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军团代表了西方现存军事技术成就的完美顶点。——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

组织

在大约10个世纪的跨度内，罗马军团作为地中海世界最知名的一支劲旅，陪伴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起起落落。这支脱胎于公民兵的军队，其命运很大程度上和国家捆绑在一起，在漫长的发展和学习后，成为了古代军事体系的典范，但又在国力的倾颓中逐渐磨灭。我们将主要从制度和发展沿革入手，探究这一支强军在近千年历史中的种种，了解它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劣。

重装步兵时代及更早时期

罗马军制的演化，是伴随着罗马与周边各民族军事体系的交流而逐渐完成的。伊特鲁斯坎人、萨莫奈人、凯尔特人的军队，都对罗马军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罗马军团的发展，势必避不开罗马本身的发展史。公元前7世纪，北方的伊特鲁斯坎人处于强势期，其对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平原的控制，使得罗马人也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罗马王政时期（贯穿了大半个公元前6世纪）后半段，罗马城都是由来自伊特鲁斯坎城市塔奎尼（Tarquinii）的伊特鲁斯坎人统治的。

由于这个因素，最早的罗马军队身上透出浓浓的伊特鲁斯坎风格。已知最接近建城之日（公元前753年）的罗马军队考古发现中，罗马战士的盾牌、头盔等装备，均是以当时西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和手工业民族之一——伊特鲁斯坎人的装备样式制作的。此后在拉丁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无论是拉丁民族还是萨宾人，其基本的军队形式都是伊特鲁斯坎化的。而由于历史背景和对外交流（相当多的人认为，伊特鲁斯坎人与古希腊人存在密切的关系），伊特鲁斯坎人式的军队与迈锡尼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从那极具辨识性的“8字形”盾牌（Ancilia）就能判断。或许因为通过和伊特鲁斯坎人的贸易，抑或是在前者统治期间被同化，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方式从很大程度上和古希腊人是等同的：即从迈锡尼式的重步兵，演化成著名的希腊重装步兵（Hoplite）。

大约在公元前675年左右，重装步兵在希腊城邦间开始出现，而在稍晚的公元前7世纪末期，这一兵种也出现在了伊特鲁斯坎人的军队中。罗马人和其他拉丁民族也随之学习了这一点，用表面青铜的大圆盾和长矛武装起来的公民战士，成为罗马军队的主体。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将血缘部落划分制度废除，转而以居住区域和财产划分新的部落及等级，这一或许是为了增加重装步兵兵员而产生的举措，使得古罗马逐渐向国家过渡。新体系中公民被划分为5个等级，财产在10万阿斯以上（大约等于50千克白银）的为第一阶层，这些富裕的公民必须自行承担盾牌、胸甲、头盔等装备（均要求是金属制，而非廉价的亚麻、皮革甲胄），组成80个百人队（Centurione），其中较年轻兵员构成的40个百人队负责海外作战，其余均在本土服役。随后的各阶级分别以7.5万、5万、2.5万阿斯财产为准线，第二至第四阶级各组成20个装备程度递减的重装步兵百人队，财产不少于1.1万阿斯的第五阶级的贫民则以轻型的武装作战，更穷的公民则被排除出兵役范围之外。

◎ 建城之初的罗马战士。图为库鲁西乌姆战争中的重装步兵军队。在布鲁图斯驱逐暴君塔克文，结束了罗马的王政时代后，后者一度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试图重夺王位。贺雷修斯的传说即在这次战争中产生。罗马的迈锡尼式重步兵。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军团”（Legion）这一概念，随着早期的百人队制度的建立，逐渐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第一阶层中的年轻和年长阶层，分别以40个百人队独立编组，在各自附以第二、第三阶层的各10个百人队后，罗马军队最早的军团诞生了：每个军团包括60个百人队的重装步兵，和一定数量的轻型部队。其中，第二和第三阶层的罗马人加入军团，还历经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史学家认为这一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尾声的改革，与同时期罗马人的对外征服，即漫长的维爱战争（维爱城即Veii，一座毗邻罗马的伊特鲁斯坎城市）不无关系。拉丁同盟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罗马控制，并大大补充了军事人力资源，从而让第二、第三阶层的加入和军团扩张成为可能。

