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四十景》

乾隆帝建造西洋楼的想法来自他的自信。曾有宫廷御用画师告诉乾隆帝，法国凡尔赛宫的喷泉名声显赫，是世界驰名的景观。乾隆认为大清帝国是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理应拥有媲美于凡尔赛宫的喷泉盛景。于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命令59岁的郎世宁参与圆明园西洋水法工程设计。

乾隆帝向郎世宁询问在京城内的西洋人中何人擅长水法工程。郎世宁推荐了具备数学和水力学知识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当年秋天，第一水法工程竣工。乾隆帝看后非常高兴，又命郎世宁及其助手王致诚负责整个“西洋楼”工程的设计和建造。乾隆帝要求郎世宁绘制意大利和法国的宫殿与喷水池，郎世宁并没有听从皇帝的意见，而是呈上一个迷人的可以容纳多座喷水池的设计。虽然这两位传教士都非科班出身，但为表达对中国皇帝的衷心热爱，他们还是不畏酷暑风雨，成功地把一系列壮美的欧洲建筑移植到了长春园中。其中，植物学家戴卡维绘制了这座园林的布局，神甫杨自新制作了由郎世宁设计的钢栏杆。此外，传教士艾启蒙、建筑师利博明等人也参与其中。他们所用的建筑书籍或从欧洲带来，或向北京的三个基督教机构借阅。西洋楼落成后，乾隆帝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加以庆祝。

西洋楼的主要殿堂是海晏堂，与凡尔赛宫的“荣誉院”较为相似。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之下放置了一个蓄水160多立方米、名叫锡海的巨大水池，池中装满了金鱼，水池周围设有挂满葡萄藤的铁丝网。水池的每一边都有一个房间专门放置水压机器，为喷水池和小瀑布提供水源。

乾隆帝喜爱的维吾尔族妃子容妃（香妃）曾在方外观和远瀛观居住，附近有线法山，正是为了向她呈现家乡风貌而造。容妃从方外观、远瀛观走出来，经过远瀛观的类似法国凯旋门的三座大门，便可通往隐藏在树丛中的线法山。据说，乾隆帝也喜欢骑马到线法山山顶的八角亭观览风景。

不过，乾隆帝并不太习惯待在西洋楼中，建造西洋楼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罢了。遗憾的是，这些伟大的欧式建筑群除了收藏欧洲的艺术珍宝和扮演娱乐功能之外，并没有给中国的建筑带来示范效应。西洋楼建筑物内陈设了大量的奢侈品、欧式家具、时钟、绘画、机器、玩具

别有洞天

等。其中包括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送给乾隆帝的“戈伯朗挂毯”、法国美女全身像以及可照全身的长镜；176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送来的博韦地毯。但乾隆帝和大臣们并没有关注和研究巴洛克式建筑里所展现的数学领域的精确性以及机械程度的大大加强，更不知道具有分析性的几何学正发动着工业化且正在开启新的科技时代。

谐奇趣遗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为了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和提出通商要求，英国正使马戛尔尼精心挑选了600箱礼物送给乾隆帝，其中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如西瓜大炮、铜炮、自来火炮、舰船模型、军用望远镜等。英国使团到达北京后，尚在避暑山庄的乾隆帝指示和珅将使团送来的贺礼带到圆明园，并挑选出其中最大的八件礼物安放在正大光明殿。

马戛尔尼看到乾隆帝从自己身边经过，却没有机会直接跟皇帝对话，因此也就无法再次劝说乾隆帝考虑他提出的商务贸易要求。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表明，乾隆帝有足够的智慧维护自己所认识的世界秩序和清朝的安全，却没有预见到新世界秩序的浪潮正在被英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所引领，并在其后冲击到他引以为傲的大清帝国。虽然马戛尔尼曾为圆明园的辉煌所震惊，但还是说出了一个局外人的客观看法：“大清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的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站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乾隆是一位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皇帝。由于乾隆自幼跟随康熙皇帝接见欧洲使臣，执政后又长期大量使用耶稣会士。因此，耶稣会士在增强乾隆对当时世界的了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马戛尔尼的关注及对乾隆皇帝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史过程中的影响的负面批评，这多少夸大了个别事件和个别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力。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若干问题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看，应放在全球贸易和全球历史的发展视野下进行研究。

迷宫景方外观遗址

方外观石刻

乾隆帝对西洋玩物的追求可谓登峰造极，有技艺的传教士成为满足他享乐欲望的御用工具，清宫里的做钟处蜕变为他的玩具作坊。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王公贵族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这股“西洋风”不过是奢侈享乐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影响，而无积极作用。这些人对西方科学没有兴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尤其是乾隆帝，他的宗旨是“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

远瀛观与大水法

另一方面，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教，科学不过是他们的传教工具。如果只开花不结果，他们就不愿意为这个不想接受天主教的皇帝永远服务。乾隆也看出了这一点。为了收其人用其人，乾隆时常放松禁令，对他们网开一面，让他们在渺茫的希望中继续为清廷服务。在圆明园中，西洋楼区总面积为8公顷多，是皇家宫苑中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的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合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海晏堂景海晏堂残石

第三节 品味劫难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绮春园并入圆明园。嘉庆四年（1799年），成亲王赐园“西爽村”被并入绮春园。而绮春园原为大学士傅恒的宅第。嘉庆十六年（1811年），已逝世的庄敬公主之赐园“含晖园”也被并入绮春园。绮春园的面积大大增加。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帝把圆明园南面与畅春园毗邻的一座风景幽美的园林赏给和珅。和珅得此园后进行大规模扩建，疏浚、清理该园周围的大片稻田、河池，兴建人工湖泊，并在湖心建造了一座小岛，岛上修筑亭阁，同时将挖出的泥土堆在湖泊四周成山；园内建满了楼台亭阁、假山叠石，共有房屋1003间，游廊亭阁357间，号称当时“京师第一”私人园林，改名为“十笏园”（淑春园）。和珅的这座私人园林比起那些亲王、郡王的府邸有过之而无不及。

嘉庆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惩处权臣和珅，嘉庆帝认为和珅的“十笏园”堪比圆明园，其中“其园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公布其犯有20大罪状，惩办和珅后，将其在圆明园周围的赐园收回，重新分赐给公主和亲王，还把十笏园的一半留给和孝公主，一半赏给成亲王永瑆。

嘉庆帝可谓是有责任心的皇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河南境内的黄河决口数次，受灾严重，嘉庆帝对此忧心不已，想要在十月初六日万寿节节省开支，减少内心的愧疚之情。从九月下旬开始，庆祝万寿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从圆明园到西直门设了不少经坛，和尚、喇嘛为皇上诵经祈福，香烟缭绕，木鱼声声。十月初六日，嘉庆帝六旬万寿庆典，文武百官、蒙古王公、西南土司、属国使臣前呼后拥，纷纷朝贺。

嘉庆帝面对乾隆末年以来危机四伏的政局，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的亲信死党。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嘉庆年间内乱频发，嘉庆帝不断升级圆明园的护卫工作。可以说，嘉庆帝对圆明园管理之严格不亚于父亲乾隆。

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从整顿过的满洲旗营里挑出五队士兵守卫圆明园，士兵人数增加到6408人，是固定额数的两倍。嘉庆五年

（1800年），肃亲王永锡私自通过太监把玉器转送给皇三子绵恺，不仅有拉拢关系的嫌疑，还破坏了圆明园的管理条例。嘉庆帝下令革除肃亲王镶蓝旗汉军都统及圆明园管兵事务二职，交宗人府议处。

嘉庆六年（1801年），嘉庆帝将弘雅园改称集贤院，作为各堂官公寓，解决了满、汉文职各衙门堂官在圆明园无办公、休息场所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圆明园的朝堂制度。

但嘉庆帝这样做也不能起到安全作用，在嘉庆八年（1803年），嘉庆帝在从圆明园起驾回紫禁城的途中，遭遇到厨子的袭击。这年二月，嘉庆帝前往东陵，向父皇在天之灵汇报历时九年、波及五省的白莲教起义终于被镇压了下去，百姓苍生得享太平。从东陵祭拜回京时，正值春暖花开，处处鸟语花香、春意盎然，嘉庆帝心情大好，临时决定先到圆明园住一阵子。当嘉庆帝御驾到达圆明园门口时，内务府的一个名叫陈德的厨子忽然拿刀冲向嘉庆帝，看样子必要置其于死地。众侍卫当时愣在当场，御前侍卫某额驸反应及时，一阵打斗之后，侍卫们联手将厨子擒下。

嘉庆帝遇袭后，立即命令诸王大臣、六部九卿等联合审讯成得。陈德拒不交代刺杀动机，只说“事情若是成功，你们现在所有的地位就归我了”。大臣们想严刑逼供，又怕陈德受不住刑死掉，更问不出所以然。况且刑罚太重，陈德可能会胡乱指认背后主使，说不定会牵涉到自

