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袁崇焕之孤城》第二部《孤忠》后记之二（已在起点首发），看到凤凰网“袁崇焕是怎样走上神坛的？”等几组专稿以及起点中文网以灰熊猫、阎崇年、当年明月为代表人物的所谓关于袁崇焕的“万人激辨”，这才考虑注册来到袁崇焕吧，一孔之见，但愿抛砖引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袁崇焕“十二宗罪”辩析

一 袁崇焕的“十二宗罪”

明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崇祯皇帝以“议饷”的名义召袁崇焕至平台，却“问以杀毛文龙，今反逗留，何也？”【1】袁崇焕感到满腹的冤枉，一时竟不能对。而皇上只有金口玉言，也只有皇上永远正确。于是，皇上一声令下，袁崇焕便只有束手就擒。这一天，距袁崇焕率领关宁援军在广渠门打败皇太极左翼二万金兵、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的时间只有十天【2】；距袁崇焕派五百兵将夜袭南海子、又迫使皇太极再次逃遁、而暂解京城之危的时间只有两天【3】。

八个半月之后，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皇帝先是在乾清宫暖阁召见辅臣成基命等，而后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科道掌印官及锦衣卫堂上官等文武大臣，张张嘴就定了袁崇焕的所谓“铁案”，罪有九宗：“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坚请入城，种种罪恶。”【4】（此处之所以说“铁案”，取自有论者说：“袁崇焕身死之时，他一生的毁誉也该论定了。”——虽为一家之言，但既称‘论定’，貌似已成铁案、其他人再说什么便必然是不合时宜了。）

紧接着，崇祯皇帝又宣布其决定：“依律磔之！”并迫不及待地立命刑部侍郎涂国鼎前去监刑。

于是，袁崇焕立即被绑赴西市处以极刑——在外敌大军入犯且已兵临北京城下的非常时期，为巡关御史方大任上疏称“蓟兵无一可恃，惟有关、宁可用”“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焕一旅可恃”【5】的前蓟辽督师、关宁援军的统帅，就这样被崇祯皇帝草率地处死了。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又有一旨，给袁崇焕加上了更大的罪名：“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6】

仅仅过去十七天，崇祯皇帝在戒谕廷臣时，更将袁崇焕的“罪名”进一步提到了“通虏谋叛”的地步：“袁崇焕通虏谋叛，罪不容诛。尔廷臣习为蒙蔽，未见指摘，今后有朋比行私、欺君罔上者，三尺具在。”【7】

从逮捕袁崇焕到处其极刑之前与之后，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共有十二宗：

一，托付不效；

二，专恃欺隐；

三，以市米则资盗；

四，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

五，纵敌长驱；

六，顿兵（逗留）不战；

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八，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

九，坚请入城；

十，谋叛欺君；

十一，结奸蠹国；

十二，通虏谋叛。

通观这十二宗“罪名”，其中：“托付不效”与“专恃欺隐”似乎是在务虚；而“以市米则资盗，既用束酋，阳导入犯”与“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又企图求实；“纵敌长驱”、“顿兵（逗留）不战”和“援兵四集尽行遣散”虽然锋芒毕露、意在让人对袁崇焕的动机产生丰富的想象，却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和“坚请入城”，显然是要揭露袁崇焕欲图逼宫的罪恶目的；至于一步步拔高到吓人程度的“谋叛欺君”、“结奸蠹国”及“通虏谋叛”，其中的“欺君”自然可以并入“专恃欺隐”，“结奸蠹国”因在钱龙锡案中已明确指出“谋款”与“斩帅”是袁、钱二人合谋而为，所以也可以划归“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剩下的“罪名”就只是“通虏谋叛”了。

袁崇焕案真的是已经“论定”的铁案吗？十二宗“罪名”真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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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非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便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将谈谈所谓的“通虏谋叛”罪只是崇祯皇帝捕风捉影强加给袁崇焕的；而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则集中讨论上述一至九所列堪称莫须有的九宗罪。

二 捕风捉影的“通虏”与“谋叛”

袁崇焕“通虏”，其实可以看作是以上十二宗“罪名”的源头。

有了“通虏”之罪，袁崇焕的动机和目的就都齐全了——这恐怕也是在袁案自始至今的争议之中，常常听到有人指责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的原因吧。

非常明显，只要有“通虏”这两个字贴在袁崇焕的身上，那么，他就一定会谋叛、一定会欺君、一定会结奸、一定会蠹国；也一定会托付不效，一定会专恃欺隐；市米呢，一定要资盗，谋款呢，一定要斩帅、践约；还有诸如纵敌长驱、顿兵（逗留）不战、遣散援师，以及潜携喇嘛啦、暗藏夷使啦、坚请入城啦，自然也都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解释。“通虏”不仅如此提纲挈领地抓住了袁崇焕问题的要害，而且很自然地又与崇祯皇帝逮捕袁崇焕的初衷有了照应。

十二宗“罪名”的源头可能是“通虏”，而“通虏”的源头又在哪里？

可能存在的源头有两个：一是金文馆章京范文程向皇太极“进密策，纵反间”【8】，皇太极在广渠门败于袁崇焕后，退兵南海子，“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9】第二天，皇太极故意将杨太监放归。杨太监进宫后详细报告此事，崇祯皇帝中计而逮袁崇焕。

关于皇太极设间杀袁崇焕之事最终大白于天下的，大多都认为始自《明史•袁崇焕传》。但因为《明史》乃清朝官修，据此又有人说袁崇焕案“在崇祯朝本来是定案，但清乾隆时期却发生了变故。乾隆钦定的《明史》里突然多出了‘反间计’的记载，于是‘袁崇焕案’便又有了新的解读。”

然而，这种说法站得住脚吗？请看杨宝霖先生在《袁崇焕杂考》中的记载：

以我所知，说清人设间杀袁崇焕的第一人，是广东人屈大均（当然最早记载此事的，是修清《太宗实录》的清代史臣或作《范文程传》的张宸，但《太宗实录》或《范文程传》非一般人所能见，故不论列）。屈大均《再吊袁督师》诗说：

劳臣遭反间，蠢尔善愚人。马喋三韩血，旗扬九塞尘。丸泥难守险，集羽意摧轮。一自钃镂赐，无人更致身。（《翁山诗外》卷七《再吊袁督师》五首之一）

屈大均另有一首《吊袁督师》诗，汪宗衍先生大作《屈翁山年谱》中记载大均作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东出榆关（略）吊袁督师废垒》之时，这组诗既称“再吊”，当作于《吊袁督师》后不久。比《明史》的成书早八十一年。

其次，是黄宗羲。黄宗羲在《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中详细记载范文程献反间计的详细情况。黄宗羲在这个神道碑铭里说：“辛未岁。余至新安，公（霖按：指墓主钱龙锡）之孙柏龄以碑铭见属，余不辞而为之。”辛未，即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黄宗羲说出清人设间事，比《明史》成书早四十八年。【10】

可见，对于皇太极的“反间计”，屈大均之所知、黄宗羲之所记比《明史》成书或早八十一年、或早四十八年，而且“最早记载此事的”，还“是修清《太宗实录》的清代史臣或作《范文程传》的张宸”。仅以此说，便已知道所谓“乾隆钦定的《明史》里突然多出了‘反间计’的记载”显然是大有谬误的。

否认皇太极设间的说法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也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崇祯给袁大人定了许多罪，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又有人说这个“反间计”纯粹是编造的、虚构的，还有人甚至提出了“后金又有什么必要搞那个‘蒋干盗书’式的反间计呢？”，以此否定皇太极设间的存在。

许多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述所谓明廷是否宣布袁崇焕“通敌”“谋叛”、清廷是否编造虚构“反间计”以及皇太极设间的必要与否，过去、现在、恐怕以至于将来的人们也可能继续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只是因为这并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所以在这方面就不再多费笔墨了。

但即使撇开这些有争议的话题，还要注意到的是：京城里越来越多而且是甚嚣尘上的传言，其来源也五花八门，不乏敌我双方及各色人等，这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设间呢——比如说“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密约’在先、故意引建州兵入犯”【11】；又比如说“投（逮）了袁崇焕，东人跑一半”【12】；再比如说袁军十七日晚抵左安门，因京师戒严而塘报无法送入，到了深夜才驰奏朝廷，报建虏薄城下，次日便有街谈巷议“争谓崇焕招敌”【13】，等等等等。它们所产生的影响非常之大，更可能是袁崇焕“通虏”的另一个源头。

有人曾经问笔者这样两个问题：崇祯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在那样的一个非常时期逮捕袁崇焕？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突然作出逮捕袁崇焕的决定呢？

这的确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恐怕也是当时萦绕在崇祯皇帝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问题。笔者以为：一，事发一定非常突然，而且一定有人直接向崇祯皇帝密告了袁崇焕有“通虏”或“谋叛”行为；二，崇祯皇帝在当时也已经认定袁崇焕“通虏”或“谋叛”，而且在开始也一定对此深信不疑（至于后来则另当别论了）——这也许就是对上述提问的最好的解释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分析一下崇祯皇帝逮捕袁崇焕的理由，也许就明白了。

崇祯皇帝逮捕袁崇焕的理由，就是他对袁崇焕劈头盖脸的两句问话：一是为何“杀毛文龙”？二是为何“今反逗留”？可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理由。

先说其一：袁崇焕杀毛文龙已是半年前的事，离逮袁时已经有点远了，何况崇祯皇帝又有先后两道圣旨，不仅一再肯定袁崇焕的做法、而且特别强调了毛文龙的劣迹【14】【15】。这显然并不成其当时非逮袁不可的理由；即使他对袁崇焕先斩后奏心怀愤怨、极为不满，在安抚之后又想逮治其罪，那么，什么时候不行？却偏偏而且突然选在皇太极兵临城下这种非常时候？

再回顾逮袁当时的情况，辅臣成基命曾劝皇上：“敌在城下，非他时比。”但皇上并不听【16】。其他阁臣也随之力谏：“临敌易将，兵家所忌。”皇上却答：“势已至此，不得不然。”【17】对成基命和其他阁臣说的这些道理，崇祯皇帝何尝不知？但为何又“不听”呢？“势”之一字出口，便道出了他的隐忧：不马上逮袁，大难即将临头；逮袁，便化危为安——非常时候，行非常之法：于是，逮袁也就成为必然！

再说其二：至于“逗留”，其实质说起来就是不战，但却不是事实，更不能成其理由。就在袁崇焕率军十一月十七日晚抵左安门到十二月一日被逮，其间的十三天时间里，且不说前有十一月二十日的广渠门大战、后有二十八日的夜袭南海子，就在袁被逮的当日早晨，他还正在派副总兵张洪漠等前去追蹑敌军【18】呢。十三天里打了两场胜仗，而且迫使敌军一退再退，可当皇上的还要指责指挥打胜仗的带兵统帅逗留不战，这不是强辞夺理吗？

可以肯定，藏在这“非常时候”和“强辞夺理”背后的，一定有崇祯皇帝“不得不然”所表现出来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就是他问话“何也”的言外之意、以及回答阁臣们劝谏所说的“势”的弦外之音：还有什么比发现袁崇焕“通虏”“谋叛”更可怕的？又有什么比抓袁崇焕更急迫的？——他或者相信了杨姓太监的话，或者相信了越来越多的传言、而且有人又密告了让他产生危在旦夕之感的传言，或者二者同时都起了作用。总之，他相信、至少在下旨召见袁崇焕之前他已经相信袁崇焕“通虏”“谋叛”，而且就在“敌在城下”这种非常时候、他更相信果断决定抓这个“通虏”“谋叛”的叛臣一定是英明之举、上上之策！

可是，袁崇焕真的“通虏”？真的“谋叛”？又真的是叛臣吗？

崇祯皇帝当然也清楚：杨姓太监的一面之词和街谈巷议的传言，并不能作为袁崇焕通虏的证据。这也是他不能把它们公然摆在桌面上的苦衷，又是在抓袁之后、特别是在可能感知已经上当了的情况下，竟然不择手段地寻找袁崇焕“通虏”“谋叛”证据的原因。

有两件事足以作此佐证。

一件是关于袁崇焕“通虏”罪，此事写在时任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的《白冤疏》中【19】：

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伊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鞠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随班末，不谓就日辰刻，文瑞等七人走矣。

刘文瑞等七人原本辽东难民，辗转流落京师。于生计困顿之中，不想又飞来横祸，被堂堂御史诬栽为奸细：为袁崇焕送信“通敌”。此事兹大，已在朝堂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看起来袁崇焕“通虏”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却不料已被移到锦衣卫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竟然在会审之前，从锦衣卫眼皮子底下一“走”了之！

钱家修在疏文中对此提出质疑，文字甚为尖锐犀利：

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即此一事，已见宗文力可偷天者也……

并为袁崇焕鸣冤道：

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落泪。崇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谓崇焕果有异心，则何不起于当年而在今日也？……

众所周知，明代之锦衣卫乃皇帝之心腹、之耳目，而且直接置于其严格的掌控之下，守备之严之密，自不必言。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刘文瑞等七名对指证袁崇焕“通虏”至关重要的奸细，竟然从守备森严的锦衣卫“走”了；不仅如此，而且对锦衣卫这种严重失职的行为，崇祯皇帝也竟然无动于衷、不予治罪。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例如钱家修对刘文瑞等这一“奸细”案本身以及定案者动机的怀疑，

面对钱家修义正辞严的质疑问难和有理有据的慷慨陈述，崇祯皇帝在无以应对之际，也只有敷衍其事：

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鞠问明白，即著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一出以构陷为目的且手段极其拙劣的丑剧落幕了，剧中几位角色的表演都很充分：曹永祚很想立功、崇祯皇帝很想拿到袁崇焕“通虏”的证据、而原抱奇与姚宗文则急欲落井下石，但他们又有共同的一点：做贼心虚——于是乎，在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的笔下，这些人捕风捉影要给袁崇焕扣以“通虏”罪名的各种丑态便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了。

第二件事说“谋叛”罪，也牵涉到了锦衣卫。这件事载于孙承泽（崇祯四年进士、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所撰述《畿辅人物志》之《李若琏传》【20】：

