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解決兩個問題：均勢理論是如何被構建形成的？以及均勢理論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因此，本文的思路框架主要分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就“均勢是一種規律”此論點進行論述，以此確認均勢理論的解釋對象，並在此過程中構建出均勢理論。在此基礎上嘗試在第二、三部分將均勢理論完善化。先於第二部分就其他學者對於均勢理論的批判一一做出回應。而第三部分則是進一步通過對均勢理論的預期的多重檢驗以使該理論更加具有說服力。前三部分的內容大部分源於華爾茲從結構和體系視角對於均勢現象的分析。至此，第一個問題能得以基本回答。文章的最後一部分嘗試展示該均勢理論在國際關系中，尤其是兩種不同的國際體系結構中，均勢是如何得到運用的。

精讀：

“Yet, many and perhaps most, statements of balance-of-power theory attribute the maintain of a balance to the separate states as a motive.”

這句話的字面含義是“但是，許多，也許是多數均勢理論都將均勢的維持歸功於各個國傢的動機。”但是，從深層內涵來理解這句話是理解華爾茲均勢理論建立前提的關鍵。

首先，這句話的邏輯即闡明一個因果關系——均勢的現象是國傢動機的結果。其中有兩個關鍵詞“均勢”與“國傢動機”。“國傢動機”指國傢認為維持這一狀態有利於國傢利益。如同英國作為“大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於18、19世紀在歐陸巧妙地平衡各大國之間的權力分配的行為那樣，“均勢”被視為一種精妙的對外政策行為。但是順延此邏輯進行推論，則均勢現象依賴於將均勢視為自己對外政策目標的國傢的支持，那麼若世界不再存有此類國傢，均勢現象也將不復存在。且英國作為均勢政策的擁護者具有特殊性：首先，“侵略者的權力優勢不至於強大到即便英國加入較弱的一方也不足以恢復均勢的地步”；第二個條件是“英國在歐陸的目標始終是消極的，因為積極的目標將促使聯盟的確立”；最後，“英國必須具有至少與實力最強大的國傢相等的權力地位”。而縱觀世界歷史，同時滿足以上三個條件的國傢少之又少，那麼這也同時意味著均勢現象在國際政治中屬於稀缺現象。但是這與國際政治現實中均勢的普遍性相矛盾。因此，“平衡手的概念更多的是歷史性的概括。而非理論概念。”

在完成瞭對於“均勢現象是國傢動機的結果”這一論斷的批判之後，我們仍需要對於這一論斷的產生原因進行考察。“有些學者要求必須存在兩個以上的大國，另一些學者則要求有一個大國願意發揮平衡手的作用，有些學者要求軍事科技的變化不能過於迅速和激烈，另一些學者則要求大國必須遵守隨意確定的規則。”根據華爾茲對於理論的定義與理解，此類觀點的錯誤之處均在於將均勢放在瞭還原主義的框架下分析。“但是盡管不存在這些‘必要’條件，均勢卻依然得以形成。”均勢是產生於國際結構下的規律，隻有運用體系理論才能解釋。正是由於還原主義對於均勢的分析將均勢歸因於某一種類型的人、某一種類型的國傢所為，他們才無法分析得出均勢現象最重要的特征——均勢是國際政治中的規律，是長久存在並反復出現於當前國際體系之中的。接下來就將對於“均勢是規律”這一論斷進行論證。而且這一論證也將成為均勢理論得以建立的基礎。

首先我們需要對於博弈論（game theory）在國際政治中的應用以考察。我們可以將國傢的目標精簡為兩種——生產，即如何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分配，即如何在利益分配中獲得相對更大的份額。前者對應絕對實力（absolute gains）的增長，後者對應相對實力的增長（relative gains）。而在此兩種目標的指導下，國際政治中分為三種博弈：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即“我之所得加上你之所得，與對手之所失完全相等。”，在一個零和博弈中，問題隻關乎分配，而與生產無關。最大值博弈（maximum game）作為零和博弈的鏡像博弈指博弈系統的參與者均隻關註生產，“所有的博弈者攜手合作制作一個盡可能大的餡餅。在國際政治中，這就相當於假設出現如下一種情形，即所有的國傢都聯合互助，隻有大自然才是它們的敵人。”但最普遍的情況是及註重生產取得的絕對實力，也關註分配所得的相對實力，即一般的博弈（the general game）。