己。找不出幕后主使，此案只处罚了陈德及其家人，而没有株连其他人。嘉庆帝下令凌迟处死陈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其实，陈德行刺嘉庆皇帝确实没有势力强大的幕后主使，因此严格意义上算不得什么政治案件。这场风波虽然有惊无险，但嘉庆帝还是决定加强圆明园的防卫体系，命军机大臣会同内务府大臣和管理圆明园的大臣共同商讨办法，制定加强护卫的具体措施。有人提出增高并加厚圆明园宫墙，有人建议增加兵

丁，嘉庆帝认为后者可行，于是内务府在圆明园附近再建了1096座军营。

事实上，下层百姓才是真的委屈和倒霉。他们不幸生于民生日益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清王朝衰落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嘉庆帝即位后，已经倾尽全力。

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帝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镇压起义军以及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的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帝对西方的态度与乾隆帝如出一辙，以“利玛窦规矩”为重要核心策略，坚守大国怀柔远人政策，丝毫没有意识到外患正在迫近。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嘉庆帝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其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嘉庆帝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道光帝第一次以皇帝身份进入圆明园，步入勤政殿；园内宫苑的环境令他十分喜悦，也深感皇帝之位责任重大，这让他发誓要以先辈为榜样，做一名勤政的仁君。

九州遗址

道光年间的圆明园行政管理已形成制度化，各级职位固定下来，不再新添或减少。掌管圆明园的各级职位从高到低依次排列为：郎中、员外郎、主事、委署主事、六品库掌、六品苑丞、七品库掌、七品苑丞、八品苑副、笔帖式、库守、学习笔帖式、效力柏唐阿、园户头目、园 户、园隶、匠役、水门侍卫和水手蛮子。

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帝在“九州”之“怡情书史”旁边修建“慎德堂”等殿宇，作为自己的寝宫。道光帝非常喜欢自己设计的新寝宫。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圆明园主殿的圆明园殿、奉三无私殿、九州清晏殿发生火灾，三殿均被付之一炬，慎德堂的部分建筑也被烧毁。

次年，道光帝修复三大殿及慎德堂，并亲自撰文纪念。

道光十六年（1836年），圆明园三殿失火。道光帝震怒，以责任轻重分别严惩相关人员。惩罚由重到轻依次为：太监韩进玉绞监候，秋后处决，入本年朝审情实；已革首领太监黄喜、刘文得，太监袁进喜，发往打牲乌拉，给官员为奴，遇赦不赦；内殿八品首领太监赵喜、七品总管太监王进朝，均革去顶戴，罚月银六年；已革去圆明园六品总管太监张二汉，罚月银三年；内殿总管太监王常清，革去顶戴，罚月银六年。

道光帝秘密立储时，在皇四子和皇六子之间举棋不定。到了晚年，他经常在勤政殿外徘徊，甚至先写下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的语句后，再写封皇四子为太子。从道光帝的正统思想看，道光帝自身以嫡长子身份顺利继承大统，当然更愿意封自己的嫡长子为储君。然而，清朝历代帝王都更看重皇子个人的治国安邦才能，而非看重嫡长子的身份。

道光帝在这两种观念之间犹豫不决。如果皇四子的才能超过皇六子，道光帝无疑会认为皇四子像自己一样具备双重优势，也会毫不犹疑地选定为继承人。但是，偏偏这个皇四子不争气，在个人才干与身体素质上均不如皇六子。道光帝为此非常苦恼，不知到底该让哪个儿子继承大位。他曾为此事咨询静贵妃的意见，说自己想立皇六子奕为储君。静贵妃效法道光继母孝和皇太后当年不立亲子而立嫡长子的美德，力劝道光帝不要立自己的儿子，而要立嫡长子。有了静贵妃的建议，加上对孝全皇后的怀念之情，影响了道光帝的判断。最终，道光帝把天平向嫡长子身份而非个人才干倾斜，勉强立皇四子为储君，此即咸丰帝。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在慎德堂内驾崩。

廓然大公遗址

嘉庆与道光时期，清朝貌似强大，实乃黄昏夕阳。而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全力向外扩张。清朝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受到了更加猛烈的冲击。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比马戛尔尼的失败更惨。阿美士德已经到了圆明园却连皇帝也没有见到，不仅没有完成英国政府的使命，而且连提出要求的机会都没有。英国政府派他访华是希望博得清朝对英国的好感，趁机取得各种特权，而“礼仪之争”却使这一切化为泡影。中英两国的关系不仅丝毫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进一步加深了清廷对英国人的戒备心理与敌对情绪，制定了一系列的防范外夷章程，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措施，订立了治罪专条和《管理西洋堂事务章程》，加强了对在华传教士的管理，严格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清廷继续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传教士及其科学技术成了清朝统治者的御用玩意儿。清朝官方对西教与西学有着明确的区分，他们宣扬“西学中源”，并视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为“异闻”。这反映了他们的天朝心态，以自我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兴趣，没有主动认识其他国家的热情。

英国政府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放弃了和平外交的方式，逐步形成了用武

力摧毁清廷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而清政府面对汹涌而至的西方势力，仍然在迷梦中沉睡不醒。

到咸丰元年（1851年），清朝国力已大大下降，军事、政治、财政状况江河日下。广西爆发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刚刚年满20岁的咸丰帝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经过半年的镇压，局势并没有好转。转眼到了重阳节，咸丰帝照例在圆明园与诸弟登高赏菊。当时，南方局面失控，兵力难以为继，如何是好？站在高阁之上，咸丰帝丝毫没有兴致观赏秋景，反而感觉阵阵寒意从心底涌起，内心凉意浓浓。

海晏堂石残件

咸丰帝的改革力度超过了嘉庆、道光两代君主。他重用汉族大臣，严惩贪污腐败。但咸丰帝可以说是命运最惨的一位。太平天国运动让他赶上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让他摊上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没落也让他碰上了，他驾驭的又是一条已经航行了两百年的千疮百孔的“破船”。他无处回避，责无旁贷又无力回天，为此痛心疾首，抱终身之恨。咸丰帝虽说是呕心沥血，用力改革，可还是没有挽回败 局，清朝还是那样千疮百孔。他的大变革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政治腐败、国库亏空、民生凋敝、兵将腐败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咸丰帝最终没有听从大臣们的劝谏，执意回到圆明园居住。每年年初，咸丰帝入住圆明园，冬至再回到紫禁城，并不比其他皇帝在圆明园住得时间短。

镇压太平天国之时，咸丰帝忧心如焚、深为自责，做出一个异常的决定：取消在圆明园庆贺自己的三十岁寿典，圆明园为皇帝举行万寿庆典的传统至此终结，同时还禁止地方官员到京城委托祝寿。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廷提出修约等要求，遭到咸丰帝拒绝，导致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清宣战，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攻占广州，但被击退。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帝十分愤怒，但是不得不批准。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帝见大沽口获胜，尽毁《天津条约》。而后，英法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新的侵略。

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六月，向大沽口进攻，咸丰帝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 师。”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和战不定，痛失歼敌良机。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咸丰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口再次沦陷。八月一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并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通州八里桥之战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史称“庚申之变”。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以“木兰秋狝”为名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命恭亲王奕留京议和。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六日，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次日进行抢劫之后焚毁殆尽。

1860年圆明园劫毁后，圆明园三园内还残存一些建筑。据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奏报说，圆明、长春、绮春三园仅有蓬岛瑶台、慎修思永、双鹤斋等座，及庙宇、亭座、宫门、值房等处，虽房座尚存，但殿内陈设和几案均被抢掠；宫门两侧罩子门及大北门、西北门、藻园门、西南门、福园门、绮春园宫门、运料门、长春园宫门等处虽未焚烧，而门扇多有不齐。后陆续查知，园内未毁殿宇尚有：春雨轩、杏花村、知过 堂、紫碧山房、乐在人和、课农轩、耕云堂、鱼跃鸢飞、廓然大公、绮吟堂、藏舟坞、文昌阁（殿）、魁星楼（殿），长春园海岳开襟、林渊锦镜，以及绮春园绿满轩、湛清轩。未毁亭座有：顺木天八方亭、万方安和十字亭、绮春园森翠亭、袭矩亭（仿胜）、云漪馆重簷四方亭。未毁庙宇有：春雨轩土地祠、双鹤斋吕祖亭（采芝径）、课农轩观音庵，绮春园庄严法界、河神庙、惠济祠、正觉寺。长春园西洋楼之谐奇趣、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等，虽被焚烧，但主体结构尚存。

圆明园虽被毁，但仍是禁园，设总管等管理官员。同治年间曾试图部分重修圆明园，但终因财力不足，在许多大臣的反对下而停修。

方外观遗址

同治帝和慈禧太后对圆明园深为怀念，甚至不顾众议地表示要重新修复圆明园。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情形下修园，很难被传统的道德观所接受。何况当时清廷的财力已尽枯竭，无力再修园了。不过，慈禧对圆明园的怀念之情很难排解，一心想恢复御园旧貌。

