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子烈同志回傢吧！”——毛澤東的鐵骨柔情

孫果達（知乎專欄《史苑踏石》）

在張國燾出走後，誰又能料到，毛澤東竟然會親自批準張國燾懷孕的妻子楊子烈與兒子海威“回傢”。盡管幾十年過去瞭，但該批示的文字與語氣依然有著溫暖人心的力量，更是證明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充斥著對毛澤東的偏見和歪曲。如果結合該批示，再看《我的回憶》對毛澤東和王明的評價，或許更能體會中共中央當時的良苦用心和張國燾出走的真正原因。

一、毛澤東的態度

張國燾說：毛澤東“善於表演兩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設法從各方面打擊我，可是見面時，依然是像從前一樣，笑逐顏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頁】這就是說，但凡在私下見面，毛澤東總是“笑逐顏開”。其實，按照常情常理或普遍規律，所謂“兩面派”往往是指公開客氣而背後“下刀”。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往往證明前者是不得已而為之，後者作為私下的態度，才是真情實意的流露。

“毛澤東輕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無關重要。他說他參加中共以來，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他進而表示，一說到土匪軍閥習氣，連他自己都有一點。”“毛澤東這些話，顯然是希望我承認所加於我的‘土匪軍閥習氣’的批評。我當時對他的偽善，很感氣憤”。【《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62頁】毛澤東以己為例，顯然是希望張國燾對批判不要介意。

“林伯渠當時采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各有缺點，過去所發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現在大傢應顧全大局，個人隻好委屈一點。”【《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63頁】林伯渠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應該是與張國燾私下溝通的合適人選。他請張國燾吃飯大概率不是自作主張的個人行為，其重點顯然是轉告張國燾“領袖們”或有不足，但為“顧全大局”，對“個人”隻能“委屈一點”。

毛澤東在首次批判張國燾大會上的發言也令張國燾不解：“毛澤東的發言，有些故示輕松的姿態，不斷的格格發笑，也似乎在那裡自鳴得意。他說話的大意是：張國燾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傾向，曾是‘小組織的老祖宗’。此外他根本就沒有說到甚麼‘罪狀’，就進而表示現在形勢對國燾同志不利，同志們都在批評他，有甚麼辦法呢？他於是冷笑著，勸告我就認個錯罷？”【《我的回憶》第三冊，第365-366頁】毛澤東是用商量的口吻“勸告”張國燾“認個錯”。當張國燾無法從毛澤東的語言中得出其所需要的結論時，往往就自以為是地，甚至疑人偷斧地用毛澤東的各種表情作為主要依據。

毛澤東對“托派”的態度也令張國燾不解：“覺得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他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系，以期一致抗戰。毛還說到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鬧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團結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 【《我的回憶》第三冊，第421-422頁】當時張國燾顯然對“托派”問題分外敏感，畢竟關系到其個人的命運。毛澤東的言外之意也很明確，連已經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也可以“合作”，何況隻是犯瞭個“錯”的張國燾。

二、王明的態度

王明的態度與毛澤東截然不同。張國燾說：“他指出我們和甚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他用字典裡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瞭得；如果斯大林知道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傢為之默然。”“他說明聯共內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黨分子，難道中共內部就太平無事嗎？中共內部必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隻是我們兩條戰線的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瞭。”【《我的回憶》第三冊，第422、423、424頁】

顯然，張國燾聽得驚心動魄，豈止“默然”。他立刻想到：“一九三O年底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瞭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現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志。這就證明斯大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著王明到中國來瞭。”“難道我要像佈哈林等人那樣，聽由斯大林殺害嗎？”【《我的回憶》第三冊，第427、428、431頁】

對比張國燾回憶錄中毛澤東與王明截然不同的態度，張國燾最後選擇出走的真正原因應該不言而喻。更應該指出的是，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沒有反映毛澤東當時讓楊子烈母子“回傢”的事實，顯然不是疏漏。原因很簡單，如果據實寫出毛澤東當時對楊子烈母子的真實態度，那麼《我的回憶》中對毛澤東的種種貶損還有多少可信度呢？

三、附件：《往事如煙》——楊子烈回憶錄節選

眾所周知，張國燾的出走不僅連一個警衛員都無法帶走，甚至還拋下瞭懷孕的妻子和幼小的兒子。以下是楊子烈回憶錄的節選：

“過瞭差不多快一個月，並未見到國燾回來，也未有隻字給我。我心中雖難過，也羞於去問誰。這是兩種心理在作祟：第一，因為共產黨在秘密工作時代，誰未負責該項工作，誰就不應知道該項工作的秘密，何況那時白色恐怖很厲害，同志們知道黨的工作秘密越少越好，十數年來我就養成瞭這種習慣。第二，國燾是我的愛人，最親愛的人。他走向何處去，竟不對自己講，問別人（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別人還能講嗎？離別將近七7年瞭，才相聚數月，竟又不告而別？我在盛氣之下，更不願去問他人瞭。”

