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4日，日軍山田支隊占領瞭南京中國守軍在江南的最後一個支撐點幕府山。歷時十四天的南京會戰正式結束。

在抗日戰爭的十大會戰中，南京保衛戰可以算是較冷落的一個會戰。因為後人的記憶幾乎都定格在瞭隨後的南京大屠殺，反而遺忘瞭這場會戰究竟是如何打起來，又究竟打的怎麼樣。

今天，讓我們暫時走出南京大屠殺的悲情，理性回顧一下當年這場首都保衛戰的是非得失。

守南京但不戰於南京

檢討南京保衛戰，首先要看清南京的軍事地理特征。

南京一面是長江，三面是群山，在戰術上屬於險固地帶，所以自古是兵傢必爭之地。漢末以來常常成為割據政權對抗中原勢力的戰略支點。

但是，從更大的戰局上看就會發現，南京並非大兵團用武的理想戰場——

如果面江而守，就會防不勝防。因為長江太長，縱深太淺。所以古人說守江必守淮。真要是打到沿江設防的時候，南朝的日子就不好過瞭。（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見我在知乎上的回答“為什麼說守江必守淮”）

反過來，如果敵人從蘇松一帶打過來，背江而守的時候，同樣不利，因為是一個自陷絕地的佈局。在1937年的戰局中尤其不利。因為日軍掌握完全的制空權和制水權，可以利用長江及蘇南水網進行機動迂回。

所以，雖然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國軍隊就開始整頓南京防務。防禦的重心缺並不在南京城，而是周邊的山地和江防要塞。而戰區層級的防禦，則重心又既不在南京城，也不在周圍的江防、山防，而在更遠的外圍地帶——長江與太湖之間的蜂腰部。

同時，在戰略上也逐漸明確瞭“不怕鯨吞，隻懼蠶食”的方針，看清瞭日本當時面臨蘇美兩個地緣對手，難以兼顧，對華最佳策略就是逐步蠶食。如果真要是陷入全面戰爭，除非能迅速獲勝，否則就會陷入災難的泥淖之中。

中國的戰略就是不輕易與日本攤牌，積蓄力量，進行幣制改革、軍事改革，尋求外交突破，逐漸謀求中國問題與太平洋問題的連體解決。

但這裡仍有一條“最後關頭”的底線——如果日本要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即便準備不充分，也決不再和日軍打一場虎頭蛇尾的熱長抗戰，而是與日軍全面攤牌，強制日軍陷入全面戰爭之中。

按照這個構想，即便中日隻在華北沖突，中國軍隊也應在開戰之初，先制攻擊上海日租界及日軍據點，擴大日軍的戰線和用兵規模，進而顛覆日軍南北用兵的重心。

1937年夏季向上海行軍的國民革命軍第88師官兵

在華北以山西山嶽地帶和山東丘陵為支點，避免和日軍在平原地區決戰。在華東則在淞滬地區進行初期抵抗後，逐次後退，誘敵深入至長江太湖蜂腰地帶。

在這裡，中國軍隊將依托戰前構築的吳福、錫澄國防工事線，厚集兵力，以少量永備性支撐點結合步兵塹壕體系，擋住日軍的正面攻擊。同時保持以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三個最精銳的德械師為核心的機動兵團於後方。

日軍正面進攻受阻，必然沿長江、橫跨太湖、南繞太湖進行側翼迂回。機動兵團即可半渡而擊，重創日軍。然後再逐次後撤至南京周邊山地陣地，進入新一輪的消耗戰。

為此，中國軍隊在1935年組織瞭著名的民國二十四年度秋季大演習。做好瞭在這個蜂腰地帶與日軍進行第一輪主力對決的準備。

淞滬潰敗引發巨變

但是，這個計劃在戰爭中卻未能實現。

三個德械師投入戰鬥過早，在攻堅戰階段蒙受瞭過於嚴重的消耗。而淞滬會戰在戰略上又太成功，迫使日軍一再增兵，陷入苦戰。全民的抗戰熱情因此受到巨大激發，不久前還互相猜忌、對抗的各路諸侯，也一致對外，協同會戰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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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因為輿論熱度太高，導致騎虎難下，失去瞭軍事靈活性。令最高統帥部不甘心在日軍尚未突破我軍塹壕體系的情況下，主動後撤。

