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分别办理国家特许的信托保险、进出口物资和邮政储蓄汇兑等业务。⑤“四行二局”成为南京政府建立以后控制全国金融的支柱，初步完成了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

（2）实施“废两改元”政策。①历史背景：近代中国货币混乱，严重阻碍了国内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整个国家的物质财富积累和军事防务战备缺乏必要的经济后盾。②实施过程：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废两改元令”，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联合组成“上海银元银两兑换委员会”，管理银元和银两的兑换工作。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铸造条例”，明确规定了银元的重量。中央造币厂于1933年7月1日开始发行“孙中山头像”银元。③积极作用：“废两改元”政策改变了货币混乱的现象，推动中国货币的统一，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3）法币政策。①历史背景：“废两改元”并未根除货币紊乱的弊端。中国的银本位制极易受世界市场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巨大，财政困难。②具体政策：1935年国民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施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及市场货币流通，均使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金；实行白银国有；规定法币与英镑固定的比价关系。③积极作用：法币改革是中国财政金融史上的一大创举,它由银本位、金本位制发展到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统一和现代化银行的发展，有利于制止白银大量外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④局限性：法币政策使官僚资本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和白银储备，官僚资本借此完成了对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完全垄断。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政策从民间搜刮了大量白银。法币政策把中国货币变为英镑、美元的附庸，表现出浓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

（二）关税自主

（1）历史背景。自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协定税率起，中国就逐渐失去了关税自主权。1912 年帝国主义国家又以中国不能如期偿还外债为借口，将中国所有关税完全移交外国银行，中国的海关行政、海关税率、关税收支与保管等业务，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2）实施过程。1928年，美国首先与国民政府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承认中国“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随后, 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日本等国也陆续与南京国民政府缔结了新条约，在原则上承认中国关税自主。

（3）积极作用。这些新订立的条约都提高了关税税率，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逐年稳定增加，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4）局限性。中国的关税自主并没有完全实现。中国在值百抽五之税率外，规定征收附加税不得超过5%～30%，仍不能完全自主确定进口货物的关税税率。

（三）开展重工业建设

（1）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①该机构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交通运输、资源等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并研究开发与国防军事、国防经济有关的工业技术，同时分析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变化。②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隶军事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在内地开展与国防相关的重工业建设。

（2）作用：①提高了内地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状况。②初步形成了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通过“四行二局”实现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并实施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促进中国货币的统一。此外，国民政府为实现关税自主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新条约，关税税率得到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国民政府还积极开展重工业建设，为抗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综上，1928-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抗战及最后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支持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际局势、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经济政策仍有严重的不足。

46、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及其影响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主要包括了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两项措施。币制改革改变了中国货币混乱的情况，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现代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政府的统辖能力，为抗日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原因

（1）中国的货币制度极为混乱，严重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开展，也给商业活动和民众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使国民政府采取措施实现货币统一。

（2）由于中国采用银本位制，但本国白银较少，因此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极易受世界市场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

（3）美国的白银政策是国民政府考虑币制改革的直接动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发动货币战。美国为了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通过了白银法案，在纽约和伦敦大量购买白银，导致国际银价飙升。中国白银因此大量外流，国内银根奇缺，工商业纷纷倒闭，国家经济陷于崩溃边缘。

（4）币制改革是国民政府加强对内统治能力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把控制金融作为控制全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因此需要实施币制改革，以整顿金融秩序，实现货币统一。

（5）币制改革也是国民政府抵御外国特别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策略。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华的侵略日益加剧，国民政府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企图通过币制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增强国力，为对抗日本侵华积蓄经济力量。

（二）过程

（1）废两改元。①1933年3月10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新银元的官定正式兑换率。②4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废两改元令”，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③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托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联合组成“上海银元银两兑换委员会”，管理银元和银两的兑换工作。“废两改元”事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④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铸造条例”，明确规定了银元的重量。⑤中央造币厂于1933年7月1日开始发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

（2）法币政策。①在英国政府的干涉下，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发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施法币政策。②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和市场货币流通，均使用法币，不得使用现金。③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在市面上的流通，所有银元持有者，应立即将其缴存政府，照面额换领法币。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④规定法币与英镑固定的比价关系。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买卖外汇。⑤1936年5月，国民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由美国继续收购中国的白银，用美元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交付，而中国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售白银。同时法币与美元发生固定的比价关系。

