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er on Layer in Fence Feminine Difficult Position

—— Approaching the Tragedy Connotation of

Cold Night from Zeng Shusheng

摘 要

《寒夜》是巴金于1944年开始创作，最终发表于1946年，代表其创作艺术最高成就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充满著浓郁悲剧色彩的小说。关于《寒夜》的悲剧内涵，前人已从社会、文化、性格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深有力的挖掘。有的研究者认为《寒夜》的悲剧是消耗性结构的悲剧，其悲剧的实质在于家庭结构中善善相加不是善，好好相加不是好，最终导致“好人的悲剧”；有的则认为其悲剧内涵在于人物独立人格的缺失。本文将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悲剧作品置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命题之下加以考察，从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女性精神上的独立以及女性性意识的萌动等三个层面阐述女主人公曾树生主体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女性生存困境的探讨进一步揭示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从中透视出作品的深层悲剧内涵。

关键词：《寒夜》；女性主体意识；困境；悲剧内涵

ABSTRACT

Cold night was written by Ba Jin ,started in 1944 and published in 1946, represented for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his work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filled with tragedy color. About "Cold night" the tragedy connotation, the predecessor has carried on the deep powerful excav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s，for example the society, the culture, the disposition and so on..Some researchers think Cold night of the tragedy is the tragedy which consumes sex structure, the substance of its tragedy lies in family structure in kind add mutually isn't kind, add very very and mutually is not good, end cause "the tragedy of the good man";Have of think then its tragedy content lies in person independence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personality.This text places this top outstanding tragedy work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to set question so in"female corpus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for an extensive but deep ages under take in to investigate, from the female and economic position of independence, female spirit of independent and the female realize of the move etc. three levels elaborate hostess Mr. once the tree living corpus consciousness an awakening of concrete performance;The study which passes a female to exist a predicament also announces to public person tragedy the source of the destiny further, seeing through a deep tragedy content of work from it.

Key words: Cold night;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difficult position; tragedy connotation

目 录

摘要……………………………………………………………………………Ⅰ

Abstract…………………………………………………………………………Ⅱ

目录……………………………………………………………………………Ⅲ

绪论……………………………………………………………………………1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2

1. 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2

2. 女性精神上的独立……………………………………………………3

3. 女性性意识的萌动……………………………………………………4

二、重重樊篱中的生存困境……………………………………………………5

1. 女性价值取向的迷惘…………………………………………………5

1.1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的两难………………………………………5

1.2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彷徨………………………………………6

2. 男权社会的压迫和诱惑………………………………………………7

三、悲剧成因的探索……………………………………………………………9

1. 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9

2. 奋斗历程的孤立无援…………………………………………………10

结语……………………………………………………………………………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2

致谢……………………………………………………………………………13

绪论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级作家，巴金始终关注著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他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典型女性形象，揭示了她们的不同遭遇，不同命运，以及她们在这充满著苦难和艰险的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她们的挣扎、抗争、奋斗、觉醒……在巴金笔下，既有饱受封建家族制度摧残的瑞玨、梅、鸣凤，又不乏其理想中的新女性李佩珠，在其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曾树生是独特的。

曾树生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五四”时期的中华大地，正经历著个性独立、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等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大量涌入，形成了中华思想文化领域百家蜂起、流派纷呈的局面，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更新运动。伴随着先进思想的不断灌入，青年学者们呼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女性的解放成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之下，一些闭锁在高门深院中的女性，毅然走出家门，接受新式教育，受到了“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五四”精神的洗礼，开始觉醒，她们接受现代文明思想，关注社会，探讨人生，要求婚姻自主，成为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新女性。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是列强的不断入侵，20世纪30年代，东亚邻国日本入侵中国，战火一步步蔓延，随之而来的是物价飞涨，难民纷涌，人心浮动，空袭、死亡、失业等阴云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仅要饱受战争之苦，还经受着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战时的陪都——重庆，一些人升官发财，一些人倾家荡产；一些人囤积居奇，一些人流落街头。在那个极不正常的社会里，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却得志。汪文宣工作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的周主任、吴科长之流，是连文章都做不通的人，却凭借着精通迎奉之术占据着领导的职位；作为候补中委、政界的大忙人，以及汪文宣所在公司的常务董事的某某先生，竟是完全不顾现实满口胡言的虚伪之徒，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占据着高官要职。