在重装步兵军队逐渐扩张的同时，罗马人的骑兵也逐渐在这支军队中成长起来。早在罗慕路斯建城之初，罗马已经建立了少量的骑兵部队。在塞尔维乌斯时期的骑兵改革，无非是在已有的6个骑兵百人队的基础上增加数量，使总数达到了18个骑兵百人队，每个百人队下辖若干30人的骑兵中队，再往下便是十人队（Contubernia）。但这些骑兵严格来说与罗马的这支公民军队并不相称：骑兵的马匹和装备投入是由国家财政支出或者强行摊派的，这些骑兵并不私人保有装备和马匹，也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民骑兵”部队。真正自行承担马匹的骑兵部队，则要晚到公元前403年才得以建立——刚好和军团从40个百人队改编为60个百人队的改革同时。这些“私有”的骑兵，定期获得薪酬，因此被称为私人骑兵（Equites Equo Privato）。这些人的薪酬以何种方式支出我们不得而知，共和国晚期曾有一支所谓的“公共骑兵”（Equites Equo Publico），同时由公共财政提供马匹和薪酬，这或许代表“私人骑兵”的薪酬同样由公共财政负责。

李维及波利比乌斯时期的共和国军团

公元前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罗马军队的规模都维持在2个军团，但随着“半公民权”（Civitas Sine Suffragio，无投票权但需服兵役的公民）的产生，一部分拉丁城市的人和大部分坎帕尼亚人，以及伊特鲁斯坎城市塞雷等地的人力，以半公民权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这使得罗马军队在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11年间的某个时间点上，将其军队规模扩充到了4个军团。这一组织形式也沿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军团一级架构固定下来的同时，更重要的改革则在百人队和军团之间产生。随着高卢入侵和一系列对外战争，罗马的重装步兵军队逐渐显得无法应付战场需求，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导致了罗马军队从组织架构到装备战法的全面改革。最重要的组织变化，即步兵中队（Manipuli）体系的出现，在新的步兵中队编制基础上，罗马人逐渐抛弃了老式的希腊重装步兵，而转向了灵活的线列战术。

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一改革涉及的所有装备、战法和组织变化，其发生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至公元前3世纪前期，并无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可言，只有模糊不清的记录。对各式重投枪（Pilum）的运用，可能早至公元前4世纪初即告开始，方形的凸面长盾（Scutum）和锁子甲的情况与之类似，而著名的西班牙短剑（Gladius）何时以及在何规模上取代了长矛，却完全是云里雾里。重装步兵的长矛（Hastae）最晚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不久（公元前225年的泰拉蒙会战），仍旧服务于军团的第一列步兵中——而这些所谓的青年兵或称枪兵（Hastati），何时彻底换用了短剑，我们不得而知。而在一些其他文献——譬如普鲁塔克，和狄奥尼索斯的记载中——情况又截然不同，青年兵被认为在公元前279年就换用了标枪和短剑，倒是成年兵执拗地坚持使用长矛武装。

高卢入侵中罗马军队战败。凯尔特人擅用长剑，以凶猛的步兵冲锋著称，而罗马人可谓是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图中123为罗马重装步兵，4为凯尔特骑兵，5为凯尔特剑士。图为重投枪

