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北京時間上午8時6分，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錢學森對比瞭兩個典型現象：

第一，截止2005年，新中國培養的科技人才，還沒有頂尖的科技大師。

第二，截止2005年，新中國所擁有的頂尖科技大師，大多還來自於建國前的民國時代。

然後，錢學森提出瞭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問題一經提出，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在多種場合，多個群體，都引起瞭熱烈討論。為瞭解決這一問題，社會各界想瞭很多辦法，提出瞭很多意見，國傢進行瞭很多改革，做瞭很多教育與科研體制改革。可以說，圍繞這一問題，做瞭很多工作，取得瞭不少成績。

總結討論內容，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有這麼幾個：

看瞭半天，給我的感覺是：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這些討論幾乎可以全部概括為“因為沒出成果，所以全是錯的”。這些觀點，要麼立論依據不真實，無論怎麼剖析都摸不到關鍵；要麼剖析問題不深入，表面上提出瞭很多觀點，其實是泛泛而談，缺乏針對性。依據不真實的典型，是所謂民國時代那幾個機制。比如民國時代教師地位尊崇。很多人舉例當時教師工資多高，教育經費規定達到多少比例。舉例很多，但是我覺得需要註意的是：這些工資經費之類的東西都是嘴上說的，根本沒保障。要按制度，我們早就規定教育經費占預算必須達到多少，但是這個規定也就是近些年才實現。光看規定，民國還是民主國傢呢，印度還是社會主義國傢呢。證據根本就是無效的，能證明上面？還有民國大師的問題，民國大師多瞭去瞭，主要是文科類的，有一些人比較有責任心，抱著中國就要滅亡、要在滅亡前盡可能多的記錄中國歷史的責任感拼命著書立說。還有一些人不管這個，隻要能混成軍閥座上賓就夠瞭。極少數極少數人，千中無一，是理工科人才。而且大多還是在新中國才有瞭用武之地。比如錢學森。而特別重要的是，這些頂級理工科人才，其實不是民國培養出來的，而是留學歐美以後，由歐美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換言之，人雖然是民國出來的，但是人才是歐美成熟教育和科技體系培養出來的。至於教育更是有趣，90年代對教育全盤否定，甚至刊登瞭一批妖魔化中國教育的文章，相關人員甚至因此賺得盆滿缽滿至今活躍在中國教育行業。因此，很少看到真正從行業本身出發，能夠從全局角度看待問題的分析報告。

所有這些剖析，都沒有“從實際出發”。

從實際出發，那麼首先我們要搜集材料，瞭解這些年來中國教育和科研工作存在的問題都有哪些。

據我所知，這些年來中國教育和科研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有這麼兩個：

第一，應試教育問題，有時會雜糅教育公平問題。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在很多觀點中都沒有深入剖析，要麼是一筆帶過，要麼是抓住這事狂批現行體制。誰也沒正眼看過一下“應試教育”到底長什麼樣，對論據缺乏基本的尊重。

第二，外行指揮內行問題。這一問題由來已久，數十年來反復被人們提出並批評。為此甚至有很多文藝作品進行批判。比如1990年春晚馮鞏牛群表演的經典相聲《小偷公司》就辛辣地諷刺瞭這一現象。這一問題也是教育和科研工作中的重要問題，但是關註度明顯不夠。

應試教育問題，這個問題批判瞭很多年瞭。簡單概括，應試教育問題的根源就是“教育資源供應缺乏與中國社會教育需求旺盛之間的矛盾”，說得“時髦”一點，就是個“供給側”問題。從教育內部來說，中國教育天生自帶的社會主義性質要求盡可能地為全民提供優質教育，中國社會的不斷改革又不斷在削弱中國教育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經濟的不夠發達又意味著中國教育不可能滿足全民優質教育的需求，各地乃至各校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又註定瞭教育資源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和完全優質的供應。從教育與外部社會的互動來說，中國社會快速發展對人才數量和質量均提出瞭迫切需求，中國社會普遍有能力讓年輕人接受教育但又普遍缺乏接受全面教育的經濟能力導致教育類型少，中國社會在過去發展程度落後導致傢庭本身難以對年輕人提供正確的教育指導。簡單說就是：都知道上學有用，但是老輩子人沒上過學，除瞭摁著小孩讀書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加強教育。

