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重建：南京地下市委隱蔽戰線鬥爭

從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占領總統府，南京是國民黨和汪偽統治的核心地帶。在這個特殊的空間中，中共地下黨的生存極為困難。1927年到1934年，黨組織經歷瞭八次大的破壞，謝文錦、孫津川等多位書記相繼犧牲；1934年到1939年，甚至經歷兩個“無黨員時期”。抗戰時期，南京和周邊地區的地下黨組織有所恢復和發展，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還都”，百萬人口的南京城中，國民黨黨、政、軍、憲的機關工作人員達11萬，南京警察廳的在冊警察也有9700餘人。雖然全國革命形勢不斷發展，但在南京，敵強我弱的極端困難局面一直存在。有人統計，從中共開始在南京活動至1949年南京解放的二十多年裡，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9次遭到破壞，“113名主要負責人中，32人先後英勇犧牲”。

“寇可往，我亦可往”，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地進入南京。“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是中共中央確定的地下工作指導方針，如何將其與南京的實際結合起來？如何在敵人的心臟裡潛伏下來，謀求發展，開展工作，掌握群眾，造成打擊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這關系到南京地下黨的戰略和策略，是擺在南京地下黨面前、關系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解讀南京市檔案館所藏這一時期的南京戶籍卡檔案，可以看到，南京的中共地下黨出色地回答瞭這些問題。

必須指出，這一時期的南京戶籍卡檔案是國民黨政權留下的，他們進行戶籍調查和統計時，共產黨人不可能主動暴露自己的身份。相反，共產黨人必須有清晰的親屬關系，“合理”的居留理由，“正當”的事務和職業，頻繁、大量地使用化名。“大隱隱於市”，才能在百萬南京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不動聲色地生存下來，這就給今天識讀南京戶籍檔案背後的巨量信息帶來瞭特殊的困難。

一、南京戶籍調查和戶籍卡檔案

1927年6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公佈《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確定瞭南京作為特別市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的地位。1928年至1929年，國民政府先後出臺瞭《戶口調查統計報告規則》和《人事登記暫行條例》。1928年8月至10月，南京市便開展過一次大規模的首都戶口調查活動，開始登記人口的出生、死亡、婚姻、繼承、分居、遷徙、失蹤等內容。隨後，國民政府於1931年頒佈《戶籍法》，1934年頒佈《戶籍法實施細則》，“但由於該法條文太過繁瑣，極難操作，而且隻註重法定人口而忽略實際人口，不能適應軍事時期之需要，因此隻有雲南、察哈爾兩省及少數縣級機構進行試辦，成績大都不佳”。1936年7月4日，南京市還組織瞭以市長馬超俊為總團長、約5000名調查員的隊伍，對全市十六萬九千餘戶進行戶口總復查。全面抗戰爆發後，南京的戶籍統計隨即中止。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把戶口清查作為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為瞭有效地完成戶籍調查，國民政府不僅委托內政部負其責，還於1946年1月3日修正公佈瞭《戶籍法》，1947年3月12日公佈瞭《戶口普查法》，相較於抗戰前，戶籍調查的內容也規定得更為詳盡。

1947至1948年，國民黨當局在南京連續開展瞭兩次“戶口總清查”與“戶口總復查”，留下瞭以人口戶籍卡為主的人口戶籍統計檔案近200萬份。2006年底，南京市檔案館從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倉庫接收瞭這批原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廳留存的戶籍資料，並對其中150萬張戶籍卡（含戶卡和口卡）進行瞭電子化。2015年6月，民國南京戶籍卡成功入選第四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這批檔案客觀反映瞭抗戰勝利後到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市居民的人口狀況，十分珍貴。

根據這次戶籍調查，到1948年9月止，南京特別市共有409保，7850甲，254055戶，人口共計1333891人，其中男性750138人，占總人口56.24%，女性583753人，占總人口43.76%。在這次戶籍調查中，還統計出南京人口中本籍人口有516914人，占總人口的38.75%，其中男性284102人，占本籍人口的54.96%，女性232812人，占本籍人口的45.06%；外省市人口815933人，占總人口的61.15%，其中男性465494人，占外省市人口的57.05%，女性350439人，占外省市人口的42.95%。外籍人士1044人，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02人。外來人口占大多數，跟南京作為國民黨政權首都的屬性有關；在一個外來人口比比皆是的城市，地下黨的活動有“天然”的便利。