李若琏，字成甫。上林苑番育署人，祖籍新城。……于崇祯元年中武进士，官锦衣卫……长安士民畏厂卫如虎，见公执公秉正，颂声载道。

一日，巡捕营获一木工，谓为督师崇焕奸细。奉旨打问。

君问原缉员役，曰：“袁督师现在辽东，即有异志，渠之提塘、承差俱在京，何必用一木匠为奸细？”众坚以为真。及讯，犯人随口直认云：“袁督师修盖衙门，戴方巾，穿白绫袍。知我常在京中，遂差打听京中有多少人马。欲起手反叛。”君再四诱问，始痛哭曰：“捕营苦刑，叫如此说，不然驳回，当时夹死。我是山西人，在京作木匠，何曾到辽东？”

君据实上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君失出降二级，回卫。君笑曰：“吾不以人命博一官也。”

从好不容易逃到京师来的刘文瑞等辽东难民，到一个老实巴脚的山西木匠，都成了“奸细”、都成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指证人，可信吗？而在锦衣卫的大堂上，已经被定为“奸细”的山西木匠如果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这无疑又是一个苦打成招的例子。而从这一例子更可以看出一些人挖空心思的真正意图：只要能构陷袁崇焕，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什么手段也都能拿得出来！

还有更发人深思的事：如果说在刘文瑞等七人的“奸细”案中，崇祯皇帝还只是躲在幕后、羞羞答答不愿意公开出头露面的话，那么在这个山西木匠的“奸细”案中，皇上已经赤膊上阵不再顾忌什么了——因为“执公秉正”的李若琏审出来的结果不合皇上之意，所以“上令锦衣卫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立付重辟。”如此一来，皇上也就满意了。可对李若琏呢？不满意的皇上甚至愤怒到了立竿见影将其即“降二级”并令其“回卫”的地步。

再瞧瞧这位皇上吧，一个急于求“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甚至稍不如己意便施报复的小人形象，在这里被刻划得多么鲜明！

现在，谁也不知道在袁崇焕一案的案卷里，还有没有“刘侨再审，乃以为真”的有关袁崇焕“谋叛”的证据，因为据说所有关于袁崇焕一案的档案不见了（从网上一些论坛里看到，有人声称在《乾隆起居注》里有记载说乾隆皇帝“曾下令毁去有关袁崇焕的不利记载”。笔者不知其真假，自然不能妄加评论。可最近又听说声称者在其博客里已承认将某网友“编造”的东西，“引用”到了自己的某小说中，甚至为此“抱怨”某网友。笔者同样不知其真假，但因为据说某小说是“作者以史料为依据”、“比某些所谓史学家作的史书，更合实际”、甚至已经“成了那么多人眼中真实历史”，所以特别希望：一，所谓乾隆皇帝毁档案的事千万不要在“编造”之列；二，由声称者明确给出其出处，以免读者误入岐途，误认为是声称者自己也在“编造”、或者又“引用”了什么什么网友“编造”的东西。果能如此，也将更利于对袁案有兴趣的人们进一步的研究）。

但就目前来说，仅就能够看到的上述《李若琏传》的记载，即使案卷里还有不少类似这样“乃以为真”的证据，恐怕都难以取信于人了。因为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弄到的证据，是不足相信的。也正因为这样，从上述可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通虏”与“谋叛”的罪名纯属捕风捉影，是崇祯皇帝强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根本就不能成立。

顺便说一下：历朝历代，肯定有宁可降级丢官甚至坐牢杀头也不肯用他人的生命去换个一官半职、就像李若琏这样即使任职锦衣卫的人；同时，不可否认也肯定有媚权媚上阿臾奉迎用他人的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屑小，就像刘侨一样——应该引起警惕了，人们！无论是为事业而不断进取、或者是为生存而拼力挣扎、抑或是单纯就为那些被栽脏被诬陷而蒙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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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辽东形势大逆转：究竟是谁成全了皇太极？

天启、崇祯之交的近两年时间里，明、金、蒙古三方在辽东的形势出现了大逆转——蒙古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势力退出辽东，漠南蒙古诸部落逐步依附金国，明朝失去了朵颜卫这块辽东北部重要的屏障，而金竟然在明、蒙双方的“帮助”下走出了宁锦大战失败后所陷入的困境——对于分析强加在袁崇焕身上的那些“罪名”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且看在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与辽东形势有关的一些主要事件：

一，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西迁；

二，皇太极二征林丹汗；

三，明蒙关系恶化；

四，漠南蒙古依附皇太极。

金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六月以后，金国汗皇太极常常愁眉不展闷闷不乐，这不仅仅是因为宁锦大战战败了，而且还有更深层次内外交困的原因——

首先是内部，皇太极已经陷入了困境：一是皇太极称汗后，遵照太祖遗训，仍然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21】，实际上就是大家轮流执政，以至于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22】；二是与明朝开战，遭到了明朝的经济封锁，建州的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因此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惟是年来，国用不舒，仓廪空虚，民众地薄，生养不足”【23】，同时由于漠南蒙古和朝鲜对建州，使得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盗贼繁兴”；三是天灾严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24】。

其次，外部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此前不久皇太极派阿敏入侵朝鲜、虽然威逼朝鲜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但朝鲜并未真正屈服、以“事皇朝者所以事大”的态度仍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5】；二是蒙古察哈部林丹汗，在明廷的支持下与建州争雄；三是宁远、宁锦两次大战都败于袁崇焕之手，说明明廷在熊廷弼、孙承宗之后还有主持辽东大局的人才，而且仍有相当实力。因此，皇太极深感不安，认为“今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亏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26】，一旦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后金，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

显而易见，如果就这样拖下去，对后金对皇太极都是很不利的。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竟有了明朝袁崇焕的被罢斥、新任督师王之臣的撤防锦州以及蒙古林丹汗察哈尔部神使鬼差的西迁——皇太极及时地抓到了这个机会，而且轻而易举地让后金和他自己渡过了危急、走出了困境。

林丹汗率察哈尔部西迁，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在推动蒙古已经又一次走向强盛之际因为经营左翼的失败，导致内喀尔喀和科尔沁等部先后与建州会盟；二是以期在右翼方面获得进展，并求得在右翼恢复汗权，从而继续称霸蒙古诸部落；三是继续获得明朝的抚赏。

西迁的经过可以分两个阶段。从天启七年三、四月间起兵到十一月间、占据归化城为第一个阶段，其重点是击溃右翼诸部入据其领地。从天启七年底到崇祯元年秋是第二个阶段，其重点是兼并右翼，巩固其对右翼地区的占领【27】。

林丹汗西迁之初，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位于归化城土默特部和察哈尔部之间的哈喇慎部。

哈喇慎部因势单力穷，不得不求助于明朝。当明方尚在犹豫之时，林丹汗已经拥兵十万兵临城下、并一举击溃了哈喇慎部，喀喇慎自此瓦解。只有驻牧于辽西的朵颜三十六家、以及包括东土默特部在内的喀喇慎部，依著有利的地形得以保存。此后，朵颜三十六家仍打者喀喇沁部的旗号。

天启七年七月，林丹汗到达威宁海子，十一月攻克归化城，逼走顺义王卜石兔于河套。西征初步奏效，林丹汗更加雄心勃勃地向西挺进。

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崇祯元年初，在首先兼并了土默特东哨兀慎、摆腰诸部、并蚕食永邵不之后，一路夺关斩将的林丹汗又有了新的杰作：兼并了土默特部强枝那木儿台吉，即五路黄台吉部。

明朝也有一些有心人密切注视著林丹汗的动向，并且也看出了林丹汗与卜石兔两家火并对自己的不利。延绥巡抚岳和上疏说：“利在插则彼耽新地而移故巢,辽藩已薄；利在宣（卜）两部则彼挟西忿而东媾，辽祸兹”。出于此种考虑，岳和主张分别派人到这两家，一方面劝说阻止林丹汗西迁，同时调停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落的矛盾，以免发生火并【28】。可惜，岳氏的这一主张并未引起明廷的重视。

正当明廷还在犹豫不决时，朵颜三十六家与哈喇慎残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等部对林丹汗进行报复，在早(旱)落乌素击败了他，杀伤其人马万余。

就在此时，朵颜三十六家贝勒苏布地杜棱、朵内衮济等致书皇太极，希望建州出兵，以求能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从而一举歼灭林丹汗【29】。 皇太极正巴不得如此，又恰巧遇到辽西锦州撤防、帮他打消了后顾之忧，同时为表明其联合征讨林丹汗的诚意，当年二月便亲自率精锐之师征战察哈尔。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贝勒为先锋，率精兵先进。多尔衮探知多罗特部青巴图噜塞棱及其部众在敖穆伦住牧，于是合兵袭击了敖穆伦，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噜受伤遁走，台吉固噜被杀，其部众万余人被皇太极俘获，从此拉开了统一漠南蒙古的战幕——这便是皇太极一征林丹汗【30】。 首战告捷，皇太极大喜：他知道这一战将对漠南蒙古诸部产生深刻影响。 果然到了四月，敖汉部琐诺木杜棱、巴林部贝勒塞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朱习礼等即率众归附后金。 五月，皇太极听报：顾特塔布囊部自察哈尔逃至蒙古阿喇克绰忒部，凡遇归降后金者，便辄行截杀。遂命贝勒济尔哈朗、豪格率军攻打该部，擒杀顾特塔布囊，尽收其民，俘获人口驼马牛羊以万计。 也就在这个五月，在明、蒙边境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新平堡事件【31】：因为林丹汗的亲信贵英恰入边讲赏而被明将所杀，林丹汗遂围攻大同。此时，明廷陜西道御史李柄与之谈判，表示愿意以插部重新东归辽土为条件，恢复其全部市赏【32】。这在当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局势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到了六月，情况却发生了突变，不错的选择成了泡影：“锐精边事，欲矫时弊更辙”的崇祯皇帝拒绝了李柄与林丹汗的谈判结果，并“以市赏徒耗金钱坠军实”及“卜素没”为由而革其赏，而且态度强硬坚决，虽然“时插冀邀卜素之赏，边臣屡为请”，竟“不允”【33】。 明蒙关系由此开始恶化，林丹汗继续其既定西行之策，而且进一步影响到了漠南蒙古各部落、加速了他们归附后金的步伐。 七月，漠南蒙古诸部落事态的发展和崇祯帝的决绝态度更加出人意外：“塞外诸夷以苦饥请粟，崇祯帝不许。初，广宁塞外有炒花、暧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部，皆受明朝抚赏。建州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俱通建州，尽革其赏，诸部皆哄然。会塞外饥，请粟，崇祯帝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尽折归建州。”（【34】，大好河山：《蒙古插汉部的西迁改变了后金的命运》） 漠南蒙古诸部依附后金，大明朝北边的一道屏障从此消失，山海关以西至宣、大一线就直接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建州面前了！ 不久，喀喇慎部及其别属即遣使团到沈阳，与后金谈判议和，结成联盟，决定共同攻打林丹汗。 就在哈喇嗔部归附建州之后，明廷这才想起弥补失误，又从蒙古内部纠合反对林丹汗的部落，以“永邵卜合卜石兔诸部之兵抗插”，然而收效并不大，甚至仓促纠合在一起的联军很快就被林丹汗击败了。 九月，皇太极分遣巴克什和希福传令西北归顺的外藩蒙古各部率领所属兵马，到达约定地点，以征察哈尔林丹汗。敖汉部长索诺木杜棱、奈曼部长衮楚克巴图鲁会于都尔弼（鼻）城；内喀尔喀诸贝勒所率兵马会于辽阳城；喀喇沁和科尔沁部会于绰罗郭勒。皇太极统领大军乘夜攻入察哈尔部的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等地，俘获了很多人畜而还。由于这次战争的胜利，更加确立了皇太极在漠南蒙古诸部心目中的盟主地位——这便是皇太极二征林丹汗【35】。 至此，林丹汗西迁不得不黯然告一段落。 蒙古察哈尔部与明廷、后金，三者都想或者曾经想在辽东有所作为。而后金势力的扩张，直接威胁着明廷和察哈尔。察哈尔部的强大，也妨碍后金征抚漠南蒙古诸部。对明廷而言，将察哈尔部与后金作比较，对其威胁最大的敌人当然是气势咄咄逼人的后金。正因为此，在明廷、后金和察哈尔部的鼎足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应当是主要的。后金为了对抗明廷，必须先征抚察哈尔部；而明廷为了对付后金，便要利用察哈尔与后金的矛盾，同察哈尔部联合抵抗后金的进攻。

因此，对林丹汗的西迁之举，明廷应当极力阻止。但其作法，却又特别让人失望，尤其是让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失望了——林丹汗西迁之前，漠南蒙古诸部就曾经要求明廷出兵阻止，但明军却没有任何动作；而在林丹汗西迁并肆意攻击右翼蒙古诸部之后，明廷对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于是，受林丹汗攻击并对明廷失望的蒙古诸部，只有明里暗里转投后金、与之联合对付林丹汗。而且在开初，他们还都持一脚踏两船的态度：一方面向明朝求赏、一方面投靠后金。

总之，明朝不积极招抚漠南蒙古，而林丹汗西迁对漠南蒙古诸部的打击与压迫也日渐加剧，再加上皇太极利用如此大好机会主动招抚，这三个原因自然就促使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最终倒向了后金。

很明显，林丹汗西迁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察哈尔以及喀喇慎别属朵颜三十六家等漠南蒙古部落对明朝来说，是其北部屏障。林丹汗自行撤离辽东西迁，严重损害了明朝的战略利益。对后金来讲，来自侧面的压力大大减轻，从此可以绕过山海关由蓟州方面直接威胁明朝的京畿地区。虽然后来明廷认识到了这一点，仍然给予林丹汗以右翼市赏，但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什么明蒙双方的联合对抗后金的问题了。

其次，林丹汗也就这样于无形之中失去了明朝方面的支持，从而在外部也彻底被孤立。没有了外援，内部又一哄而散离开了他这个全蒙古的共主，林丹汗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孤家寡人了。因为失策的西迁，他自己也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第三，林丹汗西迁的唯一受益者是后金和皇太极。由于察哈尔西撤，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战略上三方相持的局面被打破。从此，后金既可以无所顾忌地借道蒙古进攻明朝，又可以打击一直与其为敌的察哈尔，从而掌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权。这是林丹汗错误决策的最严重的后果。