“差不多過瞭一個月，一天，組織部電話來瞭，請我速去一趟。”“組織部有很多人，不知是才開完會，還是才吃畢飯。大傢看見我都和顏悅色的向我微笑。我更感到高興！陳雲同志立刻招招手，請我到另外一間房裡坐。低聲說：「子烈同志，你知道嗎？最近黨內發生瞭一件震驚全黨的大事。」

「噢！發生瞭甚麼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一怔，驚奇的問。

「國燾走瞭！」陳雲雙眉緊皺，低著頭說。　　

「噢！他不是黨派往……。」　　

「不是，他走瞭！」　　

「他走瞭？」我垂著頭吶吶地說，心如刀絞。

「國燾有一封信給你，他在漢口等你，你去不去？」陳雲將信交與我。　　

我心中又是一怔。滿心想去找國燾，恨不得馬上能夠看見他。但一時不好意思出口，隻低聲說：「我考慮一下。」　　

「好！你肚內的孩子已有幾個月？」他看著大腹便便的我。　　

「六個月瞭！」　　

「那你要好好當心！若果有同志們閑言閑語，你來告訴我好瞭。」他異常關切的對我說。

國燾信中的大意是：子烈賢妻吾愛吾妹：不告而別，請妹原諒。我在延安苦悶，現到漢口等你，希望妹攜愛兒海威來漢口……。

次日上午，勤務員引我到毛澤東的住處，剛巧劉少奇同張聞天都在。我還未開口，毛澤東就熱烈的走近我，很和藹的輕輕在我的肩膊上一拍，似認真又詼諧的大聲笑著說：「好呀！子烈，國燾把你丟下，跑瞭！」　　

我在喉管裏咕瞭一下，說不出話來。半天才強自鎮靜的說：「他為甚麼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漢口找他，問個明白，把他找回來。」　　

「好呀！你若能把國燾找回來，那你就是共產黨的大大功臣。」毛澤東高興得伸出右手大拇指。　　

「子烈！到我那裏來玩嘛。」劉少奇親切的說。

又過瞭一段時期，我帶著兒子海威和勤務員領路到組織部去。李富春、陳雲都在，我開口就問自己走的事。

「要走，就快走！」陳雲低聲說。　　

「好！我去找毛主席。」我們立刻離開組織部。　　

此時正是下午，他正坐在外面一張長桌旁寫文章。他的住處是兩間長條形的房屋，裡面是臥室，比較暗，外面一間有大門，較為光亮。門外也是個長方形小院，隻記得院中有一顆頗高大的樹。

「毛主席，我想回傢養孩子，你批準我吧！」我說。

「那是組織部管，你去找他們。」毛說時聲音很低。

「不，我剛才從組織部來，富春同志說是你決定的。你看我大著個肚皮，跑來跑去，實在跑不動瞭！你現在就幹脆寫張條子給我吧！」我懇切的說。　　

他提起筆，攤開一張白紙寫：「讓子烈同志回傢吧！」他一面寫一面說：「你是好的，一切都因為國燾不好。現在國燾已被戴笠捉去瞭。戴笠是甚麼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國民黨的大特務呀！你去瞭漢口以後生養孩子的一切費用，黨都可以負責，你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到黨裡來。」

在延安送路費時，組織部申明到西安時路費不夠，那裡可以再給。

在漢口，周恩來對我說：「奇怪得很！我不知道國燾為甚麼要離開黨？在辦事處我同他談瞭兩天兩夜，請他代表黨到莫斯科或任何國傢去考察，他都不答應，我陪他去看蔣先生，回來時，他竟跟著戴笠走瞭。」

從此我同幼年時代的老同學和老朋友們，都成瞭咫尺天涯、相逢而不相認的陌路人瞭。

（摘自【楊子烈：《往事如煙》，香港自聯出版社1970年版】）

必須指出，楊子烈的“往事”回憶，對中共中央，特別是對毛澤東還流露著感恩之情。也許，正因為多少還有自知之明，其所憶的“往事”僅僅從其出生到漢口即將與張國燾見面時就嘎然而止。此後的一大段“往事”，也許並非是因為“如煙”，而是不敢也不堪甚至無顏面對瞭。

還必須指出，《往事如煙》出版於1970年，其時張國燾與楊子烈已從香港移居加拿大並信奉基督教。也就是說，該書內容張國燾不僅知道，還極可能參與。因此，該書對毛澤東的感恩之情，就完全不能排除張國燾夫婦利用該書披露當年的事實，就如基督教的自我救贖，婉轉地向毛澤東致歉的可能。確實，《我的回憶》對毛澤東的評價有過多且過分的不實之詞，晚年的張國燾理應心中有愧。同樣，如果不是楊子烈的白紙黑字，又有誰能夠瞭解毛澤東當年的鐵骨柔情？

孫果達：《史苑踏石》目錄鏈接（22.09.29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