对于新的军团组织架构，李维留下了明确的记载，在执政官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 Furius Camillus）主持的军事改革后，军团的“三线阵”已经初步形成。第一线是15个步兵中队青年兵，从年轻人中精选出来，每个青年兵中队前会配属20人的游击步兵（Leves）；第二线是15个中队的成年兵或主力兵（Principes）。每个步兵中队理论上大约有120名士兵和2名军官（一位高阶百夫长和一位低阶百夫长，各自指挥一个百人队的同时由前者统筹指挥中队），而青年兵中队的实力可能稍弱一些。最后的第三线由15个步兵梯队（Ordine）组成，每个梯队分为3个旗队（Vexilla），分别是精锐老兵组成的后备兵（Triarii，仍以重装步兵形式作战）、新兵（Rorarii）和最不可靠的候补兵（Accensi）。每个旗队拥有60名士兵、2名军官和1个旗手。后人对李维的记载存在不少质疑，主要是针对于新兵和候补兵的内容，李维在具体的军团战术中没有提到这两种士兵，却在自己的文本中同时存在后备兵部署在军团最后、后备兵背后部署著新兵和候补兵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李维提到新兵与候补兵都和后备兵一样有最重的装备，但有些别的拉丁文资料提及新兵是轻装的机动部队，即使是李维自己也曾提起新兵在战场上快速奔跑投入战斗的情节。总之，新兵很可能是轻步兵，配属给后备兵作战，就像游击步兵和青年军的配合作战一样，不过这样的理论存在着新兵人数比例过大的问题。候补兵有冗员的意思，学者瓦罗（Varro）认为候补兵更像是军事侍从，而非军团的正规战斗力量。李维提及在公元前340年，候补兵曾作为迷惑手段投入战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罗马军团样式组建起来的拉丁同盟军团在编制内并没有候补兵这一类别。考虑到拉丁战争使得罗马化友为敌，参战的候补兵很可能是作为紧急手段征召的，他们可能平时并不常被投入战场，这也解释了他们的名称由来和战斗力低下的原因，拉丁战争可能是他们仅有的作为正规战斗力被投入会战的例子了。有趣的是，在步兵中队和最高指挥官之间，并无一个中层的指挥体系，军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军团指挥官”。步兵中队之上的军官仅有6位军事护民官（Tribune），他们直接向军队的指挥官负责。“军团”并不作为一个战斗单位存在，而更像是行政单位。这一以步兵中队和百人队为基干的指挥体系，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布匿战争时期，缺乏中层单位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到了波利比乌斯所记载的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团的组织又有了进一步的改编。每个军团的步兵人数约在4200人，去掉900人的候补兵后，军团步兵人数实际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一排青年兵变更为10个120人制的中队，第二排1200名成年兵同理，第三排600名后备兵编组成了10个只有60人的中队。每个步兵中队都下属两个百人队，每个中队有2个旗手。剩下的1200人都是轻步兵（Velites），分别配属给各中队进行行政管理；青年军最年轻，成年军年龄稍大，而后备兵都是老兵，这点跟之前相同。在必要时，军团可以进行额外的超编人员补充，达到5000甚至6000的步兵员额（比如彼得纳会战中），增员数目可能是将青年军和成年军扩充到各1800人，后备兵数目不变，每个中队下属的百人队可能扩充到100人左右。而从装备上来看，后备兵在继续使用长矛的同时，放弃了原先的大圆盾，而换用了与前两列一样的长盾，第一列的青年兵则彻底换用了西班牙短剑。

波利比乌斯时期的三线阵。

从兵源来说，波利比乌斯时期的罗马军团，放宽了其征召范围，尽管依旧只有有产阶级（Adsidui）需要承担兵役，但征兵的财产限额被放低到了4000阿斯，并仍被划分为5个阶级。每五年一次的兵役注册，能够使共和国比较准确地了解其控制的军事人力资源。当时士兵的服役年龄，在正常情况下是17至46周岁间。波利比乌斯时期的共和国军团数量，随着共和国人力和需求的扩张急剧膨胀。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共和国长时间维持超过10个军团，并且在巨大的作战伤亡面前，维持着这一规模。