同治帝的父亲咸丰帝因圆明园被毁含恨而死，并于弥留之际要求圆明园同道堂印章陪葬，以示对圆明园之遗恨。同治帝对此大做文章，几次提到重修圆明园以尽孝道。慈禧太后早年在圆明园得到宠幸，并于园中生下同治帝，因此也盼望恢复御园旧日风光。1867年，一位言官出面主张募款修园，结果筹款有限。同治十二年（1873年），慈禧四十大寿，同治帝为表孝心，命令内务府重修圆明园为母亲贺寿，让两宫皇太后在绮春园颐养天年。他知道国家财政困难，只要求修复太后居住的绮春园，包括清夏斋、承恩堂、天地一家春等。当时慈禧把绮春园改名为万春园。后来万春园之名流传较广，可见当时的修复工程还是有些成效的。内务府接到圣旨后立即开工重修圆明园，但因资金紧张，经常是开工不久就陷入停工窘境，整个重修过程时断时续。1874年5月，朝廷募集捐款30万银两，这与修复圆明园所需的几千万银两相差悬殊。尽管如此，主持样式房工作的第六、第七代样式雷，雷思起、雷廷昌父子仍一丝不茍地制作了上千件画样和烫样，慈禧也亲手修改和设计了许多图样。

慈禧于圆明园得幸而终至显贵地位，垂帘听政后，慈禧经常去看圆明园废墟，遥想昔日繁华，伤感不已，时常泛起修复圆明园的想法。但是因为有太平天国战事，她也怕被慈安太后指责，所以始终没有袒露此意。19世纪70年代，国势稍为安定，慈禧便怂恿同治帝修复圆明园，引起重修风波。同治帝的修园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紫碧山房遗址

1900年8月14日，俄、德、日等八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翌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逃。侵略军在京城内烧杀掳掠，京城内外秩序大乱。战乱中，土匪、兵痞（八旗禁军成散兵游勇，化兵为匪）趁火打劫，蜂拥而至圆明园，推倒残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瓦、砍伐古树名木。历时数月，圆明园原幸存的及经同治、光绪两朝修缮、拆盖的百余座数百间园林建筑，均遭彻底毁灭，树木砍伐殆尽。

敷春堂遗址

经此变故，圆明三园除断垣残壁、巨石杂草和荒山绿水之外，幸存的仅有绮春园宫门、朝房、福园门、运料门门楼及正觉寺几座屋宇。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西洋楼的残存建筑较多。而园中各处有自流井，水比较多，所以被毁后的圆明园很潮湿，苔藓遍地，人迹罕

至。光绪初年，普通百姓用铜钱贿赂守门之人就能进园。

正觉寺

圆明园劫难后，西洋楼的建筑石件长期受到军阀、官僚、土匪、地痞的盗窃破坏。1933年，地方当局曾一度在线法山上修建哨所三间，派驻警察四名，负责看守园内遗物。如今，除土丘外，仅见西门少量石雕残件和东门一些坍塌的假山石。圆明园罹劫后又经百年风雨，远瀛观和大水法的巨型雕柱、石龛仍孑然屹立于原址，成为现今圆明园遗址的核心形象遗存。观水法的五块石屏和两座方塔曾流散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内，圆明园管理处于1977年运回原址归位。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遗址也先后全面清运渣土、流土，廓清基址，归位水池，西洋楼残石断柱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符号，是圆明园的核心文化遗产。

大水法遗址石纹鉴碧亭与残桥

[1] 英国外交官，1816年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事宜，因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

第三章 欧式园林设计师

康熙五十四年，广东巡抚杨琳奏报：『七月十九日有香山澳本澳商人，从小西洋贸易船回澳门，搭载西洋人郎宁石、罗怀忠二名。……因天气暑热，在船日久，请假休息，并制作衣服，往北京天朝效力。』康熙帝看了奏折后，朱笔批示『西洋人著速催进京来。』为了博取皇帝好感，便于在中国传教，他开始学习汉语，穿中国人的服装，还取了名字，他叫——郎世宁。

猎奇是乾隆的一大癖好。圆明园特意开辟出一片空地建西洋楼，成为中西园林文化融合的独特景观。乾隆帝对设计具有主导权，这与西洋楼这一园林形式表现为皇权至上的思想有关。

西洋楼的建造与凡尔赛宫有很大关联。凡尔赛宫由法国最杰出的园林建造大师勒诺特设计和主持建造，是当时最大的名园，在西方的建园史上开启了崭新一页，是路易十四为了满足虚荣心，代表自己的至尊与权威而建造的。在当时，东方与西方是非常相像的。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深得乾隆帝信任和喜爱的宫廷画师郎世宁，是西洋楼建筑及内外装饰的整体规划的设计者。蒋友仁作为水动力专家，主要负责西洋楼水法的流水喷泉等装置及机械运转的相关设计。圆明园西洋楼建筑风格的确可以被认定为是欧洲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延续，以意大利巴洛克风格为基础，走出了中西融合的建筑美学和装饰美学之路。

从设计师的聘用可以感受到以耶稣会传教士为核心的设计师的用意，加速了中西园林建筑的交融。

圆明园西洋楼始建于1747年，共分三期，前后历时13年，于1760年全部完工，包括谐奇趣、养雀笼、花园门、迷宫、方外观、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和线法墙。

乾隆在《观谐奇趣水法》一诗中得意地写道：“连延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惊潮翻石千夫 御，白雨跳珠万斛量。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这是西洋建筑群与喷泉第一次大规模借景，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并融合了传统建筑理念，也是西洋水法的大融合，基本以水为主脉，各点的喷泉为载体，使得整体的水脉贯通。西洋楼建筑群是结合传统建筑元素，采用大理石为体、西式花纹作装饰的大型花园。乾隆帝对自己主导修建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西洋楼非常满意。

大水法遗址

西洋楼修建期间，欧洲建筑及装饰艺术刚经历了巴洛克风格繁盛的17世纪，并正在经历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当时为了建造西洋楼，清廷从欧洲搜集了大量建筑及装饰的资料以供参考。为达到中西融合的建筑理念，西洋楼设计团队运用独特的“西学中源说”（即认为西方的科技原本发源于中国，后因秦焚书，以致失传，但却辗转流入西方），为圆明园的设计费尽心思。

海晏堂遗址

第一节 无处不在的乾隆

乾隆帝可谓无处不在，西洋楼的设计、建造、装饰等都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中。在画稿的设计中，有将近20余人参加了样稿的设计工作，但要通过乾隆帝的亲自审阅与定夺，就要先经过三重的审核。审核程序包括：一、画样稿；二、奉旨批示；三、照样作画。另外还要秉承“西学中源说”这一宗旨，这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康熙时期开始，清代帝王便对西方有了浓厚的兴趣，逐渐加大了与欧洲的往来。圆明园长期聘用来自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耶稣会士，没有涉及宗教信仰，而是从基督教文化、西方绘画、钟表、园林建设等方面进行交流与融合。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修会，自利玛窦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传教，其传教士不仅在中国立足，而且还直接为清政府甚至皇帝服 务，同官方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此后，路易十四决定选择精通数学、擅长舆地工作、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教士来华，从而开始了以科学传教团为媒介的中法交流。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对促进中法两国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仅直接导致欧洲汉学的兴起，还为中国统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法国和欧洲的窗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法国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一事也随之终止。

乾隆在青少年时先后师从数位理学名家，接受了极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乾隆不仅会说满语、汉语和蒙古语，还学习过藏语和维吾尔语。他不仅了解清朝周边的国家的基本情形，还对远在欧洲的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了解颇多。从其日心说、共和政体，再到其海外殖民地、王位继承等，乾隆均表现出具有一定的兴趣。这与清代长期任用耶稣会士有关。为乾隆帝作画的画师都具有当时欧洲领先的绘画水平，而郎世宁、王致诚修士更称得上是欧洲最有技巧的画家。王致诚修士在宫廷作为画师为乾隆工作就达25年之久。在西方园林艺术的东渐过程中，当西方园林艺术与中方古典园林艺术出现相冲突时，因传统的建筑思维接受不了西方的建筑理念，也不免要采取本土化的变通方式。这也是西洋楼融合中西建筑文化元素的核心理念。

乾隆帝喜爱的是具有写实风格并掺杂大量中国审美标准的欧洲绘画。他的这种喜爱更多的是由于这些绘画展示了他希望展示给他人的自身形象、功德或者某些具体内容。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中国，一直在内廷行走，为皇帝作画，受到三朝清帝的赏识和器重。郎世宁的创作活动在乾隆年间最活跃，他为乾隆画了许多御容画和后妃的肖像画，还画了不少富有政治色彩的作品。圆明园内就藏有大量由郎世宁完成的绘画作品。

遵照乾隆帝的旨意，郎世宁、王致诚还在绘画的过程中与中国画家联手合作。《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记载，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太监荣世泰传旨：“接秀山房澄练楼楼下南间南墙著郎世宁画御容，方琮补景绢画一幅。南间东墙著王致诚、王幼学等画线法绢画一幅。北间北墙著姚文瀚、陆遵书画九峰园图绢画一幅。”

