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者按：威廉·多伊尔教授在其《大革命及其史学家》一文中讲到：“关于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雅各宾派在大革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在大革命后，作为过去历史的雅各宾仍然影响着后来历史的人们。在今日，持不同立场的人们在看待早已成为过往烟云的历史上观点不一，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自称为雅各宾派，并以这个名号自豪，而有人认为雅各宾派就是一群嗜血的恶魔。录入者认为，在后来历史中自称为“雅各宾”的人们其实也许并不完全认同雅各宾派的主张，只是把“雅各宾”作为一个标志彰显自己的政治立场，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讲到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那么，真实历史上的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贝·索布尔教授在本文中做出了阐述。

另附录入者为本文所做的一个简单的梳理。

本文简单的梳理

本文由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德弟翻译，王养冲校对，编入1984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一书。）

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

阿尔贝·索布尔

从1792年到热月9日，雅各宾派是山岳派中的激进派；雅各宾主义是它最一致、最有力的表现。雅各宾派、雅各宾主义，这些词汇在当前的政治用语中仍能见到，而且通常都带有某种贬义的色彩。事实上，对于这些词汇的这种滥用，既表明了政治家们缺乏历史知识，也说明了他们对事件的不了解或不理解。

在革命党人的政治动员中，各个俱乐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同通常为俱乐部提供骨干的区国民自卫军组织同样有效力。这类组织名目繁多，从巴黎的一些大俱乐部到各种兄弟会，再到各区的民众社团，从首都和各郡城镇的俱乐部到共和二年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协会，再到督政府时期的那些宪政俱乐部，其中最著名的是设在圣奥诺雷街雅各宾修道院的宪法之友社。

从1792年起，雅各宾派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问题了。1792年5月3日-11日的《巴黎革命》写道：“在这个绰号背后，有着某种既滑稽又不祥的东西。它带着乱党的味道……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致宪法之友们也许已经无法抛弃雅各宾派这个名字了：在这个名字下，他们已经如此著名，即便罗伯斯比尔本人反对这个名字也已无济于事（指1792年2月26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他们的唯一办法是，努力以公民的责任心，审慎，善行和智慧使这个名字受人尊敬。”

对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作用和活动，没有人比卡米耶·德穆兰1791年2月14日起在《法国和布拉邦的革命》中说得更恰当了。“在传播爱国主义——传播博爱放面这一行将征服全世界的新的宗教，即雅各宾俱乐部或雅各宾教会，似乎已被推上了象罗马教会在基督教传播中所占有的同样的首席主教职务的地位，各地革命者组织的俱乐部、集会或教会，从一开始就要求和它通信联络，写信给它表示在思想感情上的一致，……雅各宾社是国家真正的研究委员会，在安分守己的公民眼里，它没有国民议会那么危险，因为在它那里，揭发、评议都是公开进行的；对坏人来说，它却要可怕得多，因为，它同各地相关的社团通信联络，对八十三个郡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它不仅是使贵族恐惧的激烈的审判官，它还是矫正一切恶心、帮助一切公民的伟大的检察官。确实，俱乐部在国民议会旁边似乎行使了检察署的职责。四面八方的受压迫者的苦难首先向俱乐部申诉，然后才送交尊严的议会。代表们不断地涌入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或是向雅各宾派表示祝贺，或是对他们表示赞同，或是提醒他们保持警惕，再或是为了纠正错误。”

继德穆兰之后，米什莱也曾指出，雅各宾派的独创之处，与其说在于他们的理论，毋宁说在于他们的实践。雅各宾派是“一个广泛的、强有力的组织，它忧心忡忡地监视著当局，监视著官吏、教士和贵族。雅各宾派并不是大革命本身，但它是大革命的眼睛：是用以监视的眼睛，用以控诉的声音，用以打击的手臂”。

但是，确切地说，究竟什么是雅各宾派？什么是雅各宾主义呢？

这就需要通过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和各郡档案馆中的文献资料，对俱乐部和民众社团的会议讨论记录，对雅各宾派给革命议会，给议会各委员会，给各郡、各县政府和各市政府所发出的文件和请愿书，以及对热月政府时期镇压雅各宾派的案卷，作广泛的调查研究。这样，人们就不仅能够弄清楚参加巴黎总社的俱乐部的数量和社会成分，而且能够弄清楚雅各宾派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基本特征（这些在当时也是经常变化的），并且还可以尝试着对雅各宾主义作出一种界说。