於是問題便成為，在國際社會中，國傢間的博弈是否普遍存在，以及國傢間的博弈是何種類型的博弈。我們需要先分析國傢參加博弈的目標。這又回到瞭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傢動機的兩個基本假設中：華爾茲首先假設國傢的目的或稱利益是生存安全，且這種生存動機具有基礎性，在所有利益中，安全利益享有優先級。但是這種追求安全的假設並沒有涉及國傢在考慮安全問題時，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什麼樣子。因此，這種假設在邏輯上既可以和集體安全體系，也可以和競爭安全體系相一致。而華爾茲的第二個動機假設排除瞭第一種可能性。他假設國傢是自私的，並且把這個假定和無政府狀態聯系在一起，認為除非國傢自行保護自己的安全，否則就連不完善的安全保障也不會得到。因此，“即使是那些想要征服世界的國傢，也會以維持目前的存在作為其最低限度的要求。”

因此，國際體系中的大多數國傢都會選擇更加重視相對實力增長的零和博弈。雖然“許多國傢也許寧可參與一場所有國傢合作起來以解決最大化問題的博弈……其他國傢也許寧可不參與博弈。”但是由於國傢身處於無政府狀態中，一旦一些國傢采用瞭“零和博弈”策略，由摩根斯坦對博弈論的定義“每個人的策略都取決於他人的策略”，再加之華爾茲論證的在“競爭”中效仿，並最終“社會化”的過程，最終幾乎所有國傢都被動地加入到瞭這場偏向於零和的博弈中來。這一推論也體現出瞭現實主義“將沖突作為國際政治的基本要素”的特點。

在瞭解瞭國傢的動機與行為邏輯後，我們就足以將聯盟這一行為與之聯系起來。“結盟的國傢會比那些未結盟的國傢占有優勢。”“聰明的博弈者會時刻註意通過與其他博弈者合作來增加其收益，或是減少其損失。”因此，“聯盟”這一行為在競爭中就被證明是有效的手段，從而通過國傢間的效仿被推廣開，實現社會化。而“均勢隻不過就是一系列的聯盟，其中那些暫時處於劣勢的國傢會通過聯合以及重新組合來防止敵國或敵對聯盟占據優勢（贏得勝利）。”因此均勢便得以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或者可以稱其為國際政治的一個規律。

而對於聯盟的普遍性的觀點，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也同樣主張。基歐漢認為，合作不等於和諧。“和諧是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行為者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而不考慮其他人）能夠自動地促進其他行為者目標的實現。”“在和諧盛行的地方，合作是不必要的，甚至還被證明是有害的。”因此，“合作並不意味著沒有沖突，相反，它顯然是與沖突混合在一起的，並部分說明要采取成功的努力去克服潛在或現實沖突的必要性。”且由於沖突在國際政治層面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合作是必要且重要的。可見，由於承認瞭無政府狀態這一對於國際結構的假設前提，和“國傢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在世界政治中，不確定性是普遍存在的。”這兩組關於國際系統中對於單元的假設前提，新自由制度主義者也得出瞭聯盟，即外部均勢這一行為現象的規律性和普遍性特征。

綜上，我們不但可以指出這句話（Yet, many and perhaps most, statements of balance-of-power theory attribute the maintain of a balance to the separate states as a motive.） 錯誤之處在於還原性地將“均勢”將“國傢動機”建立瞭因果聯系，我們還可以從體系層面更加理論性地推論出“均勢”反復出現的真正原因——“隻要滿足兩個條件，即無政府狀態秩序以及系統由謀求自身生存的行為體構成，均勢政治便會盛行。”因此，也就充分論證瞭正是由於均勢是結構性行為，因此具有規律性這一觀點。

一

理論是對規律的解釋。那麼，均勢理論便是對“均勢”這一規律為何反復出現，即對於“均勢”的規律性解釋。因此構建均勢理論在邏輯上有兩個必要的步驟。第一是證明“均勢”是一種規律；並在此基礎上對此做出解釋。

對於諸如約翰·佈萊特（John Bright）“均勢是過去時代留給我們的一個有害的錯覺”的觀點，我們可以從歷史實證上予以回擊。“均勢”（balance of power）一詞最早的思想可以追溯回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分析——在他描述與分析下的古希臘，為瞭遏制雅典城邦的過分強大破壞古希臘的平衡與穩定，斯巴達及時並迅速地建立起伯羅奔尼撒同盟以遏制雅典，並最終通過實力與權力的均衡，形成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與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根據修昔底德的記載，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希臘諸城邦將較強的雅典視為暴君，而將較弱的斯巴達譽為解放者。”此外從古代的波斯帝國與希臘諸城邦之間、羅馬與迦太基、馬麥堤之間到近代歐陸強國之間、美國的生存與歐洲均勢之間、冷戰的美蘇兩大聯盟之間乃至當代美國在印太等地區利用聯盟政治制衡中國的“新均勢”……這些歷史都足以說明均勢現象發生的頻繁性。因為此階段尚在建設理論中，在此處主要采用證實的方法進行論述，在第三章會結合其他方法對“均勢理論”進行更加全面的檢驗，以抵消“人們在提供證實例證的同時會有意無意地排除那些可能與理論矛盾的案例”的反駁。在修昔底德之後，在許多學者（尤其是現實主義學者）如馬基雅維利、梅涅克、摩根索的論述中，均勢思想也作為一種方法論思維，得到瞭重視與應用。

