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7月4号，在第十六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上由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比较政治学研究论坛在辽宁大厦成功召开，本文为主旨发言环节，清华大学杨雪冬教授在论坛上的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

作者介绍

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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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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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在中国：源起和路径

这是在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这个平台上，我们举办的第三届比较政治学会议，会议在形式上越来越规范，以往既没桌牌、又无茶水饮料，完全是一个自带干粮来办公、讲求非常纯粹的学术会议。经过苏毓淞教授及其团队努力，特别是在对外经贸大学戴老师的支持下，第三届会议在“体面性上”有了极大提高，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更多资深学者、优秀学者、青年学者参与，使我们会议品质不断提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实际是我的一个初步思考，题目是“比较政治学在中国源起和路径”。我在清华开设了《比较政治学前沿》课，这个思考也是我在组织这门课的过程中的一些思考。

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知识体系，是近代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并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发展完整起来的。但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思考政治问题，并不是近代才有的，而是内生在中国这个大国的政治源头。明代中后期，随着天主教的进入，特别是晚清以来，整个国家对于系统译介西方文化知识，翻译成为了几乎所有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都是在与其他政治共同体的交往中不断认识自己的政治生活，并形成一套相对独立的认识体系乃至知识体系，认识体系和知识体系还是不一样的。中国有着悠久丰富连续的政治实践传统，这也是我们学界最近一直强调历史政治学或者历史在中国政治研究中重要性的原因，因为我们有着悠久丰富和连续的政治实践传统，形成自己独有的政治价值体系、认识体系和知识体系，并随着王朝政治的周期性更迭而不断被检验更新和体系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政治认识体系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机体。

但是，这套认识体系在比较意义上逐渐出现了时间上的比较战胜了空间的比较，换句话说，由于政治体系的统一性长期延续，历史比较成为认识政治的主要方式，内外比较成为文化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这种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发生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认识政治带有非常强的空间性，不同的区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于是产生诸子百家思想交锋的局面。但是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塑造了认识的统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空间性挤压到认识体系的边缘，时间性成为认识的重要依据。这样历史就成了一个我们认识政治的最主要的方法，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认识政治天生的一种方法

讲中国的政治智慧肯定绕不过孔子。你可以看到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时，所谓的列国其实就是现在山东、河南和安徽，是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但当时这是不同国家。尽管如此，这些国家有不同文化、不同民俗，但其制度却可以相通。我觉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我们再认识政治就有非常不同的看法。譬如，提到古希腊人在认识政治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城邦，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体制（当然古希腊可能有典型的两种体制，民主体制或者像斯巴达的专制体制）。在中国，可以看到体制是高度类似的，虽然它有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但在制度安排上非常类似。

春秋战国特别是礼崩乐坏后，大家对政治的认识非常多样，我们可以看看诸子百家的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学说，你会发现我们当下讨论的很多问题，似乎在千年前已讨论过，这也是我们研究政治时，总绕不开轴心时代所规定的一些基本认知。

由于政治统一，使我们内外意识发生很大改变，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内外的意识被制度化了，就是因为内外是由文化决定的，进而由文化和制度去发生联系，因文化可以分出高低上下，制度也可以分出高低上下。秦统一之后，我们的内外意识受到高度政治化影响，这也是我觉得在认识政治知识起源的时候要去关注的。所以，当我们去回看历史时，所谓历史比较其实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合法性的。合法性强调道统的一致性，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其实都是在延续合法性的，就怎么通过前朝的一个经验去延续这种合法性。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比较的意义其实就是在历史中去更好地接续传统，典型的说法就是魏征所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或者如钱穆所说，“朝代有更换，而其道其法则古今一贯，故谓之通。”现在很多学者其实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进而把这个问题延伸到当下，然后延续到当下。