一、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

首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究竟什么时候才真正出现了雅各宾主义？

历史地看，如果没有其他细节，就不能谈雅各宾主义：俱乐部在其存在的四年中曾是演变的，而且随着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它表现得越来越激进化。加斯东·马丹在他1945年写的《雅各宾派》一书中断言：“尽管他们的态度有表面上的变化”，但存在着“不变的共同特征”，这不仅在气质上如此，在理论上亦然如此。米什莱不同意这种看法，当他怀着反雅各宾派的成见敏锐地指出，1792年底已是第三代人进入了雅各宾社时，他是很有理由的。从名义上看，他们都是雅各宾派；但是在这一名义下，一般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些人了……曾经有过早期的、贵族的雅各宾主义，杜波尔、巴纳夫和拉默等人的雅各宾主义。也有过共和派记者、奥尔良派、布里索、拉克洛等……混杂在一起的雅各宾主义，在那里，罗伯斯比尔占有了优势。最后由于第二代雅各宾派转入了边陲要塞、行政部门或参加了特派团，他们到1792年就似乎销声匿迹了；1793年的雅各宾主义便随之开始，这就是库通、圣茹斯特、迪马等人的雅各宾主义，它使罗伯斯比尔精疲力竭并和它一起衰落。

因此，有1793年的雅各宾主义，它吸收了卢梭主义，它集中其仇恨于传统和反革命，也集中其仇恨于（被称为埃贝尔主义的）无套裤汉主义和与此有联系的思潮。蒲鲁东对那个“日内瓦江湖骗子”（指卢梭——译者）和被确定为“空论主义的一个变种”的雅各宾主义都很厌恶。特里东极力要为埃贝尔派恢复名誉，并写了《控诉历史的污蔑》（1864年）一书。“罗伯斯比尔或托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总审判官，以残酷著称——译者）的狂热信徒们，贵妇人小客厅里的或幕后活动的雅各宾分子们，诽谤的能手，缺乏勇气的懦夫们，下到公社里去吧，攻击93年吧。”泰纳在《近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中，在广泛分析了《社会契约论》以后，也写道，“在这一点上，实践紧跟着理论；而人民主权这一信条，如果由群众来体现，就会产生不折不扣的无政府状态（这是指无套裤汉主义和人民政权），而一旦由那些领袖人物来体现，它就会产生十足的专制政治独裁”（这是指雅各宾主义和救国委员会的专政）。

当重新谈到米什莱的历史分期的尝试时，似乎有必要明确指出这些不同阶段的界线以及历史内容。

从1789到1793年6月2日吉伦特派垮台，这是一种政治观念和政治实践诞生和确立的第一个阶段。从1789年5月起，革命派的议员们养成了集合起来讨论现实问题的习惯。三级会议中的布列塔尼的议员俱乐部就是这样形成的。十月事件后，俱乐部从凡尔赛迁到巴黎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取名为宪法之友社。从此，它不仅向议员，也向富裕的资产阶级敞开大门，在最初时期，会费确实是相当高的：二十四个锂，分四次付款。无疑，明确地指出它的起源是必要的，尤其要指出十八世纪的思想会社和雅各宾社之间的关连，指出他们在考虑问题和进行煽动的方式方面的前后联系。同样必要的是，弄清楚雅各宾社的社会属性，用以指明它和旧制度时期种种社交方式的异同点，正是在第一阶段中，各个俱乐部以及从属于巴黎总社的那些社团，才会在看法和行动上打成并加强了一致性。

1791年夏，在国王出逃瓦伦和马尔斯校场枪杀案发生以后，斐扬派分裂了出去，雅各宾派一度被削弱；但是，在罗伯斯比尔推动下，雅各宾派重整了组织，并加速了民主化的发展历程。当时，在拉斐特和三人联盟（巴纳夫、杜波尔和拉默）领导下的斐扬派，用高额的会费排斥了中产阶级，又把既拥护国王又赞成按纳税额决定选举资格的温和派大资产阶级和归顺的贵族重新集中了起来。