公元前3世纪，缺乏中层指挥的现象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罗马人开始有意识地加强步兵中队之上的战术单位在作战指挥中的价值和地位。公元前210年，在西班牙，罗马人开始以青年兵、成年兵、后备兵各一个中队组成一个步兵大队（Cohort）。这起初是作为应急措施引入的，很可能最早由罗马的意大利同盟发明，但却成为此后数个世纪内罗马军团步兵战术的核心之一。另一个改革，是公元前211年的轻步兵改革。在实验性地以轻步兵和骑兵混合作战，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后，罗马军团中轻步兵的地位有所提升，并因此需要一个独立的地位。原先配属在各步兵中队里的轻步兵被抽调出来，通过独立的编组，获得更大的作战灵活性。一般而言，每个步兵大队会拥有120名轻步兵配合作战，但考虑到他们经常被抽调出去独立行动，这些轻步兵可能也是被编组成一个轻步兵中队，并成建制纳入步兵大队中。步兵大队的指挥官被称为高阶百夫长（Pilus Prior），但这一官职到底代表的是大队各下属百人队中的首席百夫长，还是一个等同于“大队指挥官”的独立官职则不得而知。

“步兵大队”时期的军团在中层指挥上的强化，终于也导致了军团作为独立战斗单位的健全，军团指挥官（Legatus）作为一个固定官职出现。当军团需要分离出若干步兵大队以一个独立的集群执行作战任务时，所需的介于军团、大队之间的指挥职能，仍没有固定的指挥官，实战中往往会由一位资格最老的高阶百夫长兼任。

罗马起初四大军团的徽标。狼、野猪、公牛和骏马是罗马共和国初期的象征，并被用来作为军团鹰旗的徽标。图中1234为城市军团的旗手，5为青年兵步兵中队的中队旗手。

骑兵的组织情况也有所改变，独立的骑兵百人队可能被取消了，骑兵以中队为单位，分散部署到了各军团的编制内，每个军团原则上保有约300人的骑兵，由一位骑兵队长（Praefectus）统一指挥。对于共和国时期的军团发展，不能不提的是同盟部队的情况。在相当多的史料描述和研究作品中，“同盟部队”都是一个模糊并广泛引起误会的概念。我们又将需要结合罗马共和国的对外征服，来理解不同地区的同盟军在罗马军队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和其拥有的不同地位。

首先，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队，最知名的同盟部队是各编组成军团的意大利同盟。

在公元前386年，著名的高卢入侵摧毁了罗马人对于拉丁同盟的控制，罗马人的征服之路，事实上也就从此正式开始。以重新征服拉丁同盟为第一步，直到公元前354年，罗马人才重新掌控了拉丁同盟。从此，拉丁同盟开始按照罗马军团的标准组建军队，以相同的训练、装备和组织提供与罗马军团数目相等的军力，并且接受罗马人的指挥。在公元前340年的反叛和革命后，拉丁同盟内大部分城市获得了等同于罗马的完全公民权，同盟由此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和每个城市签订的协定。

拉丁民族的殖民地遍及意大利半岛，然而，其中一部分被称为“Socii Latini Nominis”的拉丁同盟，比其他拉丁城市有着更好的待遇。这些拉丁同盟成员成为罗马的盟友中的骨干部分，李维曾说罗马的所有盟友都是拉丁城市，但后来罗马也从其他意大利城市征召军队，比如在阿斯琴伦会战中，萨宾人（sabini）、翁布里人（Umbri）、伏尔西人（Volsci）、马鲁切尼人（Marrucini）、佩里吉人（Paeligni）、费伦塔尼人（Ferentani）和道尼人（Dauni）等非拉丁势力都加入了罗马的盟友行列对抗皮洛士。一个特例是大希腊的希腊城市，他们在被征服后更多提供海军舰船而非陆军士兵。在与汉尼拔的战争中，塔兰托贵族也被动员过，可能罗马人也利用了著名的塔兰托骑兵作战。另一个特例是布鲁提人（Bruttii），由于布鲁提人一度成为汉尼拔非常重要的兵源，作为惩罚他们在战后被排除出了征召体系。