戶籍卡的內容具體而繁瑣。每一戶建有戶卡，戶卡主要登記戶別、戶主、地址、保甲番號，還需要登記本戶所有人口內容，包括稱謂、姓名、別號、性別、年齡、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身份證號、職業業別、服務處所、黨籍、宗教、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居住本地年月、廢疾及身體上特征、異動登記等。

每一個受到戶籍調查的個人，都要填寫口卡，有些口卡為戶籍登記本人填寫，則更為珍貴。口卡正面有編碼、戶主姓名、本人姓名、別號、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服務處所、年齡、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特征、與戶主關系、傢屬人數、居住本市年月、身份證號、公民資格宣誓時期、公民資格宣誓地點、兵役起役、兵役除役、住址、保甲番號、住址異動登記、義務勞動、附記等二十餘項內容，並須粘貼本人證件照片。除此之外，還需要登記指紋。

根據這批歷史檔案，我們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層面上看到解放前夕南京人口結構的詳細信息。一些特殊的戶籍卡，還透露瞭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如1946年5月，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重慶局）遷往南京，繼續進行國共談判，由周恩來總負責並改稱為中共中央南京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南京辦事處，辦公地點設在國民政府附近的梅園新村，直到1947年3月。通過其戶籍檔案，可以檢索到工作人員名單34人，戶主是周恩來，工作人員的身份包括軍政、記者、勤務、傢屬等，多出生在1910至1930年之間，除周力行等4人為大學學歷外，教育程度以中小學居多，籍貫則來自天南海北，為數不多的幾位女性，以傢屬的身份出現。

戶籍調查是現代政府社會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但國民政府開展戶籍調查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瞭清查出隱藏在南京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像周恩來這樣能公開以合法身份居住在南京的共產黨人畢竟隻是個案，絕大多數地下黨人、包括南京解放前最後一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都隻能以其他身份來掩護。1948年7月，她在總結兩年多的地下工作時指出：“敵人控制力量強大，使南京城的政治環境過去和現在都處在很艱難的情況中，造成瞭我們工作條件的許多困難，迫著我們更小心地、慎重地進行工作。”嚴峻的工作環境造成的人為信息失真，要求研究者綜合其他資料，對戶籍檔案進行二次甄別，以最大程度地抽取其中的歷史信息，彰顯戶籍卡相關內容的歷史價值。

實際上，有關部門在對100多萬份的南京戶籍卡進行掃描時，根據之前多年積累的人物線索和新發現的組織資料，也無法找到陳修良本人，而陳修良明明就在其中。後來，工作人員通過其回憶文章中提及的住處“武學園3號”，逆向搜索到所在地址的戶籍卡，並通過對照粘貼在戶籍卡上的照片，才得以確認其中寄住在一個柏姓戶主傢的“程蘭如”就是陳修良，而陳修良的各種傳記和回憶文章，並未提及這一化名。

市委情報負責人盧伯明，按本名檢索沒有查到，在南京市檔案館館藏檔案中也未發現有效線索，後根據《解放戰爭時期的商報南京辦事處》一文中的一句話，“情報部負責人盧伯明（化名魯道麟）……還是在中央商場二樓租瞭一個店面（實際是一個攤位）”，最終檢出“魯道麟”的民國戶籍卡，戶籍卡上填寫的服務處所正是中正路中央商場，“攤住30號”，本籍、出生日期也核對無誤。戶主卻為“唐季平”。

並非僅有身處高位的地下黨員使用化名隱身，普通黨員同樣如此。地下黨員曹琬祖籍安徽歙縣，因祖父在南京購置瞭房產，全傢定居南京，194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底任金陵女子大學支部宣傳委員。曹琬早年就定居南京，理應能查到其戶籍檔案，結果卻沒有檢出。我們在南京市檔案館藏《南京市私立明德女子中學學生學籍傢況登記表》中獲得瞭其父親姓名：曹髯公，隨即在戶主曹髯公名下，檢出姓名為“曹毓苾”的民國戶籍卡，經比對確定“曹毓苾”就是曹琬。

跟影視劇描繪的場景不一樣，地下黨“市委全體會議開得極少，往往隻是三個人在一起開會，再多的人就有危險瞭。我出門尋人，經常走小巷子，轉彎抹角地繞圈子，下雨天帶傘，夏天戴黑眼鏡，從不進電影院、商場、旅館、茶樓、酒肆、公園、遊樂場所，真正是隱姓埋名在敵人的心臟中進行地下活動”。千百個“程蘭如”就這樣活動在南京，於無聲處聽驚雷，他們最終與渡江部隊一起，迅速地解放瞭南京。