1792年8月10日以后，雅各宾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二代的民众社团。雅各宾派用联合和通信联络这两种办法协调了所有俱乐部的行动，把国家裹在一张大网里。中央俱乐部通过决议，发出请愿书，印刷小册子和布告；所属社团立即响应号召。这样，“舆论一致”就逐渐确立起来——这是革命政府集中行动的基本因素。

从1793年6月到热月政变完成，即从吉伦特派垮台到罗伯斯比尔派的垮台，经历了一个政治上的集权统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尽管我们不能模式化地看待问题，不能把雅各宾派及其所属社团的活动跟国民公会和政府各委员会的活动混为一谈，也不能跟特派员和革命政权的地方机构的活动混为一谈，但这毕竟是雅各宾派充分行使其权力的时期；至少到1794年春，到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协会被解散前是这样的。那时，形势紧张，而正从那时起，“公共舆论的唯一中心”同政府推动力的唯一中心已经完全（太完全了）相通了。如果深入研究雅各宾派的组织（其成员的社会来源，共同的感受性，思想意识……），无疑会使我们更好地知道和更好地了解共和二年雅各宾主义的特征的这种舆论专政，是怎样构成和怎样被运用的。

热月以后，反动派气焰嚣张，共和三年雾月22日（1794年11月12日）晚上，弗雷隆带了一帮人来到圣奥诺雷街俱乐部：“到洞穴里去把野兽抓住。”人们终于动起手来，军队重整了秩序。政府委员会决定封闭这个俱乐部，次日（1794年11月13日），国民公会确认了这一决定。

【雅各宾派的】长时期的残存和改头换面，从此开始。

在热月以后的短短五年中，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残余力量的活动有：共和三年（1795年）为重新确立雅各宾的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作了最后的尝试；部分地参加了“平等派密谋”；共和五年果月十八日政变（1797年9月4日）后仍然活动；最后，共和七年（1799年）夏季的活动。

雅各宾主义在长时期中的改头换面：【后来的】一些政治集团设想或接受了【雅各宾主义的】简单的、变化了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这些政治集团的判断和行为，起过、也始终起著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此以后，在政治斗争中，雅各宾成为一种经常的参照物，雅各宾主义会被装点上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或者相反。它会倍遭轻蔑和侮辱。留存在公众记忆里的雅各宾主义，已经变成法国人政治见解中的一种因素，它有时仅仅被理解为中央集权的一个简化了的词干，有时被视为热诚谋求国家统一的一个同义词，或者又被认为具有某种政治行动的观念的特征——诉诸公共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干预。

因此，必须从共和二年——1793年夏到1794年夏，即从雅各宾派充分行使它的舆论专政和政治集权的全盛时期来理解雅各宾主义，力图把它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实践来确定其特点。雅各宾主义在共和二年昙花一现，它只延续了一年，那是为了战胜反革命和反法同盟而必须在政治上实行联合的时期。在这短短的时期里，历史将加速步伐，雅各宾主义在几个月内从夺取政权演变为起稳定作用的、遵从成规的学说，然后又变为官僚主义的僵化的理论。

二、雅各宾的组织

重要的是，首先要弄清楚雅各宾的组织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雅各宾主义随大革命的步调而演变，并在1793-1794年定型。它也以自己的作风和组织形成其特征，它集中和指导群众的革命力量，使之提高了效能。通过联合和通讯联络，巴黎的总社推动遍布全国的所属社团这张大网，把最自觉的革命者集合在一起。

罗伯斯比尔在1791年9月29日的讲演中，指明联合是“一个合法的社团同另一个合法的社团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它们对于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在它们之间进行商讨”。通讯联络是联合的必然结果。这种双重的做法，皆在把国家裹在一张大网里。共和二年，贝尔维尔民众协会的一份通报提出：“怎样组成这样一个亲密而必不可少的联盟呢？”“兄弟们、朋友们，这就需要我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大家一起保持警惕，一起工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全国所有的公民都要集合在革命社团里，在这些社团之间要互相联系，还要有一个中央社团或总社，从那里不断发出有启发性和生命力的，将会启导、激励和振奋革命精神的指示。”由联合和通讯联络结合在一起的这张社团之网，构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骨架。