（三）影响

（1）经济意义。①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统一了我国的货币，并用法定纸币取代了银币的主体地位，结束了长期以来中国币制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货币的现代化。②币制改革使货币发行权趋于集中，有利于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发行货币，调节金融，保持经济发展的平稳。③货币流通的统一，有利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④币制改革有利于缓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遏止白银大量外流的势头，有助于国内工商业的复苏。

（2）政治意义。①通过币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②国民政府通过货币改革统一了货币，加强了政府的统辖能力。③币制改革在外交上具有联合英美抵制日本的战略意义。“法币”先后与英镑、美元挂钩，英美对中国币改的支持, 在客观上抵御了日本试图控制中国金融货币的意图。币制改革也密切了国民政府与英美的联系，增强了中国政府抗日的信心。④法币改革对维持战时财政以解决军需问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负面影响。①官僚资本借币制改革完成了对中国整个金融业的完全垄断。②法币政策使中国货币变为英镑、美元的附庸，英美得以通过货币干涉中国经济，是一项具有半殖民色彩的措施。

47、1927-1949年，中共土改各阶段政策文件及改革内容和影响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1927-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问题的解决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颁布了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实施了一系列土改政策，对中国社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具有重大影响。

（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土改政策

（1）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①内容：没收一切土地，苏维埃政府对没收的土地具有完全程度的所有权；分配土地时，以乡为分配单位，所有人平均分配土地，分配得到的土地不能私自进行买卖交易。②影响：“没收一切土地”的做法伤及了富农、中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贫农的切身利益，削弱了各个阶层的经济力量，阻碍了土地革命的推行，也不利于团结民众对抗国民党。

（2）中共“六大”上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其指出：中国农民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因此，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并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土地法——《兴国土地法》。①内容：由“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②意义：《兴国土地法》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也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没收对象问题。

（3）到1931年春，农民获得了分得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可以租借、买卖土地。这有效解决了土地所有权应该归谁所有的问题。

（4）王明“左”倾错误时期，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给土地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5）中共中央在1935年冬颁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①内容：对于有革命意识的地主和富农们，他们应该受到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纠正了过去对待富农的过“左”错误政策，中共确立了正确的富农政策。

（6）1936年夏，中共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开始有所改变。①内容：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后, 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对富农的土地由没收出租土地改为均不没收。②意义：对富农和地主的政策都有所放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确立做出了准备。

（二）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土改政策

（1）内容。①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基本政策。②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一直坚持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2）意义。①减租减息政策使解放区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土地占有由集中走向分散，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相应地增加了土地。②减租减息政策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③减租减息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④减租减息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⑤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照顾了各阶级的利益，农民、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都得到保障，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团结了各阶级共同抗日，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土改政策

（1）内容。①1946年，中共提出《五四指示》，领导各解放区普遍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②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彻底废除封建借贷关系；彻底平分土地；贯彻群众路线。

（2）意义。①土改从根本上铲除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②土改使广大农民获得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解放，广大无地少地农民不再受到地主阶级榨取和剥削，这能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③土改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促使广大农民群众坚决支持中共，巩固了工农联盟，有助于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④土改为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

综上，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先后颁布《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文件，土改政策在曲折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继续推行土改，先后提出《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这时期的土改对中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48、论述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转型，历史学也历经了一场全面的改革。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形态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初期以龚自珍、魏源、徐继畬为代表，中期以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为代表，最后于20世纪初年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所谓“新史学”。

（一）兴起

梁启超创新史学，源于他流亡日本后，接触到日本人士译著的一些反映欧洲近代史学观念的新书，有所感悟，打算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弘扬爱国思想。1902年，梁启超在前文《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国史叙论》基础上，相继在《新民丛报》第1-20号相继发表了《新史学》，在批判和超越封建旧史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较新的史学样式“新史学观”，其后资产阶级国粹派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也提出“史学革命”。

（二）评价

（1）①“新史学”的核心内涵一部分在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断，中心思想即“六蔽二病三恶”。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此四蔽，复生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②他在秉持进化论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基础上所提倡的“新史学”在历史观念，治史目的，对象等方面，都与传统史学有着根本的不同。新史学持历史进化论观点，区别于传统史学复古，循环的观念；新史学以国民群体为历史重心，区别于传统史学以皇族王朝为历史中心；新史学以以全体国民为读者对象，区别于传统史学为帝王个人提供借鉴，所以新史学要创新史学研究体例，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③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2）①“新史学”也表达着对政治与民族国家的一种认识或者诉求。或者说《新史学》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书中涉及到极为广泛和深刻的政治理论问题，其中主要包括。政权的基础与合法性，政府（朝廷）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和民族的关系，文化学术与民族的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原因以及与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责任感和全体国民素质的关系等等。②这些政治见解有些则是借批判旧史学的弊病、批判君主专制制度、赞誉西方史学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民权思想来阐发的。③因此，《新史学》是梁启超救国救民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是他政治斗争和政治理论的体现。