同时，林丹汗对内部的武力进攻，再一次将大量的蒙古部落推入后金的怀抱，从而大大加强了后金的力量。

（自天聪二年二月一征林丹汗、九月二征林丹汗后，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又三征林丹汗。天聪八年，林丹汗病死甘肃大草滩。次年四月，在鄂尔多斯托里图地方，林丹汗长子额哲与其母苏泰福金归降后金，并献上元代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其溃败四处逃散的察哈尔部众随之也纷纷归附。至此，皇太极完成了对漠南蒙古的统一，消除了来自西边蒙古对后金的威胁。从此，后金先后五次假道蒙古犯明，都避开了明军的宁锦防线，并以蒙古骑兵为响导，肆意对明境腹地进行蹂躏，实现了努尔哈赤“欲砍大树，当先断其枝叶”的构想——林丹汗西迁原因、经过及其后果的分析详见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希都日古著：《试论林丹汗西征的后果及其败亡》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36】）

后金所面临的重重危急就这样在林丹汗西迁前后于无形之中被化解了，皇太极从从容容地走出了困境。不仅如此，皇太极还有意外之喜：由于林丹汗的那么一打以及明朝皇帝的那么一推，他也只是这么轻轻地一拉，漠南蒙古的许多部落便已经收到或者即将收到自己的菜篮子里……

说到底，还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明朝的皇帝成全了皇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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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莫须有的“九宗罪”

有论者宣称：一，袁崇焕第二次出关赴督师任之后，“主要的负作用是改变了1628年关外的有利形势”；二，崇祯皇帝宣布袁崇焕的九宗罪“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

想不到，这第一句话里就出现了三个错误——

一是时间：1628年就是崇祯元年，正如上述，在林丹汗西迁之前，明、金、蒙三方相持，而后金则因为宁远、宁锦两战皆败等军事、政治及经济方面因素，已经是内外交困了——对明朝来说这当然是有利形势，不过时间不长，而且应该是在明、金宁锦大战之前后。崇祯元年，形势已经发生逆转了！

二是形势：林丹汗西迁，明、金、蒙三方在辽东的相持局面已经被打破，皇太极已经走出了困境，甚至还抓到了主动权了，而漠南蒙古诸部落的先后依附后金，使得明朝失去了朵颜卫这一对辽东北方边境重要的屏障，正转向到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形势何利之有？

三是责任：皇太极之所以能够走出困境，既是因为林丹汗西迁对漠南蒙古那么一打，也是因为崇祯皇帝自觉不自觉地那么一推，当然还有他自己机敏地抓住了两位对手亲自送上门来的这么大好的机会——皇太极窃喜之时，袁崇焕还在广西滕县白马圩赋闲呢。怎么？问题出来了，不在崇祯皇帝和明廷自己身上找原因，反倒把“负作用”一下子推到离北京数千里之外的广西滕县，合适吗？

第二句很有意思，特别是“为后金张罗的一切”更显得关键，起码为袁之“通虏”罪名先入为主地埋下了伏笔。

现在来看袁崇焕之复出再出关，原本是为“五年复辽”而来的，在他赴任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所说所做之事有记载的主要有如下所列数件：

一，在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上“五年复辽”方略；

二，处理宁远士兵因朝廷欠饷而发生的哗变；

三，整军，布防，请饷，查勘形势、重修锦州等城防；

四，修正复辽方案，上《为商定恢复之谋疏》；

五，着手处理东江军务，杀毛文龙；

六，高台堡市米；

七，与皇太极谋款；

八，率关宁军入援京师，包括布防、守蓟州、间道进京、驻军广渠门以及在广渠门与后金兵大战等。

对照崇祯皇帝八月十六日召群臣宣布袁崇焕的九宗“罪名”，除二、三、四项外，其余诸项果然差不多“一切都包括进去了”。因为又被特别指出都是“为后金张罗的”，所以判定袁崇焕的动机必然就是想“通虏”、其目的也必然就是实现“通虏”——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与崇祯皇帝逮袁之前以及杀袁之后紧接着对袁之“罪名”的定位，很自然地吻合到了一起。而将此论者宣称的两句联系起来看，就不能不说他对崇祯皇帝逮袁的理由是下了些功夫研究，而且也看出了崇祯皇帝宣布袁之九宗罪名的用心：这一切都是在袁崇焕“通虏”的假定之下被认定的。

正所谓：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又都没有可能。然而事实只能是其存在的惟一，所以在探究事实真相或者说寻觅其存在的惟一的时候，一定不要先入为主，尤其在评判一个人的功罪时，一定不可作有罪推定。

比如袁崇焕一案，早在关宁援军进京之前，崇祯皇帝就已经认定袁崇焕有“通虏”之嫌了，所以才有“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的记载【37】。到逮袁之前，在崇祯皇帝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袁崇焕“通虏”！而在这样的假定下，一切当然都有可能！

果然，八个多月之后崇祯皇帝再正式给袁崇焕定罪，其“五年复辽”必然是欺君、其谋款必然要斩帅以践其“约”、其市米必然要资盗资敌、其驻蓟州必然要引敌长驱、其请求入城也必然要胁以城下之盟等等，“一切”也都统统铁定了。

当时的人不能要求崇祯皇帝改变思维方式，更不能让他想一想“一切又都没有可能”的情况——因为他是皇上，在他的字典里、只有永远正确这几个字，金口一开也一定就是玉言，他有下旨的权力要求别人，别人只能服从却不能要求他。

但是现在不同了，至少在讨论人物评价问题的时候，人们在对方一旦作有罪推定的情况下，可以向对方提出改变思维方式的希望，也可以温馨地提醒对方：你想过“一切又都没有可能”了吗？

下面，将对“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的九宗罪试作具体辨析，这自然是基于本文第二部分所谓“通虏”罪名并不成立的分析——

一辨“托付不效”——

平台召对【38】【39】时，崇祯皇帝以东事托付，袁崇焕慷慨一诺，从而有“五年复辽”的君臣协定。这里，崇祯皇帝是在指责袁崇焕没有成效，甚至走到了反面：不仅复辽未见成效，反倒又让致皇太极大军破口而入兵临北京城下。

对此指责，至少有六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复辽的期限。

在君臣协定中，复辽的期限是五年。可是，从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的平台召对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袁崇焕被逮时，也才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连协定期限的三分之一还不到。难道就因为后金兵破口这一突发事件、而断定袁崇焕“托付不效”，甚至是袁崇焕因为无以了“五年”之局而“召敌”【40】【41】而“嗾奴阑入”【42】，这不是太牵强太武断了吗？

常听人说“秋后算帐”，这还远远没有到“秋后”呢？不要说五年以后的事情如何，就说现在，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算是写“八”字吧，这一撇也还没有写完，皇上竟急不可耐地算起帐来了，这是为什么？

第二，挖坑、欠债者与填坑、还债人。

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明廷和崇祯皇帝在辽东，已经挖了三个坑，或者说欠下了三笔债：因朝廷欠饷引发的宁远兵变【43】，这是一；被前蓟辽督师王之臣撤掉又被后金兵毁坏了的锦州防线【44】，这是二；还有三，失去了蓟门屏障，更是一个巨坑、一笔巨债。这哪里是托付，是甩出去的烫手山竽呀——正如前述，蒙古察哈尔部西迁前后，崇祯皇帝明显失策的举措帮着林丹汗把漠南蒙古诸部落推到了后金的怀抱，首当其冲的严重后果就是蓟门失去了或可依仗的藩篱。如果说王之臣撤锦州之防，让明朝一下子就失去了二百里防线，那么漠南蒙古之去，则东自宁、前，沿边穿连辽、蓟、宣、大之燕河、石门、建昌、冷口、大安口、龙井关、喜峰口、墙子岭、古北口……又不知丢掉了多少个“二百里防线”？

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到任，处置宁远兵变、修复锦州防线、其后又推荐王象干并与之共同挽救失去蓟门屏障这一残局【45】【46】，他在尽力填坑、还债，尤其是填这个巨坑、还这笔巨债，可终究还是填不了这个巨坑也还不了这笔巨债。虽然崇祯皇帝敢捅也能捅出这么大的窟窿，出了事就缩起了头。可袁崇焕虽难有回天之力，但他仍然执著于“知其不可而为”，他还在咬著牙坚持，他还在努力替皇上填坑还债——皇上挖坑欠债，自己赖著不填不还倒也罢了，却又反咬一口，将“托付不效”之罪名强加在帮着填坑还债的人的身上，是何道理！

第三，五年复辽的准备。同样是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袁崇焕在填坑还债的同时，还在努力地为“五年复辽”做准备，其事其功有目共睹，明廷和崇祯皇帝也未必不知。先说整军练兵，就在袁崇焕莅任之初，兵无统纪，而饷缘之不清，且有缚镇抚之事。袁崇焕从头收拾，经过整军练兵，可以说关宁军的实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且其铁骑也已初成雏形：从黄泥洼驱敌的初试牛刀【47】、到马伸桥与敌前哨遭遇的又获小胜【48】【49】，从宁锦大战时尝试性的宁远背城与后金兵“合马交锋，一枪一刀拼命”【50】、又到广渠门的背城大战甚且追击后金兵直至运河边【51】，尽管当时还不能说关宁兵的野战实力已可与后金兵匹敌、但毕竟已有了长足的进步——闻警即千里赴援是证明，广渠门大捷、南海子夜袭【52】从而暂解京城之危也是证明，事实证明巡关御史方大任的上疏所言不虚【53】，相信此后越来越多的战例将更加证明关宁辽兵的实力，也会证明关宁辽兵这一年半来为“五年复辽”所作的准备与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再说精兵汰冗减饷，到崇祯元年十二月，袁崇焕已核定“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比前“关外兵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减少“官近百员”、兵二万二千余员名【54】【55】；与此同时，饷银也有不少的减额：崇祯二年八月，袁崇焕在“定关、宁营伍，不数月而告竣”之后，“于是而登、莱，而天津，亦清楚矣。最梗手者东江，旋亦正法……实用之于辽者，合四镇官兵共计一十五万三千一百八十二员名，马八万一千六百零三匹，每岁本色米八十万二千九百四十五石四斗，料一百一十七万五千八百三石二斗，折色廪饷草干船租银三百五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七两九钱……臣未任之先，通支本折色共银六百余万，今额定正应支本折色四百八十余万”【56】，岁减一百二十余万，成效如此明显，崇祯皇帝是什么态度呢？在同一事的记载之后就写着：“帝俞其言，优诏答之”，白纸黑字抹不掉，皇上就能抹掉吗？此外还有布防、查勘形势以及规划复辽的具体方案等，就不再一一细说了，仅将袁崇焕崇祯二年五月六日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留待下一个专题详解。第四，一步能走多远？作为皇上，起码也应该知道：所谓“托付不效”的“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正像一个人走路，是要一步一步实打实地走出来，而绝不可能一步就跨十步、跨百步、甚至一步就走完所有的路。平台召对后，袁崇焕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就强调“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57】，难道皇上这时候就全都忘掉了？或者根本不认帐、竟要袁崇焕一步踏去就平了建州才算是托付有效？第五，辽未复而敌已兵临城下的问题。有人可能说：袁崇焕五年复辽不成，一年半反致敌兵临城下，这不就是“托付不效”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只要认真想一想：蓟门藩篱究竟怎么被拆掉了？不然后金兵又怎么破口到了北京城下？亡羊补牢，不找出疏漏在哪儿怎么补？明廷和崇祯皇帝失策既不自省、又无人敢追根探源，谁能保证大明此后就没有下一个被拆掉藩篱的“蓟门”？就没有下一个被破口的“关隘”？一句袁崇焕“托付不效”便欲掩盖这一次后金兵破口入犯的真相，那么，明朝北边数千里防线被一掷而空虚之后，崇祯七年七月后金兵由宣大第二次破口入塞【58】、崇祯九年六月清兵由喜峰口第三次破口入塞【59】、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由墙子岭和青山口第四次破口入塞【60】、崇祯十五年十月清兵由墙子岭第五次破口入塞【61】，崇祯皇帝还能挖空心思找出什么借口再来搪塞！说到蒙古的倒向后金（清）（天聪十年即崇祯九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又有人说：天启六年宁远之战后，因为袁崇焕与皇太极谋款，从而导致了朝鲜、蒙古与明廷离心而倒向后金，所以问题的根子还是在袁崇焕。这与史实不相符合，尽管朝、蒙两方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颇有怨言，但并没有在实质上影响到它们与明朝的关系——漠南蒙古诸部落依附后金，在本文第三部分已有详细分析：一是林丹汗西迁之一打，二是崇祯皇帝失策之一推，三是皇太极抓住机会之一拉，原因、结果都很清楚了；而察哈尔部的降金，也就是漠南蒙古的真正全被征服，已是皇太极三征林丹汗之后的天聪九年即崇祯八年了。至于朝鲜倒向后金问题，虽然阿敏一征朝鲜得逞，但也只是迫使朝鲜与之订立兄弟之盟，但朝鲜并未真正屈服、并以“事皇朝者所以事大”的态度仍然和明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62】；直到天聪十年（崇祯九年）十二月，皇太极率大军二征朝鲜，历史又上演了当年漠南蒙古求助明廷的一幕：朝鲜在求明廷支援而不得的情况下，最终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等十七项屈辱条款而投降了清朝【63】——很明显，朝、蒙之倒向后金（清），都是袁崇焕死去五、六年之后的事，这时候还要硬扯到袁崇焕，不是太牵强了吗？

第六，谁在拖“五年复辽”的后腿？

在第一次平台召见时，崇祯皇帝向袁崇焕咨以辽事方略，袁崇焕慨然以“五年复辽”答对；而对于袁崇焕提出须“事事应手”的要求，崇祯皇帝也都一一照准、事事允诺【64】。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到任之后，在填坑还债的同时，便放手进行整军练兵等“五年复辽”的一系列准备工作……然而，袁崇焕在其莅任头四个多月时间里，便遇到了两个难题，而且竟然都是崇祯皇帝亲为！

先是朝廷欠饷：崇祯元年十一月，袁崇焕到任已三月有余，正值关宁军整军练兵热火朝天之际，朝廷又欠饷了，拖欠的数额竟达“六十八万七千两”【65】【66】，而且一欠就又是四个月之久。袁崇焕上疏请发内帑，崇祯皇帝却“方疑边将要挟，周延儒曰：‘军士要挟，不止为少饷，毕竟别有隐情。古人罗雀掘鼠，军心不变……’上曰：‘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今虽缺饷，岂遂至此’”【67】，袁崇焕不得已上疏，直率陈言：“强边必先练兵，练兵必先足饷，吾不能足彼饷，彼安肯为吾兵？……”【68】朝廷欠饷，谈何练兵？又谈何强边？边将更遭猜忌如此，复辽又岂不困难重重？