【社团之间的】联合和通讯联络的权利，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制宪议会在1791年9月29日对此进行了讨论；但是如果制宪议会曾禁止过用集体名义的请愿书的话，它可不敢指责联合的权利。1792年春，当那张属于雅各宾派的社团组成的网成为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时，这场争论重新尖锐了起来。在一本匿名小册子中，一位宪法之友宣称：“一切俱乐部皆应孤立存在，各自独立，彼此不应有任何联系。”1793年，巴黎的一些社团在雅各宾派保护下，进行联合和交往，构成了人民群众向那些温和的区进攻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于是，吉伦特派的一个演说家甚至鼓吹：“切断民众社团之间联系的线路。”对此，1793年5月28日，兵工厂区的一个代表团在国民公会里反驳说：“至于我们，我们要告诉他，让这些有益的线路继续存在下去吧。正是它们将把边远地区的各个部分同中心地区联络起来，只有它们将能确保未来体制的牢固性。”

早先建立的那些已经从属于雅各宾派的民众社团和1793年春建立的社团，在6月3日以后，要求或重新要求同雅各宾社联合。1793年秋，巴黎的那些区国民自卫军协会的建立，给联合和通讯联络的方式带来了某种混乱。原有的社团既然在相互间建立了联系，并且是从属于雅各宾派的，它们的推动力当然要来自总社。那些新的社团（或协会）吸收了更多的人民群众，而且都是区国民自卫军；它们之间相互联络，但一般都并不要求从属于雅各宾社；它们试图搞一种自治运动。因此，从1793年秋起，引起了政界和雅各宾派的日益增长的仇视，不久，它们就遭到了普遍的攻击，在共和二年春被解除了职权。从这时起。同总社的联合和通讯联络，不过是政府集权的一种手段而已。

热月9日以后，革命政府被摧毁了，反动派却面临了【社团】联合的危险。从共和二年果月24日（1794年8月11日）起，马亚纳的迪朗就提醒国民公会，注意由于民众社团同雅各宾派联合所构成的对“自由的危险”。共和三年葡月25日（1794年10月16日）的一项法令，禁止社团同俱乐部进行“任何联合、参加、结盟和通讯联络”的活动。此后，俱乐部的寿命就屈指可数了。

从那时起，从属于雅各宾派的社团之网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些社团在共和二年大革命的关键性时刻起到了象一个政党那样的支柱性作用。由于缺乏各郡和各地区【关于这些社团活动情况】的扎实的专题论著，因此很难对这个社团之网作出估价。首先必须把起源于资产阶级的宪法之友的一些社团，同成员很不相同的本来意义上的民众社团明确分开来。在很多重要城市中，只有一个社团，它的成分是因时而异的；比如阿维尼翁、马赛、蒙彼利埃等地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另一些城市里，如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尼姆、瓦朗斯，原来建立起来的一些宪法之友社，其入会条件，尤其是会费，对于境况较差的公民来说要远为容易接受。在尼姆以及在埃克斯城，都有两个尖锐对立的俱乐部；1793年夏，当有人企图搞联邦制的时候，波尔多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L.德·卡特纳尔经过细致的研究，估计雅各宾俱乐部有三千零九十七个。可是，M.肖邦对【法国】东南部六个郡的情况作了归纳，在承认许多地区俱乐部的数量肯定要少于这些郡的基础上，他提出，全法国俱乐部的总数约为六至七千个，“甚至更多一些”，事实上，卡特纳尔的估计显然是不足的。

就巴黎（市区）而言，卡特纳尔认为总共有二十三个社团，其实，在共和二年，四十八个区中每个区都有一个民众社团或国民自卫军协会，有时有两个；且不说那些早就建立的民众社团了，这些社团不能同雅各宾派，甚至也不能同哥德利埃派相比，它们却都有过较大的影响，比如从1790年2月起，由小学校长当萨尔组织的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参加的可敬的革命派友爱会；再如八月十日革命派协会；至于由克莱尔·拉孔布建立的不久即逝的革命共和女公民协会，更不必说了。