同時統帥部又嚴重低估瞭日軍的兩棲登陸能力，誤以為：

“敵雖有在瀏河西北及杭州灣登陸之企圖，然登陸部隊最多一個師。蓋敵軍目下不能派大部兵力滬增援，其結果僅可延長戰線，而勢於上海戰線殊無影響。”

日軍抓住瞭這個機會，集中四個師團的兵力，通過側翼登陸，一舉打破戰局平衡。

11月5日，日軍第六、第十八師團，來自第五師團的國崎支隊，在我軍南側翼的金山衛登陸。後續又得到瞭一一四師團的加強。

11月13日，日軍第十六師團又在我軍北側翼的白茆口登陸。

在側翼遭突破，後方交通線即將被切斷的情況下，由於完全沒有大兵團撤退的預案，參謀作業能力又極差。中國軍隊在交通管制、地圖發放、任務分配等領域幾乎全無著落。這與英軍的敦刻爾克撤退形成鮮明對比。

結果，來自全國各地的八十萬大軍，突然要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在一個完全陌生、基本行軍地圖都沒有的地區且戰且退，真是難上加難。後撤迅速變成潰退。交通擁堵，組織瓦解。已無法在蜂腰地帶按原計劃和日軍決戰。而日軍則在11月12日控制上海後，開始瞭疾風驟雨般的迅猛追擊。

此時，如果隻從軍事角度審視，守備南京的意義已經不大。

所以有人建議，應宣佈南京為不設防都市，保存野戰軍主力，以便於長期抗戰。也能避免南京古都不為戰火所毀，利於民眾疏散、避難。

但這個建議最終未必采納，原因是戰略上又發生瞭變化。

日本的脫身窗口

日本高層的聰明人們，面對十一月上旬的突破，並未產生喜悅感，反而引發瞭深深的憂慮。

如果任憑追擊深入，日本必將陷入大陸內部的持久消耗戰。這將徹底打亂日本陸海軍的軍備整頓計劃，造成財政吃緊，讓日本成為各大國中第一個實質性參戰的國傢。蘇美都將因此獲得巨大戰略收益。

c64f661a094f0d0494d66262db7d9aec向南京進犯的日軍部隊

在他們看來，杭州灣登陸其實提供瞭一個絕佳的止損窗口。

如果中日雙方緊緊咬在一起，逐漸打向內陸，日軍就會陷入不得不戰的窘境。但是，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後的戲劇性勝利，和中國軍隊的大潰敗，其實為日軍提供瞭和敵軍脫離接觸的最佳機會。

在大勝的情況下，主動提出休戰，收縮兵力於上海周邊。既可以讓中國如鯁在喉，又向國際社會展現瞭和平誠意。再拉幾個中立國搞調停。日軍就可以從全面戰爭中抽身而出，同時又重擊瞭中國軍隊，還能趁機擴大在華北、華東的實際控制區。真是一舉數得。

所以，日軍參謀本部連續發出急電，要求一線日軍迅速停止追擊。總之，一切工作皆以與中國軍隊迅速脫離接觸為要務。

此時，如果中方宣佈南京為不設防城市，等於戰略上配合日本走上正確道路，方便瞭日軍的後撤，自身卻將淪為國際笑柄。

於是，中國統帥部最終決定守南京，而且是用最精銳的中央軍守南京。

除三個德械師殘部全數參戰外，教導總隊和74軍等精銳部隊也陸續進入戰列。擺出瞭要在南京城下與日軍決一死戰的態勢。時間是1937年11月16日。

日軍冒進，跌入陷阱

這個態勢，瞬間激起瞭日本激進勢力的幻覺。他們認為，中方將主力兵團放入瞭一個死地，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如果日軍能抓住這個機會，奪取中國的首都，順帶摧毀蔣系中央軍的精華，就有可能形成徹底重塑中日關系的態勢。