面对战争，面对残酷的生存竞争，这些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将会与社会现实有怎样的冲突？ 她们又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又会作出何种选择？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巴金的《寒夜》向人们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主体意识觉醒的女性的生存状况。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伴随着“五四”新思想的冲击，时代女性开始发出愤怒的呐喊。她们高扬反封建伦理道德的主旋律，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强加给女子的种种规范，改变着人生舞台上女性屈从与附属地位。曾树生是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女性，她不仅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还有独立的精神。在这一层面上，她是高出前辈——《伤逝》中女主角子君一筹的。曾树生和子君同属女性解放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在争取婚姻自主上，都是由自由恋爱而同居。但子君天真地认为争得恋爱和结婚的自主权力就完成了解放，把它当成女性解放的极点和终极目的，对黑暗的社会没有清醒的认识，对个人的前景缺乏长远而切实的设计，把自己生命的全部内容寄托于家庭，依附于男人，又退回到传统的压抑自身的生命方式之中。同时，子君也没有摆脱封建女性在家靠父母养活出嫁靠丈夫养活的落后意识，没有在组成家庭后到社会上自食其力，特别是在涓生失业以后，只是哀愁、恐慌、麻木地等待，从未意识到自己在经济上所应有的责任。她的觉醒还只是表层次的，她的反抗和追求，还有较大的盲目和局限。她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还没有真正摆脱男子的附庸地位，较多的只是注意反叛男权主义，寻找自己理想的白马王子。一旦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又成为男子的附庸，只不过这个男子是自己钟情的罢了。

女性解放问题不是单纯的情感问题，爱情生活中的自由与平等是女性实现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必要内涵。但对于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对于女性命运的彻底改变来说，更为深刻的是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与精神的独立。

1. 女性经济地位的独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家是女性被指定的归宿，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隔绝，蛰居于被动、驯服的自我无意识的状态。”家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走出家庭，犹如女性已有了飞出去翱翔的翅膀，然后才能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开拓自己的天地。这对于她们获得自由和独立，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起步。而传统妇女将自我生存完全寄托于丈夫，把自己的社会职能局限于小家庭中的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根本不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的能力，更没有人身自由，独立的人格可言，在家庭中也只能处于奴隶的地位。因此，鲁迅先生指出：“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1]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是女性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也是根本所在。

曾树生走出狭小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在一家商业银行上班，负担著家里的大部分开支。这一点是曾树生比子君进步的地方，在经济危机袭来时，树生并没有象子君那样恐慌、手足无措。看着丈夫老好，在公司被人欺负，她劝丈夫辞去工作，“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信连你现在这样的事也找不到！”当丈夫因为经济上的顾虑而不愿治病时，她总是说：“你只管放心养病，钱绝对不成问题。”虽然她不满意目前的工作，但她并没有退回到“贤妻良母”的传统道路上去，还是凭借着一己之力供养整个家庭。

2. 女性精神上的独立

精神上的独立，是女性解放更深刻的内涵和更高层次的要求。女性只有在精神上独立，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独立，才是真正的觉醒。

女性精神上的独立，首先是人格的独立。传统封建礼教中的女性，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至上信奉，将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完全寄托于丈夫和整个家庭。在《寒夜》中，曾树生已经摆脱了这些陈规陋俗的限制，走出家门，走进学堂，接受新思想。她勇敢地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陈规发起了挑战，与志同道合的汪文宣不举行婚礼便同居。面对婆婆的专横自私，甚至苛刻得不近人情，她作出强烈的反抗，摆脱了“好媳妇”对婆婆的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代之的是毫不让步，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感情。婆婆骂她“花瓶”，她挣红脸用劲地说：“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婆婆骂她是汪文宣的“姘头”，她以“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予以有力的还击。面对丈夫的懦弱和对母亲的愚孝，曾树生十分不满，她摆脱“以夫为天”、“夫贵妻卑”的观念，走出妻子必须对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和忍让的传统教化，代之的是对丈夫的指责和反抗。在小说中，她不止一次地埋怨汪文宣的懦弱，“都怪你太老好了！”每次母亲与曾树生争吵，汪文宣总是要妻子让步，说：“树生，你就让妈多说两句罢，都是一家人，何必这样！”而曾树生根本不接受，“我并不要吵，是你母亲吵起来的，你倒应该劝劝她。”当她发现不再爱汪文宣时，便写信回来向他提出分手。她不再愚昧地盲从丈夫，服从婆婆，而是拥有独立的人格，甚至可以独挡一面。当收到儿子写来的要追加三千二百元学费的信时，汪文宣愤怒又无奈，而曾树生却是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当钟老到汪家告知汪文宣已被辞退的消息时，汪文宣只顾“埋下头不作声”，而稳住阵脚，从容应对钟老的是曾树生。