岂止欠饷一难，袁崇焕接着又遇到了麻烦：复辽离不开骑兵，袁崇焕请求增加战马三千匹，崇祯皇帝表面下旨应允，可是刚一转脸听了“太仆卿涂国鼎言：‘万一变生，奈何？’帝是其言，却崇焕”就改变了主意不认帐了【69】。

在这里，皇上的“事事允诺”不见了，反倒变成了事事掣肘。

有论者说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全力支持”、有求必应，要什么给什么，就上述欠饷和买马这两件事来看，论者又一次大错特错了。

还应看到：在上述的两件事中，一件提到了“边将要挟”，一个说起了“万一变生”，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说穿了，就是崇祯皇帝虽然也急于复辽，但更急于防兵、防将。有着“防兵防将”这样的心思、嘴上说得好听、事事又在掣肘的人坐上了高位，无论是袁崇焕，还是再换什么张崇焕、王崇焕，又怎么能去守辽、复辽！

上述六个问题至此应该比较清楚了——现在，是不是还要把“托付不效”的罪名加在袁崇焕的身上呢？笔者相信读者各位已经有了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皇太极绕道破口，未必不是在赌：后金兵到达青城时，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就伐明问题向皇太极提出异议：“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远袭，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70】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后金兵即使到了青城，其两大贝勒对伐明仍然疑虑重重，可见皇太极这次出兵之勉强。反过来看，勉强而又要出兵，这就明显带有“赌”的成分了——然而，既然是赌，就可能有赢，也可能会输。赢，也许是皇太极的造化；可是输了呢？恐怕他连沈阳也很难回去了！这对于大明来说，未必不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崇祯皇帝却不像皇太极抓住林丹汗西迁那样的机会一样去牢牢抓住，是不想？或者不敢？还是不能？抑或根本就想不到呢？

二辨“专恃欺隐”——

专恃欺隐，大概是指袁崇焕的三句话欺骗了崇祯皇帝：一是“五年复辽”，二是“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其实是蒙古人对袁崇焕作的保证）【71】，三是“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72】；此外，在谋款、斩帅以及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等问题上，袁崇焕对崇祯皇帝有隐瞒的行为。

袁崇焕是不是这样的？且看下面的分析。

一说“五年复辽”。

“五年复辽”，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一句“大话”。对此，他在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但如果说那还只是一个大纲的话，那么十个月之后的崇祯二年五月初六日，袁崇焕在答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五问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中，既将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尽可能地罗列出来，也回答了对“五年复辽”的种种质疑以正视听。笔者就从分析毛之五问与袁之五答入手，为“五年复辽”不是大话也不曾欺隐答辨。

毛羽健的“五问”是【73】：

督师袁崇焕对陛下曰五年灭敌。臣心壮之。然恐此语非平日成算。迫于顾问。猝然以对耳。臣今有五问。

一问方略。从古御胡。攻守两策。故有犁庭扫穴。亦有垦田积粟。今督师果厉兵秣马往击之乎。抑缮隍治堡。彼来而我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一问兵制。从古名将料敌治具。有以八万而破百万之众。亦有攻终始谓非六十万人不可。今督师果止用关门见卒之十二万乎。抑大举时或别有调拨也。如止用见卒。则以少击众。十围五攻政未足言。如别有调拨。则沿边胜兵不下三十余万。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

一问粮运。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今督师果因粮于敌乎。抑师行粮从。尚需内地之暂输也。如果因粮于敌。则极目平沙。无粮可因。如尚需转输。则自有辽事以来。旧饷亏百万。新饷仅支目前。司农无两年之积。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

一问局势。辽事初起。有五路进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虏及朝鲜之说。俱不可。今督师之于插汉。果必款之可持。即不为我用。亦岂为我害乎。其于毛文龙。果见此兵之得力。可以牵建虏。又可以钤建虏。此之局势。不可不察。

一问善后。辽土陷没久矣。五年不能复。祸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复。辽沈间冷日沈沙。千里无烟。我即得之。彼毛怜海盖诸夷。开原鉄岭诸卫。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即置重兵。能不转饷乎。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将竭天下之力供一辽。事有不忍言亦。

袁崇焕在其《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中的五答是【74】：

皇上起臣田间，招对平台，臣感激知遇之恩！询平辽方略，臣覆之略期之五年。皇上神谟独见，不以臣愚，不以臣妄，微功得嘉奖过分。夫臣自天启二年役辽，与奴相持者六年。下手了手之招熟谂，不敢漫无成算而大言欺皇上哉!然臣五年之说出，而知臣者虑臣不能克期覆命，臣具收为药石而不敢以言求信。盖兵为阴符，可言者未必可行，可行者未必可言。况密成泄败兵家最忌！而用间出奇，每骇观听。乃忠稷者纷纷揣度，臣方惴惴于此，惧无以白天下。善哉！台臣毛羽健加意封疆，推心边吏，而以五问为臣发端也，皆臣欲中所欲言而中有不宜尽言犯泄者。就五问中可言者敬为奏答。

台臣之一问之方略攻守宜定也，臣愚谓兵者鬼神不测之机，难以一法治也。况我一执而敌转歧，则辽东今日当与台臣两说并用之。夫辽地残破之后，我之兵民胆气不振，不得不用渐法为守，故缮城治堡明烽远哨，来则守以老之，去则间以袭之，非久之可为，而我不得不为者也。若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俟军纪行于内而胆气溢于外，而求战雁门之收聚，至投石超距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利也。昔先朝故事之中可师也。

二问兵之多寡宜定也。臣愚谓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然饷之困矣，惟不能多，乃不得不缩而议寡。臣今计新饷之额与给兵士之数，仅可养兵十六万。而用为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两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两千为援。已足平奴。若边方有事，未便能以兵赴辽，且粮饷有限，不敢求增，臣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三问粮运之本折宜定也，臣愚谓自古馈士有饥色行师粮从不易之理。成祖出塞千里者三，皆苦粮运不继，故议车运畜运，又欲沿途作堡储之卒之，事未果成。然绝塞远征不得不而。今辽东建虏洊据我土宇，非塞外可比。臣今进，而锦、义与敌相逼在七八百里间，□□□□□□□叩招买截漕海运足供数年，未有他改也。他日恢复完全，□□□□□□□□□□□□□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似不虞转饷。□□□□□□□□□□

四问□□宜定也，臣愚谓奕先定势兵必相机，贵主谋也。臣昨更定将□□□□□□□□措施，但未明言而。三方五路用虏用鲜成效已可概见。臣有□□□□□异亦何能为同，夫插安能为我用，但得其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插而我并力于东，臣向之保举督臣王象干制□□宣大意而。

盖□□毛文龙可用但未有用文龙之人，是以文龙亦谨以□□□。臣今欲完辽事，需文龙急也，倘按国初马云、叶旺之故事，则河东尤为扼要，以正为奇，断不能舍此而别求胜算，臣所以亟亟于东江之策画，谓欲复辽土，先通辽海为合力为用。而不知者谓臣假以数（残稿至此为止，似已无存。惜哉！——笔者注）

对于毛羽健的每一问，袁崇焕都有了已经趋于成熟的考虑、或者早就作了周密布置——有的，他已经做了；有的，他还正在做；有的，他即将开始做，在他赴任后十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脚踏实地地做，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是有人说他“好漫语”“欺皇上”吗？他没有怨言、也不分辩，他只有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关于毛羽健所问“方略”，袁崇焕从“辽地残破之后”的辽东形势说起，进一步阐述了他“主守而后战”的缘由，不是有人说他抱着“凭坚城，用大炮”和“守为正著”那一套、“只能守城，不敢出战”吗？他当然知道“守”并“非久之可为”，然则“而我不得不为”，为什么？形势使然！在当时的情势下，冒险轻进、浪掷一战，明廷已经有了萨尔浒、沈辽、广宁之三大战三大败，损兵、折将、失地前车之鉴犹在，难道教训还小、不足以作后事之师吗？

可是，“守”能够收复失地吗？

答：未必能够！

又问，敌若“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数来，我将何以待之”？

答：必须整军！尤其是要抓紧训练出一支能打野战能打硬仗敢和后金骑兵拼命的关宁铁骑！

其实，这一点袁崇焕早在宁远之战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才有天启七年宁锦大战时尤世禄等的奇兵出击【75】，所以才稍后宁远城下明军的背城大战【76】，所以才有崇祯元年袁崇焕赴任之初的黄泥洼野战……

尽管袁崇焕被罢后辽东人事有变、又有锦州城防被撤、更有辽东蒙、金、大明三方形势的大逆转，尽管袁崇焕在上任之后还在帮崇祯皇帝直坑还债，尽管当时袁崇焕也不大敢说关宁军一定能打野战打硬仗，但袁崇焕抓住了整军、尤其抓紧了关宁铁骑的训练，毕竟使关宁军的实力向前进了一大步——的的确确是长足的进步！而到了“我之器精甲坚兵强马壮”的时候，与后金骑兵对阵拼杀，收复我大明已失之土，岂不是水到渠成之事？

关于毛羽健所问“兵制”，针对其“何不见一疏一檄以备调迁乎”的疑问，袁崇焕明确告知，正因为粮饷有限，所以不敢求增，他只用关宁、东江、蓟门之兵为正、为奇、为援，已足平奴。边方有事，则“惟取之近戍取之见兵而足矣”。

而关于“粮运”，毛羽健从“我成祖北征，先议馈运”说起，又讲到现时朝廷的诸多困难，因此又有“未见讲积贮之法，何悠悠也”之问，袁崇焕于此也早有考虑：一是成祖北征远在绝塞，与我军今日在辽本土作战有很大不同，二是辽西粮饷一直靠漕运、海运，不似成祖时的车运畜运，三是即便锋指河东，数百里间人持十日干粮便可以战，也似不虞转饷。

值得注意的是，在袁崇焕二答、三答的背后，正藏着他用间出奇、每骇观听的一个构想：从旅顺登陆在辽南金、复、海、盖四卫打开缺口！

这一构想无疑是受到孙承宗的启发：“我欲恢全辽，必先复金、复、海、盖南四卫。盖南四卫在三插河东，而实全辽膏腴之地。唯四卫膏腴，而又近海，辽之所以富贵以此。奴自破辽阳，四卫即没于虏。及破广宁，全辽尽失。然使河西步步为进，地远难于计日，而于虏无切近之灾。我竭力以除图，彼猝至而遽败矣。如自四卫入，则置刃于腹。而且迫于辽沈，彼自不能安处。”【77】

当时，他们正全力构筑宁远防线，以守关外而确保牢守关门。而后又是孙承宗因柳河之失被罢回乡，构想也自然成了空想。奉诏复出，袁崇焕又有了大展身手、将孙承宗的构想真正付诸实现的机会，所以也才有到京后他与辅臣钱龙锡会面时的所说：复辽“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而赴任之后，在与三大将和幕僚们的反复商谈中，他已经将复辽的立足重点移到了辽南，并且逐渐打消了修城筑堡由辽西向前逐步推进的想法和做法。（关于袁崇焕受孙承宗启发的这一新构想，网友牌位先生在百度“袁崇焕吧”有精彩的发言）

关于毛羽健所问“局势”，对于正为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建州而痛惜的袁崇焕来说，更有一种切肤之痛。所以他借此又重申其与王象干所订“抚西而拒东”的方针【78】，再一次向崇祯皇帝向明廷进言插汉“不与奴和即为我助，插受款则西不防而我并力于东”的主张【79】，期望引起注意与高度重视。

对于皮岛的问题，当然是袁崇焕恢复之计中的重中之重：既然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既然孙承宗的构想更符合辽东的实际情况，既然复辽的立足重点与突破口已准备悄悄转移到辽南四卫，解决皮岛问题则既是燃眉之急也自势在必然。

在袁崇焕的印象里，天启六年前后的毛文龙判若两人——之前的毛文龙应该不是一个一无是处之人，他还是有功的。况且，其手下熟悉辽南地理形势的居多。所以，袁崇焕要在辽南立足，并由此打开复辽的突破口、而成东江、辽南、辽西“并举”之势，就急需毛文龙的配合；所以，袁崇焕说毛文龙“可用”，而且愿意作一个能“用文龙之人”；他当然也清楚毛文龙长期盘据皮岛所越来越疯长的专擅跋扈与不受节制，所以，他也必须作好“可用与不可用”两手的准备【80】。

袁崇焕要仿效洪武年间马云叶旺率领水陆大军在旅顺登陆作战，大败蒙古纳哈出十数万大军【81】——他的这种似隐似现的战略意图在其后的一道奏折中又一次得以显现：“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82】。

战幕尚未拉开，布局业已敲定——应该做的：有的袁崇焕已经在做了，比如整军、练兵、集权、筹饷；有的他也开始并且尽力做了，比如抚西以拒东；有的还正在准备去做，比如察看海道、揆度地形以及解决皮岛和毛文龙的问题……他有理由相信，五年复辽一定能够成功，他也一定能向皇上向朝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关于毛羽健所问“善后”，在其分析“辽不能复则祸不可言、而辽可复则苦不堪言”这种不复不是、而复亦不是之后，竟有“今兵十二万，以守关门而有余，他日兵三十万，以戍辽而不足。今饷四百万，以养关兵而尚不足，他日饷四千万，以养戍辽兵而益无余。”之无端设问，袁崇焕对此只能笑笑：毛御史是不是太书生气了——说实在话，以毛御史之精明强干，岂有不知收复失土乃朝廷之本分及其意义所在？岂有不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真实内涵？岂有不知“今兵十二万、饷四百万，他日兵三十万、饷四千万”算法之大错？岂有不知“国不富民亦穷、然而仅仅是皇家内帑与众多皇亲国戚之财富，哪一家哪一户哪一处又何止以数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或者千万计？”【83】【84】【85】

皇太极和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的时间太短了，因之留给人们对“五年复辽”的成与否可能会有太多的想象。但就毛羽健五问、袁崇焕五答来说——其中哪一处不可行？哪一答又是欺隐呢？

二说“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这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二句“大话”，却是取自蒙古人因荒旱缺粮难以度日而求高台堡通市活命时、向袁崇焕所作的保证，见于《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86】：