在多姆山郡，卡特纳尔提供的数字是三十四个社团；但是M.索阿南在当时组成该郡的四百四十个市镇中列举了六十二个社团，占市镇数的百分之十四，它们大多数建立在区的首府所在地；这些社团中有二十九个是在1793年库通返回奥佛涅山区后建立的，或是山岳派国民公会议员沙多诺夫·兰敦出差期间建立的。

在他研究的东南六郡（加尔郡、德龙郡、沃克吕兹郡、罗纳河口郡、瓦尔郡、下阿尔卑斯郡）中，M.肖邦查明，共和二年，在一千四百六十六个市镇中，三分之二的市镇都有它们的民众社团，俱乐部的总数是不太会少于一千个的。沃克吕兹郡当时有一百五十四个市镇，民众社团有一百三十九个，占百分之九十，只有一些居民稀少的市镇没有俱乐部；这些社团中至少有八十三个是在1792年12月31日前建立的。加尔郡（三百八十二个乡镇）在同一时期有一百三十二个社团（占百分之三十六），其中至少有四十七个建于1792年12月31日1以前。在那里，富庶的平原县份，俱乐部要比塞文山区和加里格山区多得多：例如，博凯尔县当地二十七个市镇中有二十一个社团，尼姆县的三十个市镇中也有二十一个社团，但阿莱斯县的六十二个市镇中也有二十一个社团，但阿莱斯县的六十二个市镇中只有十一个社团，乌日斯县的一百零四个市镇中只有十一个社团，德龙郡的三百五十五个市镇中有二百五十八个社团（占百分之七十三）。同我们提到的加尔郡的情况相反，在德龙郡，山区社团要比平原地区多：蒙特利马尔县的五十九个市镇中有二十八个社团，罗芒县的五十五个市镇中有二十四个社团；但克莱特县的四十四个市镇，每一个都有一个社团，迪县的七十三个市镇中有六十三个社团，尼翁县的七十八个市镇中有六十二个社团。下阿尔卑斯郡有二百六十个市镇，1793年11月26日，在迪涅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一百十七个社团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瓦尔郡六个县的一千一百五十一个市镇中有一百零四个社团（该郡有三个县的数字未统计）。在罗纳河口郡，俱乐部的数目在比例上说大致与沃克吕兹郡相似：马赛县有九个市镇，就有九个俱乐部。

邻近的一些郡，如阿尔代什郡、上阿尔卑斯郡，似乎没有这么多社团。地区，交通状况，人口分布状况，市政组织年代的长短，【居民之间】社交的传统等，都是造成民众社团在全国分布的密度不同的原因：东南地区的分布密度好象最高。

我们似乎还应该了解它们的活动情况。郡和县的政府所在地的俱乐部起了相当重要、往往是非常主要的作用：例如德龙郡，在试图搞联邦制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乡村社团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些地方登记入会的成员中，能够相当正确地说和写的人无疑是不太多的。正如勒维冈的政府官员在共和二年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所写的：“除了那些很难找出一个能把问题付诸表决的会长的地方以外，县里每个市镇都有民众社团。”在那些集会上，人们可能仅仅满足于宣读和解说一下法令和报纸。然而1，联邦主义之所以在东南地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民众社团的数量众多而且团结一致。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俱乐部的社会成分。要想了解雅各宾主义的全貌，必须对各郡的社团进行系统的研究。此外，还要考虑地方特点和年代学。社团对当地的问题有反应；它们对来自其他地方，来自巴黎或其他社团的鼓动也有反应。俱乐部的社会成分完全依据革命本身的步调而变化，在这里，人们不能掩盖困难，这种困难来自文件性质的本身，也来自某些词汇的不确切性——它们不能准确表明某些职业所属的社会地位：比如，法律工作者，这究竟是指卑微的乡村公证人，还是指卓有成就的律师呢？如果说，业主、佃农、临时工这一类的词有着明确的含义的话，那么，庄稼人、耕作者、务农者这类词的意思却是十分模糊的。

