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大家对甲午中日战争有多少了解,但就我而言,甲午中日战争就是一个模糊而耻辱的印记,自丰岛海战开始,到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结束。纵在我心中留下寥寥数语,也不过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以及对邓世昌等人的敬佩。然而,当我看过纪录片《甲午》后,我悲愤与那个时代中国的盲目,我发现失败的根源早已埋下,我感叹时代局限性下清醒者的悲鸣。
纪录片《甲午》描述了自两国被迫开国以来,两国各自之变革,用客观真实的语言,向我展示了自近代到甲午中日战争两国发展近乎鲜明的对比,使我更加感受到在那道伤疤背后,早已坏死的组织和细胞。作为一名初入大学的新生,且不是历史专业,以下仅从我所知历史以及纪录片内容,谈一谈甲午败局。
19世纪中叶,两国几乎同时被迫开国,自此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此后,由于做法的各有不同,两国才迅速拉开差距:黑船来航事件后,日本迅速掀起变革,通过倒幕运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新政府明治政府,开始明治维新,自此发展一骑绝尘。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则展开洋务运动,希望可以挽回清政府统治,发展却屡遭停滞。
然而,就我看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学者始终没有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无论是李鸿章亦或是其他人,他们始终以维护清政府统治为根本,进而强大国力。而晚清政府的统治者及诸臣,也多是夜郎自大之辈。腐朽的制度,腐败的朝廷,就如同破屋,需要的是一把火烧个干干净净,然后重建房屋,方可避免屋破人亡,挽救危局,而不是长期的缝缝补补,一味维系,其不过是延缓时间,却不能改变结局。《甲午》中引自梁启超一段振聋发聩的评价也正是此意:“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当时的中国学者局限于拯救晚清政府,而不知唯有革命,方可拯救败局。而日本,显然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且迅速通过倒幕运动,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新政府明治政府。在中国还维持着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时,日本早早展开变革。日本文官选拔以才识出众,以曾历游海外,精通各国事情者任之;武官以禄重功多之将官中任用,海军中武官每三年去陆官任职,以便两军共通。因此,日本官员大多富有国际视野,而中国朝廷自局限于自己的二亩三分地,朝廷高官除李鸿章等人外无人有当时时局认知。
若把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比作列车的前行,大清是以老式蒸汽车头拉扯著沉重的车厢;而当时的日本更像是如今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它自己内生的动力【1】。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也正是出于此。
诚然,晚清政府中不是没有清醒的人,然而其中更多的却是自遮双目的人,自以为世事通明,实际不过愚蠢之徒。清政府也曾派遣留学生,也曾派遣使臣,也曾试图挽救危局。然而最后事实证明,不过是徒劳罢了。纪录片中,中国朝廷之上,多视访外国使团为“质子”,是以诸臣百般推脱,不愿踏足国外;而日本,所派使臣多为朝廷肱骨之臣,不断出访诸国学习。中国士大夫固守旧俗,以学习西方为辱,甚至李鸿章与森有礼交谈时也曾认为更改衣冠等等是对祖制的违背;而日本推进明治维新,处处吸取西方优点,取长补短,甚至支付高薪雇佣西方人士,涉及生活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幼童留美计划几十人自第九年,由于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计划取消,被全部召回;郭嵩焘由于其所著的《使西纪程》,在朝堂上下引发轩然大波,被万人辱骂,受召回国,自此不得重用;美国排华浪潮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与之对应的却是日本多次派遣大批留学生去往西方学习,每次都多达数百人;日本使团多为日本肱骨之臣多次去往西方,探寻鉆研新时代游戏规则;美国国会同意美国军校接纳日本学生……由此观之,甲午败局早已注定。
而以上仅仅是甲午战争前中日政治举措的对比,而两国军事格局也亦如此,以海军为例。
近代海军学堂教育自福州船政学堂开始,也曾派数十人去往英国求学。而1874年日本侵占琉球,更是引发海防大筹议,开始向西方购置舰船。然而,清政府建设海军初期的核心目标却是守口防御,故而购置的也是有水上炮台之称的蚊子船。即便李鸿章等人多次强调需购进铁甲舰,却始终不得重视。而日本却恰恰相反,即便明治政府初期财政紧张,也购进军舰。与清政府相反的是,日本以攻为目的,购进多艘铁甲舰等。也因此,中国感受到了压力,随即购买定远、镇远。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舰船实力强大公认远东第一,远超日本。中国也曾巡防日本,震撼日本朝野。那么,中国海军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步步落后呢?