乾隆还指定宫廷画师丁观鹏、张为邦、王幼学、伊兰泰等人向郎世宁学习油画，推动融合中西方新画法的传播与实践。乾隆喜欢观看耶稣会士作画的过程，经常亲自参与耶稣会士的整个作画过程，不断地让耶稣会士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画作进行修改，对画师郎世宁、王致诚和潘廷璋均是如此。看来他对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的基本国情、科学发展等，具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

乾隆帝在绘画、机械制造、天文、地图及翻译等领域长期、大量地任用耶稣会士，同时又长期严厉禁止基督教在地方的传播，这种将其宗教与世俗工作能力截然分隔的态度，引起了耶稣会士心酸的抱怨。圆明园的传教士们在寄往欧洲的书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将圆明园的图像资料带到欧洲，线法画也是西方传教士带到巴黎并制成铜雕版的。经过这些传教士的宣传，圆明园盛名远播。而好的园林作品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传统环境与外来文化的结合。至乾隆时便有了修建西洋建筑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乾隆帝一向以风雅自许，对巴洛克风格情有独钟。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召见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进前讲解，西方传教士的介绍获得了乾隆帝的高度赞赏。西洋楼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西方建筑，更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一个真实写照。欧洲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盛行于17～19世纪，主要是从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延伸到法国的室内装饰。西洋楼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装饰风格华丽繁复，造型流曲涡转，以植物纹饰辅助烘托人物与动物等神话、宗教等叙事主题。如此的装饰风格吸引了乾隆帝的关注，刺激了其拥有这类建筑的愿望。通过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的讲解，乾隆帝对水法兴趣大增，但其中也有多重因素的影响，制约了西洋楼的设计和建造。在长春园北边是两条并行横置的狭长区，上边是西洋楼景观。这里既有西洋式的楼群和喷泉，又有中式园林的雕塑和布局，是一场中西文化理念与工艺融合的成功产物。

由于设计师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均来自意大利和法国，因此这些西洋建筑均呈现出当时意大利巴洛克、法国洛可可式和勒诺特式的造园风格。从平面图看，圆明园中的整个西洋楼群呈现“丁”字尺形。

从养雀笼穿过花园门进入到海晏堂的建筑是规则的，道路也是平直的，但平直的道路被自然式的小水池间的小河所穿插，并建筑石亭，架设小桥，自然布置一些土山花木，打破了平直道路的呆板。西洋楼规划中的宫殿位于放射状道路的焦点上，强烈地表现出唯我独尊的皇家风

大水法

范。全盛时期的西洋楼景区东西长800多米，南北宽达80～100米，以建筑和喷泉为主。主体布局上采用欧洲建筑园林传统的几何形状，局部也有中式的浑然天成式布置。一条东西主轴线横贯全境，同时又灵活安排了几条与主轴垂直的南北轴线，使主轴线不像西方庭园那样毫无悬念地一望到底，而是被建筑物有节奏地分成了几段。其中以花园门南的小广场为中心，线法桥、谐奇趣、蓄水楼、黄花阵、养雀笼为第一组，养雀笼以东的方外观、五竹亭为第二组，海晏堂独自构成第三组，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为第四组，这是西洋楼的中心地带。线法山、方湖和线法墙则成为外围的第五组。西洋楼自西向东包括谐奇趣、养雀笼、花园门、迷宫、方外观、竹亭、海晏堂、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线法 墙。有些设计手法极为高雅，这些景观都是精心推敲过的。

大水法遗址观水法遗址

养雀笼遗址海晏堂南侧

当时建造西洋楼，清廷从欧洲收集了大量建筑及装饰的资料进行参考。对于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乾隆帝还亲自到园中择定地址，可以说是亲力亲为。西洋建筑群和园林喷泉第一次大规模仿建，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合了传统工艺特色。

第二节 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

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名城米兰，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兼画家来到中国北京。郎世宁（中文史料里亦作士宁、石宁、宁石）在传教士马国贤的引荐下进宫觐见康熙帝，年仅27岁，自此留居北京51年，以绘画供职内廷，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清朝初年，透视法、阴影法等西洋绘画技巧已由欧洲传教士带入宫廷，因为不能兼顾中国传统审美，所以并未受到广泛认同。直到意大利人郎世宁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他领会了中国画对神韵和意境的追求，融入古典油画对细节和光影的表现，终于在东方土地上开创了别具特色的流派。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广东巡抚杨琳向康熙帝奏报：“七月十九日有香山澳本澳商人，从小西洋贸易船回澳门，搭载西洋人郎宁石、罗怀忠二名。奴才于八月初六日传至广州。据郎宁石称，系画工，年二十七岁。罗怀忠称，系外科大夫，年三十六岁。俱于旧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到小西洋，今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十九日到香山澳。因天气暑热，在船日久，请假休息，并制作衣 服，往北京天朝效力。”康熙帝看了奏折后，朱笔批示：“西洋人著速催进京来。”为了博取皇帝对自己的好感，便于在中国传教，郎世宁开始学习汉语，穿中国人的服装，还取了名字。

据记载，“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赏异。凡名马，珍禽，异草。辄命图之，无不栩栩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郎世宁1766年去世，享年78岁，丧礼备极哀荣，乾隆还亲撰墓志铭，以示对这位高士的尊崇。但是在《清史稿》536卷中，对郎世宁的全部记述只有这短短几句。

召见郎世宁时，康熙61岁，酷爱艺术与科学，但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给予他艺术家的礼遇。康熙对他说：“西方的教义违反中国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国家才予以聘用。”即派郎世宁为宫廷画师，但不给他传教的机会。宫廷画师每日清晨从北京东华门附近的寓所步行进宫，七时向宫门禁卫报到。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688年3月21日），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

人，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见。17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路易十四与康熙帝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各自的国家推向了鼎盛之势，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成为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称雄亚洲。

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向中国的皇帝和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作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聚瑞图》轴、雍正二年（1724年）《松献英芝图》轴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等画幅，显示了郎世宁坚实的写实功底，也是郎世宁早期绘画的代表作，具有浓厚鲜明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

雍正初年，雍正帝开始驻跸圆明园，御园听政。为了对圆明园内的殿堂进行装饰，他命郎世宁绘制了大量的室内装饰画。郎世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意不是为了促进艺术交流，而是为了实现在他看来更神圣的理想——传播主的福音。当时中国各地的耶稣会非常注重与上层人士来往，有本事的传教士进入宫廷，直接接触最高统治者，期望教义能够自上而下渗透传播。

郎世宁得天独厚的传教利器是绘画，当时清朝以骑射定天下，贵族子弟人人爱马，画马就成为他最有力的敲门砖。他还与几位热爱艺术的皇子结下了私人友谊。古老的中国对任何新事物的接受都要经过艰难的排异反应，郎世宁这匹异域良马在其所处的时代，始终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

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记，雍正二年（1724年），圆明园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圆明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又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皇帝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做了如下评语：“此样画得好！”在宫廷之外，郎世宁还与雍正皇帝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关系颇为密切，如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为他们作画，并有多件作品流传至今。如《果亲王允礼像》页（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八骏图》横幅（江西省博物馆收藏）、《马图》册（上海博物馆收藏）等。通过这些作品和这一现象可以看出，郎世宁在宫廷之外频繁地进行艺术活动，在当时的满洲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艺术是当时流行的时尚。

西洋楼汉白玉柱遗存

雍正与乾隆的区别是，雍正虽然对艺术品要求严苛，但通常不干涉创作过程，允许画师和工匠发挥个性；而乾隆非常喜欢“参与”创作，并安排几名各有所长的画师合作，完成他认为趋于完美的作品。郎世宁独立绘画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动物主题的作品中，郎世宁被指定画动物，山石、树木、花卉等景物则由深谙传统的画师周昆、金廷标、方琼等补画。

郎世宁十分聪明地选择了一条中西合璧之路。在遵循中国人审美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引入西洋画的因素，开创了一条“西画中用”的道 路，形成了新画体，史称“郎世宁新画体”。郎世宁积极引入欧洲的透视法，不仅自己用透视法入画，还在业余时间教授宫廷中的其他中国画师透视法的基本原理，逐渐将西洋画在中国普及开来。

乾隆二年（1737年），郎世宁继续为圆明园绘制室内装饰画。据清宫档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二日传旨：著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畅春园寿萱春永处作画。繁重的工作，使年近半百的郎世宁疲惫不堪。乾隆三年（1738年）年初，郎世宁身患疾病，乾隆帝极为关切。二月二十七日，他赏银一百两供郎世宁养病之用。四月初，郎世宁病情好转，乾隆帝特许他在家工作，不必出门奔波。明确指出：“郎世宁之病如好了，著伊在家将保合太和围屏上画画，得时送进。”