人格的独立，是以独立的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支撑的。一个人只有有了独立的信念和价值追求，才会有精神的独立。而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女性被认定为先天不适合于担任社会功能，她们只能在妻子和母亲的职位上发挥女性的价值，而自我牺牲更被认为天生属于女性。在这方面，汪母是典型。汪父在汪文宣很小的时候因喝酒过度而醉死，是汪母多年来含辛茹苦地将汪文宣抚养长大；抗战爆发，为躲避战祸，汪母随儿子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心甘情愿地为家庭充当“二等老妈子”，洗衣、做饭、打扫房屋；在摇曳昏暗的烛光下，吃力地为孙子缝补衣服；为了省下八百块钱，宁愿让手生冻疮也不愿把衣服送给外面的老妈子洗；为了填补家用，不惜当掉结婚戒指；在儿子死后，还要强忍着心中的酸痛，四处借钱，为儿子买棺材；为儿子办完后事后，又带着孙子离去，独自承担起抚育未成年孙子的责任。在她身上，我们已经看不见当年云南昆明有名“才女”的风采，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被生活折磨和为家庭琐事忙乎的可敬的母亲、可亲的祖母和可憎的婆婆。汪母为这个家庭牺牲著一切，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她脸上的皱纹显的更多了，头发也好象没有一根是黑色的了。她刚回到四川来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她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这些年她也苦够了。”甚至连作者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汪母的同情。

而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信念和价值追求的女性，曾树生自然不会茍同守旧的婆婆强加给她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她不会因为婆婆的“我十八岁嫁到你汪家来，三十几年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子？我就没有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的指责，而回到传统的贤妻良母的道路，做孝顺的媳妇，她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有着自己的朋友和交际。她不安于不满的现状，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渴望的。她爱动，爱热闹，想过热情的生活，她也敢于反抗不如意的现状，随陈主任远走兰州，飞离孤寂、压抑的家。

3. 女性性意识的萌动

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情欲是最活跃的催化剂，当其欲望与客观世界发生矛盾时，往往也就是女人违背社会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当她见到凌吉士之后，被他高贵的“风仪”所倾倒，便要去追求她理想中的白马王子，并发誓：“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奉上他的心。”完全破除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意中人。

马克思认为：“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明清思想家甚至理学名儒也不得不承认：“意者，心之所发”，这同孟轲“食色，性也”之论一以贯之，可见情欲是人们不能回避的。作为一个三十五岁，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少妇，曾树生对这种原始欲望的要求是强烈的，但体弱多病的丈夫又何尝能满足她，而年轻气盛、高大魁梧的陈主任的出现则刚好可以弥补丈夫的不足。面对这种强烈的原始欲望，曾树生并没有像传统的中国妇女，对其进行压制，而是仍与陈主任保持暧昧不清的关系，与他成双成对地出入。这让她在异性的追求和恭维中满足了一个女人对于被爱的渴望与虚荣。因此，当陈主任“把一只手突然伸出去轻轻搂着她的腰”的时候，她并没有极力避开，而是“脸红”，“心也跳得厉害”，“有一种完全形容不出的异样的感觉。”从作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曾树生在与陈主任身体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并不是极力地反对，而是沉浸于这种身体接触所带来的愉悦。也就是这种身心愉悦，让曾树生敢于顶着婆婆的“你去会男朋友”指责，敢于违背传统妇德，外出跟陈主任约会。

二、重重樊篱中的女性生存悲剧

从历时态看，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其主体意识的发展，大概经由三个阶段：自在自然阶段、自知自觉阶段、自强自为阶段。当主体意识尚处于自在自然阶段时，女性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没有很明确的认识，还不能认识到自身追求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其主体意识尚处于潜在状态。很显然，曾树生仍停留在最低的一个阶段。