1891年,光绪应户部上奏撤销船舰经费用于他处;彼时,明治天皇却是谕示:在未来六年,每年从内库拨出30万日元(超出皇室经费十分之一),文武官员每年从各自薪俸中交十分之一作为制造船舰补助之费。就此开始,中国海军事业停滞,而日本海军史也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在那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停滞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故到了甲午战争,中日各参战的12艘战舰,中方战舰无论在机动力还是火力上都不如日本,也唯有定远、镇远尚可威慑敌方。
军备上的差距已暗示战争的失败,但究其原因远不止于此。曾经的中国海军军容肃穆,也曾令各国称赞,然而不免军营内部有蝇营狗茍之辈,各自为政,鉆研权力,却不想国家人民。在这一局势下,教官朗维里愤然辞职归国,自此英国拒绝接收中国留学生。而这也仅仅是中国海军权力盘根错杂角逐的一个缩影。甚至直到威海卫之战,依然有人未认清局势,盲目于汲汲营营。在丁汝昌迫切等待援军之时,广东舰队恳请归还广丙舰,不再干此次战事。甲午之战,几乎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也是应了大清池仲祐《七省海军议》的判断:“中国海军建设历时十年而成效不彰症结在于事无定章,权无专属。地方大员各自为政,沿海七省不能一气相通。”然而,可惜的是,这一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进而在甲午海战中应验。
与此同时,自朗维里归国,海军军容不再。与文臣对比,海军不受重视,自觉低文人一等。一如《甲午》中所说:中国的海军学生面色苍白,缺乏运动,缺乏一种精神。如果说军备是预示,那么由军容,军纪,失败几乎就是可以预测了。如今看来,也不过感叹一句,一步错,步步错。
而以上也不过当时政治军事的一隅,而自朝鲜壬午兵变,日本切实感受中国实力,中国便成为日本假想敌,日本开始了十年如一日的筹谋。而中日天津条约其中关于朝鲜国出兵权力的条文,更是为数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埋下祸根。那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均作出预言。李鸿章说:“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远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伊藤博文则预言:“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还在用科举考试选拔文官,考比试传统武器选拔武将,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传言他们的陆军海军整治有序,依我看来,皆是空言。”两人皆为当世有识之士,所作预言在后世看来也是应验。然而不同的是,伊藤博文预言成为日本朝堂共识,李鸿章则被中国士大夫视为危言耸听。更加离谱的是,在中国战舰访日宣传之时,上海《申报》作出专栏答问,答曰相比西方诸国,日本与中国关系更亲近;晚清政府不诘问日本占琉球一事乃是因不忍伤两国友好情谊;认为此次战舰访问尽释前嫌,重归旧好,中日两国人民所闻而欣喜。事实上,在此之前,一篇《脱亚论》早已在日本国内广为流传,定下之后日本对中国、对朝鲜以及对西方的态度,作者福泽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 (中国与朝鲜) 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对于东亚的邻国,由于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2】。由此来看,中国国内不过一厢情愿之语。与盲目乐观相对的,是战舰实力在日本国内引发轩然大波,更激发日本国内奋斗斗志。日本《时事新报》发表《关于清国军舰的来航》:“近年来中国锐意扩充海军,已引起我国警觉。建议政府增加预算,发展海军。”晚清政府统治下的满朝荒唐言、闭目者与日本明治政府统治下日本的全民关注、全民奋斗形成鲜明对比,甚至直到甲午战争前,满朝文武也唯有李鸿章清楚的知道中日实力的差距,因此极力主和,却终是抵不过沉浸在对天朝有强大自信的主战派的推动,更阻止不了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当时的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更是说:“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少数人之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能够打败小日本。”看到这里,除了对之后中国近代史的惨痛,也只让人感叹疑惑,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何时才能真正苏醒,察觉到世界的改变。
中国发展的停滞如螳臂当车,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作为日本的假想敌的中国,早在战前,便被日本摸个透彻,甚至某些方面来说,日本甚至比中国更加了解中国。在上海挂牌成立的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实为日本的间谍培训机构。日本研究中国方方面面,为战争做准备而成书《清国通商综览》、《邻邦兵备略》,甚至早在几年前就悉心研究中国地形、武备,作出相关部署。一如古话所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日本那样的仔细鉆研下,中国却始终沉浸在过往的繁荣,蔑视对手,不做任何准备,甲午败局,也就不奇怪了。
回望那个年代,真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那个年代,同窗转眼兵戎相见:“来自中日两国的留学生漂洋过海在欧洲相遇,此刻他们是同窗是学友,在异国并肩而坐,并肩而立,为著同样的使命学成毕业,为自己国家的海防效力。他们何曾预料有一天同怀海军梦的两国青年,会在同一片海域列阵相向,相搏杀”【3】;那个年代,有识之士不得重用,决议不得采纳,甚至作为异端受到排挤:李鸿章与张之洞推荐出版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却不予总理衙门采纳,认为违背实际;那个年代,诸君满足于天朝上国的幻想,不可自拔:慈禧光绪以及翁同龢等人,自始至终,认为清朝必胜,大中国必胜小日本……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是故,败局早已注定。中国之败非一人、一舰、一军之败,非武器、弹药、装备之败,一切究其根本,实乃愚蠢、无知的统治者带来的必然之败,就像秦魏河西之战,盲目自大,蔑视他人带来的后果只能是惨痛的失败,就算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调换军舰结果也许仍不会改变,一个迟暮的老人即使拿着再锋利的宝剑也没用【4】。
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也该感谢曾经的对手,正是他们的伤害,触及中华民族的内心,唤醒沉睡已久的灵魂。我们终于深切意识到与世界的脱轨,而不是继续沉迷于过往繁华,深埋于体内的中国人的骨气包括上进心、凝聚力等等,终于在一次次刺痛中复苏。我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奋斗。既然曾经,我们可以创造八方来朝的辉煌,现在自然也依然可以。
我不知道若是我身处那个时代会如何,或许也是盲目愚昧而不自知,或许也是自遮双目不愿看到世界的真实,又或许是努力寻找问题的根源,但终归,我身处现在,没有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就之后的结果,推断前期做法的正确与否,可以批判前人的愚昧无知,但也是因为我身处现在,我无法预知后世的结果来推断现在做法的正确与否。故我们研究历史。面对这段屈辱,我们不想如祥林嫂一样,整日抱怨,更不应该如过去某年,为表达不满,痛砸日本品牌汽车。陈悦说,“我们今天研究甲午这段历史,不是说要怎么报仇,而是研究怎么能够避免再次跌倒。”故今天,我们分析其中原因,究其对错,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避免再次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