乾隆六年，乾隆帝下旨：“坦坦荡荡半亩园亭后旧画著郎世宁改画，起稿呈览。”乾隆七年，乾隆帝谕：“方壶胜境大宝座格内著郎世宁画古玩稿，九州清宴殿内著郎世宁画油画。”乾隆九年，太监传旨：“著郎世宁画万方安和戏台后面石青地横披。”乾隆十一年，太监传旨：“著郎世宁等于奉三无私西墙上画通景画。”乾隆十二年，谕：“长春园八角亭著郎世宁起稿画通景画。”乾隆十三年，郎世宁奉命为长春园含经堂画油 画。乾隆十七年，为谐奇趣东西游廊两进间画西洋画，乾隆十八年，为长春园水法房大殿各处起通景画。乾隆十九年，为含经堂西进间画墙、慎修思永鉴光楼画通景画。除此之外，郎世宁、王致诚还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与中国画家联手合作。

郎世宁充分展示了他的西洋油画功底。这幅画造型准确、精细，以素描和明暗效果使图中物体具有了比较强烈的凹凸感和立体感。国画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将山水动植物当作客观存在之物，而且要赋予这些事物某种哲学上的喻义。在色彩上，郎世宁则展现了西洋画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鲜艳。给人鲜明、绚丽和浓重的感觉，这便是郎世宁卓然于其他宫廷画师的原因。他以严谨扎实的写实功底、注重明暗效果的绘画特色，以及作品整体上浓厚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同时又融合了传统中国画的飘逸写意，确立了自己在宫廷画师中的优势地位。

万方安和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从收藏的西洋画册中看到喷泉，便请教郎世宁。听了郎世宁的解释之后，乾隆帝对欧式喷泉兴趣大发。在修建长春园期间，郎世宁担任奉宸苑苑卿的职务，官职为正三品。在此期间，郎世宁完成了大量的创作与写生等绘画工作，还用了很大精力主持谐奇趣等西洋水法楼的设计和起稿，并绘制了其室内雕花和墙壁上的装饰画。谐奇趣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但其细部装饰渗透了传统的美术装饰手法。由于郎世宁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在规划布局方面更多是以意大利台地园为参照，建筑密度大大提高，有堆砌、猎奇的倾向。远瀛观建造较晚，建成时郎世宁已经去世17年，其设计师应当另有其人，但依然延续了原有的风格。

谐奇趣位于长春园北头西端，始建于乾隆十二年，内部璧画由郎世宁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画完草稿，再由王致诚放大。其东包括方外观、海晏堂、远浪观、线法山门、线法山（转马台）、线法山东门（螺丝牌楼）、方河、线法墙等东西向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花园地

盘”的规划设计蓝图，由郎世宁运用意大利式的方式勾画出来，经乾隆批准，交圆明园工程处分批施工建造，最后完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谐奇趣遗址南侧

圆明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建筑与喷泉，是在长春园东北面有一块狭长的区域，被规划为西洋楼。乾隆皇帝想在这里看到西洋的水法（即喷 泉），郎世宁早年在法国学过的建筑学就派上了用场。乾隆帝虽然不像他的祖父康熙皇帝那样，对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具有探究精神，但他对西洋建筑充满了好奇和热情，在西洋楼中的石雕上，对巴洛克艺术的运用方面有着自己的主张，为此石柱与水法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最后一组以中国十二生肖为代表的小型水法作品顺利地进入了实施阶段。

谐奇趣今景谐奇趣遗址之夏

西洋楼大胆地采用西方的建筑形式和内容，但又不生搬硬套，这也是迎合传统的“西学中源说”，并以“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 教”为宗旨。郎世宁在总体布置中，主要采用欧洲传统的几何构图，又在局部采用了中国的自然式布置，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可以说是西欧

园林几何构图与中国园林自然式山水布置相结合的一个例子。西洋楼的建筑是有规则的，喷泉及大面积水面的池岸多砌筑成整齐的几何形，而小河流的护岸则用乱石砌成自然式。迷宫是规则的几何构图，迷宫后面的土山及道路是自然风景的形式。在建筑形式和材料选用上，不但有欧洲的柱式拱券、彩色玻璃、铁花大门，也有中国的重簷屋顶、五彩玻璃、砖雕花饰。在造园的要素上，既有西洋的宫殿、迷宫、线法山以及喷泉、花坛、草坪，又有中国的水池假山和花径铺地。建筑物前面有西洋式的石狮子，但喷泉中的青铜塑像却是中国的十二生肖。在花木配植和

修剪方面，也是西方的几何形式和中国的自然风景形式双管齐下，视景区的情况而灵活布置。清代的造园家在郎世宁的指导下，引进国外园林建筑技艺，达到了中西融合的效果。

方外观与水池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郎世宁已六十八岁，从此未再离开北京，创作生活趋于平稳。这一年，郎世宁主持了长春园谐奇趣以东西洋建筑地盘的规划设计。据史料记载，二月十五日郎世宁奉命前住九州清晏画画。四月初一日奉旨画达瓦奇（准噶尔部亲王）脸像。四月十一日传旨长春园谐奇趣东边，著郎世宁起西式龙园地盘样，呈览准时交圆明园工程处成造。于本日，郎世宁起得西洋式花园小稿一张，呈览奉旨照样准造，其应用西洋画处，著如意馆画通景画。由满族院画家伊兰泰起稿的西洋楼水法殿铜版画二十页，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印得一百份，安于斋宫呈览。五月二十五日传旨于本日将珊瑚人一件呈览，奉旨著郎世宁照西洋样式配做陈设三件。五月二十六日交玛摘片四片，传旨著郎世宁照西洋样式配做陈设，于本日郎世宁画得杯样一张、盒子样三张呈览准做。六月初一，奉旨著郎世宁、蒋友仁想法做水法陈设几件，于六月二十九日员外郎郎正培将画得水法陈设纸样一张呈览，奉旨：水法盘著交珐瑯处做掐丝珐瑯，其架子交铸炉处做铸铜镀金，座子用紫檀木做。六月初四日郎世宁画库理狗坐像，于本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交十骏犬图七幅，传旨著郎世宁照库理狗油画配画十幅，得时用背板糊做陈设。七月十三日传旨，长春园全图上著张廷彦添画倩园（长春园西南角）、谐奇趣并新添水法，有不明白处问郎世宁。于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长春园全图著托裱，看地方贴落。

水兽正面水兽

长春园中的西洋楼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仿建西洋建筑群与喷泉，既着重突出西洋形式，又糅合了中国特色，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融合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乾隆帝对此非常满意，在《观谐奇趣水法》一诗中，他得意地写道：“连延楼阁仿西洋，信是熙朝声教彰。激水引泉流荡漾，范铜伏地制精良。惊潮翻石千夫御，白雨跳珠万斛量。巧擅人工思远服，版图式廓巩金汤。”这都是以“西学中源说”的基础并以“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为宗旨的。

郎世宁在清廷画院将自己摸索成功的中西合璧的新体画传授给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艾启蒙等，同时又将西方的油画技巧和透视方法，甚至连制造油画颜料的技术，也毫无保留地教给画院画家和满族画工。郎世宁的徒弟先后共有十几人，在如意馆内形成了实力雄厚并得到皇帝信任的“如意圈”。

郎世宁以臣子身份滞留中国，甚至没有中途回国的权利，在皇权的压力下，他还不得不努力学习中国画技巧。为调和中西画法的不同，郎世宁的一些画作中甚至采用“合笔画”形式，即写真处由郎世宁主笔，而背景、风光则由中国画师创作。乾隆皇帝本人就很可能与郎世宁画过“合笔画”。如此中西合璧之作，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郎世宁在宫廷画师中的尊崇地位，也让他与众多画家有过多样合作，很多大型绘画基本上都由他起草画稿，或绘制画中主要人物的肖像，再分予他的画友或弟子完成。他与弟子们绘制了很多画作，因而博得了皇帝的青睐和欢心。

大水法夏景

郎世宁的绘画并不能代表那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但他融中国工笔绘法和西画要领为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画风。文献记载，郎世宁的画法被称作“线画法”，代表了当时宫廷的主流画派。郎世宁将自己摸索成功的新体画传授给了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艾启蒙等人，同时将欧洲油画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画师，为清朝宫廷培养了众多兼通中西画艺又各有专长的宫廷画家。

迷宫小亭纹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初五，郎世宁前所未有地获得一次特殊赏赐：“一桌菜”。与此同时，另赏耶稣会士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三人“一桌半菜”，陪着郎世宁享用。而此后仅35天，郎世宁即与世长辞。从时间上看，乾隆的这次封赏可能有着特殊的含义——对郎世宁的终极犒劳。因为，清代内务府对所管理的各类人员的旷工请假、生老病死等情况一般都会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和汇报，而有关行走于宫廷的西洋人的记录和汇报可能更加及时和确切，这种情况下，在郎世宁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乾隆应该比较清楚郎世宁的身体状况。换言之，乾隆很可能是在获知郎世宁已时日不多的情况下，才做出赏赐皇家美食之举。

可知，在宫廷勤恳服务一辈子，做出了非常大的成绩，且享有很高声誉，对郎世宁的最后犒赏一定是奢华而丰盛的，即使郎世宁本人难以享受，最起码在形式上也是应该能够对得起他的地位和荣誉的。

