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制度不过是信仰的副产品

（杨小凯（1948~2004），原名杨曦光，经济学家。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同行的推崇。）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唯制度论”必然失败，信仰才是第一因

清末的百日维新，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

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

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

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

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

“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

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学者赵晓说：“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向死而生，薪尽火传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 18岁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铺砌而成的。然而，人们只有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才会猛然想起先知的警告，从而追悔莫及。这正是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杨小凯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曾提出一个概念，即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在当时中国一片“后发优势”的叫好声中，能够保持冷静，分析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极为少有。杨小凯当年在天则所做了一个演讲，其主题就是“后发劣势”。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迟缓，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他认为这种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的模仿实现快速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诅咒”。这样，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制度变迁，会给长期发展带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

杨小凯的这一思想，越来越被改革开放的历程所证明。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的上述分析，被他整理在题为《百年经济史笔记》的文章当中。作家苏小和跟随杨小凯提供的线索，花费5年时间，走访世界各地，写成《百年经济史笔记》一书，苏小和公开表示，本书是“致敬杨小凯之作”。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二战后，美军为日本起草了一部限政主义宪法，其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专利保护”的原则，成为日本成功的秩序基石。（参阅《现代日本史》）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让他坐了10年监狱，却获得了满堂喝彩；这篇《百年经济史笔记》令他彪炳史册，却在当代中国备受唾骂——生前的最后几年，杨小凯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作为基督徒，在自知时日无多之时，他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2001年，在他最后奋力工作的日子里，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

临近生命的终点，有一天他在散步时对学生说，“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如今，杨小凯已经远去18年，但今天的中国，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预言中。回头再看，杨小凯“后发劣势”的观点，岂不正是解决当下的“转型困境”最亟需的思想资源？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