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是国军"反共"的高峰。由于国军卑鄙的偷袭,新四军毫无防备只能进行大规模突围。
皖南事变曾给新四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部遇难,他们率领的9000多人,最后也只有1000多人成功突围。
在这场劫难中,新四军皖南第1纵队司令员傅秋涛,就是突出重围的一员,而正是他,把新四军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他也是皖南事变逃出的最高将领,为什么傅秋涛领导的第1纵队能够突围?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行动自主性强。一纵是最早遭到敌军袭击的新四军部队,战斗打响后不久,电台就被战火损坏,虽然一纵和总部失去联系,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能根据战斗变化调整突围路线。二是傅秋涛部在遭到敌军的袭击后,为了轻装上阵,分散突围,将伤员、妇女和儿童秘密安排在附近老乡家。傅秋涛和当地乡亲关系融洽,老乡对新四军的要求满口答应,尽心尽力照料这些人员,解决了部队的后顾之忧。
三是非常善于做统战工作,在突围的过程中,得到了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的帮助,最终逢凶化吉。
傅秋涛出生于1907年,湖南平江人,幼年时便是个勤快的孩子,性子也很机灵。1929年,22岁的傅秋涛因为表现出色成为党员,在此后多年里,傅秋涛兢兢业业,一直带领着战士们战斗在第一线。
抗日战争时期,傅秋涛率领湘鄂赣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为抗击侵华日军,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壮大新四军,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0年的10月19号,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两参谋长,正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长白崇禧,给朱德和彭德怀发电。
电报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让八路军和新四军,赶紧的,马上的,立即的,离开原来的区域,向黄河以北进行集结,期限是一个月。
这道命令,其实不懂军事的小伙伴,也能感觉出这命令绝对有毛病,太突然了。
没错,其实早在7月25号,顾祝同就开始部署了所谓制裁新四军的计划,还通过了蒋介石的审核。
1941年1月的皖南山区,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日子。
1月4日,9000余名新四军指战员告别了皖南根据地,分成3路纵队,冒着绵密的冷雨,开始向着长江以北迂回转移。
离开这片奋战了近3年的土地,纵然令人不舍,但想到要去江北与日军作战,战士们仍然士气高涨,行进的队伍中不时传来嘹亮的歌声。
然而,就在他们的前方,一张巨大的网正在展开。
1月6日,当新四军抵达泾县茂林地区时,这张大网骤然收紧——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从四面八方猛攻过来,向新四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这便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
面对国民党军队“不讲武德”的偷袭,6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纵队分路突围,转至苏南地区集合。
当时的傅秋涛,是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所率领的新四军老1团、新1团和特务营加在一起,不过3000人上下。而在他们的正面与侧翼,国民党52师、108师、40师正夹攻而来,兵力接近3万人。
当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向新四军开火后,傅秋涛已感到事情不妙,迅速派兵向前进攻,几乎已经直接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但此时叛徒副司令赵波凌利用自己的高官身份,下令部队后撤,虽然部队领导持反对意见,无奈赵凌波搬出军法,部队只好撤退,失去突围的最佳时机。
此后国军立足未稳,傅秋涛几番主张与国军交火,都被赵凌波以种种理由压了下来,直到国民党军队越聚越多,傅秋涛忍无可忍,终于下令部队进攻李树。眼看战斗即将打响,赵凌波又一次背着傅秋涛下了撤退命令,甚至不惜炸毁冲锋号角。这时候傅秋涛明白了赵凌波心中有鬼,立刻派警卫员抓捕赵凌波,但为时已晚,赵凌波已经投入了敌人的怀抱,并且以此为信号,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总攻。
在战斗打响后因电台被炸毁,失去了与军部的联系。恰恰是电台的被毁,使得傅秋涛所部能够独立行动,这是左路纵队得以突围的关键之所在。
与军队失去联系后,傅秋涛所部召开了对突围至关重要的“梓坑会议”。
紧急关头,傅秋涛和部下制定了两个行军路线:要么撤退,重新走来时的路;要么就是继续前进,东进苏南。两相权衡之下,傅秋涛选择了苏南,因为傅秋涛对苏南地域更了解,且苏南当地对新四军的评价也不错。
既然要前进,势必会与国民党部队相遇,因此傅秋涛果断下令: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傅秋涛把部队分成小组,10人一组的小分队作为单位分散开来各自突围。傅秋涛他们到了当地一些村民家里,由他们作掩护,应该不会有人发现这些伤员的真实身份,之后傅秋涛和部下都换了衣服,打算悄悄地通过封锁线。
就在这时,傅秋涛碰见了青帮的人,他和青帮的大头目陈玉庚有过交情,因此青帮的几个人知道了傅秋涛的计划。就在敌人准备盘查傅秋涛时,青帮头目陈玉庚的门徒故意闹出动静,吸引了盘查人员的注意,傅秋涛等人便趁乱逃了出去。如果没有青帮这几个人的帮忙,说不定傅秋涛还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关卡。
后面,他又在青帮门徒的帮助下,越过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然后部队准备渡过水阳江,直接进入广德地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晚年,傅秋涛对皖南事变之后的突围之路仍感慨不已,他说:“一纵之所以能突围敌军的重重包围,绝处逢生,最重要的是群众对新四军非常拥护和支持,在关键时刻,连青帮也愿意来帮助我们!”
几经转辗,傅秋涛终于带着部队到达了的新四军十六旅驻地,并且在几天后,成功到达了新四军的军部,也见到了代军长和政委。
好在皖南事变的打击并没有让傅秋涛就此消沉,回到新四军的部队之后,傅秋涛经过了一年的审查期之后,再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被重新恢复了带兵权,被任命为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他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司令、山东军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傅秋涛先后担任了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务。
1955年,为了表彰革命时期为祖国作出卓越贡献的将领,军委决定给这些将领授衔,在授衔仪式上,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上将。在这之后,傅秋涛陆续担任了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最终于1981年因病去世,终年74岁。
正所谓天道有轮回,1942年5月,正担任“反共”副委员长的叛徒赵凌波仗着自己熟悉新四军的情况,竟然乔装溜进新四军的地方武装部队刺探情报,结果被认出扣留。得知自己要被傅秋涛送往军事部的赵凌波半路想要溜走,拘捕后被击毙,算是偿还了皖南事变的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