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 ），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 、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39代孙（元代张养浩的16代孙）。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公历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 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贵州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 咸丰三年（1853），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同治二年（1863），与贵州人李端棻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作 ”，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奏请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主张。主要实业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汉口，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 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设办新式学堂 办新军办新式学堂，大力引进人才，特别是留学生，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注意，那时候的留学生可不是1/4回国，3/4滞留。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对了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历史评价毛泽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孙中山：“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教育家张继熙：“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历史学家苏云峰：“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大公报》：“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新闻报》：“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