說到底就是發展時間不夠，人員換代沒有完成。

外行指揮內行也是這個原因。民國時代給中國留下的是一個受教育人口比例極低的社會基礎。比如說，1949年，印度擁有122萬在校高中生，中國隻有26萬在校高中生（是在校，不是應屆）。2016年，中國高考一次就錄取瞭772萬大學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新中國建立初期就面臨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

在最頂層，錢學森這樣的留學人才從事著原子彈火箭等世界頂尖科技工作，乍看上去也是繁花似錦。但是在頂層人才之下，就是塌方式的人才困境：全國就那麼點高中生，掃盲都不夠。一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才實現瞭初中教育的普及。在這樣的教育結構下，大部分科研機構，都不可能做到“內行指揮內行”，“在行政管理崗位上安排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而隻能“在專業技術崗位上安排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甚至隻是初等教育的人才”。要不然怎麼辦呢？你從哪兒變出人來？換瞭你是決策者，手裡的人才資源是一個大學畢業生和很多初中生小學生，難道你會讓大學生去做行政，然後讓初中生甚至小學生投身科研一線？你隻能讓大學生去科研一線，讓初中生和小學生去管理大學生。

人才結構註定瞭在建國初期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國都隻忍受“外行領導內行”的窘境。

人口年齡結構直接決定瞭中國的科技人才現狀。那麼中國的科技人才年齡結構的歷史和現狀是什麼樣的呢？

建國時，中國科技人才的年齡結構大體是這樣的：

第一，社會頂端人才的絕大部分都是些垃圾大師

民國時代培養瞭很多喜歡在千年古墳裡面打滾、給達官貴人做清客的垃圾大師，科技人才極其短缺，鋼鐵廠甚至會在抗戰時期鋼材用量巨大的時期接連破產，以至於新中國建立的時候，接手的是一個科技人才體系既七零八落又不成規模的超級坑盤。有資料指出，民國的教育極端忽視科學和技術，在校的攻讀正式學位的學生有59%以上學習法律、政治或文科，6%學習教育學。學習自然科學的不到10%，學工程的為11.5%，隻有3%學習農業。

那麼，這些攻讀文史的民國大師是什麼水平呢？1952年，蔣介石視察金門，提出瞭“勿忘在莒”的政治口號。從此，“勿忘在莒”“光復大陸”成為臺灣當局的重要政治口號。金門將這兩個口號各取一字連起來，修建瞭“莒光樓”。至今這個樓還沒被炸掉，成為當地重要旅遊景點。我建議早點炸瞭，因為這裡面有個巨坑。

什麼是勿忘在莒呢？一部分熱心洗地的人說，勿忘在莒是說齊桓公在莒國待機爭奪齊國君位的故事，蔣介石這是提醒大傢不要忘記創業的艱辛。我就笑瞭，一個被打得抱頭鼠竄流亡到桃花島被諷刺為黃老邪的人，講什麼不忘創業的艱辛，怕不是得瞭失心瘋瞭。

稍微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歷史上有兩個“在莒”的典故。齊桓公這個典故，和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的政治環境完全無關。另一個典故來自齊湣王。齊湣王滅國，被打得隻剩下莒城和即墨。然後田單擺出火牛陣，從即墨發動反攻，光復齊國。這個典故就很應景瞭，和“光復大陸”很合拍。

但是，我也不知道蔣介石從哪聽來的齊湣王這個典故。齊湣王這個典故有一個致命的問題。齊湣王滅國到田單反攻之間，隔著有一個重要環節：齊湣王在莒被殺。換言之，導致滅國的罪魁禍首被殺，然後復國成功。那麼，國府是在誰的領導下敗退到臺灣的呢？哎，別走，蔣介石，你說是誰？蔣介石你自己都說勿忘在莒瞭，口號喊得賊響，那麼臺灣軍民該怎麼辦呢？你給個主意？能給臺灣當局領導人出謀劃策，按說應該代表瞭他們的最高水平，但是這個水平實在是有點坑。我看到這個典故的第一反應就是：蔣介石身邊的民國大師怕不是傑出的地下工作者吧？就這半吊子水平，還特麼吹“民國盛產大師”“中華正統在臺灣”，我都要把腳伸到對面座位上去瞭。