在貌似枯燥的百萬戶籍卡檔案中，找尋隱身其中的中共地下黨，有關單位付出瞭巨大的辛勞，基本還原瞭解放戰爭時期南京地下黨的組織架構和骨幹人員構成，初步揭示瞭一段貌似平靜、實則腥風血雨的歷史，豐富瞭我們對中共地下黨鬥爭藝術的認識，也深化瞭對建黨精神的理解。

二、南京地下黨的隱蔽策略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南京地下黨化身於百萬南京人民之中，成功地躲過國民黨軍警憲特的搜索偵查、圍追堵截，出色地承擔瞭自己的使命，生動地詮釋瞭這一命題。

抗戰勝利後，根據形勢發展，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大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方針的指示》指出：凡我不能切實占領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必須仍作長期打算，積蓄力量，以待將來。……在城市與交通要道，應盡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並須派遣大批幹部潛入國民黨重要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機關和鐵路、工廠、礦山、市政、銀行、學校裡邊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團結群眾，以便將來更有力地進行民主運動。華中中共高層據此籌劃統一領導南京城內的地下黨組織。1945年9月，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與陳修良談話，“決定派我去城工部工作，並設立城工部的派出機關——南京工作部，全稱是‘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任命我任南京工作部部長，駐地是六合縣”。“當時南京城內黨的活動有幾條線，彼此不發生關系，工作很不協調。這些組織有：城工部領導的南京工委，蘇南、淮南、皖江等區黨委派出去的一些黨的組織，和六合、江浦等縣的黨員”。全部黨員約220人。後工作部改為南京市委，陳修良為書記，劉峰為副書記。為防止意外，“南京市委仍屬分局城工部領導，不能與公開的中共代表團有任何聯系，隻能互相呼應……彼此之間如有互通情報的必要，隻能通過華中分局”。陳修良脫去軍裝，換上“舊時裝”，渡江到鎮江，再坐火車到南京。“南京城內，特務如毛，身入者確有‘虎穴’之感”。她先住在朱啟鑾傢裡，不久在外找瞭兩間房子。“因國民黨要查戶口，我們來歷不明，恐怕出事。我就遷入柏焱、柯秀珍同志的傢裡，他們有一個嬰兒，我就算是他們的‘姑媽’。柏焱和柯秀珍都是中學教員，這地方在中正路武學園三號的樓上，我住在右面的廂房，市委也常在那裡開會”。陳修良給自己定的職業是“傢務”。副書記劉峰則化名“湯健行”，自成戶主，在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財務部清理儲備銀行總署”謀到瞭差事。朱啟鑾化名“朱金波”，以大學學歷在石鼓路41號做上瞭“教育”工作，在居住南京時間一欄中則填寫為17年。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王明遠化名“王紹華”，燕京大學畢業，寄住在戶部街64號“姨表兄弟”馬卓然（戶主）傢，職業為培育中學“教員”，調查戶籍時到南京才兩個月。

這種策略就是陳修良所總結的，“地下市委的組織必須嚴密。市委不設機關，幹部職業化、社會化，立腳在群眾之中”。這體現瞭1941年周恩來在南方局工作會議上關於國統區鬥爭提出的“十六字方針”，即地下黨員要“勤業、勤學、勤交友”，做到“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三勤三化的中心是社會化，“黨員及幹部有瞭社會身份，同普通群眾一樣生活，就能夠在社會上立住腳步，在群眾中紮下根”。藏身於群眾之中，是南京地下黨潛伏下來、實現工作目標的根本性原則。

藏身於群眾之中的地下黨，生活的樣態跟那個時代非常合拍，看不出異樣。劉峰就像一個四處尋找機會的精明生意人，和當時的體制實現瞭無縫連接，“為瞭掩護工作和維持生活，就和馬卓然同志在興中商場作起五洋生意，根據市場的行情變化，買進賣出洋煙、洋火、洋皂等，每天上午去一下，主要由馬參加交易。1946年秋，我有位親戚在國民黨財政部錢幣司任副司長，被任命為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清理處處長。經從重慶回來的我的大哥介紹，我到該處擔任出納會計，這樣我不僅有瞭固定和較好的收入，而且可以作為地下工作的掩護。……又和清理處的一位科長合夥在建鄴路開瞭一個合作肥皂廠。因為是合作社的性質，可以向國民黨合作金庫貸些款，利息較低，利用這些資金買進原材料進行生產，找瞭一位技師，雇瞭幾個工人。由於物價不斷飛漲，因之利潤較好。我在南京大部分時間都有瞭較固定的職業，依靠自己的收入維持全傢的生活，也便於我長期堅持工作”。