1. 女性价值取向的迷惘

曾树生是复杂的矛盾体。作为身处社会动荡时期的知识女性，一方面，她是“五四”精神鲜明而坚定的秉承者，另一方面，她又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深深刻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当她面临两种不同价值的取向，都会陷入迷惘之中，不管她选择哪一者，都会留有遗憾。在她选择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心理流变，内心的矛盾冲突达到顶点, 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而又细腻的刻画，将这种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异常真切地展示了人物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1.1 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的两难

曾树生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念过大学，满脑子都是理想，满怀激情的现代女性。经过大学教育和精神启蒙，她摆脱了传统对女性的限制，进入了到一个广阔的、现代性的社会空间。首先，她是一个具有相当独立性和自由度的女性。她凭借着比丈夫高出很多的收入，负担著家庭的大部分费用。在家里，没有人能约束她，汪母不能，“小宣不能够阻止我走我自己的路，连宣也不能够”。但她没有放纵，她有理性，懂得节制，“我晓得管住我自己”。她的理性，有时甚至到了残酷的程度。在断绝同居关系的长信中，她写到：“我也许永远不会结婚。离开你，去跟别的人结婚，又有什么意思。”其次，她追求现代生活，追求幸福。与传统女性不同，曾树生极力向往并努力追求现代都市化的生活。出入舞会、宴会、咖啡厅、高级饭店，这是她向往的生活方式。但同时曾树生是一个不无传统的女性。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的男权社会，绵延五千年的男性文化，女性被限定在家内。整个社会潜意识地把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定位：贤妻良母式的相夫教子。女性也不自觉的默认并履行这一社会角色与社会职能。曾树生在潜意识中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当初她与汪文宣的结合是为了理想而组合的，因为汪文宣个人的魅力的话，那么结婚十年之后这一切都基本上消失了：理想遥远难以实现，汪文宣也变得毫无朝气、卑琐胆小。但曾树生还是尽了一个作为妻子的责任：对儿子，尽管生活不宽裕，还是送他进好的学校读书；虽然与陈主任来往密切，但是她仍然恪守妇道，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而好妻子不过是千百年来男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角色期望而已。

可是，她又追求独立，向往热情的生活，这使她陷入两难的境地：“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在她选择赴兰州还是留下来时的犹豫与反复，更加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一方面，她不停地在心底问自己：“这种生活究竟给了我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 “没有！不论是精神上，物质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满足。” 她认为：“我不应该太软弱。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应该硬起心肠，为了自己，为了幸福。”但是，另一方面，对丈夫的不舍和对家庭的牵挂，让她的决定离开的决心一次次地瓦解。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她的选择之难，其意义也就在于此：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的两难选择，真实反映了启蒙后的新女性在非常时期的尴尬生存状态。同时，也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思想上解放了的女性，在艰难的现实重负情况之下的精神碰撞。女性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更多的是体现和承受着千百年来传统伦理的重压，这种重压，深浸在每一个中国女性的骨子里、血液里，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虽然“五四”时期，青年女子作为受压迫最深的一个社会群体，反抗的精神最坚决、最激烈。可是“五四”落潮之后，她们却承受着比男性更多的重负与失落。残酷的社会现实抵消了她们若干的胜利，并且更加严厉地冲撞着她们的思想和心灵。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在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与空间出现了激烈的碰撞，使她们陷入痛苦的心灵煎熬之中。

1.2 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彷徨

“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分水岭，西方现代思潮大量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共鸣。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个性主义易于吸引青年反抗封建专制、谋求个人幸福；人道主义易与中国传统的“仁”与“济世”思想结合，也容易满足中国人扶危帮困之心。这两种思想在“五四”时期成为主流，在时代风云中激荡，分化组合。其遗迹在曾树生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个性主义在小说中就是救自己；人道主义就是救他，在小说中具体地来说就是对自己丈夫的拯救。但时代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个可以把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对完整地结合起来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于是曾树生痛苦地不自觉地置身于一种残酷的自我分裂之中：要么拯救自己，放弃丈夫；要么拯救丈夫，放弃自己。

曾树生的人道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救汪文宣。在她的心目中，汪文宣是一个可怜的人，是一个需要别人拯救的人。在汪文宣孤独无助的酒醉后，曾树生倾心照顾；在决定是否去兰州时，曾树生无可避免地陷入彷徨、动摇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表现了一种崇高的舍己为人的精神。这其中固然存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曾树生思想中有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取舍，除了尽一个家庭妇女的义务与责任，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可是她救不了汪文宣，汪文宣太老好了、太软弱了。他已丧失了大学时的激情与朝气，也没有资格谈理想。

