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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概念“家国同构”（亦称“家国一体”）的内涵和外延，如果直接从它的定义说起，那么对于它的理解则并非易事。在传统中国初期，家国同构主要是一种“制度性”的国家结构，即强调宗法血缘与政治本体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说，宗族融入国家政治体系之中，成为维护和巩固国家制度的主要力量。反之，也可以说国家制度又维护和加强了宗族制度。夏商时期部族血缘因素居于国家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即部族血缘组织成为早期国家的基础。在“天下万邦”的夏代，族邦都是以“氏”相称，比如“有穷氏”，甚至连夏王朝也自称“有夏氏”，抑或是“夏后氏”。在“方国林立”的商代，称“氏”者，即方国之内的部族血缘组织，作为早期地缘国家的基础。这就是说，一邦即一族，抑或是一族即一邦，带有部族血缘与早期地缘国家的特点。由于部族血缘因素，所谓的“夏王朝”，实际上不过是以“大邦夏”为领袖的、由诸多族邦组成的一个相对松散的政治联合体，而所谓的“商王朝”，事实上则是以“大邑商”为领袖的、由众多方国组成的一个相对松散政治联合体。这就是说，基于部族血缘组织的国家结构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即一种“大邦夏”或“大邑商”与众邦或诸方之间形成的往往视彼此实际力量对比变化而变化的政治关系。

事实上，鉴于兵力单薄，新征服地区地域辽阔和人口众多，并且新降服的种族大都保持了原有的部族血缘组织，随时可以利用“聚族而居”的特点进行反抗，从武王到周公，再到成康时期，周政权陆续大规模地进行分封，将原商王朝统治地区分割为星罗棋布的大小诸侯国，把殷商遗民成族（宗族或家室）地赏赐给各主要诸侯国的统治阶级，成为诸侯国的新居民，从而使反周力量受到肢解。这就是说，打破了“异族”的部族血缘组织。但是，分封制所表现出来的以周天子为首的权力等级名分制度，所分封的主要对象是王室成员、功臣姻亲和传统贵族，即“授民授疆土”，用以镇抚异族，成为周王室的屏藩，即“为周室辅”。这就是说，统治者虽然打破了异族的部族血缘组织，但是对于同族的部族血缘组织却大加利用，即“封建亲戚”。通过分封制所建立的诸侯国，不再是夏商时期那种血缘部族聚居的族邦或方国，而是由周人、本地土著以及外迁而来的殷商遗民和其他族邦或方国各部族混合、以周人为统治者的新型地缘国家。基于宗法制、礼乐制等与分封制的配套，并加以保证，受封诸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听从周天子的指挥，并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这就是说，它们与周王室的关系，不再是夏商时期那种族邦或方国政治联合体中松散的成员与首领的基于实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胁从关系，而是臣属与君主的政治利害统一关系，亦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就使王权大大得到强化，即“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王国维）。

▼国人暴动

为了维护和巩固权力分封的等级制度，周初完善了宗法制和礼乐制。虞崇胜在《中国行政史》一书中指出，“宗法制度从血缘关系、文化习惯、思想观念价值上去维护分封等级名分制度，而礼乐制度则是从行为上去维护这种制度”。分封制将同族的部族血缘组织纳入国家政治机体之中，反过来统治者利用改造之后的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宗法制，用以维护和巩固分封制中同族的部族血缘组织对国家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即所谓的“血亲统治”（统治权力世代血亲相传）。所谓“宗法”之“宗”的本义是指祖先、神主之所在，为族众之所尊。这就是说，“宗”主要是指血缘关系。因此，所谓“宗法”，是指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父系血缘亲属的集团）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宗法制萌发于商周，成熟于西周、春秋时期。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是宗法制的重要特点。宗族之内分大宗、小宗，无论大宗、小宗都是以嫡长子为宗子，宗子具有特殊的权利，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从王位到诸侯、卿、大夫、士的各级统治地位，都按照宗法血缘的权力继承原则进行层层分封，建立严格区分大宗、小宗的权力继承体系。

每代天子都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为下一代天子，是为“大宗”，具有祭祀始祖的特权。嫡长子的兄弟被分封于王畿之外，使其为诸侯，是为“小宗”。由此类推，直至士，其嫡长子仍为士，其兄弟则为庶民。事实上，以宗子为核心，建立一种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上到下进行权力分封的社会秩序，以达到组织、管理族人、国家和天下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宗法制所要实现的重要目的。因此，宗族既是家族事务的组织管理单位，又是负责协理国家政务的基本政治单位，并且宗子又身兼天子、诸侯、卿、大夫，代表宗族出仕朝廷，这就是“家国一体”。这就是说，统治者通过分封制将同族的部族血缘组织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建立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政治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宗族成为协理国家政务的基本政治单位，用以维护和巩固周王室“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并通过宗法制确立权力在宗族之内的继承原则，建立大宗、小宗之间在家族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宗族成为家族事务的组织管理单位，用以维护和巩固周王室“天下大宗”的宗族地位，从而实现“齐家”“治国”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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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虞崇胜（主编）.中国行政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25.

［2］刘诗白，邹广严（主编）.新世纪企业家百科全书（第6卷）[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706.

［3］汤一介，张耀南，方铭.中国儒学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27-329.

［4］金强.“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及其教育意涵[J].东岳论丛，2016（05）：174-179.

［5］马平安.周公治国：家国同构与敬德保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61-62，82-83，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