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尼克·西卡爾（Monique Sicard）

來源：New Left Review #123 MAY JUNE 2020

在十二月的一個寒冷的早晨，大約一百個黃背心（gilets jaunes）聚集在佈魯塞爾的法律路（rue de la Loi）附近^{[1]，被警察攔住，他們高喊著“All together, all together, all ……”同時徒勞地掙紮著向羅伯特·舒曼環島（Robert Schuman Roundabout）走去。目標是進入新歐盟總部大廈（Berlaymont building），這是歐盟委員會所在的十字形辦公大樓。不幸的是。比利時騎兵以騎警的形式，已經在路上瞭。然而，每個人都明白，在向各國政府發出抗議之前，有必要瞄準“歐洲”。這就是為何要命令我們留在原地。不可動搖，不可戰勝，“就像歐盟對保險政策的命令一樣冷酷”[2]，新歐盟總部大廈位於被稱為這座城市的歐洲區的中心地帶。它面對著新建的歐洲理事會和部長理事會，一個巨大的混合著鋼鐵、玻璃和art-deco外表的建築，被稱為歐羅巴大廈，在法律路的另一邊。（新的北約總部占據瞭一個以前是機場的地方，在北方五公裡處。）}

羅伯特·舒曼環島不是偶然被選中的。它是通往城市的門戶，橫跨法律路，反過來又連接瞭Joyeuse Entrée大道和皇傢路，長期以來一直吸引著群眾運動。綠色和平組織最近才重新粉刷瞭它，把它變成瞭一個巨大的太陽：“走向太陽能吧！”那歡樂的氣息掩蓋不瞭法律路上的無限悲傷。它橫穿整個地區，嘈雜、充滿敵意、使人精疲力盡，被在一個連續地帶建起的失明的建築物所包圍，它有四條車道和車道上每天四萬輛的汽車來驚嚇過往行人。歐洲區本身，有著棋盤式的街道網格，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建築遊戲，由玻璃和混凝土方塊組成。每天，有27000名歐盟官員匆匆通過。這個以公園為界的地區，仍被當地居民稱之為富裕的利奧波德區（Leopold Quarter）；此處的公館曾經為源於剛果殖民地礦井裡的巨額財富提供庇護。批量生產歐盟政策的八十五個辦公區域——連同數以千計的處理方案、行為規范、規章制度和技術限制——都建立在那些公館的廢墟上。

然而，在歐洲區，總會有一些新的東西需要被拆除，因為正如盧多維奇·拉芒（Ludovic Lamant）對“佈魯塞爾建築工地”的精辟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新建成的辦公樓與剛剛被拆除的辦公樓幾乎是一模一樣的^{[3]。拆除工作為之後建設更多的辦公樓清理出瞭空間，新的高速公路和行車通道通過臨近的地區，這引起瞭當地人的憤怒。佈魯塞爾並沒有在一開始就被選為歐盟的行政總部。盡管讓·莫內（Jean Monnet）的回憶錄談到瞭將所有歐洲機構統一在一個單獨的城市空間的夢想，但從建築的角度來看，巴西利亞可能是他心中想法的一個更好的例子。比利時首都一點一點地呈現出這種陰暗的狀態。大多數佈魯塞爾居民對他們很少去的歐洲區過敏。}

說來奇怪，象征性的結構很罕見。新歐盟總部的外面飄著的兩打帶著金星的藍色旗幟就夠瞭。也許是世貿中心的悲慘命運提供瞭一個反面例子：讓我們廢除象征，冷漠的辦公大樓似乎在說，我們就將避免飛機。但最終，單單建造辦公樓已經不夠瞭。每月4000名歐盟工作人員往返於東南430公裡外的斯特拉斯堡議會的迫切需要花費瞭該機構預算的10%。悄悄地，秘密地（不能惹惱法國人，斯特拉斯堡仍然是他們的榮譽之地），在佈魯塞爾建造一個巨大的半圓形會議廳的計劃開始瞭，它將直到該計劃得到承認時才會被充作國際會議大廳。就這樣，歐洲官員蠶食瞭利奧波德區的剩餘部分。投標邀請函模糊不清，答復不定，分歧頻發，但建設計劃還是高速通過瞭。歐洲議會總部（Espace Léopold）於1993年落成。歐洲議會的辯論廳位於保羅-亨利·斯巴克大廈（Paul-Henri Spaak building）內，大廈以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人保羅-亨利·斯巴克（1899-1972）命名，他曾擔任北約秘書長四年，並多次擔任比利時首相。新議會耗資超過3億歐元，它的卵形外表讓人聯想到一種著名的奶酪，這讓它立即獲得瞭綽號“Caprice des dieux”。