阿朗松的朋友联合协会，在其存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1791-1792），拥有一百六十名成员。协会的社会成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在可以确定其职业的五十名左右成员中，十二人是法律工作者，四人是教师，一人是大印刷厂厂主，一人是运输公司经理，十三人是宪政派教士。在布尔博纳-勒-班（上马恩郡），1790年9月成立的“自由和公共秩序之友社”的十一名创办人中，有八人是该城的显要人物或显要人物之子。1790年底，在这个社的四十七名成员中有九人是法律工作者，六人是医生、外科大夫或药剂师，一人是国民自卫军的布道牧师，只有一人是手工业者，农民一个也没有（而在1789年，法国六百二十个纳税人中，就有三百八十五个农民）。但是，到了1793年，在蒂埃县的一个区的区政府所在地马林格的一个社里，一百十八名成员中，有十六名鞣革工人和十一名油鞣工人，八名粮食商人和五名耕作者，四名水运工人，四名公证人和二名宪政派教士。共和二年霜月，在纳夫夏特尔-昂-布莱依的社团有三百五十名会员，知道职业的有一百五十名，六十名手工业者和十八名制造商，三十五名军人和二十二名官吏，七名法律工作者，三名教士，二名农业工人，还有一些庄稼人。

根据克拉纳·布兰东的研究成果，从总的情况看1，俱乐部的社会成分大致是这样：在1789-1792年间登记的成员中，百分之六十二的雅各宾派属于中产阶级，其中手工业者占百分之二十八，这一比例到1793-1794年间上升到了百分之五十七，这是一个显得不容忽视的变化。再说，在民主阶段，店主在雅各宾派中占百分之十七，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十四，自耕农占百分之十。这位作者的细致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证明：绝大多数雅各宾派成员是从事各种行业的业主。从三十四个城市的纳税人名册中，可以看出，雅各宾派成员缴纳的税收，从比例上说，要比其余的居民多。在阿耳比，根据“工业二十分之一税”纳税人名册，雅各宾派的手工业者平均每人缴纳税金二点五锂，而其他人只缴纳一点四锂；雅各宾派的商人缴纳十二点一锂，其他商人只缴纳五点八锂。从这位历史学家研究的这些城市的总的情况来看，雅各宾派成员是手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头面人物。五分之一的雅各宾派成员税收国有财产的买主。在十三个城市中，雅各宾派成员为购买这些财物花了一千万锂，而其他公民只花了四百六十万锂，也就是说，被拍卖的逃亡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单单雅各宾派的人就抢购了五分之三强。虽说雅各宾派的人以前的生活一般来说也比较宽裕，但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利用革命形势而发了财。他们相信革命会赢得胜利，可也害怕财产的旧主人卷土重来——对于这些人，雅各宾派的人是利用指券剥夺了他们的财产的。

那么，从社会阶级关系来说，雅各宾派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从出身、文化教养和拥有的财富来看，他们属于中产阶级。他们是不同于贵族，也不同于“人民”的自觉地资产者（他们的所有言论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尊重财产所有权，喜欢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人主义，喜欢手工业者和农场主的自由，喜欢贸易自由，他们支持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对外则要保护贸易。雅各宾派吗？从社会关系来说，这是一个保守的集团（就1789年的资产阶级意义而言），但是，这个集团在政治上十分清醒，为了打好仗，为了维护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必须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

三、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实践

从意识形态上说，雅各宾主义是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哲学的继续，它以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为基础。自由、公民平等、国家主权，这一切应当保证人和公民的新生，应当在财产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坚实基础上确保人的充分幸福；人们只有在考虑公共福利时，才能对财产和经济自由主义加以限制。既是个人主义，又是功利主义：社会组织的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幸福，但个人只有通过其自身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1791年夏国王出逃事件发生后，尤其是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政后，一连串事件使得冷酷的现实和这一理想形成了对照。从那时起，革命斗争的需要给个人权利加上了罕见的限制；拯救国家成了最高法律。因此，应当严格根据事件和政治需要而不是凭抽象的哲学源流或它们的回响来说明雅各宾派理论和实践的特点。