49、20世纪唯物史观学派的史学贡献及影响

五四运动过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之一，与马克思其他的学说一起传入中国，唯物史观阐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20世纪的史学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和影响，使历史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一）贡献

（1）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作为历史观的一种，以社会为中心，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从经济出发解释思想变动的原因，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观察分析社会和历史，从中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2）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将史学导向科学。唯物史观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在重视事实的研究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以明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生成发展的历程。

（3）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从肯定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民大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出发，系统阐述了“历史”、“历史学”等历史研究的一系列范畴，规定了历史学的系统，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

（4）明确了历史理论研究的价值旨趣。①给人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②给人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二）影响

（1）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即研究整体的历史。②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生发展过程，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③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不可分的。④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2）中国史学在运用唯物史观所面临的挑战。①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在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领域有着比较明显的表现。②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上出现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国内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唯物史观”已经过时的思想倾向。③外国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出现了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误认为这些理论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④现代社会发和科学技术革命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回答，要求唯物史观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

50、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述评

民国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面广的乡村建设运动，到三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这场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人，他们试图以恢复农村经济而促进中国的发展，在当时国家内部不统一，外部不独立的情况下，虽然他们的既定目标没有实现，但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背景

（1）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对我国的疯狂侵略、掠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以及连续多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使中国农村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2）农村的经济凋敝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引起了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一方面，他们各抒己见，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如何挽救中国农业经济，如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大讨论；一方面，他们付诸行动，以不同的实践方式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乡村建设运动的流派

（1）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来医治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们进行了社会调查、扫除文盲，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受到农民的欢迎。

（2）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以谋求乡村发达。

（3）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会。在乡村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活动。进行普及教育，推广优良品种及新农具，提倡公共卫生，修桥筑路，禁绝烟赌。

（三）评价

（1）民国乡村建设的动机应该予以肯定，乡建派的目的是振兴农村，改造社会，他们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来到农村将所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对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有一定的意义。

（2）他们企图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用枝节问题的解决来取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离开了中国的国情，脱离了民主革命的目标，因此其成效甚微。

51、论述两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及对政治形势的影响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共有两次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再次进行合作。两次国共合作都对我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

（1）形成原因。①中共适应了反帝反封建的客观要求，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了起来。②孙中山发展旧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③共产国际在理论以及实践上的指导和帮助。 （2）建立。①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②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对政治形势的影响

（1）国共合作后，两党都迅速得到了发展，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战斗力加强。

（2）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主要表现有：①工农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②在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校建立，培养了一支有革命思想指导的武装力量。③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④国共两党团结协作发动了北伐战争，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把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过程

（1）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2）1935年11月起，蒋介石寻找途径接触共产党人，并开始初步谈判。

（3）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认识到“剿共”政策难以坚持，因此他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再次联合的转折点。

（4）1937年2月，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顾祝同会谈，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

（5）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6）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言》的发表和蒋的谈话表明国民党当局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四）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政治形势的影响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全国出现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有利于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团结一切力量，抵御日本的侵略。

（2）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期，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上，两次国共合作都对中国的政治形势有重要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开展，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对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52、中共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在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统一战线共经历了4个阶段，即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共统一战线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一）民主联合战线

（1）建立。①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1923年党的三大确立了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解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④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主联合战线正式建立。

（2）作用。①民主联合战线建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迅速得到了发展。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战斗力大大加强。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从秘密状态的小党发展成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党。②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向全国的蓬勃发展，工农运动迅速开展，东征、北伐先后取得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把革命力量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二）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1）建立。①秋收起义时，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②1927-1928年，各地共产党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工农红军，成立工农民主政权。③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这种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政权。

（2）作用。①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②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政权理论，为后来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提供了经验。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建立。①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共再次合作的转折点。②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③七七事变后，中共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2）作用。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政党政治的新局面，改变了国共对峙的状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各民主党派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力的支持了抗战，更壮大了我国民主团结的力量。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提高了民众的政治觉悟，使中国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时期，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为其走向世界、被国际社会所承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⑤战后，中共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广泛的热烈的拥护，为以后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验，为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

（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提出。①1947年2 月，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阐述了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及政权的原则问题。②他认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2）作用。①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②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加快了人民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的步伐，对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中共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对于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了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为夺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欢迎关注个人公众号：历史考研资料

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历史资料和历史考研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