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哲学的贫困》是一本论战性著作，主要是为了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蒲鲁东在这本书中试图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产生、以及如何解决贫困问题。蒲鲁东貌似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只是庸俗的把他的个人意图加入历史的进程中，把各种经济因素按他的目的来加以排列，因此不仅没有实现创作一本经济领域的《小逻辑》的任务，还完全退回到非辩证的前黑格尔中去。

在这篇文本中，包含了一系列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尤其结合蒲鲁东的错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正反辨析，具有强大的理论批判和现实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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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已在德国中心！我们一方面谈论政治经济学，同时又要谈形而上学。这一次，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使我们回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魁奈医生第二，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做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

第一个说明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它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与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词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天书（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考的普通个体，而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抽象的最后阶段（因为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抽掉构成某座房屋特性的一切，抽掉建筑这座房屋所用的材料和构成这座房屋特点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一般的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同纯粹的数量，即数量的逻辑范畴打交道了，这用得着奇怪吗？用这种方法把每一个物体的一切所谓偶性（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人类的或物类的）抽去，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抽象的最后阶段，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越远离物体就是日益接近物体和深入事物。这些形而上学者说，我们世界上的事物只不过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哲学家和基督教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那里则有无数这种化身。既然如此，那末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既然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末也就不难设想，我们在运动的逻辑公式中已找到了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泡制。

　　那末，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理性的运动。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或者它怎样把自己形成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范畴呢？这已经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作为正题安置下来，这个正题、这个思想就会自相对置，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这种增殖过程就构成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另一个与自己矛盾的群为自己的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充满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象这些范畴单凭辩证运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其它一些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它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一定的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其它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1]。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赤裸裸地公开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没有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一定系列。

　　他抓住第一个到手的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应该清除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的话从来没有说得这样公正。当然，如果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简单地对比善和恶，归结为提出任务来消除恶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末范畴就失去自己的独立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它就没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把自己安置为范畴，也不能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已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代替它的至多不过是最纯粹的道德而已。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它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一直还在思想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蒲鲁东先生谈到辩证运动中的各种观念不能自相“区分”时，把运动的一切影子和影子（它们可以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的一切运动一概抹熬。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

　　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产生，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蒲鲁东，第二卷第102页）

　　在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实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自称为“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的大作却继续存在。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这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称为人类的这种主体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有时也被写为“社会天才”、“普遍理性”以及“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都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一切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任务。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它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而且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所以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就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蒲鲁东先生想象中的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尽管已经有了一整套范畴，但是直到现在还不能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交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人类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一个任务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乱窜，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在唯一的公式中将自己的全部任务加以解决”。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友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对平等不利。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走了气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我们这位著者在论捐税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冗长地重述事实的若干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提高了苏格兰地产的价值。英国工业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须把耕地变成牧场。要这样做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居住。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土地私有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会得到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但是，说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数据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把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当做过去世纪的人和生产数据看待，否认世世代代不断改变前代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另一种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随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耕者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末，你们就是把目的和人换了一下，这种做法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历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这个斗争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否定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象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阶级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会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每一步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的实质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象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一种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合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参考

1. ^［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奴隶占有制各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2. ^［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