郎世宁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北京，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六月初十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八岁。郎世宁在华长达五十一个春秋，他为了取得传播天主教的权利与方便，始终行走内廷为皇帝作画，并受到清帝的赏识与器重。郎世宁为中西艺术的交流做

出了重要贡献，郎世宁对中西两种不同画法的结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并创造出一种新技法和新画风，即“郎世宁新体”。他在内廷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西洋楼留下了郎世宁的设计精品。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他七十八周岁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其遗骸安葬在北京城西阜成门外的欧洲传教士墓地内。乾隆皇帝对于郎世宁的去世甚为关切，特地下旨为其料理丧事。郎世宁的墓碑上刻着皇帝旨谕：“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叁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

海晏堂东侧

郎世宁墓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北京行政学院的欧洲传教士墓地内。郎世宁墓碑的正中用汉字写着“耶稣会士郎公之墓”，墓碑的左侧则是墓志，墓志是用拉丁文撰写而成的，墓碑上还刻有乾隆皇帝的旨谕。

海晏堂殿迷宫水兽

第三节 其他设计师

西洋楼由传教士意大利人朗世宁、法国人蒋友仁和王致诚、波希米亚人艾启蒙等设计师设计，由我国匠师建造。这决定了中式传统园林与西方园林大融合的发展方向。

乾隆本人作为园林景观的总设计师，是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对待传统园林的。西洋楼大胆地采用了西方的建筑形式和内容，但没有生搬硬套。西洋楼各处突出的喷泉池设计成为建筑景观的焦点，这也是迎合传统的“西学中源说”，并以“收其人必尽其用，安其俗不存其教”为宗旨的。

西洋楼融合中西文化，是造园思想文化的发展，以新的欧式园林理念为核心，并为我所用，将传统园林内涵融汇到欧式园林建筑之中，以西方的思维去审视传统园林景观，并有选择性地继承、发展和融合传统。

菊花式喷水池

1715年10月8日，蒋友仁生于法国欧坦，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尔，曾在第戎学习，由父亲亲自辅导学业。1737 年，蒋友仁从巴黎的圣叙尔皮斯神学院毕业，获得副祭职，随即赴南锡初修院，主修数学、天文学及物理学。几年后，蒋友仁提前毕业，被授予司铎职。其后3年中，他不顾各方面的阻挠，积极申请到中国传教，终获批准。

乾隆九年（1744年）蒋友仁抵达澳门，经钦天监监正戴进贤推荐奉召进京。此后蒋友仁勤奋地学习中文，仅一年便能阅读一般书籍，进行传教工作，还将《尚书》译成了拉丁文。由于工作出色，蒋友仁常为乾隆帝解答各种问题。

当潘廷璋修士为乾隆帝画肖像画时，蒋友仁作为乾隆帝的翻译，陪同闲坐无事的乾隆帝并与其聊天7个多小时。通过蒋友仁神父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件，我们得以借此较为深入地了解乾隆帝对当时世界的了解和关注。通过与乾隆帝对话，蒋友仁大致勾勒出了基本的世界面貌，使乾隆知晓欧洲的存在。乾隆帝还知道，欧洲的重要国家的人不仅在巴达维亚、爪哇、吕宋等中国周边国家长期居住或者建立统治，还与俄国有各种往来，也曾派遣传教士前去日本，甚至还在欧洲以外很远的地方建立起了“新西班牙”等一系列殖民地。对于这样的欧洲，虽然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其统一，但其中的威胁感，乾隆帝是能感受到的。这就可知为什么乾隆帝自始至终都对基督教的传播持严厉禁止的态度。

蒋友仁对自己在宫廷中的活动，每天都认真地记录，并向法国提供过各种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这些材料寄回法国，并以《中华回忆录》之名刊行于世。此外，他的信件还散见于教士书札中。

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给欧洲写信，对圆明园进行生动的描述。对这座令人目迷神醉的园林展现在欧洲人眼前。中国人擅长装饰园林，使天然景色更加完美，他们的技艺非常高超。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迥然不同，庭院景色层出不穷，更新迭异，人游其中，百看不厌，因为它广袤长短都有比例。园中景色令人惊叹，流连忘返。走不多远，又有新奇景物出现于前，使人油然而生羡慕之情。这是生动不过地点明了圆明园形象对于丰富法国人、欧洲人的美学思想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当乾隆帝看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进呈的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铜版画（“国王版画师”，Adam Perelle1680年作），画中带有喷泉的花园和欧式建筑，激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1747 年，经西洋人郎世宁的推荐，蒋友仁被乾隆帝委派参加修造圆明园之“西洋楼”建筑，主要负责其中人工喷泉的设计及施工指导，这是因为蒋友仁在欧洲学习物理时，曾模拟过各种引水机器。

为了谋求自身及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蒋友仁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年秋天就制造出了第一台喷水机。乾隆帝见后十分喜欢，但并不满足，认为在传统样式的宫殿之前设西洋式的喷泉，虽说好看，但不协调。

谐奇趣秋景

喜爱喷泉的乾隆帝，对于传教士们所传授的西方科学知识也非常感兴趣，从蒋友仁那里了解到水力学的全部原理，很愉快地把喷泉展示给朝臣们看，并向他们炫耀“他自第一次起就已完全明白了喷泉的原理”。

今谐奇趣水池前

乾隆帝决定建一组欧式宫殿，殿内殿外均安装喷泉。这组欧式建筑位于圆明园中的长春园北部，俗称西洋楼。由郎世宁绘图设计，喷泉则全部由蒋友仁设计督造。西洋楼区占地狭长，东西长840米，南北宽最小处为70米，总占地面积8公顷多。由西到东依次布置了谐奇趣、万花 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观水法、大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布景等建筑和园景。

第一个大水法“谐奇趣”即告完成。此后，乾隆帝又授意续建了蓄水楼、养雀笼、黄花阵、海晏堂、远瀛观等多处水法工程，全部工程于 1759 年结束，前后长达12年。这些人工喷泉中比较有名的有海晏堂前的“十二牲像喷水池”，池正中有喷水台一座，两边各有六尊代表中国十二生肖的兽面人身铜雕，每兽轮流喷水两小时，至正午则同时喷水注池中。这显然是中西合璧的设计。此外还有远瀛观大水法中的“十狗喷鹿”喷水池等，设计也都十分精巧别致。各处喷水池的用水均以地下铜管输送，水源以龙尾车（一种类似于水泵的机械装置）操纵。各水法喷水时，巨响如山洪暴发，声闻数里，展现出在宫廷里从古未有的奇景。

蒋友仁在北京病逝后，一位在华传教士向欧洲写信，陈述蒋友仁的情况，并对长春园中的西洋楼区做了介绍。他写道：“清帝花园中，第二座欧式宫殿装饰了许多美丽的喷泉。这些喷泉趣味极佳，最大的可与凡尔赛王宫和圣克劳教堂的喷泉媲美。清帝坐于宝座之上，望见左右两边有两座巨大的水塔及其附属物，前面有喷泉环集。它们的安排布置颇具匠心。水池中央有‘猎犬逐鹿’，池内、岸边、岩顶及其他适宜的地 点，散布鱼、鸟等动物雕像，随意放置，形成半圆，具有天然野趣。因中国人以12兽类分别代表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又建有喷泉时钟。每两小时之内，有一兽口射喷泉，其他兽轮流如此，不断循环。”

蒋友仁将十二生肖的概念引进建筑装饰，并与天文联系起来。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而《集解》中引张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十二次就是“十二星次”的简称，也称

为“星次”。木星每运行一圈大约相当于地球公转一周，以这些星次的名称来纪年，就是岁星纪年。如前文说到的“岁在星纪”是说丑年，“岁在降娄”是说戌年。鉴于岁星运行方向同地球正相反，岁星纪年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人们把岁星运行的轨道自右至左划分为十二等份，叫十二辰，与十二支相应，亦各取一个名称，这就是十二生肖。

海晏堂喷泉池

蒋友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天文与历法，并从占星学的角度加入黄道十二宫的概念。黄道十二宫的概念来自6世纪时进入中国的佛经。早在唐朝时期就由佛教一起传到中国的十二星座即黄道十二宫，是占星学描述太阳在天球上经过黄道的十二个区域，包括白羊座、金牛座、双子 座、巨蟹座、狮子座、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水瓶座、双鱼座。黄道十二星座在古巴比伦时代就已定名，巴比伦人又把整个黄道从春分点开始均分为十二段，每段称为一“宫”，各以所在的星座命名，称“黄道十二宫”。

目前见到的关于黄道十二宫汉译名最早的文献是《大方等日藏经》，这是隋开皇初年天竺法师那连提耶舍从梵文翻译的。译文将“白羊”和“金牛”译作“特羊”“特牛”，“特”是“雄性”的意思，“双子宫”被释为男女二人，大约是“在天愿作比翼鸟”的联想，所以被译为“双鸟”，“人马宫”是半人半马射箭的造型，梵文原文为“弓”，故译作“射”；“水瓶”是人倾斜水瓶的形象，故译为“水器”；至于羊身鱼尾的动物形象称“磨竭”，则是梵文的音译（后来为了切合羊身的形象改为羯，羯是阉割过的羊），这也是后来八十八星座中唯一保留音译的星座。到明清时期，黄道十二宫的译名基本稳定，除“阴阳”“双女”外，其他与现用名完全相同。直到康有为的《诸天讲》，才将“阴阳”“双女”分别译为“双子”“处女”，与现代用名更为接近。

