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瞭”（約翰一書1:8）

法律電影數量不少，也算是自成一派的類型電影。從電影角度看：有以劇本反轉見長的《控方證人》，以豐富娛樂元素見長的《魔鬼代言人》，以縝密思維翻案的《十二怒漢》等都可以大書特書。但是能讓我打五星的隻有艾倫.J.帕庫拉導演的《無罪的罪人》。

艾倫.J.帕庫拉早年導演的《視差》（1974）和後來《鵝塘暗殺令》（1993）都有類似的故事框架：主角身遭陷害，案件開始撲朔迷離；最後好容易揭開的真相又似黑洞，大得可怕，教人難以消受。

《無罪的證人》也是這樣的故事，而且是帕庫拉作品中集大成者。“推定無罪”，這是它的直譯。它直指瞭罪的核心：在造物主面前沒有人是無罪的。故事裡的推定無罪，隻是因為罪人們機緣巧合下造成瞭一個人破解不得的死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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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無罪的罪人》劇情梗概

（無罪的證人，1990年，艾倫.J.帕庫拉 導演作品）

哈裡森.福特飾演的檢察官拉斯特是檢察院內首屈一指的首席助理檢察官。某天拉斯特一如既往坐渡輪到達單位，卻馬上被上司雷蒙德檢察長召見，告知：其風情萬種的同事，助理檢察官卡洛琳於夜間被害，兇手疑似是曾被卡洛琳送進監獄的性侵罪犯。

拉斯特開始躊躇滿志，不光是因其被任命調查卡洛琳的謀殺案，也不光是因為其和卡洛琳的往事，更是因為那撲朔迷離的迷局：那夜，他就在卡洛琳傢裡，如果介入調查，無疑他自己是頭號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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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朦朧美學

90年代的電影多少有些煙霧朦朧的味道，對此後來有些評論統一將其歸類為“賽博朋克”風格。更是因為哈裡森.福特參與瞭某名作的緣故，看其參演的電影都有這個味道。那麼這樣定義準確嗎？

或許應該說：90年代的味道，都有雨後煙霧繚繞，霧裡看花的味道。這是90年代電影的鏡頭美學之一。劇情裡的懸疑要素，已經通過配樂裡簡單和弦的律動，由合成器來完成瞭“聲音轉場”；而鏡頭上，隻要負責在人物近景和特寫間連續切換，配合那膠卷的粗糲，馬上就是一片朦朧。根本不需要“雨夜”、“霓虹燈”這些“賽博朋克要素”。

“卡洛琳”這名角色的設定，也相當神秘飽滿，甚至影片都足以定名為《卡洛琳》。卡洛琳出演的故事片段，全部通過閃回的形式出現在主角拉斯特的記憶裡（哈裡森.福特的電影也確實都充斥著閃回，也是有趣）。觀眾通過拉斯特的回憶——或許還有他的“濾鏡”，明白瞭卡洛琳如何利用魅力遊走在主角拉斯特，主角的上司檢察長雷蒙德，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不知名的男性之間。

關於卡洛琳的魅力，導演使用瞭藝術電影中常見的橋段進行瞭詮釋。概括起來也很簡單：一場官司，一次合作，一場孽緣。孽童案裡卡洛琳和拉斯特擦出瞭火花，但是很明顯前者對後者沒有愛情，就像所有沒有結局的故事一樣：拉斯特註定是被拋棄的那一個。好勝心也讓失落的拉斯特一步步跌入魔鬼設計的泥淖裡。最後更因為卡洛琳的遇害，拉斯特徹底陷入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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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設定下，如果卡洛琳不是受害者，那麼就是百分之百的“蛇蠍美人”，即是黑色電影的經典設計（同樣也是90年代另一名商業片大師佈萊恩.迪.帕爾瑪的心頭好）。按照拉斯特的好基友，警官利普的說法：卡洛琳就是個帶來厄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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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回路轉