公元前2世纪尾声的共和国军团，锁甲已在这一时期成为军团的标准配备。图中1为护民官，2为骑士，34为步兵战士。

波利比乌斯描述过同盟军团的具体情况，一般每个罗马军团出征时都会搭配一个拉丁同盟军团，称为Ala，即翼，理论上一个拉丁同盟军团有着和罗马军团相同的步兵数量和3倍的骑兵数（900人）。因此，当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提及罗马军团的数量时，真正的军团数量实为两倍，半数即为同盟军团。实战中同盟军队的数目往往多于罗马军队，特雷比亚河会战中参战的罗马人有1.6万人，而同盟人数达到了2万人；公元前180年在西班牙作战的罗马人有2个军团，约1万人上下，同盟军团则有1.5万人总数。同盟军队由同盟军指挥官（Praefecti Sociorum）指挥，每个同盟军团有3名指挥官。此外同盟军团中还有一支精锐部队，“非凡者”（Extraordinarii），占到同盟军团步兵总数的五分之一，骑兵的三分之一。

同盟军团中，每个骑兵中队和步兵中队的兵员，应该都是从同一个城镇或城市征召的。波利比乌斯认为同盟军团原先使用步兵中队编制，后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就引入了步兵队这一编制和战术体系，并且影响了罗马军团。步兵队这个编制最早来自于萨莫奈步兵体系，不少同盟国在融入罗马体系前就仿效了这个制度。同盟军团的步兵队规模有460人、500人、600人等不同记载，步兵中队则可能继续作为次一级单位保留下来。同盟军团中同样也有类似军事护民官的职位，每个军团有6位被称为同盟指挥官的军官，是由执政官指定的。

同盟军团的装备情况没有特定的描述，很有可能他们完全罗马化了，不过许多轻型的意大利同盟部队会使用自己传统的方式和装备作战。李维相信，在公元前217年，共和国动员的部队只是罗马军团和拉丁同盟军团本身的正规部队。这可能代表其他同盟部队，尤其是轻装部队仍旧保留自己的作战传统而不够正规，也有可能这些部队需要一个渐进的装备和战法的演进。在普鲁塔克对于彼得纳会战的记录中，佩利吉人和马鲁切尼人似乎都已经和其他罗马和拉丁同盟军团一样成为正规的军团重步兵，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充当了罗马接近150年的盟友了，而且他们这样的变化不代表所有盟友都有这样的改变趋势。拉丁同盟军团和罗马军团一样有自己的轻步兵游击射手，不过相比罗马军团，同盟军团的投射部队比例更小。在特雷比亚河会战中，罗马一共投入了6000名轻步兵，仅其中的4个罗马军团就提供了4000名左右，当然，这也有可能和此前提契诺河战斗中同盟军团的损失有关。

但在意大利地区之外，共和国同样广泛地大量使用外籍辅助部队，这些部队往往就近从战争地区招募。最早出现外籍部队的例子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800名高卢人从迦太基阵营叛逃罗马。大部分北方的高卢部落都对罗马持敌意，但塞诺玛尼人（Cenomani）亲罗马，他们在泰拉蒙会战和特雷比亚河会战中都站在共和国一边。即使在绝大部分暂时友好的凯尔特部落转投汉尼拔时，塞诺玛尼人仍保留了忠诚，坚持服膺于共和国鹰旗之下。同一年，与罗马结盟的马西利亚也有一些高卢骑兵为之服役，并参与了罗讷河附近的战斗。这些外籍的同盟部队与意大利同盟不同，他们既不采纳罗马军团的组织方式，也不采用罗马式的作战风格，他们中的许多甚至完全是以雇佣军的形式服役的。因此，这些部队的招募和维持要显得灵活很多，视战术需求而定。例如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在罗马和意大利同盟的骑兵完全无力对抗马其顿骑兵的情况下，罗马的盟友——努米比亚人和色萨利联盟，就分别提供了自己著名的轻骑兵、战象和重骑兵作为支持；在东方的作战中，罗马人则经常在行省内征召投石手、弓箭手作为辅助部队参战，这些独立的轻装部队，则会被临时性地以步兵大队为单位组织起来统一运用。