至此，均勢的規律性以基本從歷史實證角度得以確立。我們便有能力對這一規律性做出理論的解釋。正如精讀部分論述的那樣，均勢現象並非產生於某一種類型的人、某一種類型的國傢所為，均勢是一種結構性束縛的結果，是不隨單元的意志轉移的。具體論述可參見精讀部分的分析，此處就不再進行贅述。

二

經過上一章那個的努力，我們已經基本得到瞭一個較為完整的均勢理論。在這一部分，我們將通過對一些重要批判的回應以進一步完善均勢理論。首先，我們需要回到華爾茲對理論的三個重要假設前提：“首先，一個理論至少包含一個理論假設，這種假設並非現實，因此不應當詢問它是否真實，而隻應詢問它是否有用；第二，對理論必須根據其宣稱要解釋什麼來加以評價……第三，作為普遍的解釋體系，理論不能解釋特殊性。”接下來我們在此標準的指導下，對均勢理論進行闡釋，並對於批判進行回應。

來自第一層面的批判是最為強烈的，即針對均勢理論假設與現實無法完全重合。均勢理論是建立在結構理論的假設之上的，而結構理論的兩個重要假設為：國傢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體（成為單元），並且為單一理性行為體，其最低利益訴求是維持自身的生存安全；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而關於無政府狀態這一前提假設已經基本得到瞭各學者的普遍認同，批判主要來自前者。雖然華爾茲承認國傢並不是單一的行為體，且其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但是這一真實性命題並不影響國傢在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因此，至少在其他行為體的重要性沒有超過國傢之前，該假設就是“有用的”。

其次，也有人從第二層面對均勢理論的結構性提出批判，但這種批判混淆瞭均勢理論宣稱要解釋的對象——“均勢理論宣稱對一種行為結果做出解釋（即均勢的反復出現），該結論產生於單元的共同行為，而結果卻並不符合單元的本來意圖。”而均勢理論，正如精讀部分所論述的那樣，已經對此進行瞭充分且符合邏輯的論證。對於那些認為從個人或國傢層次就可以建立起均勢理論並對均勢做出解釋的批評傢來說，“因為均勢產生於某種行為，而我們可以根據國民心理或官僚政治理論來對這些行為進行解釋，那麼我們將不再需要均勢理論。因為如果沒有什麼需要用均勢理論來解釋，該理論就不可能被建構起來。”

最後一個層次的批判則更加站不住腳，持這種批判的批評者試圖用“均勢理論無法解釋國傢的特定政策”來對均勢理論的有用性進行質疑。但是由於他們錯將國際理論這一理論層次上的分析與外交政策政策理論這一國傢層次上的分析混為一談，而這一錯誤正是因為他們未能在前提性論證中將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區別辨認清楚。

三

根據華爾茲對於理論構建的基本要求，最後的步驟是對均勢理論進行檢驗。而由於對於理論的評價應更加註重考察其有用性，而非其正確性。因此，我們需要特別註重對於理論的預期的檢驗。而這兩個預期分別是“均勢將反復出現”以及“各國傾向於模仿他國成功的政策”。之後的檢驗將重點圍繞這兩個預期展開。

至於檢驗方法的使用，在先前對均勢進行規律性命題的論述時，我們已經采取瞭證實的驗證方法。在此，我們將運用盡可能多樣且全面的驗證方法，“例如證偽方法；設計苛刻的證實性檢驗；比較真實世界與理論世界的特性；對具有相似或不同結構的領域中的行為進行比較。”而其中重點需要說明的是“設計苛刻的證實性檢驗”。“如果在存在著強大阻力的情況下，我們依然能觀察到理論預期的結果，那麼該理論便足以使人信服。”因此，對於第一個預期，我們需要偏向舉出的例證需要體現出“無論國傢是否願意，它們都將形成均勢。”

於是，作為均勢黃金期的18、19世紀的歐陸便被排除在必要例證之外，因為“在當時，大國的數量便於形成均勢，它們彼此互動，而且沒有意識形態以及其他方面的分歧與隔閡，各國可以根據權力分配的變化而體面地變換其合作夥伴”，均勢的條件易於得到滿足。