宋代千手观音像局部大水法南侧

谐奇趣景

1. 用外文介绍圆明园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40年代。据《小罗伯尔专有名词辞典》所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第一个向法国人及欧洲人描写了圆明园的存在。王致诚笔下的圆明园，因伏尔泰的推崇而迅速为法国民众所接受与认可，成为他们心目中“文化中国”的形象。乾隆三年（1738年），王致诚来到中国，献《三王来朝耶稣图》，受召供奉内廷。初绘西画，不为清帝所欣赏；后学传统绘画技法，参酌中西画法，立中西折中之新体，得到重视。与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合称四洋画家，形成新体画风。

远瀛观高台

王致诚和蒋友仁同样是法国传教士，一起参与过西洋楼的设计。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在新建水法三间楼上东面墙挂屏四面著王致诚用绢画人物四幅。乾隆二十九年正月起得水法十一间楼明三间殿内东西墙上挂屏四件、门斗窗户斗八件呈览，奉旨，由王致诚等画。在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接秀山房澄练楼楼下南间南墙著郎世宁画御容，方琮补景绢画一幅。南间东墙著王致诚、王幼学等画线法绢画一幅。北间北墙著姚文瀚、陆遵书画九峰园图绢画一幅。在绘画的过程中，郎世宁、王致诚还遵照乾隆帝的旨意，与中国画家合作绘制，可见王致诚为圆明园绘制了大量的绘画及设计图。王致诚以艺术家的敏感，领悟到传统园林美学的原则，为师法自然，重自然逸趣不尚人工雕琢，并将这种巧夺天工的传统园林艺术介绍给了他的同胞们。王致诚常常写信回国分享在圆明园中的见闻。1749年，王致诚的信在《奇异而有趣的信札》中正式发表，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此信多次被译成英文与德文出版。信中描述了使他印象深刻的桥梁：在所有的桥梁中，你找不出重复的构造和造型；桥上的汉白玉栏板上刻有精致的浮雕；不少桥上还建有小休息亭，为的是在桥上构成一个观景点，便于人在桥上观赏周围的景色。亭子的造型与欧洲的桥不一样。乾隆帝聘王致诚为宫廷画家，在圆明园内长期工作，并命其参与西洋楼的设计。乾隆八年（1743年），王致诚在写给法国达索先生的长信中，对圆明园做了大量的描述，详尽生动，真实感人。王致诚在信中感叹道，这座园名为圆明园，实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这封信在法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于1749年发表于《耶稣会士书简集》中。1752年，英国的哈利·博蒙发表了此信的英译本，标题为《对于北京郊区中国皇帝御花园的详细描述》。同年，《伦敦画报》与《苏格兰画报》都刊登了该信英译本的部分内容。1762年，托马斯·佩奇主教发表了完整的英译 本。1751年，柏林《新著作评介》第1卷中详细论述了这封信。除了以文字描绘“万园之园”外，王致诚还将相关图片陆续传回法国，包括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图》。1770年1月，维吉耶写信给马里尼，建议他收购王致诚从北京寄来的两卷图册。这套主要由沈源、唐岱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1736年始绘，1747年完成，历时十一年，具有极高的艺术与文物价值。《圆明园四十景图》的绘工精美，直观效果极佳，在清宫同类彩图中也是出类拔萃的。除背景山势为写意外，所绘建筑、泉石等景观皆为写实风格，是领略圆明园盛景的最直观的珍贵史料。在1743年11月1日的长信中，王致诚就曾表示：“如果一旦有机会，我就会给欧洲寄去几幅精心绘制的图画。”乾隆年间，《御制圆明园图咏》木刻本问世，王致诚将此书寄到欧洲。此外，其他传教士也从北京向 欧洲寄去了圆明园的图画。乾隆帝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对欧洲主要国家的基本国情及科学发展有较广泛的了解。他既非盲目自大，又没有保守孤立，但仅仅满足于被动接受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与技能，而随着在京耶稣会的衰落，乾隆丧失了及时了解世界动态的有效渠道。另 外，乾隆仅把耶稣会士局限于宫廷之内，并严格限制他们与文人、政府官员和地方社会的接触，可以说，18世纪的中国在国家整体层面上缺乏对当时欧洲发展动态的深入了解。乾隆对耶稣会士作画的参与非常多，这些会士就抱怨说：“我们所画的一切，都是奉皇帝钦命而作。”以至于王致诚在作画初期，完全不认为自己是以欧洲风格进行创作。乾隆帝施行严格的禁教政策，但却在宫廷生活与涉及国家事务的天文、地理和对外翻译等方面长期大量地使用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便有机会对乾隆帝进行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由于视角的不同，这些耶稣会士能够注意到当时国人没有机会或者有机会而不敢记录的有关乾隆帝的事情，又由于身份不同往往能够记录下来。而王致诚有关乾隆帝的记录，都对加深理解乾隆帝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王致诚感叹道，园内到处是宫殿。这些宫殿在周边环境的映衬下，就像是个小殿堂，但每一座这样的殿堂都错杂可爱，不仅在于地形地貌、布置配合、大小高低和房舍的疏密，而且在于建筑的细小部分也各不相同，比如门窗有正圆、长圆、正方、多角、扇形、花形等种种式样。当王致诚只是满足于在皇帝的真实身材外仅添加一点线条时，乾隆通过太监要求把自己的头部画得更大些。乾隆帝因为对某处画到自己的地方不满意，会重新坐到画中的位置，并摆出他喜爱的姿势，以便让画师重新修改，而最后“这幅肖像最让皇帝感到满意的地方是能看到他的大脑袋和超乎常人的身材”。乾隆帝对王致诚在热河期间的绘画工作十分满意，封他为四品文官。乾隆十九年（1754年），王致诚奉命前往热河为皇帝及归顺的蒙古贵族画画。有一次，王致诚迅速勾勒出初步的草图后，乾隆皇帝刚好看到，于是“仔细地看了神父刚刚画的东西，并要求他去掉那些不对皇帝胃口的内容，加上那些皇帝觉得有必要补上的内容”。还有一次，乾隆将自己的画作交给王致诚修改，之后自己再画一部分，并要求画师最后完成这幅画，这说明，乾隆很欣赏王致诚的某些绘画技巧，且这些技巧乾隆皇帝本人尚不具备。赴热河作画时，王致诚已五十二岁，来华已十六年，学习了郎世宁新体绘画，已经改变了原有画风，其才华已为乾隆所承认，所以这次派他一人出行并由德保陪同。这种安排非同一般，王致诚在避暑山庄的五十天中，冒着酷暑积极参加活动、搜集素材，画三车凌等肖像，因疲劳过度而病倒。对此乾隆颇为赞赏，赐封他四品顶戴，而王致诚却以耶稣教徒不图今世荣华富贵为由婉言拒命。这一举动致使王致诚在此后内廷行走约十四年中不能有所作为，仍屈居于年事已高，在艺术上正渐失优势的郎世宁之后。王致诚在书信中还对西方和中国的建筑特点做了比较和评论。他写道，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习惯。西方建筑雄厚、高大、舒适，尤其注重整齐划一，大家都希望不要出现任何不对称和不得体的布局，一块一面都完全与它对面的建筑对称或相反。在中国，大家也喜欢这种对称的、井井有条的建筑和令人满意的布局，北京的宫殿就属于这种风格，王公府第、各部官衙和富人私宅也都遵循这一法则。但圆明园却不 同，它追求天然野趣，不受对称和比例准则的制约，殿宇楼台散布园中，远近相间，为数甚多，却无一雷同。这些建筑各具特色，但并非杂乱无章。身临其中，人们就会情自不禁地欣赏这种不规则的艺术。它匠心独运，安排得十分巧妙，以至于人们无法将全部美景尽收眼底，只有逐一观察，细细品味。它是一个可供人们长期消遣和满足全部好奇心的地方。王致诚抵华后实际上一直客居北京，终身未再返回法国。王致诚是乾隆帝的宫廷画家，在圆明园内居住和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并参与过长春园的设计，他对圆明园的描述详尽生动、真实感人。1774年10月23日，王致诚卒于北京，被安葬在北京西郊的耶稣会传教士墓地。