民國大師這種水平讓我想起瞭蘇格拉底的“無知”：

蘇格拉底說：我隻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他畫瞭兩個圓，說，圓內代表已知，圓外代表未知。已知越多，那麼圓就越大，圓的周長越大，接觸到的未知也就越大，因而越發知道自己無知。

不知道無知還自吹是大師，“民國大師”怕不是從夜郎國穿越來的。

一群垃圾。

第二，絕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古代社會”，缺乏現代化知識結構

建國初，近現代歷史上第一次，中國政府對中國社會進行瞭全面的社會調查。調查發現，中國社會99%的人口還生活在古代社會。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識字？除瞭從紅軍到解放軍利用戰鬥間隙拼命搶抓時間舉辦的掃盲班，基本上啥也沒有。甚至解放區逼著老百姓上學老百姓都不去，迫不得已解放區甚至不得不降低入學要求。網絡有人為國府洗地，說日軍炮兵都是高中畢業，會計算炮彈落點，甚至可以做到“首發命中”（牛皮吹得上天，為瞭洗國軍就往死裡吹日軍。那個時代從來就沒有那麼多首發命中）；中國的炮兵訓練又少，又不會計算，所以國府輸得那麼慘，害死那麼多中國戰士，都是應該的、正常的。然而同樣是這樣的中國戰士，換一身軍裝，戴上五角星，隻用輕步兵就把國府爸爸美國的海陸空三軍打得鼻青臉腫，付出的代價還遠低於抗戰。明明就是個組織能力指揮能力不行的事兒，洗個屁。

第三，少量頂端人才大多是國外培養的，大多都有移民傾向，可以說頂端學校都是留學預備班

錢學森，很厲害，誰培養成世界頂尖科技人才的？在美國，跟被納粹趕出來的德國科學傢學出來的。

侯德榜，很厲害，侯氏制堿法發明人，誰培養成世界頂尖科技人才的？美國。出身於清華，然後赴美留學。

清華呢？民國時代著名留美預備學校，跟印度理工學院是同類學校，高材生大多出國留學去瞭。印度理工學院就是2009年出品、2011年在中國上映的《三傻大鬧寶萊塢》裡的“帝國理工大學”。電影裡有一句臺詞，說帝國理工的學生拼命學習目的就是為瞭留美。可見印度教育現在還停留在民國時代。胡適說“世世留學永永為弟子之國”，這就是當年批民國的，現在也可以送給印度。據說《弟子規》是中華正統文化，我覺得這個名字它還是不要用瞭，這玩意兒做民國教育史的別名正好。

綜合起來說，民國給新中國留下的遺產，基本上都是些負資產。負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說，聽說民國被推翻瞭，錢學森等優秀人才頓時就燃起瞭希望，爭先恐後地往大陸跑，生怕不能為國效力。就連美軍拿著槍都攔不住。這就是民國的影響力。

在這樣的人才基礎上，新中國開始瞭和平建設。

也不和平，美國出兵轟炸中國沿海城市，威脅使用原子彈，迫使中國出國作戰（原來的歷史課本上都有，不知道現在的歷史課本是不是刪掉瞭，畢竟，欲亡其國，先亡其史）。以遠低於抗日戰爭的代價打服瞭美國以後，中國迎來瞭至今為止將近七十年的和平建設時代。

新中國建立後，為瞭建立科技人才體系，大力推行社會教育。先是全力普及小學教育，皆者是初中，然後是高中，最後是大學。基本上，六七十年代實現瞭初中教育的普及，高中生已經很值錢瞭，大學生都是幹部——基本上視為公務員。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改革開放最初10餘年，受到市場經濟浪潮的影響，中等教育機會增長被抑制，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反而下降。”（《教育不平等的年代變化趨勢(1940-2010)》，《社會學研究》2014年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2014年08月07日）與此同時，80年代出現瞭出國潮，大批大學生出國後不再返回。

這樣，改開初期的中國科技人才就呈現瞭這樣一個結構：

頂端人才：主要還是建國初返回的人才，年齡很大，雖然還能掌握科研工作的話語權，但是具體工作抓得不多。

中堅人才：數量很少的建國後培養的大學生。年齡還很年輕，雖然這些大學生逐漸成長起來，逐漸開始抓科研工作，但是抓科研工作的官僚大多還不是大學生，缺乏相應素養。甚至很多大學生官員自己都缺乏足夠的科學環境熏陶。因為他們成長的時代連初中教育都沒普及或者剛普及，他們身邊的環境都是不讀書的人組成的環境。說句不客氣的，他們小的時候中國甚至都不能做到滿大街都是小學生。現在，不大學畢業就跟沒上過學似的，“文盲”的定義都從不識字改成不會用新科技設備的“功能型文盲”瞭。