查得哈喇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其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且夷地荒旱，粒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夫辽已能抗奴，夷即变奚为？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换柴薪，如违禁之物，俱肃法严禁。业责其无与奴通。各夷共谓：室如悬罄，不市卖一二布帛于东，何由藉其利而糊口？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哀求备至，各置妻子于高台堡边外，历历也。臣亲出谕之，见其穷迫所为，若绝其活命之方，则立毙之也。夷肯坐以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况我天启二年败回，关内外告饥，督臣王象乾行臣赏三十六家，令其驮米粮来市卖，每日百车数十车，军民利之。我歉曾因其食，彼歉我屯其膏，于义未惬。不如因而树德，存数种于外，他夷入犯，我得藉作藩篱。总在驾驭有法，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彼将为我用之不暇，宁有他心？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此夷受抚多年，一向相信，即今一冬以来，未尝生事。此时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俟修饬即周，且驱诸夷而用之，如不为我用，另有法以处，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事属军情，不敢发抄，再三计度，合词奏闻等因。

显然，对喀喇慎三十六家首领来说，以妻、子为质指天说誓，是在其族群饥窘之际的“穷迫所为”，所作的保证未必骗人，何况又是袁崇焕的亲历亲见；对袁崇焕而言，在已知喀喇慎三十六家“遂依奴以自固”之后，为力挽已经逆转的形势，他不想放过这个最后拉一把的机会。而对袁崇焕提出“此时兵马盔甲未备，只合笼络”的主张，崇祯皇帝虽同意“计口量许换米”，但仍然严辞斥责，先后的两道旨意并无不同之处。

可见，对一脚踏两船的喀喇慎三十六家的态度，袁崇焕只是想拉其一把而为己所用，崇祯皇帝则因其“依奴”而干脆将其划到了“东夷”一边——他们并没有因为蒙古人一句“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保证就忘掉了其“依奴”的现实，更没有因此而改变各自的做法，也就是说这一句话并不能左右他们的决策：一个依旧在坚持“抚西以拒东”，一个则认定“非友即敌”而从不考虑辽东形势逆转的原由及其后果。

袁崇焕拉一把的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并不能说明“抚西以拒东”的主张错误，且与崇祯皇帝“非友即敌”一推再推的做法不无关系。当然，促成失败的原因不会只是单方面的。而由此借蒙古人的一句话给袁崇焕加上“专恃欺隐”的罪名，却又说明崇祯皇帝既不愿正视已经逆转了的辽东形势，又不愿亡羊补牢积极推行“抚西以拒东”的正确主张，以至于任由皇太极得寸进尺一步步地控制了漠南蒙古诸部落，甚至只能眼看着丢失自蓟、辽至宣、大数千里屏藩而无所作为。

孰重孰轻，谁对谁错，不是给袁崇焕加一条“专恃欺隐”的罪名所能混淆的：后金兵先后五次的破口入关已经给了人们明确的答案了。

三说“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

“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87】，是袁崇焕为人诟病的第三句“大话”，也是三句“大话”当中似乎惟一能被抓住把柄的——笔者在前面说崇祯皇帝加给袁崇焕“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两大“罪名”似在务虚，就是指它们总显得空而无形，是长是短、是方是圆，都全凭皇上一张嘴去说道。比如，“五年复辽”毕竟有一个期限未到的问题，“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又是蒙古人说出来的，唯独“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因为袁崇焕没能在蓟州堵住皇太极，甚或皇太极大军长驱又到了北京城下——这不是吹牛皮说大话欺骗皇上吗？

相信在八个半月对袁崇焕的审讯中，审判官一定问过袁崇焕许多遍，但袁崇焕的回答也一定是“不是”这两个字。

这不是在狡赖吗？

不！袁崇焕并没有狡赖，而是审判官没有搞清问题的关键。

那问题的关键在哪？

关键就在“蓟州之战”。

很明显，袁崇焕想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从而进一步拖住他、緾住他，再等待援军四集围歼他。而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在“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之后，部将建议敌“‘大队定在后，我当速为之计’公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列营。”【88】

兵部也急欲袁崇焕“以一枝劲兵，间道趋蓟，为各路援兵之倡，冀可收夹击之功。”在关宁援兵抵蓟门后，又道：“第东向邀截之策，尚有大商略，愿督师与诸将，更深计而慎行之也。”【89】兵部在这里所说的“邀截之策”“大商略”及“可收夹击之功”，与袁崇焕在蓟州一战而拖住、緾住皇太极进而待援军四集围歼之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同时，也说明了袁崇焕“蓟州之战”的真正意图。

崇祯皇帝更抱着极大的期望等待袁崇焕的“全胜”捷报：“卿……分兵戌蓟，早见周防。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90】。

（在网上论坛里，不少朋友在谈到袁崇焕进驻蓟州、以及皇太极兵锋直向蓟州时，大都冠以“蓟州之战”“蓟州保卫战”“蓟州防御战”“蓟西保卫战”等等，可见对此“战”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之高）

然而，“蓟州之战”并没有发生！

袁崇焕失望了，兵部失望了，崇祯皇帝也失望了。（从网上的讨论看，许多网友也都失望了。不过，有的从失望中看到了袁崇焕的失误、看到了可惜，有的则从失望中搜寻到了袁崇焕的“大话误国”甚至“通敌卖国”）而崇祯皇帝的失望终于化成了最后的愤怒，就因为袁崇焕的一句“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话，给他加上了“专恃欺隐”的“罪名”。

表面上看，这“罪名”不大不小合情合理，其实却大有商榷之处：明廷上下期待着袁崇焕在蓟州一战，袁崇焕也判断与皇太极在蓟州必有一战，“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也只是袁崇焕在蓟州临战前向皇上表示的决心——战之能胜，这一句必然作为豪言壮语留在畿东战史上；打了败仗，它自然要被看成吹牛皮说大话而遗羞于世。可是，大战根本就没有发生，这句话是该看作豪言壮语呢？还是该视为吹牛皮说大话的标志呢？因为评判的参照物并不存在，显然二者都不是，而毫无根据的“专恃欺隐”就只能是妄加的罪名而已！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它的另一面，也许就是有人要问的：“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是袁崇焕因为怯战而避战？还是他与皇太极有什么“密约”【91】而拱手相送后金大军长驱西去？再对照“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如果是前者，袁崇焕自然跑不掉“专恃欺隐”之嫌；如果是后者，那袁崇焕又岂止是“专恃欺隐”一罪？

至于问题的这一面，也就是“‘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笔者将放在“五辨‘纵敌长驱’”一节里具体讨论。

四说袁崇焕的所谓隐瞒行为。

有论者说，袁崇焕在谋款、斩帅以及喀喇慎三十六家依附后金等问题上，对明廷和崇祯皇帝都有隐瞒。

这都不值一驳。笔者将它们分别放在“三辨‘以市米则资盗’”和“四辨‘以谋款则斩帅’”中分析。

三辨“以市米则资盗”——

居住在朵颜三卫的喀喇慎三十六家，其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束不的为后金兵带路【92】第一次破口犯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投靠后金？大概就在崇祯元年七月之后，而且一直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态度，游移于明、金双方。尽管当年七月喀喇慎与后金议和结盟，也只是联合对付林丹汗【93】，但也预示形势已经明显开始恶化了。崇祯二年三月，袁崇焕上疏再次请求崇祯皇帝允许高台堡通市、借市米度命以笼络喀喇慎，一方面说明他对朵颜三卫严峻形势的担忧，另一方面也道出了笼络喀喇慎的急切心情【94】。

就在这道奏章里，袁崇焕写道：

哈喇慎三十六家原在蓟、辽抚赏，仇于虎（指林丹汗）而未与奴通。自去年虎酋攻伯彦黄台吉，据其故穴，彦死之而我不能为各夷之依，夷遂依奴以自固。

袁崇焕在含蓄地批评明廷和崇祯皇帝的失策之后，明确报告了喀喇慎三十六家已经“依奴”的事实——看来，所谓袁崇焕隐瞒喀喇慎三十六家投靠后金的问题并不存在，只是有人不很细心没有注意到而已。

再看袁崇焕所担忧的形势：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辽东形势大逆转：究竟是谁成全了皇太极？”，有关于林丹汗西迁对漠南蒙古诸部落影响的内容。现在只是简单回顾一下，林丹汗西迁前后，明廷以及崇祯皇帝都干了些什么？

林丹汗西迁之前，漠南蒙古诸部就曾经要求明廷出兵阻止，但明军却没有任何动作；而在林丹汗西迁并肆意攻击右翼蒙古诸部之后，明廷对其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惩罚措施。于是，受林丹汗攻击并对明廷失望的蒙古诸部，只有明里暗里转投后金、与之联合对付林丹汗。而且在开初，他们还都持一脚踏两船的态度：一方面向明朝求赏、一方面投靠后金。

在崇祯元年五月间发生了新平堡事件之后，明蒙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六月，皇上革土默特部卜素之抚赏；七月，塞外诸夷（广宁塞外有炒花、暧兔、贵英诸部，蓟镇三协有喀喇慎三十六家守门诸部）以苦饥请粟，皇上不许；接着，皇上又痛下杀手、尽革其赏，诸部哄然。于是，（漠南）东边诸部落群起扬去，尽折归建州（后金）。

这不？祸闯大了——尤其是蓟镇三协喀喇慎三十六家守门诸部落与大明离心并转投后金，无疑使辽东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危险——皇上自己在辽东挖了更大的坑、也欠下了更大的一笔债。怎么办？在其束手无策之时，幸好请出了“蒙古通”王象干，让他出来再行抚驭漠南蒙古诸部落。

抚西以拒东”，这是王象干遵旨和袁崇焕商讨出来的补救办法，应该说是给崇祯皇帝填坑还旧债的。尽管也还有些效果，但终究改变不了诸夷尤其是喀喇慎三十六家一脚踏两船的态度。可皇上“非友即敌”的考虑却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喀喇慎三十六家稍有风吹草动便让他变了脸。一听说喀喇慎部遣使团到沈阳与建州谈判议和、即使人家是与之结盟共同攻打林丹汗，皇上也绝不允许。所以，喀喇慎三十六家又以苦饥请在高台堡市米，袁崇焕以为是笼络他们的好机会，可皇上却下旨严辞绝市【95】：

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你部一面行督抚官，加紧提防，仍著袁崇焕俞安性详加计度奏。钦此。

当袁崇焕再次上疏陈述情由，才有崇祯皇帝再一次严辞斥责之后“计口量许换米”的旨意【96】。

西夷通虏，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路将等官，倍加侦察，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袁崇焕为什么一疏二疏坚持卖米给喀喇慎三十六家？理由很简单：不卖米则必“绝其活命之方”，喀喇慎三十六家肯定会彻底倒向后金；反之，卖米则可以稍示笼络。在辽东形势已经大逆转的情况下，难道还要再把喀喇慎三十六家这个替明廷“守门”的蒙古部落推向后金？何况崇祯皇帝已经一错在先，难道还要坚持再错把朵颜三卫这个藩篱拆光、不把京师肩背暴露给后金兵的刀锋之下就不甘心吗？

这次卖粮由于崇祯皇帝的干预，显然没有给多少粮食救济喀喇慎三十六家诸部落——五个月之后的八月，束不的与后金联合劫掠锦州：“乙丑，清兵合束不的入大镇堡，分二道——自杏山高桥铺、自松山直薄锦州。庚午，入双台堡。辛巳，出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乃出。”【97】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一，高台堡卖粮似乎并不多，起码还不能让三十六家一些部落度过饥荒；二，袁崇焕“夷肯坐而待毙乎？即饥之窘之可空其类乎？不可空则不必府怨而驱其与奴合”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悲夫！

喀喇慎三十六家终于不再脚踏两条船而站到后金一边，什么时候呢？

应该说是在崇祯二年的八月——因为崇祯二年三月，皇太极曾下令依附的蒙古诸部落“定旗分”并要求“悉遵国制”。但是喀喇慎部并未接受，这从当年六月皇太极“议伐明”时“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98】而喀喇慎却独独例外缺席，就可以得到证明。

两个月之后，也就是崇祯二年的八月，喀喇慎部遣使到沈阳与皇太极密谈，虽然密谈内容没有记载，但即如上面所说当月双方即联合劫掠锦州，可知此次会谈的内容应是合作攻明，这就是喀喇慎部真正投靠后金的开始。又两个月后，喀喇慎部才被“用为进兵向导”而捆绑在皇太极伐明的战车上【99】。

的确，高台堡市米没有笼络住喀喇慎三十六家束不的部，它最终投靠后金并为其带路破口犯明——旧债未还、又添新债，坑未填好、又有新坑，这是袁崇焕的失败。但是，没有袁崇焕违旨的任何证据，凭什么就要给他硬扣上一顶“资盗”的大帽子？难道“计口量许换米”也资盗？既然如此，袁崇焕岂不成了“奉旨资盗”？这“资盗”的大帽子岂不是又扣到崇祯皇帝自己的头上了？还有比这更荒唐更可笑的吗？

有人常拿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出使辽东的一些“见闻”说事【100】：

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州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驻宁远关外者六七千人，此地开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备，乘夜掩而杀之，傅介子所以斩楼兰也。建州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插汉远在漠外，驰援不及，斩头寝内，敌氛可息。失此机会，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

殊不知这些“见闻”本身就是破绽百出、经不起推敲的流言——

先看第一句：“翰林院编修陈仁锡使辽东，未出都，报建州兵十五万攻宁远，及抵关不见一骑，问之，曰往朝鲜矣。”

“十五万建州兵来攻”，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军情这么紧急，但明廷未见任何报告，那就有了二个可疑问题：一是此事究竟是有还是无？有，为什么不上报朝廷？蓟辽督师袁崇焕又该当何罪？无，为什么又谎报？二是谁在谎报？陈仁锡？或者报信人？他们又欲图何为？接着又说“抵关不见一骑”，可见是谎报军情；进而问之，又说“往朝鲜矣”，这不是鬼话吗？

第二句更荒唐：“抵南台堡，知朵颜束不的为插汉买妇女，为建州积谷。”天启七年秋冬，插汉一战击溃喀喇慎部落，作为喀喇慎别属的朵颜三十六家已经和插汉势不两立啦。崇祯元年初，朵颜三十六家与哈喇嗔残部联合鄂尔多斯、阿巴噶等部报复插汉，并且打败了插汉。就在这样的时候，还可能“为插汉买妇女”？