马略及屋大维时期的军团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团在各方面都达到了第一个巅峰。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和北非历练出的高素质军官团和老兵，精良的武器装备，以及成熟的战术体系，都让共和国随之进入了极为迅速的军事扩张期。但这样的好景不长，共和国版图的扩张，使得原有的公民兵体系越来越难以承受长时间的海外作战。而罗马军团长久以来倚重的自耕农兵员，本身也在不可逆的土地兼并过程中遭受着严重的打击。从人力来源的数量和水准上说，罗马军团都在巅峰之后逐渐开始衰退。

这样的衰退，终于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连续地在战场上体现出来。在辛布里战争与朱古达战争中，罗马军团的表现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在战争中获取了地位的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决心对罗马军团进行完全的改革，一系列原有和新建的举措，将被正式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马略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是将罗马军团从服兵役的公民兵改为职业军人。获取固定报酬、由国家负担装备的新军团士兵，能够脱产获得更好的训练，同时在海外作战时维持更高的士气。同时，军团的兵源也有所扩张。此前，仅招募有产者的规定就已经在多次紧急情况中被打破，此次马略则正式取消了征兵范围对个人财产的限定，贫民将不受阻碍地进入到军团的行列中。此后同盟者战争的结束，使得意大利半岛各地区获得完整的公民权，所谓意大利同盟军团的说法也逐渐不复存在。

新的共和国军团，在沿用步兵大队—步兵中队—百人队体系的同时，做出了一些小的改变，原有的青年兵、成年兵、后备兵间的区分不复存在，各中队统一了装备和作战样式。不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年兵等称谓还是单纯作为荣誉地位的符号，被保留下来。每个新的军团理论上拥有10个步兵大队，除了保有鹰旗的第一大队，拥有800人的双倍兵力外（分属2个步兵中队，共5个双倍兵力百人队），其余9个步兵大队均各下属3个步兵中队，每个中队拥有2个百人队，大队的战斗人数定额为480人。非战斗人员同样被部署到各级单位内部，百人队下辖的最小单位十人队拥有8名士兵和2名非战斗人员，组成实战中的一个纵列（军团最常见的百人队纵深是8排）。整个军团理论上拥有4800名重步兵和1200名非战斗人员。原来属于军团内的所有轻步兵和骑兵，则很有可能被剥离出来，统一独立使用。至少在凯撒时期，各军团理论上没有军团属的骑兵，这也与罗马人越来越广泛使用外籍骑兵不无关系。由外籍士兵组成的辅助部队（Auxiliary），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在军队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地位。

马略的成功改革，成为共和国晚期扩张的基础。马略、苏拉、卢库卢斯、庞培、凯撒等一系列军事指挥官，利用这支新的职业化军队，在本都、亚美尼亚、叙利亚、高卢等地区进行了飞速的军事扩张。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内战，使罗马军队的规模扩充到共和国时期的最高点，在各军团缺额严重的同时，军团的数量一度激增到60多个。直至奥古斯都称帝，他才得以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大规模裁军，在马略时期的基础上，对罗马军团进行了组织改良。军团编制内不辖轻步兵和骑兵的习惯得到了延续。在韦斯巴芗时期，我们明确地看到用以对抗犹太人，或是对抗阿兰人的军团中，仍旧没有自己的轻装步兵或者骑兵。奥古斯都时代的独立骑兵部队，以骑兵队（翼）为基本的单位，翼的下辖编制则有480人或者720人两种，分别拥有16或24个骑兵中队。轻步兵则根据其招募地，独立编组成下辖百人队的轻步兵大队，每个大队拥有6～10个轻步兵百人队，每个大队的实际兵力定额可能达到了500～1000人，指挥官被称为大队指挥官（Praefectus Cohortis），一般由罗马方面指派的军事护民官担任。

