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兩次世界大戰今天的會是什麼樣？

如果德國贏瞭一戰會怎麼樣？

如果二戰德國贏瞭世界會怎麼樣？

如果拿破侖勝利瞭會怎麼樣？

如果奧斯曼帝國今天還存在會怎麼樣？

知乎上這些大開腦洞的歷史問題，對我而言很有吸引力，盡管我看到有的人在同樣的問題上留言比較負面，認為歷史沒有如果，問這些沒有什麼用。還有人直接就回答這種問題就不要問。隻能說，我覺得那些人太沒有意思瞭，一點想象力都沒有。而我卻覺得，如果人類失去瞭想象力，那麼人類就真的完瞭。這類腦洞大開的問題，不僅說明很多人對歷史很感興趣，更說明，這些提問的人很有創造精神，敢於探索敢於想象。因為如果要回答好這樣的問題，需要的是全面的對歷史的瞭解，絕非學校課堂裡歷史課上對事件和年代的死記硬背。而任何一門學科，如果隻是死記硬背知識點，那麼隻能是死的知識，不會學活，融會貫通。之前有則故事說的就是西方的高中歷史考試，不會考哪年發生什麼事情，而就是這樣考開腦洞的問題，比如“如果成吉思汗沒有那麼早死亡，世界會發生什麼”這樣的問題。回答這樣的問題，不僅要對成吉思汗有所瞭解，更要對當時整個蒙古帝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征服的情況以及整個中世紀世界有個全方位的瞭解才能回答出來，而且，這種問題永遠都沒有標準答案，考驗的就是學生的整體想象力分析能力和已經有的知識的靈活運用。所以我非常喜歡，甚至著迷，這類問題，因為這不僅需要我的腦洞想象力，更需要我對一個題目提及的當時的歷史所有細節有所理解，要回答好一個這樣的問題，就需要閱讀盡可能多的相關資料，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揮想象力和分析能力，對歷史人物的性格把握，才能回答好。

也正是這些腦洞大開的問題，促進我有創作各種腦洞大開的歷史文章的動力。每天活在各種分析、想象、對新知識的探索中，難道不是人生一大樂趣麼。

其實歷史上，很多類似的虛擬歷史的文學作品早就層出不窮瞭，西方的作傢們早就開始腦洞大開瞭，而相關的書都很有意思。比如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傢吉本，他總是會著迷於某段歷史發展的細節處，偶爾也允許自己以明顯的反事實方式來寫作。例如，他曾假設公元733年查理·馬特爾沒有戰勝薩拉森人會發生什麼，並有這樣一段簡短的描述：

勝利的行軍路線從直佈羅陀巨巖延至盧瓦爾河岸，增加瞭1000多英裡；同樣的距離也能把薩拉森人帶到波蘭的邊界和蘇格蘭高地；比起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萊茵河的航運條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艦隊可能不經海戰就能駛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話，也許現在牛津大學的教學內容就是《古蘭經》，也許還要在講壇上向行過割禮的學生們講解穆罕默德啟示的神聖性與真理性。

1907年，愛德華時代一位文采斐然的歷史學傢G·M·特裡維廉寫瞭一篇文章，題為“假如拿破侖在滑鐵盧一役中獲勝”。和吉本一樣，特裡維廉對過去的另類假設讓人更感到沮喪而非鼓舞。拿破侖獲勝後，征服瞭歐洲，英國由此又走上瞭“專政與愚民主義的老路”。拜倫領導的革命被殘酷鎮壓，一群年輕的激進分子被驅趕至南美洲潘帕斯草原，在那裡為自由而戰。拿破侖這位“舊制度與民主自由的敵人”最終在1836年死去。總之，沒有滑鐵盧戰役便沒有輝格黨的歷史。

菲利普·圭達拉在《假如摩爾人在西班牙贏得勝利》中反事實地假設瞭1491年西班牙在蘭哈龍戰敗，此後格拉納達這個伊斯蘭王國在阿拉伯人領導的文藝復興中成為中心，並在18世紀發展為一個帝國。（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迪斯雷利最後成瞭格拉納達的重臣。）

G·K·切斯特頓的想象也很怪誕：“假如奧地利的唐·約翰（西班牙腓力二世的異母兄弟）娶瞭蘇格蘭的瑪麗女王會有怎樣的歷史？”這成瞭一則反宗教改革的傳奇。這對王室夫婦攜手合力讓加爾文教在蘇格蘭銷聲匿跡，隨後兩人繼承瞭英國王位，宗教改革也因此變得遙遙無期。

H·A·L·費希爾在《假如拿破侖逃往美洲》一文中想象的是波拿巴橫渡大西洋，會同玻利瓦爾的軍隊從天主教會和君主制度中解救瞭拉丁美洲。

哈羅德·尼科爾森的《假如拜倫成為希臘國王》的想象則更離譜。拜倫於1824年因染熱病死於米索朗基，但這篇文章卻讓拜倫死裡逃生，最後還變成瞭怕老婆、日益昏庸的希臘國王——喬治一世（1830~1854），讀來很是別扭。（比如，在尼科爾森的筆下，拜倫最不朽的功績是“弄走雅典衛城頂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原地仿造瞭一所紐斯塔德修道院”。）