就這樣，一線駐軍先斬後奏，不顧一切地殺向南京，同時不斷向高峰逆向施壓。最終，參謀本部也不得不屈服於一線的判斷，在12月1日發佈瞭大陸令第八號：

“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占敵國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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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戰後，日軍陸海軍參戰部隊主官合影。自左至右分別為：長谷川清（“支那方面艦隊”司令）、松井石根（“中支那方面軍”司令）、朝香宮鳩彥王（“上海派遣軍”司令）、柳川平助（“第10軍”司令）

當天，雙方圍繞南京城的激戰在江、山兩條火線上全面展開。

12月7日，蔣介石離開炮火紛飛的南京城。

12月10日晚，日軍步兵三十六聯隊伊藤大隊在光華門防線上獲得瞭一次戰術突破，但旋即遭到中國軍隊的猛烈反擊。大隊長伊藤善光戰死。

12月11日，鑒於光華門的戰鬥陷入僵局，日軍轉移主攻方向於中華門，雖經反復猛攻，卻連續受挫。

12月12日，日軍在空軍和裝甲部隊的支援下，以兩個步兵聯隊的主力猛攻中華門，但始終未能取得根本突破。隻是因為當天下午中國軍隊接到總撤退令，日軍才最終得以入城。

12月13日，南京城淪陷。迂回到江北的國崎支隊占領浦口，徹底切斷瞭南岸守軍的水上交通線。

12月14日，南京外圍據點相繼淪陷。會戰宣告結束。

事後看來，在戰略層面，南京保衛戰令日軍深陷中國戰場，難以自拔。可謂勝利。

在戰術層面，日軍過於輕敵，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在追擊中行進間奪取南京。陸海軍之間的協同差到爆胎，極大限制瞭日軍的綜合優勢發揮。陸軍各師團則陷入外圍山區和城墻工事的苦戰，累計付出一萬餘人戰損的驚人代價。正是這個巨大損失，令日軍獸性大發，戰後借搜除散兵遊勇的名義，進行瞭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但是，在戰役層面，南京保衛戰可以說是一敗塗地。

美中不足，後人警鐘

敗，並非敗在戰，而是再次敗在退。

和淞滬會戰後期的情況一樣，整個南京保衛戰完全沒有撤退預案，一味強調置之死地而後生。結果，死地是進瞭，後生卻沒有做到。

在日軍完全掌握制水權和制空權的情況下，絕對不能隻保留沿江一條退卻線。而是要保持水陸多條退卻線，而且要事先做好精密的道路規劃，任務分配，交通工具管理。民眾疏散工作同樣要事先開始，深入基層。

同時明確每條撤退線上的戰鬥紅線位置，一旦發現日軍接近紅線，合圍將成，就要搶先跳轉到包圍圈外，絕不戀戰。更不能等到陸上交通線全部丟失後，從城內擠一條江上獨木橋。

但事實上呢？

事實上是完全無準備。

唐生智甚至還把沿江交通工具全部收繳到江北，以示必死決心，最後軍退不出來，民更退不出來。反而付出瞭不必要的高昂代價，造成瞭五萬餘人的戰損，和數十萬百姓滯留危城。

這就是為什麼拿破侖和克勞塞維茨都認為，一次傑出的撤退，不遜於一次偉大的進攻。

這不是感性的問題，不是民族性、劣根性的問題，而是專業化的技術問題。

無視這個事實，過度從感性上渲染，用簡單的道德語匯蓋棺定論，混淆對外宣傳和對內啟蒙，一味用宣傳員替代研究員，反而造成宣傳倒灌。損失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借鑒資源和戰略想象力。

直到今天，國內尚無一本嚴肅的、足夠專業性的南京保衛戰專著。反而是日本和歐美的戰史學者在這方面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兩相對比，實為國人之恥。

但能知恥後勇，仍可以史為鑒。進而方能超越歷史，創造未來。

至少當年的國人吸取瞭教訓。所以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日軍再未能重演南京之戰的戰果。

從這一點上說，踏踏實實的研究，經世致用的態度，強者勝者的心態，是對先烈、先民等一切受難者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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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傑，喜歡做白日夢的歷史拓荒者。著有《二戰大牌局：七強國的戰略博弈》、《復盤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對抗十五局》、《當天朝遭遇帝國：大戰略視野下的鴉片戰爭》、《李鴻章時代》。策劃：《地緣戰略經典譯叢》、《二戰東線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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