在马略时期之初，军团士兵的固定服役期是16年，兵役完成后可以获得土地作为报酬，而辅助部队的服役期则为6年。在奥古斯都时代，辅助部队的服役期同样增加到了16年，后来在进一步的改变中，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的服役年限上升到了20年，此后还作为留用士官（Evocati）继续服役5年。在屋大维称帝之初，大约30个军团分散在从不列颠到北非的帝国边境线上。尽管数量不多，但这些高度职业化、装备精良的士兵，总体上能够高效地保护罗马的边境安全。这一时期的边境驻军驻扎在各规模不等的永久营地中，防御作战的目的旨在完全阻止罗马的敌人对其领土的入侵。禁卫军（Praetoriani）则是帝国时期罗马军团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共和国时期这些单位原来是执政官的卫队，在共和国末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部队作为执政官的卫队，被当作战斗部队而非警卫部队投入大规模战斗。奥古斯都·屋大维时期的禁卫军起初包括了9个禁卫军大队，各自下辖6个步兵百人队和3个骑兵中队，随后禁卫军的规模不断扩大，并能够积极地对帝国的政治加以干涉。

一支行军中的帝国军团。由于需要在行军中背负极重的行囊，马略改革后的军团士兵自嘲为“马略之骡”，这种通过强化士兵负重，减少非战斗人员比例的情况在另一些古代军队中的职业化先驱者中也有体现。

公元2-3世纪的军团

在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公元145-公元211）的统治时期，军团的步兵大队实力从原来的大约480人上升到了550人，而禁卫军制度则出于政治考虑被废除。不过除了这些变动，军团的核心部队——精锐的剑盾重步兵组成的各步兵大队，则发生了更为值得注意的变化。在更早的1世纪中期，辅助部队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以作家阿利安（Arrian）在其手稿《对抗阿兰人的军阵》中（他本身是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叙述，他麾下的第12和15军团并没有军团属的轻步兵；而在大致同期的第2军团的战斗序列中，每个步兵大队加入了2个装备长矛的长枪兵（Lanciarii）百人队，或许这是针对同时期骑兵战斗力发展的回应。

另一方面，对抗骑兵的战术需求同样也促使骑兵部队在罗马军队中的地位大大上升。除了原有的、独立于军团外的辅助骑兵部队外，军团终于重新获得了军团内的骑兵单位。《论军事》的作者维盖提乌斯（Vegetius）称军团属骑兵的实力定额为22个骑兵中队。这些军团骑兵（Equites Promoti）一般集中使用，而非将各中队配属到各步兵大队。更多情况下，指挥官往往会将各军团的军团骑兵抽调出来，再组成独立的战斗群，这种骑兵支队（Vexillation）与原有的、辅助部队中的骑兵队共存。随着帝国中后期蛮族入侵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军团的各步兵大队越来越多地被抽调出去进行独立行动的同时，分散的军事行动连同对骑兵的巨大需求一起，使得军团下属各骑兵支队也逐渐被独立出去，最终骑兵支队普遍成为独立部队。这一趋势一度在公元4世纪帝国军队的重新正规化中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但军团下属骑兵支队的体系最终还是在公元5世纪基本被弃用，骑兵支队成为与军团步兵并列的独立单位。

公元1世纪的军团士兵形象

在公元1世纪，许多善战的外族军人被大规模雇佣，由他们自己的酋长指挥，并作为辅助部队作战。到公元2世纪中期，这些成建制的外籍辅助部队大多在地位上更加正规化，变得和其他罗马军队的单位一样，使得罗马军团蛮族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由此还导致罗马各边境驻军中出现了两种新单位，辅助步兵分队（Numeri）和辅助骑兵分队（Cunei）。这些早先来自于外籍部队的单位，实力大约在300人左右。在2世纪中期，他们也开始逐渐变得正规化。这些单位和原有的步兵大队、骑兵队、骑兵支队等番号的共存，使得罗马军队的组织状况变得相当混乱。