中低層人才：數量很少的高中生。比大學生多，撒到全國各地也沒幾個。

底層人才：大量初中生。到現在還有很多地方的領導幹部還是初中生（當然後來在黨校學到碩士研究生的不少）。

這個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連被發達國傢吸血都不夠，別說產生新的頂端人才瞭。

同時，這個年齡結構還有一個重要弊端：科研工作中負責行政工作的人員，別說沒有科研經歷瞭，很多甚至連高中都沒上過。這就直接導致最近三四十年裡出現瞭很嚴重的、很多科研人才抱怨的外行指揮內行的問題。沒辦法，民國時代留下的現代化人才基礎基本上是零，人都是建國後才大規模培養出來的，迫於國防壓力很多頂尖人才還必須投身到保密性很高的國防科技工作中去、沒有機會培養新科技人才，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瞭。

當時這個年齡結構對於80年代初的大學生來說，從長遠看是個利好消息。因為這個年齡結構意味著，三四十年後，他們就是中國科技人才年齡結構中的“泰山北鬥”。當然，他們中間好多人出國定居去瞭，將好機會留給瞭同學。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建設，9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瞭大學擴招，大學教育也進行瞭普及。頂峰時期中國一年招收的大學生數量達到瞭千萬規模。千萬是什麼意義呢？法國人口是六千多萬，德國人口是八千多萬，中國一年教育出來的大學生，相當於法國德國這樣的國傢幾分之一的人口。有人為此憤憤不平地說，中國大學生比例還很低。這話說得是相當的酸。因為中國不可能將以前大學沒普及的時候就工作的人都重新送進學校上大學去。要等幾十年後人口自然代謝，中國社會的大學生比例才會上升到發達國傢水平。所以，從大學生人口比例角度黑中國教育，將是未來數十年內一個重要的角度。這口醋以後也就這味兒瞭。

到瞭現在，中國科研人才的年齡結構終於比較正常瞭。

大量的元老，都是經受過完整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以及科研工作培養的、終生從事科研工作的本土人才。他們熟悉科研工作，熟悉科研行政工作，能夠為中青年科學傢提供技術指導和行政指導。當然，他們的一些知識和經驗都過時瞭，但是他們再過時也是科研領域內的過時，而不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啊。

大量的中青年骨幹，從事科研工作的實際領導者和組織者，都是經受過完整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以及科研工作培養的、終生從事科研工作的本土人才。他們熟悉科研工作，熟悉科研行政工作，能夠為自己爭取大量的科研資金，甚至很多人還會在網絡上掀起輿論浪潮，忽悠國傢拿幾個億十幾個億甚至幾百個億的“小投資”給他們搞科研。比如說清華，有個搞人文的教授，就是那個把蔣介石搞成常凱申的，一股腦被騙子騙走瞭一千七百多萬。這都說明錢不是問題。當然，林子大瞭什麼鳥都有，有些地方的科研氛圍可能確實有點差勁。大概是當年外行指導內行留下的後遺癥還比較嚴重吧，再過二十年，競爭競爭，換一代人，估計風氣就變瞭。估計到那時候鬧出來的笑話和熱鬧更多，當然成果也會更多。

大量的青年學生，源源不斷地進入到科研領域。也是經受過完整的小學-初中-高中-大學教育，並且一批又一批的進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數量多的一個個自嘲是“科研狗”、“科技民工”。已經完全不是當年那種是個大學生都拽得二五八萬似的樣子瞭。成語說數見不鮮，個人社會地位的下降說明整個集團已經極其壯大瞭。

當今中國科研人才年齡結構最大的短板還是在老年科研人才方面。為瞭盡快彌補老中青三代人才年齡結構中領軍人才的一些欠缺，將民國造成的、巴黎統籌協定-瓦森納體系技術封鎖造成的、占據科研隊伍領導層的、數量較少的、知識結構較為落後的老年人才部分盡快完善，我國在近些年投入巨資引進瞭大批海外科技人才，一部分是老年科學傢（最出名的是楊振寧。楊振寧也是民國時代出生、歐美培養起來的），大部分是中年科學傢。

