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经过几年商谈，中英双方于1984年签署协议。1997年7月1日零点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回归完成。这是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

25年后，小编精心选择了两位香港摄影前辈的作品和文字

蒙敏生|赵羡藻

虽没有被媒体冠以摄影“一代宗师”的何藩名气大，但蒙、赵二位先生的镜头更加客观、更加平实，不过分经营画面形式，以图片所呈现的信息量，相对更客观的还原了“老香港”社会样貌，各阶层的生活状态…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蒙、赵两位先生的镜头

看一看回归大陆前的“老香港”…

蒙敏生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人们来说，对香港的印象或想象大多就是摩天大楼、霓虹闪闪、跳舞赌马、消费天堂、金元世界、文化沙漠、时尚先锋等等。但这只是香港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香港，也可以说是充满娱乐感和实用主义趋向的报纸、电视、电影传达出来的媒体的香港。而蒙敏生的照片，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另一面景（劳动阶层），在翻检他的照片时，有大开眼界之感。

1968年前后，香港“左派”在香港新界组织活动，懵懵懂懂的儿童被组织起来唱语录歌。

1968年10月，香港某货场码头。如果不加说明，很难看出这是香港。

1968年9月24日，香港九龙大角嘴，疲惫的卖水果少女。左上方柱子下还有一个小童睡在水果箱里，大概是姐弟或姐妹同在街头求生活吧。

1960年代，香港街头，两位耳语的老人。

1960年代，香港大澳渔港棚屋区。

香港的地理风貌就是“山海之间”，香港的前世呢？香港人总是说，香港本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就像我们说现在的深圳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渔村”一样。所以，渔村、渔民就是香港的根，海洋则是香港的母亲。在蒙敏生的摄影中，渔村渔民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又以大澳渔村着力最多。香港的渔村渔港分布在大大小小的离岛上，在香港海域被称作“离岛”的岛屿有两百多个。一个“离”字凸显了它们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缘性质，正因为“离”，像大澳渔村至今还居住着古代南海船民的后裔，部分保存著早期香港的渔村风貌，成为香港的历史标本和怀旧之地。

1971年9月，香港长洲岛，造渔船。长洲岛约三平方公里，以渔业经济为主，故造船业发达，全盛时期有船厂、修船厂、桨橹厂二十多家，还有渔丝厂、渔钩厂等渔具业。传统的食品加工则有凉果、咸鱼、虾榚、梅菜等。而今传统生计日渐式微，洲民亦大部分往港岛谋生计，旅游业成为长洲主要经济来源。

1970年代，在街头小吃摊忙碌的摊主。

1971年，港九劳工子弟学校运动会，富有劳工特点的团体操。

1971年，港九劳工子弟学校运动会。手风琴全部是天津产的鹦鹉牌。

1970年代中期，香港，文府喜宴上合影的青年人。内涵很传统，衣着很时尚。一色的喇叭裤，是几年后流行于大陆的先声。

1970年代，香港的有轨电车，俗称“叮当车”。1904年起，有轨电车便在港岛北部沿海岸线运行，至今有轨电车仍然是香港最具效率及经济实惠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世界上仍在服务中的唯一的双层电车车队，每日平均接载二十四万人次的乘客。“叮当车”属于香港草根阶层 ，还担负著香港的怀旧与文化传承的意义。

1976年，老汇丰银行大厦前。汇丰银行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一般简称为汇丰银行，是香港的发钞行之一。时值龙年春节，所以银行大厦上有二龙戏珠图和“恭喜发财”的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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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羡藻

赵羡藻

在海外的华人摄影圈中，赵羡藻先生是个知名的人物。他对黑白摄影颇有研究，一直探索黑白摄影的语言表达。他精通后期黑白照片暗房的制作，对黑白银盐各种表现特性有着精到的理解和控制。

赵羡藻的摄影虽然有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他诸多的摄影实践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香港的摄影则显得尤其珍贵。1951年，赵羡藻先生赴海外谋求发展，在申领签证和过境滞留香港的时候，拍摄了许多当时香港社会生活的影像。他在自述中说道：“因为我要来美国，觉得美国是很遥远的一个世界，不知此生能否归来，亲友们带引我到处拍照留念。沙田是香港的摄影天堂，我到过那里不知多少次，我也拍过香港贫苦大众的照片，有些是相识的亲友们，那时港人一般都是贫穷的”。赵羡藻这种还未离乡就预设的“乡愁”，显然是准备作为以后在漂泊海外之时的慰藉。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一内心私密的愿想，无意中为香港历史的记忆填补了一段珍贵的视觉文本。

石峡尾，1957

香港法院，1951

调景岭，1951

石板街，1966

香港仔湾，1948

上水，1950

代笔者，油麻地，1951

他那时拍摄的香港，主要是在九龙地区，那也是香港贫穷市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更能反映多数港人生活状态的地区。在他的镜头中，我们很少看到富人，多是普通忙碌的劳动者，是那些工人、渔民、小贩和妇女儿童们。他们在背景简陋的街道上，贫穷却质朴，艰苦却乐观。那时正是战后香港经济文化开始全面复苏的重要时刻，赵羡藻恰好将他们定格在镜头中。更为难得的是，那一时期的香港摄影还未真正地全面起步，没有人用摄影来观照纪录自己的生活。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香港的摄影人耽迷于艺术性的沙龙摄影，追逐光影，却没有利用摄影记录香港历史的现代自觉意识。因此，我们现在鲜少见到那时的香港社会历史的影像。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也因此，赵羡藻先生的这批影像，对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视觉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品读赵羡藻先生拍摄的这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影像，可以一窥今日繁华锦绣的香港曾经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