还有第三句，也让人难信其言：为了让人相信，陈仁锡“见闻”还拉来了两个证人——“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可是，这两个武进士“入谒仁锡，曰：束不的居关外，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又建州姻也。”

这就让人不禁疑窦丛生了：其时，束不的和插汉这两部落刚刚打过两仗，一方曾被击溃、后又报复取胜，正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之际，居然还‘阳仇插汉，其实昵之’，合理吗？既“昵之”，那他还低三下四求皇太极帮他打插汉干嘛？退一万步说，即使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背地里又握手言好如陈仁锡所闻束不的之流，既然阳奉阴违于插汉、建州之间，再加上大明，那束不的不是左右逢源一脚踏三船了？这不更说明它尚未彻底投靠建州，它还在那儿观望和掂量轻重呢。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时候就更加显得“只合笼络”的重要了。然而崇祯皇帝不拉反推，竟然坐着大明皇上的宝座，却为对手忙活，可真有点“很傻很可爱”的模样！

至于“四月间四汗先至，秋冬诸王子尽入，必舍辽而攻蓟、宣矣”等等，又是在胡说八道：四汗也就是皇太极在崇祯二年四月哪里攻打过宁远？

显而易见，整篇都破绽百出的陈仁锡“见闻”是根本就不足为信的。

四辨“以谋款则斩帅”，“斩帅以践虏约”——

先说谋款。

袁崇焕与皇太极的确有过议和的意向，也有几件关于议和的来往书信，不过只是互相试探的缓兵之计而已。对“五年复辽”的大局来说，“和为旁著”作为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运用得当，至少可以起到争取时间的作用，这对于需要更多时间填坑还债的袁崇焕，无疑有很大的帮助。而“和为旁著”，又写在袁崇焕的专题奏折里【101】。而对这道奏折，崇祯皇帝不仅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且特意批道：“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102】。

对于皇太极主动找上门来的第二次议和，袁崇焕作出了响应——于是，互相试探的缓兵之计开始运作，其内容就在袁崇焕与皇太极来往的几封信中，光明正大，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就这样在与皇太极的周旋中，袁崇焕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时间真的争取到了一些。所以，才有关宁辽兵的整军、练兵以及还债与填坑；所以，才有一支敢打敢拼的关宁铁骑的组建以及《为商定恢复之谋疏》的诸多考虑与布置；所以，才有京师危急而关宁铁骑的千里赴援以及真正体现出关宁铁骑打则必胜的托付之效……

说到底，谋款也不过袁崇焕的一条缓兵之计而已、一种争取时间的手段罢了，而且又都在战守机宜的框架之内，能说到“隐瞒”皇上吗？而崇祯皇帝之所以强辞夺理说“隐瞒”者，也不过是在认定袁崇焕“通虏”和“谋叛”的前提之下，打着“一切都有可能”的旗号，将自己对所谓“谋款”的推测再引申并变幻为袁崇焕的又一条“罪名”而已。

再说斩帅。

东江出奇与河东设镇，是袁崇焕“五年复辽”的一部分。为复辽这一大局，袁崇焕寄希望于东江，寄希望于即将设立的河东镇，也寄希望于东江镇的毛帅以及河东镇未来的领军人刘兴祚。

对于毛文龙，如果他愿受节制或者起码能与袁崇焕合作，那该多好！十分可惜的是，过惯了“山高皇帝远”日子的毛文龙不愿这么干，不仅对袁崇焕“更营制、设监司、分旅顺东西节制”的妥协要抵制，甚至还要以出卖东江以及刘兴祚兄弟为价码、以求得降金后比李永芳等降将更好的待遇、比蒙古首领更高的地位。在辽东形势已经逆转、蓟门藩篱不再、皇太极步步紧逼的这种时候，为了尽快统一事权，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袁崇焕不能不采取果断措施一杀了之【103】【104】！（详见商羊舞先生“浅析毛文龙的通书投敌”一文）

显然，谋款与斩帅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可无论是“和为旁著”还是在杀毛前后都允诺袁崇焕“便宜从事”【105】【106】的崇祯皇帝却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以谋款则斩帅”，甚至是“斩帅以践虏约”——原来，袁崇焕是因为谋款所以斩帅，而斩帅又竟然是在履行与皇太极的“前约”：

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崇祯元年，大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御之，爱发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大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107】

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

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108】

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109】

山海总兵满桂战败，遂入城请陛见。言崇焕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故先杀文龙以为信物。【110】

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111】

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112】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锁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113】

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锁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114】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115】

……

这些记载分别取自《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一一难怪有许多论者在谈到斩帅一事时，大都特别强调是从许多明朝人撰写的史料中找出了许多袁崇焕“践约”杀毛文龙的记载，并以此说明它们不是孤证、而是形成了证据链的铁证。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诸位论者大概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记载的源头在哪儿？

两相对照，何其相似乃尔一一不同的只是：《明季北略》记事直白，不拖泥带水；而《镇海春秋》则是用小说笔法绘声绘色地渲染故事一一可是，事实真相又是什么？看看皇太极当时给袁崇焕的信不就清楚了？信中除了所谓老酋努尔哈赤起兵的“七大恨”、以及其单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馈送”和礼成之后又要“东珠十，貂皮千张，人参千斤送尔，尔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毛青细蓝布三十万送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行个计校杀了毛文龙’，也没有什么‘归还辽东旧地’等语，又哪里会有袁崇焕答应皇太极“书中一一行去便了”的约定？（天启年间和崇祯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包括李喇嘛的来往书信，均见《台湾文献丛刊•第255种》【117】）

事实摆在那儿，真相应该是大白了，但仍然不妨碍《镇海春秋》的作者凭空捏造一个袁崇焕与皇太极有“约”杀毛文龙的故事，也不妨碍《明季北略》的撰写者将《镇海春秋》中的这个故事转而“记载”成一个袁崇焕与皇太极有“约”杀毛文龙的“史实”！

像这样子乌虚有的例子在《镇海春秋》卷四“毛文龙鸭绿江之捷”、卷五袁崇焕“谋杀毛文龙”、“钟万里解梦”、“袁崇焕通敌射满桂”等处都可以看到。而《明季北略》中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许多史料，竟多出自《镇海春秋》，撰写者计六奇甚至在采用它们时连出处也不注明、或者说本来心虚不敢注明，有意无意地挖下了不少陷阱。这就给世人和后人读《明季北略》时无形中增添了许多困难，让他们无从辩别哪些是子乌虚有的虚构、哪些才是有史事依据的事实。《明季北略》如此，其它史书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读者和引用者来说，一定要小心些，以免误入了陷阱。

行文至此，笔者又要问一个问题：上述所谓斩帅以践虏约的许多史书“记载”可信吗？它们真的不是孤证、而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了吗？

下面，该论及对袁崇焕斩帅的一些质疑了。

所谓质疑计有三种：“擅杀说”、“谋款说”和“牵制说”。

质疑一：袁崇焕斩毛文龙，罪在“擅杀”。

反驳道：“错！——崇祯皇帝平台召对时已允诺袁崇焕‘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且赐尚方宝剑。对袁崇焕而言，五年复辽事大，在其管辖之下的东江一镇若受节制，且与之合力同心复辽，则毛文龙一定‘有生无死’。然而，毛文龙独霸东江、以为奇货、怙恶不悛、死不回头，连袁崇焕的妥协方案也予以拒绝，无疑于复辽百害而无一利。袁崇焕若不如此及早除之，又何以得结五年之局？既然皇上金口玉言在此前，袁崇焕一再劝导无效而果断杀之在其后，也只是“便宜行事”再加“先斩后奏”而已。试问：这所谓‘擅杀’之罪有何根据？”（关于斩帅问题，商羊舞先生和usstedu先生在百度袁崇焕吧追溯历史引经据典有精彩发言；另有usstedu先生、云龙且先生等与剑如秋水之寒先生、断臂残刀疲败兵先生等的关于“尚方剑”的辩论。）

质疑二：袁崇焕复辽无望，只好谋款，借以塞五年复辽之局，然而又惧怕毛文龙掣其肘，从而借口十二罪斩之，欺蒙皇上，实属罪大恶极。”

反驳道：“否！——袁崇焕之与皇太极议款，的确有言有行，这一点袁崇焕自己从来也没有隐讳，何况在其上疏中，还有‘和为旁著’一说。谁都明白，袁崇焕这是将议款作为其五年复辽方略之必不可少的一环，错了吗？没错！前面说过，争取时间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在其议款之中，袁崇焕并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切都光明正大。错了吗？也没错！又何必“欺蒙”？其三，至于复辽无望，谁竟有如此断言？袁崇焕自平台召见到杀毛文龙、还未及一年，此时即能掐会算作算命先生状、料定其不能五年复辽，岂不可笑至极？关于“五年复辽”的问题，前面已经谈了很多，除了一辨中的六个问题之外，这些人难道将袁崇焕崇祯二年五月六日的《为商定恢复之谋疏》也要故意视而不见吗？其四，所谓求款以塞五年之局一说，更可以休矣！毛文龙，不过东江镇一总兵，乃袁崇焕之下属，又如何能掣其上司议款之肘呢？持此说者不觉得荒唐么？”

质疑三：“毛文龙之据东江，为朝廷屡建牵制之功，而袁崇焕却杀之，倒为皇太极解除了后顾之忧，用心何其毒也！仅此一罪，也该斩立决了！”

反驳道：“不！——东江其地，形势所在，足成牵制之地；然则文龙其人，只图富贵，并非牵制之人。对此，朝野早就有共识了：天启六年，兵科给事中薛国观指出：‘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118】；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上疏：认为毛文龙之牵制“终属虚著”，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119】；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也弹劾毛文龙：‘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者，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匿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120】；山东总兵杨国栋也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二曰：‘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使敌不敢西向也，可敌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121】……瞧瞧吧——这些就是毛文龙所谓的‘牵制’！

“如果说，对明朝官员的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一曰‘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122】；二曰‘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123】；

“三曰‘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124】；四曰毛帅‘蛰居孤岛，徒事张皇……今则只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且为我国之深患！’【125】无须再列举更多，这些就已经足够说明毛文龙牵制的本质了——不是吗？连朝鲜国都心存忧虑：不仅忧毛文龙之‘终不利于中原’，且忧毛文龙更为其‘深患’——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126】

系统记述并评论毛文龙据皮岛始末者，乃李光涛先生——他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堪称六十多年来研究毛文龙、袁崇焕这段历史公案的基石。笔者读之获益非浅，想信有兴趣者读后对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今特录其前言于下【127】：

毛文龙明史无传，仅熊廷弼袁崇焕等列传及朝鲜传附记之，又皆略而不详，是非不能明。明制，非五府官不领兵，而弄臣又以总兵官为极品，文龙始以都司虚衔出海，不数月，实授总兵官，**一方。挟朝鲜之势，居东江九年，用牵制之名，遂专利之实。又厚结内党，尊之为父兄，于是无功而爵位益高，至封辽东伯。据天启实录，帝不名文龙，而呼为毛帅，其眷顾可想见已。至兹恃宠而骄，嫚骂一世，顺之则生，逆之者死，如登莱巡抚陶朗先，参政谭昌言、御史夏之令，皆尝劾文龙不法事，或死于狱，或导懑呕血死，（陶朗先之死，见天启实录五年十月己亥，昌言等之死，详后）。又天启六年登抚武之望，因劾文龙为古之“安史”，亦劣处以去。自是终天启朝，东江之事，不惟无人言之，亦无人知之矣。以地理言，东江本朝鲜附近海岛，据鸭绿江口，去辽阳不过五百里，而兵科给事中薛国观疏则云，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诸如此类甚多。因之文龙乃得冒功冒饷，益肆欺罔，抑之“刘豫”，悦之亦“禽兽无异”。朝廷期以“联属国牵奴贼”，而文龙则私通金人，约夹攻中原，且云，朝鲜文弱，可袭而有之，即朝鲜古卯之祸，亦由文龙而起。明廷岁糜无数金钱，转饷海外，结果乃如此，真可嘅已。及文龙被诛，未几，有孔耿之叛，屠山东殆遍。孔耿皆文龙养孙，崇祯六年夏，率叛徒数百艘投金国，金人致朝鲜国王书称孔耿有二万之众。金国之汉人，则有帅众归来王事将成之奏。凡此之类，据天聪七年奏疏册，不胜枚举。所谓金国汗即因此自大，积极进图中原，于是屠旅顺，降朝鲜，取皮岛，以及丙子以后历次“虏变”，并甲申亡明之役，皆此毛众协力之功也。文龙死后之流毒又如此，固明帝之所不料也。凡上所举，据一天启实录、朝鲜实录、崇祯长编、明清史料诸书之记载，为长编以记之。则毛文龙事迹，始可一览了然，而世之妄惜袁经略杀之者，可以杜其口矣。

五辨“纵敌长驱”——

将袁崇焕与蓟州紧紧捆绑在一起的“罪名”，就是“纵敌长驱”。而这条罪名的成立与否，却由“‘蓟州之战’为什么没有发生？”的答案来决定：对于明廷上下期待的“蓟州之战”，竟然在大战在即之时（这从袁崇焕“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128】及皇太极“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129】就可以明显看出）消失于无形，为什么？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敌我双方中的一方避战所造成。

那么，避战一方究竟是袁崇焕？还是皇太极呢？

先看看袁崇焕的情况：一，“十二日，辽卒哨至马伸桥，与奴遇，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这无疑已经给守在蓟州的关宁军鼓足了必胜的信心；二，作好了背城一战准备的袁崇焕甚至“遂同诸镇将宿城东楼以待”；三，“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袁崇焕已将宁锦战时在宁远背在大战的战例搬到蓟州这里了；然而大战终究还是没有发生：“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四，“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130】

显然，避战者不是袁崇焕。

再看看皇太极的表现：一，“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而且侵晨全军已过石门驿，“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这似乎是在尚不知蓟州驻军为谁的情况下，仍依老例先劝降再攻城；二，“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此时，皇太极虽依旧派此明兵回蓟州城劝降，但已将重点放在策反袁军中的两个人身上，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城中驻扎的是袁崇焕的关宁援军；也就在这个时候，后金兵的行军路线改变了，兵锋未指蓟州城、而让人看到的结果只是——三，“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131】