拉斯特讓自己陷入絕境，首當其沖的原因是他自己沒因利益沖突申請回避調查，更是在上司雷蒙德面前捅破瞭卡洛琳交際花的本質。為瞭避免自己的嫌疑，他又引導瞭將指紋比對的調查范圍限定在瞭重刑犯中。偏偏是這一小動作加深瞭自己的嫌疑。而事實上，當晚的酒杯上就留有拉斯特的指紋，這會是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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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為嫌疑人後，拉斯特傢也理所應當地被進行瞭司法搜查。這是一個最後才揭開的伏筆：既然“沒有找到”兇器，那麼法庭上會以什麼樣的形式為拉斯特定罪？靠證據？還是靠陪審團？這也是西方司法電影一個很經典的橋段：制度的漏洞。為瞭利用這個漏洞獲得自由，拉斯特不得已耗盡傢財委托瞭自己曾經在法庭上的最大對手：大律師桑迪。桑迪也很智慧地利用到瞭所有對拉斯特有利的證據，拿下瞭訴訟。

法庭辯論部分，並不是影片關註的重點，因為公訴方破綻重重，甚至連致命兇器，以及可能沾有拉斯特指紋的酒杯都沒找到。並且由於法醫的玩忽職守，甚至連證據鏈都沒有成形；更毋論律師桑迪巧妙地利用瞭拉斯特的良好職業形象，挽回瞭不少印象，成功穩住瞭陪審團。

而為這場官司起到決定性轉折的，是拉斯特和好基友利普共同發現，並由律師桑迪牽出瞭那起卡洛琳生前負責的案件裡涉及到的某名執法人員。利用瞭這某名執法人員的軟肋，拉斯特被成功當庭釋放。隻不過，如果不是抽簽抽中瞭這名法官，這一切可能實現嗎？

所以拉斯特的勝利，是推定無罪的勝利。一切被安排得妥妥當當，被造物主安排得妥妥當當。而真正的兇手是否是拉斯特？在庭審階段並沒有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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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惡的次第揭開

如果故事隻是在拉斯特檢察官“推定無罪”獲釋時結束，那麼影片隻是半成品；如果在警察好基友利普在遊艇上交予那個沒有被收進證物的水杯時停止，影片也隻會是庸作。為瞭展現人心的險惡和人面對絕望時的無力，編劇在庭審後安排瞭不得瞭的轉折：繼續揭開真相。

最後的轉折開始自拉斯特在工具箱裡發現帶血的錘子。已經獲釋的主角驀然發現：自己的傢裡竟有疑似兇器的物件存在，如果司法搜查時找到瞭它，那麼自己無疑就很難再被陪審團采信證詞；而就如那隻刻意被藏起得水杯一樣，帶血的錘子也沒有被發現——這卻反而更可怕：說明欲陷害自己的人，就在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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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室裡，拉斯特發現瞭被藏起來的其它兇器。這時一個聲音，自言自語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是我做的。在緩緩坦陳罪行後，她又再次遁入黑暗之中。這一段妻子從陰影中走出，又遁入黑暗的場景，是影片的點睛之筆。因為劇本上要向觀眾交待真相，所以又續瞭一段走出屋外後的夫妻談話以及主角最後的自白；要不然在坦陳罪行後就結束，那就是個滿分的“戛然而止”。

作為商業電影，結局上沒有使用開放式結尾（2000年前的電影，並不那麼熱衷），而是直接用主角的內心獨白結束瞭故事：沒有大義滅親，不能大義滅親，甚至也無法因為同一件案件起訴兩個不同的人。

而這個結尾本身，也點題瞭劇名：無罪的罪人？被判無罪是因為沒有犯下故意殺人罪？是的。缺失關鍵證物卻被法官放水是因為法官看到瞭主角的無辜？是因為法官自己被捏瞭軟肋。真正的罪犯又是誰？法理上是主角的妻子，道義上卻又是包括受害者在內，所有視兩性關系為玩物和平臺的人——這個“道義”，既是人情世故的道義，也是宗教意義上的道義。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裡瞭”（約翰一書1:8）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