因此，1894年的法俄同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縱使法國與俄國在中東地區與黑海地區存在利益沖突，彼此之間存在較大的分歧。但是由於法國自普法戰爭之後便受制於俾斯麥的大陸聯盟體系，長期處於孤立狀態，急需尋找盟友以通過外部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地緣。同時俄國也意識到統一後的德國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強大，因此即使與德國通過多邊的三皇同盟以及確立雙邊的協約關系，俄國最終還是選擇瞭與另一歐陸傳統強國法國結盟以均衡德國。同時，兩極格局下的美蘇之間形成的均勢也是合適的例證。盡管兩國在二戰結束以後都曾具有想要解除軍備並實現和平共處的願望，但是由於國際政治體系的特性，他們最終走向瞭相互對立與抗衡，並在相對和平時期保留瞭大量的常駐軍隊，甚至還花費大量國傢資源用以研發新型武器和軍備。

再次，我們將通過與國內政治的對比來檢驗國際政治均勢的必然性。政治行為體在互動時有兩種基本行為模式——均勢或追隨強者（bandwagon），而對於行為模式的選擇取決於系統的結構。在國內政治的典型選舉結構中，“隻要有某個人似乎將要勝出，幾乎所有的人都會選擇追隨強者，而不會有人試圖通過結盟來阻止特任贏得權力。追隨強者而非均勢，便成為典型行為。”因為在國內政治中，在爭奪領袖地位時，若采用追隨強者，即使是落選者也能從中受益，且不會有生存安全的威脅。但在國際政治中，“勝利聯盟中的弱國便將聽憑強者的擺佈”，因此“國傢不希望任何國傢能夠獲勝，所有強國都不希望任何一國成為領袖國傢。”正是因為國傢的首要關註不是權力最大化，而是維持自身在系統中的地位，所以均勢才成為更加普遍的行為。

對於第二個預期“各國傾向於模仿他國成功的政策”的檢驗，我們首先需要根據邏輯推論出我們的檢驗對象：“模仿”是一個社會化的行為，它產生於國傢間的互動，尤其是競爭中。由於在競爭中各行為體均在尋找效率最高的策略，因此它們偏向於采用他者發現並采用的，被實踐證實更加有效的策略，而不會偏向於保留自己原有的策略。因此，我們需要在國際競爭中尋找那些當發現他國策略優於本國時，果斷放棄本國策略的例證。蘇聯建國初期的行為就是這樣。“佈爾什維克在執政初期宣揚國際革命，蔑視外交傳統”，但是在國際競爭舞臺上，“一方將需要其他各方的援助，拒絕參加政治遊戲將導致自身的毀滅。”於是“蘇聯很快就感覺到競爭的壓力，並在外交中得到反映。”

四

本章主要分析在兩種不同的國際體系結構下，均勢的不同運用模式。

國傢的均勢行為雖然多在多極體系中被觀察到，但是此種均勢多是利用結盟等手段，以使均勢向不利於未來的侵略者的方向傾斜，華爾茲稱之為利用外部力量進行均勢。兩極體系中也存在著均勢行為，隻是形式是通過提升自身能力的方式，將自身當作均勢更好的籌碼，即利用內部力量進行均勢。而均勢方式的不同是國傢在這兩種國際結構中差別最大的行為特征。隨著極的數量增多，系統中能力的排列組合的數量也增多，因此，國傢間對彼此行為的不確定性也上升，因此由信息的不確定性而引發的誤判的可能性也將上升，並且與下文將提及的由兩極體系引起的過度反應相比，“誤判更有可能引發一系列事件，並導致均勢發生變化，最終將各國卷入戰爭。”此外，雖然表面上國傢對外政策的靈活性增強，但是實質上這種靈活性卻限制瞭政策選擇的范圍。因為為瞭實現與他國的聯盟，一國的戰略必須通過妥協的方式以取悅潛在的夥伴或使現在的盟友滿意，因此往往使得聯盟僵化。最後，國傢結盟往往是為瞭制衡威脅，而不僅僅是制衡實力。他們之間“共同的利益通常為消極利益，即對他國的恐懼。當積極利益發生沖突時，分歧便將出現。”

而在兩極體系中，因為隻需要專註於自身實力的增長（其他國傢的相對實力太小，加入任何一方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系統中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素將大大減小。在兩極體系中由於強國對於盟友的軍事依賴度低，因此在決策時它們可以較少地考慮盟友的意願與利益，獲得更大的戰略靈活性和決策自由的擴大。相比於多極體系下誤判的時有發生，兩極體系下引發的沖突的直接原因往往是過度反應，“而後者隻會耗費金錢和引發有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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