于是在磕磕碰碰中，曾树生只好救自己，她逃离压抑、冷清的牢笼，抛弃体弱多病的丈夫，少年老成的儿子，唠叨苛刻的婆婆，最终随陈主任飞赴兰州。可她仍在痛苦地挣扎著。在物质层面上，她救出了自己，过上了一种比较自由、富裕的生活。但是在精神层面，她却陷入了一种煎熬之中，单看她去兰州前吻别那一段扯不断理还乱的感情：“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这种心灵的煎熬，那种理不掉的亲情，挤压着她，诱惑着她。因此从兰州回来时她痛苦地想：“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但小说提供的结局是模糊的，她想要飞，却飞也飞不高，飞也飞不远，脚下还有一根细线牵扯着她，她追求个人幸福，可幸福却是以沉重的精神代价换来的。在曾树生身上，“五四”退潮后的重压集中地爆发式地体现出来。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撞，救自己与救他的艰难抉择，让这个受了启蒙的女性知识分子不堪重负，无所适从。“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相对于大多数社会个体而言，“五四”运动并未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利益与幸福。曾树生与汪文宣的自由结合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长久的幸福，从理想坠入现实，他们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家庭纠纷之中，不得不为生活而劳累奔波。及至后来，汪文宣与曾树生之间产生了裂痕，曾树生更陷入了心灵的分裂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得不自救。最终丈夫病亡，自己也茫然。在那样的特定时代，人道主义显然不能救助他人，改造社会，而个性主义在“五四”退潮后于个人的作用也比较有限。曾树生就是这样一个承受着时代的重压，家庭的折磨和思想的分裂的个体。

曾树生始终处于一种两难的尴尬选择之中，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纷纷繁繁，难舍难分。选取此就意味着舍弃彼，而任何一方都是曾树生所不愿意割舍的，这种主体意识中的难以放弃和犹豫，使主人公至小说结尾仍然未能找到较愉快的解决的途径。

2. 男权社会中的压迫和诱惑

二十世纪的曙光刚刚照射中华大地，中国的知识精英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在中国兴起。到抗日战争，已是中国妇女解放进行到第四十个年头，但它对几千年来的男权社会的撼动，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作为一个主体意识初步觉醒的女性，生存在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面临着诸多压迫和诱惑。

在抗战环境下，经济萧条，工作机会锐减，适合于女性的工作则更加少。迫于生存的压力，曾树生不得不到银行当“花瓶”，“花瓶”这一字眼，本身是对女性的侮辱和不尊重，它只不过是一种“物化”的摆设，没有自身的价值可言，它的存在，是以男人的赏玩为前提的。曾树生走回了以容貌取悦男人的老路，沦为男人的附庸。这说明，一心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曾树生，尽管不再是以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去确立自己的地位与人生价值，飞出了被禁锢的笼子，尽管已经摆脱对丈夫的依赖，但还是离不开男人的支撑，这恰是对传统的男权价值中心的认同和附和。曾树生对这一情况也有认识，她曾对汪文宣说：“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去做个小职员，让人欺负，也够可怜了！”她也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这是无奈而又痛苦的，迫于生活的压力，违背自己的意愿，做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

几千年男权社会的延绵，女性始终处于男性的压迫和笼罩下，成为屈服于男性之下的第二性。女性若想翻身，与男性绝对地平等，在男权社会中高傲而倔强地生存，那将会是艰难而又悲烈，并需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倘若愿意依附男人，放弃女性的尊严，讨好男人，不仅事半功倍，轻松自在，还可以获得物质上的极大满足。一个没有清醒的主体意识和强烈的自强精神的女人，是不会选择前者的，她也经受不起男权社会的诱惑，自动掉入陷阱。曾树生便是如此。

