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伊藤辉
十一月革命的爆发
德意志帝国内外交困的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8年,德意志帝国疲态已现。在东线上,虽与新建立的苏俄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仍布置52个师的军队驻防;西线上,马恩河会战、香槟战役的接连失利已使德国的进攻企图被彻底打碎,西线德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在1917年仅限于在各阵地采取守势。反之,协约国在1917年却在许多地区力图突破德军战线。严峻的军事形势迫使德国政府重新考虑政策,德国外交大臣认为:“政治领导取决于这一论断……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方面的结论,就是我们在军事上已无力摧毁敌人的作战意志,因此我们已不得不就当前战局来考虑我们的政策。”
在国内,德意志帝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根据德国官方公布的指数,德国1917年的生活费用相比于1900年增长了329%,食物价格相比于1914年上涨了220%,实际工资总收入相比于1900年降低了30%。与此同时,容克贵族、资本家却靠着战争大发横财。例如,德国垄断资本家售出一吨马丁钢便可获利280马克,而一吨马丁钢的成本加上战前的“合理的利润”也不超过180马克。克虏伯的利润增长了5倍,波鸿(德语:Bochum)钢铁联合企业增加的净利润超过四倍,俾斯麦冶金工厂把红利由9%提高到30%。容克贵族作为重要的粮食供应者,他们为了维持粮食的高价,不把土豆供给饥饿的人民,反倒拿去喂牲畜。
军事上和经济上日益增长的困难使德国人民加强了对战争的反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鼓舞了德国的广大被压迫群众为反对剥削与侵略战争进行斗争。自1914年以来,罢工的次数与罢工人数逐年增长:1914年只有21000名工人参与罢工,1915年达到了47000人;1916年达有422000人。自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后,罢工的规模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总次数561次,总人数共计1467000人;1918年,罢工者人数达到了2500000人,在各大城市中也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游行。
德意志帝国内外交困的形势和国内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表明:革命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推翻腐朽的德意志帝国的暴力革命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死挣扎的“上层革命
德意志帝国在开战前以“迅速结束”与“民族保卫战”为口号充分调动了德国众多阶层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者的恶劣影响,作为德国最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未能对德国民众,特别是广大的工人进行有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高涨的民族情绪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但随着战局的持续恶化,民族主义的旗帜已经无法有效地团结社会各个阶层。帝国国会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
1917年4月,德国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其中主张反战的一派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其余几个资产阶级大党在看到继续战争危险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内层出不迭的工人罢工的政治压力,立场逐渐转变为谋求政治改革。1917年7月6日,社会民主党、进步人民党、民族自由党、中央党联合成立了“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声明目标为“尽快实现停战”、“在内政上推动民主化”。实际上,美国和德国军方也都希望推动政治改革:德国军方希望在此时卸掉战败的所有责任,将战败条约签订、责任担负等棘手之事留给国会多数派;美国希望政治改革能直接搞垮帝国内部统治集团。在国会党团、美国、军方的施压下,德意志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巴登亲王担任新首相,并且组建了一个成员几乎都是国会多数派的内阁。
然而,巴登亲王担任首相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各方的诉求并不一致,巴登亲王的政治改良之路步履维艰。巴登内阁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劝说德皇退位。在1917年10月,皇帝退位问题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罢工工人已打出“皇帝是无赖”这样的口号,战时参议会公开讨论皇帝退位事项,然而,德皇威廉二世却一再拒绝巴登亲王的劝说,并离开柏林,前往最高军事统帅部大本营斯帕。
“上层革命”声势浩大,在不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却无力做出切实的改良举措。真正使形势发生变化的是“下层革命”的到来。
十一月革命的导火索——基尔港水兵起义
1918年10月底,德国海军司令部下令德国远洋舰队出海作战。德国统帅部并非异想天开地希望远洋舰队能夺取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而是宁愿德国舰队在反对英国舰队的斗争中“光荣地沉没”,而不愿把已有舰队交给敌人。停泊在基尔的第一舰队的水兵拒绝这样的送死行为,他们拒绝起锚,并熄灭锅炉。当局随即逮捕了几百名水兵。这一镇压行为并未收到成效,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大量水兵走到街上,与数千名基尔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巨大的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者。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了当局的控制——各战舰上升起了红旗,建立了水兵苏维埃接管实权。基尔的工人们在11月5日进行总罢工支持水兵们的行动。基尔城及其近郊落入了革命者手里。
发端于基尔的起义并没有局限在基尔城:一些水兵自行脱离部队,沿着铁路线把革命消息传递出去。基尔起义的影响迅速向德国各地传递,成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的信号,暴动的范围由最开始的基尔扩大为北德各城市,继而扩大到整个德国。到11月8日为止,几乎在德国各大城市中都建立了工人士兵苏维埃。11月9日,革命浪潮终于到达了首都柏林。在这里,“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结合在一起。
共和国的成立
德国各处革命已是如火如荼,而柏林的两大工人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非常惧怕革命,拒绝号召在柏林进行总罢工。但是,革命的浪潮终究是阻挡不住的——柏林无产阶级在11月9日清晨与士兵一起行动,占领了警察总局、政府各部、电报局、国会和其他重要机关以及兵营。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于11月9日在柏林皇宫的阳台上宣布了“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
十一月革命的失败
机会主义者的背叛