這座大廈的第一道裂縫出現在2012年，正值希臘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一次檢查發現，懸在辯論室的三根結構梁有問題。2016年12月，當歐羅巴大廈開門時，佈魯塞爾居民瞭解到，歐洲議會大廈的其他部分也出現瞭裂縫。還有下沉，潮濕，隔熱和安全問題。它應該被拆除嗎？還是要修復它？這些斷裂的橫梁是否是一場政治危機的象征，象征著資本與勞工之間的根本斷裂，象征著社會權利與經濟法律之間的失衡？從這點上看，歐盟在物質層面和道德層面的崩潰是否合理？我們能否希望建築工作能帶來民主復興的承諾，一場真正的泛歐辯論？

來自威尼斯的視野（Views from Venice）

來看看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在面朝大海的美麗花園裡，巨大的閃閃發光的郵輪巡航，就像浮動的城鎮，令人驚嘆不已。幾年前，2018年的建築雙年展提出瞭“自由空間”（freespace）的主題，法語翻譯為lieux infinis：無限或未完成的空間。在比利時館，四名新獲得資格的建築師承擔瞭在有限的空間內建造一個反歐洲區的項目——在某種意義上，仿效瞭將歐盟建築笨拙地插入利奧波德區的模式。如果說新歐盟總部和歐羅巴大廈阻擋瞭大眾的入侵，阻礙瞭對話，壓抑瞭批判性反思，那麼年輕的比利時建築師們就打算用建築和虛構作為對當代世界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工具，提供一個討論的場所。

他們的歐托邦以圓形劇場的形式出現，這個圓形劇場內部有全部塗上瞭群青色的同心圓形臺階或長凳；白色的墻壁反射出柔和的乳藍色。遊客可以自由地散開在臺階上，坐下、躺下、站在中心或找一個他們自己選擇的角落。梯凳的移動創作瞭一首十二音列的頌歌，喚醒瞭歐盟會議上的24種官方語言的同聲傳譯。夏季炎熱，中秋寒冷，展館不鼓勵輕視氣候變化。藍色並不總是歐洲人最喜歡的顏色。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就認為藍色很難看。雖然到瞭十一世紀，它已經成為聖母長袍的顏色，但權力的顏色，教皇和皇帝的顏色，是紅色。然而，藍色逐漸變成瞭王室的顏色，主權的顏色。當它被作為斯特拉斯堡議會和1955年設計的歐盟旗的標志性顏色時，它已經是政治性色彩瞭。從那以後，群青色表示一種超國傢的價值。

在為傾聽、思考和討論提供一個烏托邦式的空間時，歐托邦的建築師們揭露瞭這些價值觀在歐洲制度核心中的缺失。對他們來說，建築設計也是一個揭示故障的過程。參觀比利時館的遊客會被給予一份文件，這份文件以旅行日記的形式敘述瞭建築師的倡議，同時提供瞭一系列關於歐洲區的觀點，有些是批評性的，有些是幻想性的。其中有一個故事發生在歐洲民族主義者和聯邦主義者之間的內戰之後。一位新當選的歐洲代表離開她的傢鄉，穿越飽受戰亂蹂躪的歐洲大陸，前往佈魯塞爾，那裡的歐洲區已有部分被毀。代表找到瞭她的辦公室，在保羅-亨利·斯巴克大樓的六樓。由於配備瞭數字音頻指南，她知道瞭佈魯塞爾被選為歐洲政治活動中心的原因：這座城市對風向做出瞭很好的判斷，預測瞭各種選擇，並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提供瞭一個設備齊全的城市。

因此，這並不是把歐洲區看作一個孤島，一個分離的世界，一個封閉的宇宙，而是要抓住它的獨特性。內戰激起瞭自我反省：我們是怎麼到此地步的？在血腥事件再次使這片大陸陷入哀悼之後，出現瞭兩種立場。一些人希望捍衛歐洲的現狀，依靠由民族國傢主導的理事會，議會則被扼殺。而另一些人反對主權主義者，並認為歐洲的機構對這場沖突負有真正的責任。因此，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歐洲，但這一次，需要其居民的支持。我們必須等待一場新的內戰，然後才能著手進行重建工作嗎？

參考

1. ^First published as ‘Architectures Bruxelloises’, Médium, no. 58–59, 2019; abridged and translated with kind permission.
2. ^Pascal Marie, ‘Parlement européen de Bruxelles: un nouveau caprice à un demimilliard d’euros?’, Marianne, 23 June 2017.
3. ^Ludovic Lamant, Bruxelles chantiers, une critique architecturale de l’Europe, Montréal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