抗战时期的重庆，养家糊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汪文宣忍辱茍安、逆来顺受地卖命工作，获得的仅是十分低微的报酬，文学硕士唐柏青甚至沦落为睡马路的流浪汉。男人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都是这般艰难，更何况备倍受压迫的女性！倘若甘当“花瓶”，放弃尊严，卖弄风情，便也可以轻轻松松获得较高的薪水。面对这一现实，“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甘心当‘花瓶’。”[4]曾树生回到传统而又古老的职业，每天的工作就是凭借容貌，博取上司的欢心，工作不重，而且比较自由。但就是凭借这份轻松的工作，却可以维持家里面的大半的开支。正如作者所说“她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破的”。[5]再者，陈主任拉她一起做囤积生意，这对处于经济困窘的曾树生来说，是一个赚钱的良机，而且囤积生意也凭借着陈主任的关系赚了不少。面对男权社会的经济诱惑，曾树生一步步陷入进去，不可自拨，而且不能拔，汪家若是缺少了曾树生这份收入，将如何维持得下去！接着，陈主任又以调至兰州可以帮助曾树生升一级为诱饵，诱惑她随他一起赴兰州。面对着不如意的现状和金钱上的诱惑，曾树生又一次动心了。男权社会，除了金钱的诱惑，更有男色的诱惑。这种诱惑更具吸引力，也是汪文宣不能满足她的，更是她不敢承认的。

虽然曾树生发牢骚，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但这带给她的物质上的满足，又是她很享受的。且看曾树生参加舞会后回到家中的场面：“她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屋子来，口里哼著西洋曲子”，“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当丈夫问她：“你今晚跳得痛快罢？”她得意地说：“痛快极了。”并昂起头，轻快地把身子旋转了一下。从曾树生的表情和这一系列动作，就可以看出她陶醉于此。

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是艰难的，她要面对的很多。曾树生的悲剧也是女性生存的悲剧。正如丁玲呼吁的：“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崇高的情感……”[5]

三、悲剧成因的探索

为了生存，曾树生放弃了精神追求，在浮华的社会中艰难地谋生；为了家庭，她放弃了女性的尊严。她感到烦，感到闷，感到无助，也感到悲凉，在生活的不安和精神的虚无中，她有一种失去方向的茫然。她放弃了她的精神家园，却没有在外面的世界得到精彩。她选择家庭，可家园荒芜，她投身社会，可不安定之感与虚伪之惧困着她，最后在一种精神困顿中走向毁灭。她的悲剧，是女性生存的悲剧，她的悲剧令人深省。

1. 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甚至已经渗透至人们意识的深层，形成“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渗透进女性的生命和意识。自从母系社会解体以来，男性以其创造文化笼罩着女性。有史以来的国家、伦理、道德、法律等等，都是以男性、男权为中心，女性则成为了这一系列文化的承受者。男人以自身的需要创造了文化，又以这种文化重塑了女人。女人逐渐由生理机构有别于男人的人，而成为整个精神世界有别于男人的人。就像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男人的文化使女性成为奴隶，反过来又歧视她们，认为她是为他而存在的。千百年来，“女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不必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诸如此类的三从四德，甚至令女性自己也逐渐忘记了自身作为人的本质。

曾树生从传统营垒中走来，又接受过新思想的冲击，在她思想深处现代与传统互相依存又尖锐对立，这是其悲剧的根源。

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的文化两极走向，而是一个互相扬弃的文化融合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新质文化虽得诞生，而作为文化的承接和创造主体的人，却仍然要在历史的积淀的无意识层中，经历一个价值观念抉择的矛盾困惑的过程。曾树生就处在这么一个两种文化的交汇点上，面临着两种价值观的痛苦选择。“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它带着女性冲破封建的牢笼，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另一方面，来自传统文化的积淀，特别是在爱情、婚姻、家庭的纠葛中，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习惯势力所构成的心灵的桎梏，以一种看不见的战线围剿著女性意识的解放，束缚著妇女的手脚。曾树生在追求个性解放，寻求独立人格与意志的同时，也在极力摆脱这种“集体无意识”，她的意识与潜意识就经常处于这种激烈的交战。当陈主任向她表白情感，并要求她随他去兰州时，曾树生似乎看见“丈夫的带哭的病脸、他母亲的带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带着严肃表情（和小孩脸庞不相称）的苍白的脸”，因此，“她摇著头痛苦地说：‘不！不！不！’他以为她在表示她不愿意跟他走，可是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三个‘不’字含着什么意思。”这时的曾树生，意识正清醒地告诉自己：她的家是个没有希望的家，她在那里是得不到幸福的，应该离开它；可是潜意识中的“心灵桎梏”同时也在压抑着她，使她只能说出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的三个“不”字，其中“摇著头痛苦”的神态，可谓心灵交战的产物。曾树生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这块肥沃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在饱尝它带来的巨大痛苦的同时，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参照。在寄给丈夫的信中，她还是说道：“我对你没有好处，我不是一个贤妻良母，这些年来，我的确有对不住你，对不住小宣的地方，我不配做你的妻子，同他的母亲……”曾树生从来没有忘记以传统女性在生活中应担任的角色来规范自己。