从政治上看，雅各宾主义的特点由一种联合的战略和一种统一的策略显示出来：为了彻底摧毁特权，为了粉碎内外反革命势力，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作出让步和妥协来实现和维护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1793年7月17日法令是他们为了和农民群众结盟而付出的代价，这一法令最终地、无偿地废除了封建制：葛兰西把“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说成是城乡的联盟，据我们的理解，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如果广大从事耕作的农民群众不同时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那末，全国人民的任何共同意志都是无法形成的”（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和近代君主的随笔）。1793年9月29日法令是（雅各宾派）为了和城市人民群众结盟而付出的代价，这一法令确定普遍最高限价和经济统制，而他们本来是经济自由的坚定的拥护者。“领导权这一事实，无可怀疑地应以重视被领导的各个集团的利益和倾向为前提，因此，它得造成某种妥协的平衡，也就是说，领导集团要在团体经济范围内作出一些牺牲；不过，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都不能触及根本性的东西。”

联合的战略：因此，问题就在于组织一个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的联络网，以便孤立主要的敌人——贵族、反革命。从1789年到共和二年，这种做法始终未变，即使在恐怖高潮时期也未变。在政治方面，这个联合的战略就体现在罗伯斯比尔对反对1793年6月2日事件而被捕的七十三名温和派议员的态度上面，他始终拒绝审判他们；救国委员会解决从军队中开除以前是贵族、但现在忠于共和国的军官，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共和二年1霜月1日（1793年11月21日）起，罗伯斯比尔制止了非基督教信仰运动；又对捣乱集团进行了清洗：“你们是野蛮的畜生，你们在分裂共和国的居民”（见圣茹斯特：《关于警察总局的报告》，共和二年芽月26日，即1794年4月15日）；这一切也证明了这种联合的战略。捣乱集团实际上反映了原来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对抗的发展；作为这些集团的指控者，圣茹斯特揭发它们破坏革命阵线，勾搭内外敌人，打击第三等级的团结。早在共和二年风月23日（1794年3月13日），他就在《关于外国捣乱集团的报告》中宣称：“所有的党派都是有罪的，因为它游离于人民和民众社团之外。任何捣乱集团都是有罪的，因为它试图分裂公民。”

正是出于这种关心，可以了解到雅各宾派在每一级——从民众社团到总社团、到领导人——掌握政治主动权的能力，在明确的口号和实际的决定周围保持革命阵线的团结一致。联合的政治主动权：罗伯斯比尔为了赢得群众，在1792年9月底提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斗争，他在第一封《致委托人的信》中写道：“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教士已经逃跑，现在，平等的统治开始了。”至于布里索则在他的《关于巴黎雅各宾社致法国全体共和派》的号召书中，揭露“那些专事捣乱的人，企图把一切都拉平：财产、富裕、食品价格、为社会所作的种种服务。他们一切都想拉平”。政治主动权还体现在：加速通过1793年6月24日宪法。使信奉联邦主义的乡村不再议论5月31日和6月2日事件的非法性。联合的政治主动权又体现在特派员身上：富歇在内韦尔和圣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努力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并对付敌人的活动；主动性也体现在经常在各地的基层积极分子身上：那里的群众有要求就设法予以满足，有敌人就予以回击。雅各宾主义也就是体现这种联合主动权的实际能力。

统一的策略：雅各宾的政治实践只是它的联合的战略在一系列事件中的运用。长期以来，人们就对这一政治实践进行了分析和非难——其中不乏党同伐异之见，通过联合和通讯联络把民众社团束缚在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网状组织之中。总社确定原则，指明路线，并提出简洁而有效的口号使路线具体化来调整那些受制约的委员会的做法，使一切支持革命行动的人都能在此基础上汇合和统一起来。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定期进行清洗，消除那些人——那些政治分裂的根子，维持领导核心的一致。对于候选人的审查——清洗的另一种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必然结果——核心组织的建立，减轻了由选举造成的风险；在对竞争作了清洗性选举的限制以后，才予公民以选择的自由。当这种限制发展到极点时，选举干脆就被上级的自行选和任命所取代了。公民被纳入所参加的组织的那张网中，而这张组织之网是受被称为“公众舆论的唯一中心”的总社的驱使的。按照共和二年贝尔维尔民众社团的一份通报的说法，正是总社发出了“这些有启发性和生命力的，会启导、激励和振奋爱国精神的指示”。