米爾頓·瓦爾德曼的《假如佈思沒能擊中林肯》相比之下要嚴肅一些。他把林肯刻畫成一個性情古怪、“受挫的獨裁者”。林肯讓南北方達成瞭彼此寬容的和平，但雙方都不滿意，他因此失去瞭人民的信任，整日在議會上與復仇心切的同黨不斷爭論。1867年，在為最後一場註定失敗的競選耗盡心力之後，林肯終於任期屆滿。

伊萊爾·貝洛克反事實地想象瞭比既有歷史更壞的結果。他和莫魯瓦一樣抹掉瞭法國大革命，但在他的假設中，作為強國的法國國力衰退更為迅速，神聖羅馬帝國也由此發展成為歐洲聯盟，范圍“從波羅的海到西西裡，從柯尼斯堡到奧斯坦德”。因此當1914年與這個更強大的德國交戰時，英國落敗，最終淪為“歐洲聯邦的一個省”。

另一部反事實論文集《假如我曾……》中，其中有兩位作者“繞開”瞭美國獨立戰爭（一位假設自己是英國首相謝爾本，另一位假設自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有一位（假設自己是胡亞雷斯）在1867年赦免瞭墨西哥馬克西米連皇帝，從而避免瞭墨西哥內戰，還有一位（假設自己是梯也爾）則阻止瞭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

歐文·達德利·愛德華茲想象自己是格拉德斯通，通過土地改革而非地方自治解決瞭愛爾蘭問題；

哈羅德·沙克曼筆下的克倫斯基對科爾尼洛夫的態度更為謹慎，因此避免瞭佈爾什維克的突然襲擊。

路易斯·艾倫則化身東條英機，他沒有攻打珍珠港，而是攻打英國、荷蘭這兩個帝國，日本也因此贏得瞭戰爭——不管是對美國人還是對日本人，這個想法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除此之外，羅傑·摩根筆下的阿登納在1952年重新統一瞭德國，菲利普·溫莎筆下的杜佈切克佈拉格的春天免於戰火的摧殘，哈羅德·佈萊克莫爾筆下的阿連德維系瞭智利的民主。

以上這些假設在很多人看來很明顯是事後諸葛的表現。每種假設的論證主要都是事後的推導，並沒有考慮到在當時的背景下歷史人物能夠采取哪些選擇。

吉本也基於同樣的邏輯認為，14世紀奧斯曼帝國蘇丹巴耶賽特是因為痛風發作而沒能占領羅馬；美國南部頑固派在內戰中落敗是因為北部聯邦的將軍麥克萊倫偶然發現瞭李將軍的第191號特別令。也是基於這種邏輯，丘吉爾認為1920年希臘國王被猴子咬傷受感染身亡導致瞭希臘與土耳其之間的一場龐大戰爭。這種還原論的解釋可以引發反事實的假設（比如，沒被猴子咬傷就不會發生戰爭），斯誇爾書中很多反事實假設便是由這種解釋推導出來的：路易十六的優柔寡斷促發瞭法國大革命，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導致瞭第一次世界大戰等。

斯諾曼的文集也建立在以下假設的基礎上：一些大人物的錯誤決策導致瞭美洲殖民地的脫離與獨立、普法戰爭的爆發、佈爾什維克革命等重大事件。和還原論解釋一樣，這些假設有時也不無道理，但我們除瞭提出假設之外，還應該對之進行論證，否則解釋會失去可信度，作為假設基礎的反事實結果也很難站住腳。

“如果安東尼沒有拖延離開埃及的時間，他也許就能戰勝愷撒。”

“如果理查德三世在博斯沃思一役中獲勝，約克王朝的統治或許會得以穩固。”

“如果巴耶賽特從匈牙利凱旋之後選擇瞭進攻意大利，他或許就能攻克羅馬。”

“要不是識破瞭李的意圖，北部聯邦完全不可能贏得安提塔姆戰役。”

“如果希臘國王沒有死，希臘與土耳其也許不會交戰。”

伯特蘭·羅素在《自由與組織》（1934）中就帶著調侃的口吻：

如果亨利八世沒有愛上安妮·博林，那就不會產生現在的美國，這聽上去頗為合理（原文如此）。因為正是這場愛戀使得英國與羅馬教廷決裂，不承認其將美洲賜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做法。而如果英國保持天主教國傢的性質，美國很可能到現在都還是西屬美洲的一部分。

還是以這種詼諧的筆調，羅素“不那麼嚴肅”地提出瞭“對工業革命緣起的另一種解釋”：

工業制度緣自現代科學的發展，現代科學的發展緣自伽利略，

伽利略的出現緣自哥白尼，哥白尼的出現緣自文藝復興，文藝復興

的產生緣自君士坦丁堡的淪陷，君士坦丁堡的淪陷緣自土耳其人的

移民，土耳其人的移民則歸因於中亞的幹燥氣候。因此，要找到歷

史事件的根本起因，還得去研究水文地理學。

凡此種種腦洞，都激發著作者和讀者的想象力，仿佛穿越到另一個時空中。既然身體無法穿越，那麼就想象力穿越，不亞於一場美好刺激的旅程。

隻希望能接觸到更多的開腦洞有創意的歷史問題，每一次對這種問題的思考和想象，都是一次愉悅的精神歷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