1. 波希米亚人艾启蒙艾启蒙是郎世宁的学生，参加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建设工作，也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敬重与评价。艾启蒙（1708—1780年）字醒庵，生于波西米亚（今属捷克），在乾隆元年（1736年）进入耶稣会，为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以精于绘事，奉旨进京”。艾启蒙抵北京，乾隆帝召见了艾启蒙，安排到如意馆，恩赐三品官衔，令其跟随郎世宁习绘画。艾启蒙得郎世宁指导与传授，将西洋绘画技法融入中国工笔绘画之中，开创了清代绘画史上别具一格的新画风。艾启蒙与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在当时合称“四洋画家”，共同开创出新体画风。其中《百鹿图》是艾启蒙的重要传世作品之一，是一幅长4.23米、高42厘米的长画卷。这一作品是艾启蒙向郎世宁学习新画风即中西绘画技巧巧妙融合结合的技法的展现，也受到了乾隆帝高度的赞扬和喜爱。《百鹿图》画中的百鹿千姿百态、动态十足，活泼且充满灵气的鹿儿有的在山丘上奔跑，有的在平地上觅食，有的在水边饮水，有的在水中游向对岸，有的在岸上嬉戏，还有的在顶着犄角打斗。这幅画堪称中西合璧的杰作，画中既采用中式技法，用细细墨线勾勒出众鹿的体态轮廓，又运用欧式绘画技法，用较强烈的明暗层次表现出众鹿的质感和真实的立体形象。此外，绘制该画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水彩颜料和笔墨介质，背景上的风景也是用典型的中国画传统技法加以表现。《八骏图》也是艾启蒙的代表作品之一，是现今保存在南京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清朝帝王善骑射、热爱马匹，尤其是乾隆帝。他给四处进贡来的马匹起上美名，还要求宫廷画师把每匹爱马按真实大小绘制在不小于6平方米的绢绸上，并亲笔御题，各个记录在案。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画师都绘制过大批的骏马图。艾启蒙于乾隆十年奉旨进京，初在造办处画画行走，后入职如意馆，擅长画人物肖像、鸟兽，师从郎世宁，画法与其相近。艾启蒙有作品描绘塞外草原风光，满山丹枫黄叶，群鹿遨游其间，或行走游水，或跪卧憩息，或抵角而斗；他运用西洋技法表现皮毛质感，麋鹿脚部轮廓笔力较为柔弱，山水树石则出自中国画家之手，属于合笔之作。乾隆二十年（1755年），艾启蒙绘制《准噶尔战功图》。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孝圣皇后八旬万寿，命艾启蒙绘《香山九老图》，着录于《国朝院画录》内。他又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绘《十骏图》。艾启蒙的传世作品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所作《宝吉骝图》轴，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这是按欧式精确的透视法绘出的作 品，其表现手法极为精细，造型准确，马体肌肤上的光影和质感描绘得自然得体，画面构图十分简单。看到此画，会让人立即联想起郎世宁的高超技能。

海晏堂东侧

经过三十五载的绘画生涯，艾启蒙的绘画作品尽管传世数量不多，却不乏国宝级的作品。

谐奇趣西侧万花阵迷宫小景

1752年，伊兰泰被如意馆聘为“画画柏唐阿”，每月额外赏银二两，这意味着伊兰泰成为享有薪俸的官员了。在宫廷画院供职的画师通常称作“画画人”，乾隆时，宫廷画师多被分为三个等级：“画画柏唐阿”“学手柏唐阿”和“徒弟”，待遇不相同。1750～1780年之间，清廷档案里很少提到伊兰泰了，但在1772年初，档案里又出现了他与艾启蒙合作绘制乾隆帝肖像的记录，他负责画衣饰，而艾启蒙画容貌。

作为郎世宁的学生，伊兰泰不仅与欧洲的画家们一起工作，而且在1781～1787年参与了西洋楼水法图的设计和创作，这是出自他手仅存的作品。清廷档案最后一次提到伊兰泰是在1789年，但不是作为画家，而是作为副催长，与1786～1788年台湾之役的版画作品有关。

是西洋楼铜版画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伊兰泰起稿谐奇趣图稿，可以确定是西洋楼铜版画的起稿人之一。当时，只有王儒学一人尚可帮助伊兰泰绘画。乾隆四十七年，如意馆画的西洋楼水法画的第一至第六章交舒文刻铜版。从记录可知，制作铜版画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西洋传教士。从现存的二十张西洋楼铜版画来看，每张的铜版画风格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说明很可能有多名画家参与这套铜版画的创作，从目前已知的两张谐奇趣铜版画的风格可知，此批谐奇趣铜版画是伊兰泰与助手共同完成的。

由造办处奉旨制作、清内府刊刻完成的《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一套共计20幅，经过五年时间，于1786年即乾隆五十一年刻成，为盛时的西洋楼留下了一份最接近原貌的图像资料。西洋楼位于长春园北部，景色奇丽，以青铜和大理石为主材建造，融汇了欧洲与中国的设计元素。而西洋楼铜版画画面宏大壮阔，构图复杂精密，兼具具有收藏性与观赏性。这套铜版画每块铜版用红铜26公斤，线法画图幅长93厘米、宽57厘米，画面描绘西洋楼十景，每个景点都以不同的方向画出，分别为谐奇趣南面、谐奇趣北面、蓄水楼东面、万花阵花园门北面、万花阵花园、养雀笼西面、养雀笼东面、方外观正面、竹亭北面、海晏堂西面、海晏堂北面、海晏堂东面、海晏堂南面、远瀛观正面、大水法南面、观水法正面、线法山门正面、线法山、线法山东门和湖东线法画。

伊兰泰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跟随郎世宁学画；乾隆十七年（1752年），伊兰泰参与了远瀛观中，可以看见的顶棚等部分的起稿工作；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他运用线法画创作了《台湾战图》。可以说，伊兰泰是清宫中学习线法画出类拔萃的人物。

线法画简称“线法”，又称“勾股法”，与中国传统的“界画”不同。当时受其影响而学之者有王幼学、冷枚等。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供奉内廷的外国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等以西法中用，采取焦点透视描绘建筑物，运用透视法强化建筑物的空间感和深远感。邹一桂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锱黍，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屋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线法所画的作品多做装饰宫殿及回廊之用。因直接画于壁上或画于纸绢再张贴墙上，所以日久风化，留存甚少。

铜版画是欧洲版画的一个品种，因其所用的底版以金属材料铜为主，故称之为铜版画。铜版画的制作要求精致细腻，故耗费人力物力较 多，在欧洲也被视为名贵艺术品。铜版画在康熙年间传入中国，而乾隆时以郎世宁为主创作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则是铜版画的佳作。此后，画院仿照《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又绘制了一系列表现征战场面的铜版画。这些画幅是根据郎世宁等人所传授的铜版画技法而制作的，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铜版画作品。清代第一套战图《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共十六幅，是郎世宁奉命与西洋传教士画家王致诚、艾启蒙、安得意等共同起稿完成的，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的主要战事及其始末，是一套有关战争的组画。根据郎世宁的建议，图稿被分批寄往法国巴黎，聘请著名雕刻家刻成铜版画，压印200份，寄回中国。这套铜版组画具有极其浓厚的西洋风味，是中外各博物馆的珍藏品。

方外观大水法正面图

此作品在1786年刻为铜版式。而当西洋楼建成时，西方的绘画技法也传入了中国。长春园西洋楼铜版画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刻成后，曾先后两次压印纸图，每次一百份，每份二十幅。

这套铜版画的绘刻技法“极其确切精细”，连当时的西洋人德拉图尔也感到惊讶。这组铜版画当时共压印纸图一百套，分赐各王公大臣等，并在西洋楼各水法殿陈列40套，西洋楼铜板图，原陈设于圆明园西洋楼中，纸图200份，除陈设于圆明园西洋楼和热河、盘山等行宫以及造办处图房外，还赏给了一些皇子、王公、大臣和督抚；另外还在圆明园、长春园另外11处殿宇也各贮一套。原画宽88厘米、高5l厘米，是西洋楼各建筑物建成之后的忠实记录，建筑形象、细部、尺寸等均准确可信，在我国建筑史及版画史上也很有价值，原始的铜版收藏在谐奇趣内，庚申之变后遗失。

西洋楼景区建成之后，乾隆内府奉旨绘制成二十幅西洋建筑立面透视图，即《西洋楼铜版图》，时称谐奇趣图，或西洋楼水法图。该图的主画师是如意馆画师、满族人伊兰泰，刻制铜版则由造办处匠师完成。从乾隆四十六年起稿，历时五载，至五十一年（1786年）四月印刷成 图。图成之后，该套二十块铜版（每块版用红铜26公斤，图幅为93厘米×58厘米）奉旨收藏于水法大殿，并在西洋楼各水法殿共陈列《西洋楼铜版图》纸图40套，在圆明园、长春园另外11处殿宇也各贮一套。

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叶，制作精美、细节丰富铜版画已经是记录风光胜景的最佳手段，只是与稍后兴起的摄影术相比，这些手绘的图画还是缺少照片那种完全复制视觉观感的真实感。尽管摄影术来到中国的时候，这座辉煌的宫苑还是一片华美，但其无双的美景却没有在照片上留下一丝光影。直到30年后，在圆明园已变成一片废墟时，最早为圆明园拍摄照片的重任才不经意地落在了一个德国人的肩上。

西洋楼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