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读书人，把文学价值放在销量之上，他们能提前好几年预测到各大文学奖项的得主，把大部分世界主要文学奖项获奖作品版权，一一买下。这一切，都跟创始人黄育海有关。了解黄育海的经历，我们发现：一个人只要跟随兴趣，坚持自己的热爱，把全部精力和努力投入其中，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都能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乃至成为同行心中的传奇。因为采访，我们更加看懂了99读书人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书，也更喜欢他们出的书！

童书妈妈写在前面：

在我们看来，99读书人和99童书，属于典型的“书红人不红”。

我们都知道超级畅销书《达 · 芬奇密码》，知道斯蒂芬 · 金《肖申克的救赎》，还有近年一直在热卖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童书里的“大作家小童书”系列、诺奖童书系列、《奇迹男孩》《大猩猩萨利·琼斯历险记》《外公的杂货店》……都是品位、口碑和销量齐飞的“三好图书”。

很少有人会留意99读书人的品牌，注意到书脊上99的标志，毕竟“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是高品质的保证。

▲我们编辑自家书架上的99的书（一小部分）书脊上小小的“99”标志并不显眼。我们还发现99很多书的封底，不一定会放LOGO，以保证封面的美观和谐，真是“书比天大”！

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好好说说黄育海和他的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很有活力、也很具童心的图书品牌。

在出版界，99读书人的创始人黄育海，是编辑们心中的传奇。

他31岁就当上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四十多岁离开故乡杭州，去上海，在全球500强的贝塔斯曼当总编；没干几年，又抛下外企高薪，跑去和余秋雨、吴晓波搞了——99读书人。

今年是99读书人成立18周年，我们有幸采访了创始人兼总经理黄育海先生。

这位叱吒出版界40年的风云人物，低调谦和，温和可亲，有品位，是我们喜欢敬重的长者。他有着怎样的成长经历呢？是什么造就了他如此毒辣的选书眼光？

他屡次转身，跳出舒适圈，是因为他天生爱冒险吗？

从小喜爱阅读，钟爱文学，渴望成为作家，又如何塑造、成就了他的出版事业？

我们还请到这位深爱文学和阅读的资深读书人，给童书妈妈的读者开了一份推荐书单，书单详情请点击《黄育海书单：为孩子带去美好和力量》，在文章最后的小程序中，大家可以买到这些好书。

01从小就觉得读书好有趣因为爱看书，我才考上了大学

我是在杭州长大的。

我读书很早，小学前父母给我订了儿童杂志《小朋友》。每看完一本，我就盼著下一期来，杂志好看好玩，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上二年级时，我差不多就认识两三千字。那时喜欢读长篇小说《苦菜花》，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小说，厚厚一本抗日战争小说。

后来我又读到一本破旧不堪、还有缺页的《三国演义》，难度很大，但我对两军对峙的场面、冷兵器对抗、曹关张都有兴趣。读完大人还表扬我：十一二岁就看长篇小说了，了不得！

这让我的虚荣心也很满足。从此我就爱上了阅读。后来我又找到了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知识面也随之拓宽了。

我成长在文革时期，有一两年完全停课，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找书看，想办法弄到那些没被抄走的、没被烧掉的书。

我父亲是比较有名的医生，我上中学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谢老师，经常找我父亲看病。他每次都通过我，去问父亲有没有空。

时间长了，谢老师就觉得不好意思了。那时生活贫困，也不流行送礼。他跟我说：我知道你爱看书，哪天我值夜班带你进图书馆，你去挑几本书看。看完我再跟你约个时间，把书还回去，你再找几本看。

学校的图书馆没有烧毁，但不对师生开放。中学期间，大概有三四年，靠着中学图书馆，我读了文革以前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文学评论合订本、古典诗词等，彻底打开了我的阅读视野。

这三四年对我一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当时广泛的阅读，我这个从小学二年级就再也没有认真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不可能在1978年考上大学。