“图拉真第二”军团的前列士兵对抗铁甲骑兵。此处笔者引用一个公元3世纪末的作战序列，其所描述的部队是某一支埃及的驻防部队，序列的出处来源于一份留存下来的士兵薪酬报表。通过这份序列，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到这一时期的罗马军队概况，其实际实力和编制定额之间存在一些差距，而这种差距在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

公元4-5世纪的军团

大约从公元3世纪末期开始，罗马帝国原来的边境防御战略近乎破产。因此在部署于边境线部队之外，逐渐出现一支中央化的野战部队，用以作为机动的救火队。在君士坦丁大帝的统治期间内，伴随着对帝国军事体系的重建，这一新制度大抵上来到了其高峰阶段。地位最高的野战部队是中央直属的宫廷禁卫军（Palatini），下属5个禁卫军骑兵支队、5个禁卫军军团和10个禁卫军辅助军团，这些部队基本是帝国军事体系中最有力的部分。除了宫廷禁卫军外，另一种野战部队是从边境部队中演化出的野战军（Comitatenses），包括野战军骑兵支队和野战军团。地方化的野战军中，并没有辅助军团的建制，而是由新建的大量禁卫军辅助军团加以补充。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已经不复往昔，每个军团（Legione）的定额人数下降到了1000～1200人，由于骑兵支队普遍从军团中独立，军团也再一次失去了编制内的骑兵单位。每个军团一般下属6个梯队（Ordines），每个梯队包括两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各包括10个十人队。而辅助军团则各下属3个梯队，定额在500～600人不等。辅助军团在承担了原有辅助部队职能的同时，也越来越像正规军团一样承担正面作战任务。军团中的装备逐渐繁杂起来，相当部分的弓箭手都被部署到军团士兵的行列之中。脱胎于军团的各骑兵支队，随着骑兵地位的继续上升，也获得了近似于军团的新编制。根据拜占庭时期留下的史料，每个骑兵支队下属3个梯队，每个梯队拥有2个百人队，每个百人队包括5个十人队。在骑兵支队“军团化”的初期，他们一度拥有600人的定额，不过后来被减少了一半。在各支禁卫军和野战军之外，罗马的边防重任还是落在各边境的卫戍部队身上。这些现在被认为是二等的部队，反倒更多地继承了过去军团的番号。步兵大队（Cohortes）、骑兵队（Alae）、步兵分队（Numeri）、骑兵分队（Cunei）的番号全部继续存在，外加少数新建的辅助军团，使得边境卫戍驻军的编制情况令人头疼。还有一些卫戍部队失去了正规化的头衔，这些边境地区的“老”军团实力，各自最多不超过2000人。塞维鲁时代被解散的旧禁卫军一度被重建，但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的内战中，由于这些部队为其政敌服务，在米尔维安大桥之役（Battle of Milvian Bridge）之后，这些部队被再度解散。君士坦丁时代的宫廷禁卫军实际上是中央化的野战部队，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禁卫军”，执行直接保卫任务的新部队下属骑兵支队和辅助军团各一个，而外围的禁卫部队则被称作警卫军（Scholae），全部由骑兵组成。在东西帝国分治之初，东罗马和西罗马分别拥有5个和7个警卫军骑兵支队。这种以组织混乱和低效的卫戍军团作为迟滞手段，以各地方化和中央化野战军作为机动力量的国防体系，大致成为罗马帝国最后阶段的军事战略方针，也成为罗马军团最后的形态。在公元4世纪，一些定额在五六百甚至更多人数的军团部队，其实际实力往往下降到不足200人，这也成为罗马军团黄昏时期的一个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