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虽然在革命到来之前十分抗拒革命,但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已无法阻止时,便四处奔走,企图将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例如,11月9日清晨工人和士兵主动采取了行动,社会民主党的一帮人便在11月9日中午成立所谓“工人士兵苏维埃”;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两小时后,谢德曼在别处宣告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往往是落后于革命,没有按列宁所说的那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原则来领导无产阶级”,反而是“跟在事变后面做尾巴的政党”。
十一月革命并没有遇到多少真正的抵抗,整场革命仅牺牲了25人,胜利来得轻松,也使群众放松了警惕。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1848年2月革命的评价:“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1 群众所不知道的是,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德国政府一直便想扼杀革命,以拯救甚至巩固容克和垄断资本家的政权。机会主义者并没有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却去宣告要选举一个国民议会。如果事先没有扫清国家机器,消灭容克和垄断资本家的权力,就去选举一个国民议会,那么由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必然归于失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社会民主党也向军方寻求帮助,社民党党魁艾伯特与军方最高指挥官威廉-格勒纳将军达成密约,军方支持由社民党主导的新政府,作为条件,新政府要是一个反对“激进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府。
政党力量的变化很快反应到代表会运动上,1918年12月16-2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兵代表会大会成为了十一月革命的转折点。此次会议通过了4个议题:
圣诞夜罢工与社民党两派的决裂
全德工兵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都令左翼大感失望。12月24日,斯巴达克同盟发动了圣诞夜罢工,意图通过工人运动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示威者占领电话局、切断电话,包围了政府。艾伯特当局调来军队进行镇压,造成11名游行工人与56名士兵死亡。2 激烈的流血冲突宣告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合作可能性的彻底终结。12月27日,斯巴达克同盟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组建德国共产党。在其党纲上,德国共产党明确了“彻底转变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决心。3
柏林起义
柏林起义的导火索是艾希霍恩被解职一事。艾希霍恩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任柏林警察局局长。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将其解职。当晚,共产党和革命者团体决定发动游行示威支持艾希霍恩,示威很快演变为起义,报社、火车站、警察局和电报局相继被革命者占领。革命者发布公告,宣布推翻艾伯特政府,由德国共产者代表李卜克内西、士兵代表会成员肖尔泽和革命者团体代表雷德鲍尔组成新政府。
艾伯特政府迅速发动了反击,命令国防部长诺斯克进行镇压。诺斯克凭借退伍军人、游民和冒险分子等组成了“志愿军团”,并得到了国防军将领们的合作承诺。镇压的进行进度如下:
德国国会选举
1月19日,国会选举如期召开。各个党派获得选票比例如下:
虽然社会民主党仍是第一大党,但由于它此前的多次血腥镇压,支持率相比之前已有大幅下滑,导致它的支持率未超过50%,无法单独执政。独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与血迹斑斑的社会民主党开展合作,于是艾伯特转向与民主党、中央党开展合作,联合组阁,史称“魏玛联盟”。
尾声
国会选举后,议会民主制正式在德国确立。政府为了巩固议会民主制,进行了一系列剿灭各地代表会的行动。相继发生了“第二次革命风潮”、“三月起义”、“代表会共和国成立”等事件,其中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的成立影响最大,前后坚持了24天,使当局调动了2万军队镇压。巴伐利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最终也被绞杀,标志着十一月革命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最终确立。
十一月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当革命的大潮来临时,政治时局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左派的斯巴达克同盟勇敢地走在革命的前列,引导工人农民进行斗争,反观社会民主党,多是畏缩不前,待到时局明朗时才行动。但是,即使革命的斯巴达克同盟在圣诞夜罢工和柏林起义中付出了鲜血也没有换来革命的胜利。革命的果实最终被社会民主党所窃取。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斯巴达克同盟(左派)和社民党中派在1917年的联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中派和左派都脱离了社民党,但两者在政治方向上却有着巨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战时不会发生问题,但在战后涉及关键问题时将导致严重后果。当革命的大潮来临时,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是苏维埃还是资产阶级代议制?革命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是温良恭俭让还是暴力?面对已经变质的社会民主党是怎样的态度?——反对还是讨好?由于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是属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他们在群众中施加影响力、发展成员等诸多方面效果有限。当革命来临时,羸弱的斯巴达克同盟无法对局势施加足够的影响,并极易受到绞杀。许多斯巴达克同盟的拥护者在后期的斗争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求建立独立的政党。然而罗莎·卢森堡等干部还是对独立社会民主党抱有幻想,认为它可以贯彻斯巴达克同盟的主张,只有在屡屡碰壁后才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党——德国共产党。对于十一月革命,德国共产党是一个晚产的婴儿,已无法阻止十一月革命的失败。从另一方面看,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标志着德国左派与已经变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德国共产党作为新生的力量,将在未来的斗争中引导著德国无产阶级,将德国的革命斗争引入新的时期。
(续完)
参考资料: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 Sabine Rob, Politische Partizipation und nationaler Rateparlamentarismus. 1918/19
3 Die Freiheit, Nr. 79,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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