1978年高考，我都没学过历史和地理，但我的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都考得很好，都在七八十分以上。我的阅读里没有数学，数学只考了10分。就这样，我进入了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从那时开始，我有了个想法：工作没的选，我还可以写作，这业余爱好不受限制，将来还可以当作家。

02搞文学评论，研究鲁迅我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篇论文

进入大学，我写过小说诗歌，眼界更开阔了，也逐渐明白：作家需要天赋，也需要鲜明的个性，才会从平常生活中捕捉到常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性格平和，也没创作天赋，不可能成为作家。

但我又不想放弃文学。在图书馆看了很多顶级文学评论杂志后，我想，不如学习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吧，能跟文学保持关系，还能以文学作为未来的职业。

当时，我努力学好各门课程外，就开始了文学评论课题研究，花了近一年写完一篇论文《鲁迅与欧洲十九世纪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做的最明智的事。

这篇论文发表在大学学报的创刊号上，是唯一一篇学生写的论文。1981年论文又被收录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纪念论文集里。

对我来说，内卷是不存在的。同学学什么，是他们的事，我学自己的。

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想对现在的家长说：不用过度关心你孩子周围的同学，“别人干什么就让自己孩子也去干什么”，不用这样。选择一个你孩子喜欢且有天赋的领域，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让他专心研究。

03如愿进了出版社一心想搞文学理论我却出了很多畅销书

那时大学毕业是分配工作，我获得了唯一当记者的名额。因为记者跟编辑性质比较接近的，我非常高兴。

当记者三年，要锻炼文字功夫，还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这让我克服了从小的内向，起码场面上看不出来。这是当记者给我最大的帮助。

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著名评论家、作家、也是浙江文艺的编辑李庆西先生。庆西先生把我介绍进浙江文艺出版社，我对此非常感激。

我之所以能顺利进入浙江文艺，一是他的介绍，二是我有了前面说的那篇写鲁迅的论文，还有两篇我当记者时写的小型报告文学，收录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报告文学集里。

社领导对我很满意，因为年轻编辑有文章被收录出版，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进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后，我和李庆西一起在理论编辑室做编辑。室主任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扭亏为盈。李庆西鼓励我说，你想干理论编辑没问题，你有得编了；你还应该有经营头脑。

我编的第一本书叫《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当时有很多电大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他们普遍对写毕业论文，感到很困难。

我就去找一些好的毕业论文，给电大学生作为论文范本。当时条件定的很高，这些论文必须是发表过的——顺便说一下，我那篇论文，可没有收进去。

我编得很用心，最后收集了三四十篇高质量的论文。电大学生人数很多，这本书首印就有10万册，后面又加印过。靠这一本书，当年理论编辑室就扭亏为盈。

意义更重大的是我和李庆西、老编辑铁流，合编了一套“新人文论”丛书。这套书的作者像黄子平、季红真、陈平原、赵园、王富仁、南帆、蔡翔、王晓明、陈思和等，现在都是大师级文学研究者。

当年这也是他们的第一部作品，是文学评论界和文学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开风气之先的、解放思想之先的一套书，至今仍是文学研究者很想读的一套书。像苏童、余华这些作家，他们都看过这套书。

这也是我至今为止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书了，它肯定会被写入现当代文学史的。我从事出版工作将近40年，从学术价值上讲，没有能超过这一套的，第一套就是最好的。

我31岁时，就成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编辑。

还比较有名的是“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里面的《张爱玲散文全编》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张爱玲作品。《徐志摩诗全编》是卖得最多的，至少卖了500万本。

当年我们不在乎得奖，全国畅销书奖早就给过我了。虽然我也知道要出书赚钱，但我满脑子都还在学术上，希望能在学术界有影响。

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出版了王元化先生（著名学者、思想家和文学评论家）后期最重要的作品《九十年代日记》，这也是他心目中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04离开故乡，以出版为终身职业就要向世界最大出版机构学习顶着压力买下《达·芬奇密码》

我的家乡在杭州，这里很美。童年、青年时代，我没想过要离开。

2001年我去贝塔斯曼之前，我在浙江出版界已经待了17年。

我意识到：出版业并不是在哪儿都能搞的，最好是在文化中心。因为它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作家打交道，而作家多数都生活在文化中心。