后金兵行军路线的改变已经表明皇太极作战意图变了：从攻城改为绕道，不打蓟州了！而且这种改变明显是从知道蓟州城的驻军是关宁援军之后——这并不奇怪，战场上一方出其不意临时改变作战意图、造成对手被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比如皇太极就有这一次破口的一避宁锦、绕道蒙古，为何就不会有二避蓟州、夜遁西去？更莫说皇太极也还不可能忘记努尔哈赤的训戒：“攻城当观其势，势可下则令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辱名矣！”【132】，已经有过宁远大战一辱、宁锦大战二辱的皇太极明白，他不敢再有三辱了，因为这时候维持后金兵的信心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因攻蓟州失利而军心涣散，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同样也很明显，蓟州之战没有发生的原因，原来是皇太极避战。

有人曾问皇太极有一绕二绕如此大手笔，为何清史档案中独独对此二绕没有记载？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绕道蒙古彰显皇太极战略决策之英明，自然要大书特书；而避战蓟州说到底还是皇太极对攻袁所守之城没有信心，因此这种作战意图的改变明显带有怕袁之嫌疑，不予记载似乎也不足为奇。（毕竟皇太极随父一战宁远、又亲自二战宁锦，全都败绩，后金上下有此一辱二辱，已生怕袁之心，这都是不可忽视的。）

由此，笔者又想到有人所谓袁崇焕为什么不在通州堵住皇太极的质疑——果若如此，皇太极极可能又将有三绕了：蓟州北面是山、南面则大多为浅山丘陵，而通州四面都是平原。皇太极既然能在蓟州绕道，那在通州绕道就更加容易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皇太极决不会重复再犯过去的错误、冒险攻袁所守之城，而是要发挥自己的野战优势、在运动中寻机消灭袁部。还有一点：皇太极同时也必然要用多种办法除掉他的“劲敌”袁崇焕【133】，例如设间，这从他早就派奸细散布谣言就可以看出了。这两点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蓟州没有堵住拖住皇太极，作为统军之帅，笔者不否认袁崇焕有研判之错更有失责之罪（这一问题将在《袁崇焕之孤城》《卷外卷》第二章之三：“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中讨论）。但为了弥补过错也为了赎罪，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间道赶在皇太极之前到京布阵，激战广渠门、夜袭南海子，终于逼使皇太极一退再退而远离京城。无论如何，关宁援军以九千疲惫之师一胜再胜，虽属侥幸，也总算能向朝廷向皇上交待了。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允许袁崇焕将功补过吧？或者在驱敌于国门之外以后再算总帐？

当然，皇太极大军毕竟“长驱”至京，但即如三河、顺义二信地，满桂、侯世禄二大将也无可奈何，或一触即溃，或仓皇而逃【134】——胜败虽兵家常事，不足为怪，奇怪的只是三河、顺义之败，并没有人过问其中原由，却独独以敌阴遁蓟州问罪于袁崇焕，甚或还要再加一“纵”字！然“纵”者，放走也，放任也，其中不无“故意”所为之嫌。而崇祯皇帝既然入袁崇焕于此大罪？应当摆出证据说说袁崇焕究竟是如何“纵敌”吧？却又摆不出来！该不是又拿流言说事，或者干脆拍脑袋拍出来的？

正如前述，袁崇焕计划在蓟州背城与皇太极一战，但却因他的研判错误以及皇太极的阴遁，而让计划落了空。袁崇应当为此错误负责，可怎么负责？打退皇太极对京城的围攻就是负责，最终围歼皇太极一举破解辽东之困局就是最大的负责。袁崇焕只有率九千关宁铁骑间道在皇太极之前赶到北京，在京城寻机背城与皇太极一战。而至于获罪，恐怕也只在于袁崇焕违犯了“不得越蓟州一步”【135】的圣旨，只在于没有能在蓟州拖住皇太极，而不在“必不令敌越蓟西一步”这一句话，更不在“纵敌长驱”的“纵”字上，说纵者，别有用心而已。

常见有人拿徐石麒的上疏【136】说事，并以此证明袁崇焕的罪大恶极：

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

这种说法如果被证实，不就是袁崇焕“通敌”的有力证据吗？

众说周知，当时蓟州守军不只袁崇焕的关宁军，还有蓟镇西协的麻登云部和保定镇的曹鸣雷部，既然“敌至，牛酒犒劳”，动静自然不小，即使关宁军不报，麻部和曹部也不会置之不理。可崇祯皇帝为什么也不知道、直接以“通敌”置袁之罪呢？显然并无此事。

还有两件事为此佐证：一件是梁廷栋为崇祯皇帝出主意“仍以专杀毛文龙正崇焕罪，且不必言为款为叛”【137】，第二件是温体仁五道密疏请逮请杀袁崇焕，挖空心思罗织袁之罪名、却居然也没有以“敌至，牛酒犒劳”为依据【138】——梁、温二人一为兵部尚书、一为内阁辅臣，甚为崇祯皇帝所宠信，也都力主杀袁，他们都不以此或不敢以此为据，时任南京吏部郎中的徐石麒又有什么根据煞有介事似的将此列入自己的奏折里！

现在该说说皇太极大军究竟怎样绕道了。

论者在谈及后金兵“过”蓟州时，争论十分激烈，有说大摇大摆“从蓟州鼻子底下走的”，有说从九百户或五百户绕道过蓟州的，有说从十百户或青石庄绕道的，也有说从阎各庄南下过玉田去三河的等等。（可参考百度袁崇焕吧usstedu先生、cope1234先生、粽比黄花瘦先生以及白毛老乌鸦、断臂残刀疲败兵等先生的发言）

大摇大摆的说法就是袁崇焕怯战龟缩城里甚或“通敌”而“纵敌长驱”，从以上分析可知，这种说法并不可取；而从蓟州南面的地形分析，其它几种推测倒都有其合理的成分。

但笔者以为，后金兵极有可能是在全军过石门驿之后、就分兵三路绕道“过”蓟州的：一是部分轻骑从蓟州北山绕道，二是皇太极亲率大部队从十百户过翠屏山绕道，三是另有一部自阎各庄南下过玉田直扑三河。

这种推测主要基于如下分析：皇太极全军过石门驿后，从俘获一明兵嘴里了解到驻蓟州的是袁军，便考虑要改变作战意图，即改攻城为绕道。一，这时候，从破口以来俘获的明兵以及当地的村民、猎户、樵夫和石门驿的驿卒（《国槯》：“癸巳，建虏晨陷石门驿，杀驿丞。”【139】）中间也肯定能找出不少熟悉当地地形路径的向导。二，根据网友nceva提供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一九二九年三月测绘的五万分之一马伸桥等地地形图，在蓟州北面山中不仅有路可通往蓟州以西，而且沿途还有一些村寨，推想三百年前此处也未必没路。三，从“侵晨，全军过石门驿”到“是夜，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可知后金兵大部分时间是在白天行军。四，以抢劫为主要目的的后金兵不可能带太多的辎重。因此，轻骑过北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而过南山及丘陵间的孔道也就更加没问题了。

（关于后金兵“过”蓟州的问题，因为找不到相关的史料，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见仁见智的推测，笔者也只是一孔之见而已——笔者注。）

六辨“顿兵（逗留）不战”——

在皇太极破口之初到袁崇焕被逮捕前，明军一方的兵力：除了蓟镇东协二路以及关宁牢守山海关的重兵之外，目前各路援军只有刘策、曹鸣雷的保定兵五千、尤世威的昌平兵五千、侯世禄的宣府兵五千、满桂的大同兵五千以及关宁铁骑九千，总共不到三万人马，再加上驻蓟州的西协总兵麻登云所部一万，可调遣的也不过四万兵马。另外，虽有数万关宁步兵，但还在路途之中。

再说战力：首先看蓟镇中协的情况，皇太极入犯，各关隘除了投降、能坚持的也没有几个时辰便已破口【140】【141】【142】，谈何战力？遵化彭方炳父子兄弟五人忠勇、三屯营朱国彦善战，但同样也都没有支撑多久，这已经能说明蓟镇十路的情况之糟了！再看其他几路援军的情况，保定兵、昌平兵与后金兵交战因为没有看到史料记载，不得而知；但能战善战的满桂大同兵和侯世禄宣府兵，则有一战顺义而逃【143】、二战德胜门落败【144】、三战永定门而全军覆没【145】的一连三惨败，看来也就只是两个字：“不妙。”从而更加印证了巡关御史方大任之说：“各路援兵止有袁崇焕一旅可恃”。

由此，明方对敌方的反击应该是这样的三个阶段：一是鞑子兵锐气正盛时，明方应避其锋芒、坚守各城，与敌方大打消磨时间战，最大限度地消磨其锐气；二是双方相持，明方则以逸待劳养精蓄锐，间或出奇与敌方打拉锯战，将其牢牢拖住；三是待明方各路援军齐集，便开始大举反攻，届时敌方必将进退两难，几乎没有逃生的余地。

这样的分析也基于“虏利野战”【146】和“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的现实。所以，袁崇焕总在强调：“故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若贪一击之利与之交锋，从前之祸立见”【147】不可冒险轻进，不可浪掷一战，不可让弟兄们白白送死作无谓的牺牲。

应当指出，袁崇焕和关宁援军也总在寻找战机与后金兵拼命，笔者在此将前面已经叙述的事实再重复一遍：就在袁崇焕率关宁骑兵十一月十七日晚抵左安门到十二月一日被逮、其间的十三天时间里，且不说前有十一月二十日的广渠门大战、后有二十八日的夜袭南海子，就在袁被逮的当天早晨，他还正在派副总兵张洪漠等前去追蹑敌军呢。十三天里至少打了两场胜仗，而且迫使敌军一退再退，可当皇上的还要指责指挥打胜仗的带兵统帅逗留不战，这不是强辞夺理吗？

其实，袁崇焕何尝不战？又何尝不想战、不敢战？是袁崇焕不能浪掷一战让弟兄们白白地去送死——皇太极破口之初及后来的情势也证明了这一点：满桂、侯世禄的一败顺义，二败都门；申甫的惨败卢沟桥【148】；满桂、孙祖寿、黑云龙、麻登云的永定门全军覆没；刘之纶的遵化娘娘山溃败【149】……教训不可不汲取，明廷和崇祯皇帝等待的和想要得到的应该是最后的完胜，而不是眼前一场又一场让无数将士们无谓的牺牲！

战，袁崇焕能做到的已经做到了；不战，袁崇焕该坚持的也坚持了——可是，什么是战？什么是不战？什么时候战？什么时候不战？这无不关系著京师和大明朝的安危，崇祯皇帝即使不知兵法不懂战守，也应该仔细掂量想一想问一问吧！

七辨“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说到当时就已援兵四集，这明显是在胡说八道了。

真实的情况是：当时赶到畿东的只有区区五路援兵——刘策、曹鸣雷的保定兵五千、尤世威的昌平兵五千、侯世禄的宣府兵五千、满桂的大同兵五千以及袁崇焕的关宁铁骑九千（入援步兵另计），总共不到三万人马。其他各地应召入援的援兵都还在路途上，不知何时才能到京城呐！

再者，随关宁骑兵一道入援的一万多关宁步兵，已经派守相关府县【150】；尤、侯、满三总兵分守昌平、三河、顺义；刘策还密云【151】；曹鸣雷协助麻登云守蓟州——如此布防，不仅朝廷未提出不同意见，就连崇祯皇帝征询孙承宗意见时，孙也称赞道：“臣闻督师、尚书袁崇焕率部驻蓟州；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镇总兵候世禄驻三河。三边将守三信地，势如排墙地密，层层接应，可为都城前矛，辽兵后劲。此为得策。”【152】，崇祯皇帝甚至专门下旨褒奖肯定【153】，为何转脸便不认帐了？

有人说分守各城会让皇太极各个击破的，何如各路援军会合与敌决战！其实，分守各城为的是稳定畿东乱了的军心民心，而稳定的畿东又是我军最后打垮敌人的重要保证；况且，一城一地的阻击更可以拖住皇太极，时间越拖得久，鞑子兵必然师老匮乏锐气渐消，待援军云集，围歼皇太极，岂不胜券在握？再看当时的五路援兵，人马还不到三万，不要说打败两倍于我的数万以野战见长又士气正盛的鞑子骑兵了，就是能不能保住不被吃掉，恐怕都难说。要知道，皇太极气势汹汹正要寻机找我各路援兵一决高下呢。

关于刘策还镇密云的问题，是袁崇焕在派关宁步兵分守畿东相关府县的疏文之后、又特别提到的【154】：

惟西协石（石塘岭）古（古北口）曹（曹家寨）墙（墙子岭）四路，亦与敌共之，但争内外耳。方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俟酌定而后入报。

兵部对袁崇焕的报告评价甚高，对他所提到的西协四路问题，也表示同意固四路而断敌入犯之危的方案并提出密云与平谷之外另有援兵可派的意见【155】：

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后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恐。今与督臣计，以固四路而断密云、平谷，则尚有各路援兵可听调遣，知崇焕必有以善用之矣。

袁崇焕疏文中的“方与督臣计”，似是指蓟辽总督刘策，而兵部疏文中的“今与督臣计”则明显是指袁崇焕。在他们“酌定”“入报”之后，又有崇祯皇帝褒奖肯定袁崇焕之分守方略并“刘策著还镇”的旨意【156】：

览奏，卿统大兵驻蓟，相机图，更置兵将，分布厚防。至念陵京根本，具见周计忠谋。刘策著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御。卿仍联络指援，著各方略，殚力奏功。满桂领兵来京，及防守事宜，该部榷议，速奏。

可见袁崇焕的分守方略至少对安定军心民心以及保护陵京根本，是有重要作用的。而刘策之还镇，又是出于对西协四路尚恐疏虞的担忧——有论者讥讽袁崇焕：“是不是担心皇太极会绕出长城再从西协攻入大明呢？”三百多年后的今人当然知道当时皇太极并没有分兵破西协四路之“口”，不担心那里的防守疏虞肯定有道理。岂不知当时的当事人袁崇焕并没有如此之“先见之明”？又岂不知崇祯十一年九月，后金兵第四次入塞，便是兵分两路破口，其中被破之一口，便是西协四路之一的墙子岭【157】！

八辨“潜携喇嘛（僧）”，“暗藏夷使”——

喇嘛，指的是锁南木座，又称李锁南、李喇嘛，就是宁远大战之后带使团去沈阳吊丧的那位高僧。此僧万历时自请到关外效命，万历皇帝曾赐其敇书法衣。还有一位叫桑吉八藏，又称王三吉、王喇嘛，孙承宗曾用其招抚蒙古各部。