這樣一來，中國科研人才的年齡結構已經基本完善瞭。老中青三代人，學術人才基本充實，學術能力基本具備，學術投資基本充裕，搞點成就出來也基本到時候瞭。而這幾年中國科研成果也是層出不窮，發展很快，經常出現一些頂尖成果，隻是網絡上高度關註的一個獎項還拿得少。這種具有決定意義的獎項，必然是最難拿的。而在受約束的情況下一旦仍然能夠攻克，威力隻會更大。

這是有數據支撐的。自然出版集團推出瞭計算全球各地和各科研機構科研貢獻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2014年底，英國《自然》（Nature）雜志首次以全新的“加權分值計數法”（WFC，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指數方式發佈2014全球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當年，中國的自然指數（WFC）是5206，增長瞭14.9%。但是當年美國是18643，是中國的三倍多。到瞭2018年，中國已經急劇增長到瞭9088.65，而美國依然穩定在19579.02，中國已經追趕到瞭美國的一半。要是速度一直都是這樣變，再有兩個五年計劃……

總的來說，近幾年我國的科研成果是比較顯著的。至於說頂端人才比得瞭比不瞭西方，從人才規模和人才年齡結構的角度來說，中國科研人才年齡結構已經比較完整，隻需要看人才規模瞭。論規模，我們怕誰？

現在我們的主要問題根本就不在於“教育落後”“科研體制落後”，而在於兩個方面。第一，在世界科技界的頂層鬥爭經驗不足，需要優化競爭體制，培養進行全面競爭的人才，拋棄隻知道進行“純技術競爭”的“理想化”“片面化”的政治幼稚思想。第二，精神上缺鈣。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光是科技界，中國社會現在真正的問題是對自己在全局層面上究竟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缺乏認識。該自信的不自信，不該自信的瞎自信，還有一幫人整天扯什麼“不要盲目自信”，然後自己跑到“盲目不自信”的巨坑裡跳泥坑。

中國的教育和科技領域有沒有問題？肯定有問題。但是究竟是什麼層面的問題？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教育領域的社會主義性質逐漸減弱，人民群眾在入學和教育問題上越來越感受到階級差異，教育本身打著均等化口號越來越將公辦教育變質成“福利教育”，將教育從“好不好”向“有沒有”的方向倒行逆施。而且越來越多的教師缺乏教育能力和教育責任感，越來越將教育視為一門“生意”。在科技領域的問題是沿襲國外的師徒制學術機制，有重走國外封建色彩濃鬱的社會組織形式、形成“學閥”的危機。師徒制恰恰是禁錮科研發展的重要枷鎖。這兩個問題才是當前的主要問題。在21世紀上半葉，誇誇其談地扯什麼20世紀末期的教育問題，起到的實際作用是回避瞭當前存在的真正問題，為教育問題和科研隱患的惡化發展做瞭掩護，不但過時，而且有害。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日本提出瞭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到2019年，日本19年獲得瞭19個諾貝爾獎。迄今為止，日本總共也不過是27個諾獎。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日本隻拿瞭8個諾獎。那麼為什麼日本之前沒有那麼多諾獎，這幾年卻井噴式發展呢？算算帳，21世紀初的100年前，最迫近的、關乎日本的重大歷史事件，就是1895年甲午戰爭。那次戰爭以後，李鴻章讓清朝賠償瞭巨款給日本，令日本社會建設獲得瞭極大的資金支持。

一百年以後，日本終於結出瞭科研井噴的碩果。

百年樹人啊！

難道會有人說，日本科研井噴的原因是“老齡化社會”、“廣場協議”嗎？

雖然日本科研井噴的確是在老齡化以後、是在廣場協議剝奪瞭日本以後，但是日本科研井噴斷然不是因為這個緣故。

西方國傢壟斷諾獎，也不是因為他們的“快樂教育”、“素質教育”。

可笑的是，我們國內有些人卻覺得，西方國傢現在的老年科學傢獲獎，是因為西方國傢現在的中小學教育正確。

幾十歲的人瞭，能不能不要那麼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