出版要搞得好，取决于作者。杭州不如北京、上海能跟作家保持日常接触。

这在我们浙江是有些“传统”的，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像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等，这些浙江作家都是到上海后才成熟起来的。鲁迅还曾写了一首诗阻止郁达夫回杭州（见《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像我这样从小生活在杭州的人都知道。

贝塔斯曼那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机构，还收购了美国最好的出版社兰登书屋，年营业额世界第一。

贝塔斯曼为中国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书友会销售模式，1998年就做了最早的购书网站BOL(中国贝塔斯曼在线)。贝塔斯曼新颖的销售模式、先进的技术是吸引我加入的原因之一。

既然把出版作为终身职业，我渴望有进一步的提高，去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出版机构学习，是难得的机会，我就去了贝塔斯曼。

跳槽去贝塔斯曼，收入高了，挑战也大了，在国有出版社没人会开除我，我可以好好做到退休；去了贝塔斯曼，公司对我不满意，是可以把我开掉了。

不过贝塔斯曼中国的出版业务，是我去了以后才成一定气候的，这一点我自豪。我引进的两本书——《达·芬奇密码》和《克林顿自传》都是当时销量和知名度很高的书。

2002年春节，我去纽约谈《克林顿自传》的版权，找到了兰登书屋的COO，他是韩国人，问了我两个小时各种关于中国的事，最后他问：“你来干嘛？”

我说我想买《克林顿自传》的版权。他对我很欣赏，就给了我。这本《克林顿自传》和译林出版社合作，一年印了40万本。

《达·芬奇密码》是上海文景花了3000美元，先买了中文版权，他们没有信心，觉得可能要亏损，不想出了。我刚好从欧洲回来，知道这本书在欧洲有点热度了，知道这本书是悬疑类小说，有很多欧洲历史、宗教史、绘画史和艺术史的知识。

我没看过，但知道它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悬疑小说、跟福尔摩斯不一样。文学肯定是要追求新颖、独特的。我决定拿下，贝塔斯曼的德国老板反对我买这本书，他说有些内容欧洲人都看不懂，你们中国人看得懂吗？

我想说，你小看我们中国人了，我们学的东西除了传统文化，也学习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学习西方，比西方学中国要努力得多。

我没听他的，出4000美元买下文景手里的版权。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后来能卖几百万本。

▲ 2018年黄育海和丹·布朗在上海外滩

05创业！因为我喜欢冒险也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我在贝塔斯曼是书友会的主编。我得到了很多培训机会，去法国俱乐部培训，去美国兰登书屋培训，有机会参加各种国际书展。这些对于我真正理解现代出版业，很有好处，开阔了眼界。

对一个人来说，眼界非常重要，理念非常重要。在贝塔斯曼，我获益匪浅。

之所以离开它，是因为我发觉了它的很多问题。主要问题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当时的老板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理解，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不理解，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模式和经验来干，应该会干得更好。这个想法不断激励着我，2004年，我主动辞职，创办了“九久读书人”。

我敢创业，也因为得到了很多好朋友的支持，港台著名作家陈冠中先生，他强烈支持我的想法，而且把我介绍给余秋雨。余秋雨只跟我吃了顿饭，简单交谈一番，就慷慨出资支持。这给了我很多信心。

我在出版业的很多朋友，就更不用说了，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明天出版社等，我得到了好多朋友的支持，就出来自己干了。从浙江出版界到贝塔斯曼，扔掉铁饭碗，是冒险；从贝塔斯曼到自己创业，也是一种冒险。我是喜欢冒险的，但我也不是赌徒，创业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对于出版人，每出一本新书，都在面对不确定性，过于纠结，就没法搞出版了。

06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极不科学的分类文学理论也能盈利！

18年来，99读书人的定位和理念没变过，我们属于文学出版机构，注重文学价值，我们会一直以文学书为主。这也顺理成章，我是因为文学走上出版这条路的，也有人批评我眼界不够开阔，不多做一些其他门类的图书。