李喇嘛通晓女真语、王喇嘛通晓蒙古语，在军中相当于通译、使臣、参谋。二人及其随从自万历年间随军，在宣大和辽东军中多次立功，多次受赏【158】。宁远大战后，在蓟辽总督王之臣所奏“复叙宁远功次”、兵部尚书王永光“议奏”以及天启皇帝的批复中，便有“西夷不抚，奴势不孤，王牧民与朱梅、祖大寿、孙怀忠、王世忠、王喇嘛、李喇嘛，此抚夷有功者也。”和“王喇嘛给副总兵，廪给增其徒从。余俱依拟。”的记载【159】——他们的这些情况，万历皇帝清楚、天启皇帝清楚，崇祯皇帝也应该清楚，这三届朝廷大员更不可能糊涂到一问三不知的地步，除非装糊涂！

皇太极破口时，王喇嘛尚在宣大，随袁崇焕和关宁军勤王应援的是李喇嘛及其部下。既然自万历年间以来，喇嘛随军办差乃常事而且立功、受赏，从未受到过质疑，为什么己巳之变后就成了袁崇焕的大罪？而且又是“潜携”，又是“暗藏”，罪莫大焉！然则，朝堂上下数十年来人人都清清楚楚的事实，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都不清楚了？都装起糊涂了？再说，“潜”字何解？“暗”字何来？遣词用句都要生拉硬套到欲致人于大罪、死罪上来，甚而至于连随军办差的喇嘛也要故意说成是敌方“夷使”，这不是构陷是什么！

九辨“坚请入城”——

关宁援兵从蓟州间道到京，人困马乏，既饿又冻。袁崇焕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因以“士马疲敝”向皇上请求入外城休整【160】。

应当说，这请求合情合理：又冰又饿的关宁将士们“露宿城壕者半月”，更有“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呻吟冰地”【161】，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疗伤慰藉之所，既是人情常理，也是当政者该给他们的爱护吧。他们是来保卫京师、保卫皇上的呀，至少广渠门大捷、南海子夜袭迫使皇太极一退再退而终于暂解京师之危，他们的“请求”应该不会错吧？可是，崇祯皇帝说错了，有论者给出的理由大概就是：边军不可入城。但想想也不怎么对头，比如满桂满将军的大同兵，皇上不是允准他们进德胜门瓮城休整了【162】？同样都是边军、同样都是来京应援，大同兵可以入城休整，偏偏关宁兵就不行。为什么？不仅不行，甚至连“请求”也成了大罪、死罪！又是为什么？

说到底，这都是流言在作怪：有人说，袁崇焕坚请入城就一定是要逼宫、要胁迫皇上签什么城下之盟【163】。看来，和前述所谓的罪名一样，在认定了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一切都有可能！哪怕又是流言，崇祯皇帝也是宁可信其有、铁了心又要拿来当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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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综上所述，崇祯皇帝加在袁崇焕身上的所谓“通虏”“谋叛”罪，纯粹是捕风捉影、根本就站不住脚的；而在认定袁崇焕“通虏”“谋叛”的前提下，又先入为主地死抱着“一切都有可能”的理念，靠分析和推测而得出的袁崇焕九宗大罪，无疑凭空捏造——正如当时为袁崇焕辨冤的一位朝臣钱家修所说：“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164】，这是继南宋岳飞冤案之后、又一起皇帝钦定的“莫须有”的大冤案。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笔者辨析说袁崇焕无罪，有人却说他罪大恶极——他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的人物：当有人说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加在袁崇焕身上的罪名成立时，就有人说明廷审判他八个多月，已经“盖棺论定”；又有人又说袁崇焕行刑时北京人“争食其肉”，这足以说明他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了；还有人说明崇祯时期的史料记载大都谴责袁崇焕，已成公论。

笔者不禁想起袁崇焕在狱中的一首诗，名曰“题壁”【165】：

狱中苦况历多时，法在朝廷罪自宜。

心悸易招声伯梦，才疏难集杜陵诗。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得句偶然题土壁，一回读罢一回悲。

这首诗不仅写出了袁崇焕在狱中的痛苦经历和孤寂愁寞的境况，更主要地突出了他坚信自己清白和对朝廷昏愦的无比愤慨的情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崇焕决然不会认“罪”伏“法”，崇祯皇帝又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给袁崇焕定“罪”？难道就是依据从锦衣卫一“走”了之的刘文瑞等七名“奸细”以及不“如此说”就要“当时夹死”的山西木匠的口供？难道就这样“审判”袁崇焕八个多月、并由此就可以给他定下了“磔”刑？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盖棺论定”吗？

说到北京人“争食其肉”，就没有想到“闻公已已下诏狱”“辽东将士放声大哭”【166】？就没有想到“自焕下狱，关外将士吏民，日诣督辅孙承宗，号哭代雪”？就没有想到祖大寿上疏陈情、并却敌立功以救袁督师？就没有想到朝臣钱家修、余大成等为袁崇焕鸣冤？就没有想到御史罗万爵为袁崇焕申辩、被削官？布衣程更生上“白冤疏”被下狱论死？甚至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讨论过五年方略、也被罢官充军？【167】

至于所谓崇祯时期“已成公论”，至少有两点足以发人深省：

一是一位名“汤子”的作者在其“从袁崇焕的诗辨疑史实”一文中的一段话：“由于视听的垄断，不论是谁，只要是明代人写的关于袁崇焕的文章，必定没有什么好词汇。这让我想起文革时说**是‘工贼、内奸’的口号来，由于当权者的宣扬和鼓动，当时所有的书、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凡是涉及到**的都是带有污蔑性和贬斥的。难道数百年之后有历史学家会把这些当作判定**的史料吗？当主流媒体都说他卖国的时候，老百姓怎能不相信呢？”

二是本文在“四辨”中所特别指出的：就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前约”杀毛文龙一事，《明季北略》《国榷》《崇祯实录》《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书”大概都是从一本捏造事实的小说《镇海春秋》里抄（采录）来的！而从小说演变出来的这种“史料”，竟然有人相信、甚至当作宝贝引用在自己的文章里硬要让人也相信，岂非咄咄怪事？

往事已矣！无论当时人为袁崇焕怎样地辨冤、或者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也无论后人为他的忠与奸、功与罪、是与非怎样地争论，在三百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次日，袁崇焕还是背着十二宗大罪走了，他是去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当时人和后人都不知道。

尽管都不知道，但三百多年来总还有人怀念他、希望他去了天堂——那里，没有陷阱，没有“莫须有”，没有永远英明正确的皇帝，那是一个人人平等、也知道爱护和崇敬英雄的地方；自然也有人记恨他、诅咒他下了地狱——因为他“通敌谋叛”，因为他“误国害民”，因为“大明”就亡在了他的手里，他就应该去那个龌龊罪恶、永远也翻不了身的阴暗之所。

南宋之岳飞，在落入秦桧等奸人的圈套被逮入狱时，曾经痛心长叹道：“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168】，自此一直到他临刑前，也只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再无对高宗抱什么幻想的一句话——因为他早已经看透了高宗欲置他于死地的决绝态度和那颗丑陋的心。

笔者从袁崇焕狱中“题壁”诗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

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这，就是自入狱到临刑前的袁崇焕！

谨取小说《袁崇焕之孤城》第三部《孤魂》卷中的一段，稍作增删，作为本文的结尾，虽然在一篇关于辨析的文章中加上一段小说里的文字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权且作抒情而已：

“吓人的十二宗罪，阴险的‘莫须有’……”在狱中，袁崇焕自言自语道，他面无表情，脑海里却思绪翻涌，他仿佛看到了十二宗大罪背后的一条条绳索正狞笑着向他走来。

他很快就被带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殿堂里，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虽然不见其人，但他也听得出来那是皇上的声音：“袁崇焕，你知罪吗？”

“说！”随即便是众多呼应的吼声。

“臣——不知所犯何罪。”他只是笑笑。

“托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逗留）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还有谋叛欺君，结奸蠹国，通虏谋叛……十二宗大罪，圣旨里说得明明白白。你还装什么糊涂！”四周的吼声又起。

“哦，十二宗大罪？不少，也不小。可证据呢？该把证据摆在当面了。也让世人和后来人见识鉴别一番，是真是假，谁是谁非，总该有个公断吧。”他还像在狱中受审时那样从容不迫、言辞犀利、不卑不亢。

殿堂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皇上的声音没有了，其他的一切也随之踪影全无——他知道这是他意识中的又一次幻觉，这些日子以来经常出现的。

他就这样呆呆地看着窗外，有雨的时候看雨，天晴的时候看天；他就这样呆呆地想，想了很久，想了很多，想了很远。也就在这不知不觉的看与想之中，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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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朔【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3】《明怀宗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戊申【4】《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5】《崇祯长编》卷二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寅【6】《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东莞县志》卷一二（袁崇焕传）【7】《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九月己卯【8】张宸：《范文程传》【9】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鲍承先传【10】杨宝霖：《袁崇焕杂考》之六（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一期）【1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樊树志：《崇祯传》九十三页【12】文秉：《烈皇小识》卷二【13】《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14】《崇祯长编》卷二十三，崇祯二年六月戊午【15】《崇祯长编》卷二十三，崇祯二年六月壬申【16】《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17】文秉：《烈皇小识》卷二【18】《明怀宗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朔【19】钱家修：《白冤疏》【20】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卷十六，《李若琏传》【21】《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丁丑【22】《天聪朝臣工奏议》胡贡明五进狂瞽奏【23】《天聪朝臣工奏议》孙应时直陈末议奏【24】《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六月戊午【25】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八，第3303页

【26】《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六月辛酉

【27】王雄:《察哈尔西迁的有关问题》，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哲社版

【28】《崇祯长编》卷八，崇祯元年四月

【29】《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二月癸巳

【30】《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二月丁未；《皇清开国方略》卷十一

【31】《崇祯长编》卷九，崇祯元年五月乙丑；《崇祯长编》卷十，崇祯元年

六月庚寅

【32】《崇祯长编》卷十，崇祯元年六月庚子

【33】同【31】

【34】《明史纪事本未》插汉寇边

【35】《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九月；《皇清开国方略》卷十二

【36】希都日古：《试论林丹汗西征的后果及其败亡》载《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9年第2期

【37】《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38】《崇祯长编》卷十一，崇祯元年七月癸酉

【39】佚名：《今史》卷四，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

【40】《明怀宗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丁酉

【4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42】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奏疏

【43】《崇祯长编》卷十二，崇祯元年八月乙未

【44】《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五月辛未；天聪二年五月癸未

【45】樊树志：《崇祯传》八十七页；《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九月辛未

【46】张岱：《厂匮书后集》卷一，烈帝本纪；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47】《崇祯实录》卷一，崇祯元年八月丁未；《国榷》卷八十九，崇祯元年

八月庚戌

【48】《明怀宗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辛卯

【49】周文郁：《边事小纪》二，辽师入卫纪事

【50】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六月

【5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5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戊申

【53】《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寅

【54】《崇祯长编》卷十六，崇祯元年十二月癸巳；《崇祯长编》卷十五，崇

祯元年十一月壬戌

【55】《明清史料》兵科抄出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

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56】《崇祯长编》卷二十五，崇祯二年八月乙亥

【57】佚名：《今史》卷四，崇祯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58】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二页

【59】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三页

【60】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六页

【61】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三零一页

【62】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

史料》八，第3303页

【63】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六章

【64】佚名：《今史》卷四，崇祯元年七月十七日

【65】《崇祯长编》卷十三，崇祯元年九月壬戌

【66】《崇祯长编》卷十五，崇祯元年十一月壬戌

【67】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68】《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崇祯元年五月十九日

到兵部呈于兵科抄出）

【69】《明史》卷九十一，兵四

【70】《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辛未

【71】《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七零七页）

【72】《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73】《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壬申

【74】《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75】《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四，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7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六月

【77】周文郁：《边事小纪》辽西复守纪事

【78】樊树志：《崇祯传》第八十八页

【79】《内阁大库史料》卷十五，七六九页—七七零页

【80】王鸿绪：《明史稿》卷二百三十五《钱龙锡传》

【81】《明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二《叶旺马云传》

【82】《崇祯长编》卷二十五，崇祯二年八月庚午

【83】《国榷》卷一百一十，崇祯十七年壬申

【84】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85】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三百七十页

【86】《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

【87】《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88】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89】《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90】《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戊戌

【9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

十一月丙申；樊树志：《崇祯传》九十三页

【92】《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癸丑

【93】李鸿彬：《清朝开国史略》第七章第二节

【94】【95】【96】《明清史料》兵部行《督师袁崇焕题》稿（甲编第八本第

七零七页）

【97】《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八月乙丑

【98】《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六月乙丑

【99】《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癸丑

【100】《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三月；《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东兵入口

【118】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119】《崇祯新政纪略》

【120】《崇祯新政纪略》

【121】《崇祯长编》元年八月庚戌

【12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一

【123】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二

【12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四

【125】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十二

【126】关文发：《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

【127】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

【128】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129】《满文老档•太宗朝》

【130】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131】《满文老档•太宗朝》第十九册，天聪三年十一月

【13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第十一页

【133】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三，第二百四十二页

【134】《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

【135】《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136】黄宗羲：《弘光实录抄》转引徐石麒疏

【137】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

【138】叶廷琯：《鸥陂渔话》温体仁家书

【139】《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

【140】《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乙亥

【141】《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丁丑

【142】《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丙申

【143】《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144】《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二月丙寅，丁卯

【145】《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月戊寅

【146】《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九，天启六年十二月庚申

【147】《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一，天启六年八月

【148】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149】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明史》卷二百六十一，列传一

百四十九刘之纶传

【150】《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151】《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己丑

【152】孙铨：《孙文正公年谱》

【153】《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己亥

【154】《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155】《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

【156】《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己亥

【157】晁中辰：《景山游魂——崇祯帝》二八六页

【15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八，天启二年壬午四月；《明清史料》甲

编第一本

【159】《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天启六年辛卯

【160】《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甲辰；《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

焕传

【161】《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

【162】《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163】叶廷琯：《鸥陂渔话》温体仁家书

【164】钱家修《白冤疏》

【165】梁章钜辑：《三管英灵集•袁崇焕诗》

【166】周文郁：《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167】余大成：《剖肝录》

【168】詹子庆田泽滨（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第二百一十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