2. 奋斗历程的孤立无援

曾树生是迷惘的，她“想反抗，可是她的眼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雾。她看不见任何远景”，不知该如何反抗，只能孤独地挣扎著，摸索著，结果走向对物质、对享受一味追求的歧途。女性解放作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课题，引起人们的诸多关注。作为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始终关注著中国的妇女解放，对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最易于被损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在他笔下，既有传统的中国妇女——麻木不仁的祥林嫂和泼辣无知的爱姑，又有接受新思想，敢于冲出家庭的新青年——胆小怯懦的子君。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里说，中国妇女解放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经济权与社会地位平等，“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获得，单知道仍要斗争。”作为妇女解放运动极力倡导者的鲁迅先生，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抗争，仅仅知道的是要抗争。由此可见，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极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也没有为寻求妇女解放的女性指明前进的道路和方向。这与曾树生的迷惘有很大的关系，也导致她对物质、对享受的肤浅追求。作者巴金所说：“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6]曾树生写信给给丈夫汪文宣说：“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其实，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外，究竟还有什么“痛快”呢？妇女解放运动把传统的大家闺秀从深闺大院中带出来，而又带着她们走向拜金女郎的方向，这是大家极不愿见到的，也不应是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前景和目的。

曾树生的探索，不仅缺乏理论的指导和社会的支援，也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昔日志同道合的恋人，已从往日的意气风发、踌躇滿志，变得一味地忍让、妥协、逆来顺受，根本无法与曾树生在精神上对话。“他们睡在一起，心却隔得很远”，“他同她不像一个时代的人，他变了！”他不能帮助他，只会用哀求的眼光看着她。曾树生不仅要经受着婆婆的指责和辱骂，还要应对男权社会对她的压迫。因此，曾树生的抗挣不免势单力薄，正如文中描述的“她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她有一点怕，又有一点烦，她只想抓住一件东西。”这也说明了女性在争取独立、自由过程中的孤立无援。

结语

曾树生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她在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徘徊、犹豫不决，最终还是在痛苦中作出选择。小说最后的结局是丈夫死了，婆婆与儿子不知去向，曾树生只能独自徘徊在寒冷的夜色中。有的研究者对曾树生的前景进行推测，认为她回到兰州后，要不继续在陈主任的追求中打发时光，要不接受陈主任的求婚，以陈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但不管曾树生作出哪种选择，三十五岁的她离年老色衰的日子不远了，陈主任在她身旁停留的时间不会太久，他会继续寻找著下一个“曾树生”。不管作出哪一种选择，她的结局都会很悲惨。

从曾树生的悲剧命运，也透视出《寒夜》的深层悲剧内涵。曾树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她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生存于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个性解放只能免谈，理想也只能是困窘环境中偶尔甜蜜的精神慰藉。曾树生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生活的时代是处于国民党黑暗统治之下的陪都重庆，她不得不为了生存牺牲理想和放弃尊严，做有辱于女性的工作。曾树生的悲剧，是文化的悲剧，她生长于动荡转型时期的社会，经受着不同的文化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找不到有力的精神支撑点，常常陷入焦灼、苦恼、矛盾、痛苦之中。曾树生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她自身性格的软弱也是促成其悲剧的重要因素。

注 释

[1] 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98.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07.

[3][4][6] 巴金.谈寒夜.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91.

[5] 丁玲.三八节有感[A].丁玲文集：第四卷[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90.

参考文献

[1] 巴金.寒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 陈思和.巴金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周昌龙.新思潮与传统——五四思想史论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

[4]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6] 陈丹晨.巴金评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

[7] 蔡丽敏. 女性的心灵桎梏[J]. 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8] 所静.挣扎在寒夜中的职业女性——曾树生形象的再认识[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9]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0] 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J].文学自由谈，1991,(3).

[11] 周乐诗.女性学教程[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

[12] 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3]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4] 王兵.个性主义的激昂与哀痛——以《寒夜》为参照看《伤逝》的内在意蕴[J].陜西教育学院报, 2010,(2).

更多原创毕业论文范文下载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