我也承认这有局限，但一个人不能做所有事情，总是想做自己最熟悉最喜欢的事情。

近几年，“那不勒斯四部曲”引发了很大热潮，但它的引进没有什么戏剧性。

我们版权部原来的经理白丽雅（Patriziavan Daalen），从意大利出版界知道了这套书。

我们只知道四本书写了两个女人的一生，她们既是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作者是匿名的。白丽雅说，在意大利这套书尽管没有红起来，但引人注目，版权费也不高。汇报到我这里，也就这些信息了，一两分钟内，我就决定买。

类似的情况很多，买《龙文身的女孩》版权时也是如此，这些书在欧洲还没有火起来时，我们就拿到中文版权了。

这两套书，是欧洲近20年来卖得最好的文学书。

国内对文学有一种很不科学的区分方式——纯文学和通俗文学。

《红楼梦》有那么多读者，你能说它是通俗文学吗？在欧美，人们也不把J.K.罗琳和丹·布朗，视为通俗文学作家。

我很不赞成这样的区分方式，我自己读书，就是想读什么就读，包括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有些的确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我也不认为，喜欢读某类书，就意味着这样的读者是肤浅的，或者是高级的。

九久编辑部内部常说一句话：做世界上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我们很希望我们出版的图书，既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又能被众多读者喜欢。读者喜欢了自然买得多，当然就能盈利。

但只要我们认定了，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作家，我们也会坚持出，即使暂时赚不了什么钱，甚至是亏损也要出。

拿《巴黎评论》为例，文学理论的书，读者会少一点，但它毕竟是欧美最好的一本文学评论杂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九久读书人肯定是要出的。

其实《巴黎评论》并没亏钱，每一本至少都有两三万本以上的销量，有些的销量甚至接近十万本了。

《巴黎评论》系列是能盈利的书，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会有读者喜爱的。

08出版人需要不断学习更要对未来有信心

注重文学价值的出版，是比较小众的，在经济实力上，我们不够强大。这是我们99读书人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包括我在内的公司同事们一起思考的。

九久读书人的“短经典”系列，在国内出版界名声比较大。

2010年，我和当时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出差去欧洲。飞机上，贺社长在看我们99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

下飞机后，他告诉我，他读完了其中两个短篇，写得非常好。贺社长无意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

当时国外长篇小说预付金已经很高了，稍好点的书预付金就要几万美金、十几万、甚至一百多万的都有。而短篇小说的授权费用，最低才1500美金，高也高不过三五千。现代生活节奏快，人们读一部长篇不容易，但读短篇还是很方便的。

再说，短篇小说从文学艺术质量上，也不比长篇差，有些短篇小说更精巧。

我就让编辑部开始策划“短经典”系列。我们定下一条标准：尽量选在世的作家，个别过世的作家也要求不超过10年。这是为了保持作品的新鲜性和强烈的时代感。

不要一提到“短篇小说”，就是契诃夫和马克·吐温。

目前“短经典”已经出版了100多种，积累了很好的口碑。

今年我们新出版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不到3个月已经售出了3万多本，最近又没库存了。这就证明“短经典”系列是有强大持续的生命力。

现在，手机上各种新鲜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它确实会影响读者的深度阅读。但社会在发展，每个人要适应发展，能培养人的文化素养，起主要作用的肯定还是深度阅读。

阅读的大趋势是不会变的，哪怕有数字出版，纸质阅读和纸质出版也不会被淘汰的。

我记得，有一家中国公司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打出“两年之内消灭纸质书图书”的口号。七八年过去了，纸质图书还在逐渐增长，而那个公司却不知道去哪里了。

做图书出版的人，要对未来有信心，我由衷希望中国的出版事业能越来越好，我一个做了40年出版的人，都这么有信心，年轻的同行们更要有信心。

我对所有的读者也很有信心，阅读只会越来越普及，好书只会越来越受欢迎，他们也在追问我们这些做出版的人——你们把好书都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