所以钱穆在讲政治学的时候说，“故非兼通四库，略知中国文化之大义，既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而又何专门成立一政治学之必须与可能。”意思应该就是说你还要知道历史、知道文化，这才是政治学的历史底色，这可能是当下思考政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视角。

但明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政治体系和认识体系开始不断受到外部冲击，它要化解这些冲击，容纳这些冲击，应对这些冲击，然后逐渐在知识化、体系化，包括政治学的知识。在我看来，翻译可能是我们在中国传统认识体系中自我更新的重要路径。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重要的翻译运动，比如佛经的翻译，不仅在文化的改变带来很多新的概念，新的理念，然后进行跟儒道的一种融合，可能更重要，还带来了很多制度性的安排。

另一波的翻译就是明代以来传传教士带来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和西方制度的制度影响，某种意义上来说，到近代以后翻译已经被公认为一种认识外部世界的手段，一种改造文化制度手段，出现了系统性的翻译组织工作。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得到我们政治学的足够重视，他们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王朝政治之中，并吸引了一大批儒家精英参与到翻译工作中，在译名确定方面，中西文化出现了重要的交流融合，一些新的概念、判断进入到中国话语体系之中。

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他已认识到翻译在获得新知识、新力量的重要性。近代以后有很多杰出的翻译家，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中国比较政治学是从认识和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开始的，林则徐和魏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算作学科的开创者。甲午战争之后，加快翻译工作成为国家与社会共识，成立了同文馆开始有组织的翻译，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精神更是热衷于引入国外理论，介绍西方体制。翻译成为认识外部世界的手段；救亡图存的手段以及改造文化制度的手段。两广总督张之洞曾经说，“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梁启超曾经说，“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康有为编辑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很大比例的书籍是时政类的，梁启超编辑了《西学书目表》，撰写了许多介绍西方理论，评论西方制度的文章。

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使国人认识之前毫不熟悉的西方制度文化，初期采取的类比的方法，即用中国的历史事例或学说来类比西方的对象。比如康有为曾说，“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此‘《春秋》重人’、《孟子》所谓‘与民同欲，乐民乐，忧民忧，保民而王’也。”故凡泰西之强，皆吾经义强之也，中国所以弱者，皆与经义相反者也。

张斯桂(1816—1888)在为《万国公法》撰写的序言中，就联系春秋会盟的历史加以评说:“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首善之区,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斋勿可及已。此外诸国,一春秋时大列国也。”他将现代欧洲比作先秦时期的中国，俄罗斯像秦国，英法两国好似楚国和晋国，美国像齐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则好似鲁国和卫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犹宋与郑。

当然，这种比拟的方法一方面便利了人们对这种外来文化理论制度的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在接受外来文化制度的“转译”能力，将空间的比较转化为时间上的比较，从而用历史的方法来吸纳融合其他的观念认识。这种历史方法和历史意识一直深刻地蕴藏在中国文化之中，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的建设。

因此，比较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会形成一个特有的以史融通理论的脉络。因为我们有非常悠久的漫长的历史，丰富的知识，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的就把传统的一些认知就移到了当下，用来弥补当下的一个理解。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用历史来接纳融合不同知识的方法论，有其内在的缺陷，会滋生出学术阿Q主义，用“老子当年也阔过”的心态来掩盖对现代社会认识不足的尴尬。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作为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路径，其根本功能就在于对这种历史“自豪感”的抑制和平衡。

最后做一个简要总结，当我们讨论比较政治学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发展时，一定不能认为它是一个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和规定的认识体系乃至价值体系，而当代中国对比较政治的接受转化和发展，无论使用怎么样的科学化的方法来保持价值中立，消除地方化因素，都无法摆脱比较政治具有时代特征和国家使命。比较政治学是具有时代性，必然要回答所在国提出的理论命题和实践需求。只有将比较政治学甚至政治学各次级学科放在中国复兴和国际格局大变动这双重时代律动的条件来审视，才能够找准我们的学科的短板和发展的方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