最后分析起来，雅各宾派的政治实践，表现出了一种堪称模范的策略的现实主义：准确地估计某一时期中的力量对比，决不让冒险的措施危及总路线，根据最高目的——不妥协的胜利，把全国一切力量，引导到所要求的这个方向。

这种政治实践和革命技巧显示出了巨大的效率：它们在1793年确保了政权的获得，确保了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最后又拯救了革命的共和国，困难并不完全来自过激的行动，形形色色的花招，故意制造的诉讼案件也并不来自在共和二年芽月那些重大案件中结成的反对派的大杂烩，而主要来自原来第三等级中不同社会阶层的最终利益的冲突。如果说，为了对付贵族和反革命，人们可以一度抑制这种冲突的话，那末，一旦胜利在望，即使以极端的高压为代价，人们还能维持革命阵线的团结一致吗？事实上，资产阶级（雅各宾派）领导的、得到群众支持的革命政府的垮台，已经记载在历史的辨证发展的进程之中，胜利有了保证，矛盾就爆发了。

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是由多种成分形成的，它并非由一个阶级构成，因此缺乏阶级觉悟，到了1794年春，这一社会基础就崩溃了。这时，雅各宾派已不能给这个基础提供必要的骨架。同样，雅各宾派也并不属于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纪律的阶级的政党；否则，它本来倒可以成为政治行动的一个有效工具了。共和二年的体制是建立在关于社会关系和民主主义的一种唯灵论观念上面的：它给这一体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作为卢梭的门徒，罗伯斯比尔厌恶孔狄亚克的感觉论而对某些哲学家的唯物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甚至让人捣碎了在雅各宾社的爱尔维修的半身像。罗伯斯比尔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相信来世的生活：他在1792年3月26日向雅各宾派所作的声明可以使人对此毫不怀疑。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作的报告中，罗伯斯比尔确定了对于最高主宰的礼拜，他这样做，既出于个人的信仰，又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给人民以一种能维护其习惯和增强其道德的宗教。不过，罗伯斯比尔在共和二年春的形势下这样做，也在于把不同种类的派别——山岳派、雅各宾派、无套裤汉重新团结在同一种宗教中，这些派别都曾经支持过革命政府，但阶级的对立使它们现在相互对抗了。罗伯斯比尔不懂得分析社会经济条件，他认为思想和道德的号召力是全能的。他失算了，对最高主宰的礼拜引起了新的冲突。

这时，胜利已经指日可待：1794年6月26日，共和国的军队在弗勒吕斯打了胜仗。但是，一个月以后，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革命政府垮台，历史上的雅各宾主义也随之告终。然而，他们曾是胜利过的。

长期以来，雅各宾主义的深刻意义和历史作用一直受到重视。它在大革命中使封建主义经由这条“真正革命的道路”——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过渡到资本主义：这条道路把同特权、专卖权以及商业和高利贷资本尖锐对立的社会阶层——农民或是手工业者这些中小直接生产者，推到了首位，工业企业家不久就摆脱了这条道路。但是，与此同时，与人民群众结盟的需要使雅各宾派超越了他们的时代所规定的界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谈到“雅各宾派为了不让他们自己看到他们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同样的水平上所需的幻想”。^{[1]葛兰西在指出雅各宾派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空想的创造者时，他的话显得是真实的。“他们相信平等、博爱和自由这种用语的绝对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雅各宾派鼓舞下发动起来、并在他们指引下投入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是这样确信的”。}

共和二年社会民主的尝试就是起因于此。关于这一点，葛兰西在他的《监狱笔记》中写道：“雅各宾派规定自己应是法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却把资产阶级引上了远远超出它自发地愿意接受的一种地位；由此出现了反冲和拿破仑一世这个角色。”E.拉布鲁斯谈到了“共和二年预言者的预感”。也许这就是雅各宾派的使命会继续存在下来的理由，一些人仇恨，另一些人狂热崇拜:雅各宾派通过斗争，起到了一个领导党的作用，在共和二年，他们实施了一种满足人民具体要求的政策。列宁说：“真正的雅各宾党人即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在历史上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有人民拥护的雅各宾党人’，是有革命的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有当时革命的先进阶级拥护的雅各宾党人。”^[2]

参考

1. ^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下册，第604页，这段译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译者
2.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6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