在這樣隱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之下，中共南京地下黨從200多人迅速發展到2000多人。為瞭防止泄密，南京市委並未按地區來劃分組織系統，而是按行業類別進行分工。除個別部門以外，南京市委下屬各機構通常以委員會或獨立的黨支部形式出現。各方工作雖仍歸南京市委統籌領導，但各工作口的分管部門也獲得瞭一定的獨立工作空間，對很多問題可以更加靈活地處理。這種劃分體系也有利於黨的隱蔽和安全，陳修良設想：“如某一部門遭受破壞，或發生問題時，不致相互牽累。”關於是否在市委之下建立區委的問題，她明確表示，淮海戰役後“雖然這一問題也曾考慮與討論過”，但最終“事實上除浦口地區因交通條件關系，曾建立有一個區委外，南京城內並沒有建立過區委組織”。也就是說，南京市地下黨組織體系的特征是市委統抓、行業口分工負責到底的工作機制。

盡管十二萬分地小心，在國民黨強力控制下的南京，組織的局部暴露仍是大概率事件。1948年1月，工人工作委員會委員彭原被叛徒李長榮出賣。李長榮是京滬線的鐵路工人，1945年參加進步團體同心會，後入黨，擔任下關車站黨支部委員。抗戰勝利後，他向敵人自首，並在杭州參加瞭特務訓練。1947年6月，李被派回南京，偽裝革命，與車站支部委員張傢元聯系，要求與上級組織恢復關系，當時工委決定由彭原與其聯系。第二次會面時，李長榮帶領一批特務逮捕瞭彭原，同天被捕的還有下關車站黨員張傢元、孫羅禮，後來又陸續逮捕瞭馬繼善等５名黨員，致使下關車站黨的活動完全停頓。彭原與南京市委關系緊密，後者由此陷入危機。幸虧彭原扛住瞭酷刑，堅貞不屈，“拒絕承認黨的關系”，使南京市委最終“化險為夷”。然而，南京下關地區黨支部的工作卻遭受瞭嚴重破壞，組織長期難以恢復。陳修良將此次事件稱為解放戰爭時期“南京黨一次最大的損失”。

面對嚴峻的局面，陳修良分析說，大城市的革命高潮必將到來，需要有“強大鞏固的黨”。為此，一方面，需要“嚴密黨的下層組織，群眾組織與秘密組織分開，避免給敵人破壞機會，加強黨的秘密工作與氣節教育，有計劃的整編自己的組織”。另一方面，“不管敵人會不會遷都，兵臨城下時，人民有大批逃亡的可能，隻要城市裡還留著人民，我們必須堅持著自己的工作，而且今天就應該考慮把黨的基礎建築在可能留在城市中的人民中間”。

不惟組織路線如此，南京地下黨的工作方法也緊緊依靠人民。南京的情報工作主要“是依靠群眾的力量，並不采取收買引誘的手段，統戰對象有時常起重要的作用，有時候利用親屬關系也很有成效”。地下黨陸慶良將這種工作方法形象地比喻為“酵母菌”：“一群酵母菌在面粉裡面發酵，隻看到面在咕嚕咕嚕地鼓起來，最後將面粉做成白饅頭，但是你看不到這個酵母菌。不是一個酵母菌就能把饅頭做起來的，它是集體的作用。地下黨員就好比是發面用的酵母菌，能看到面發起來，卻看不到酵母菌在哪裡。”

留在人民中間的南京地下黨最終和南京人民一起迎來瞭南京解放。

三、南京地下黨的組織體系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研判局勢，認為南京解放有望，同時南京城內的地下工作形勢會更加嚴峻。因此，上海局要求南京市委對工作進行調整，既要註重保護和發展黨組織，也要加強對敵研究，做好情報、宣傳、策反和破壞工作，以便進一步配合解放軍的行動。南京市委經過討論，決定對組織機構進行一次大范圍的調整。中共南京地下黨的組織體系便在這次調整中逐漸發展成熟，至解放前夕，中共南京市委共形成瞭九個工作委員會和兩個特殊系統。

目前，已經確認瞭這九個工作委員會、兩個特殊系統175位地下黨員的戶籍卡，其中包括市委領導7人，即陳修良、劉峰、朱啟鑾、王明遠、陳慎言、盧伯明和史永，他們在戶籍卡中均用化名。學生工作委員會24人，工人工作委員會29人，小教工作委員會17人，公務員工作委員會6人，文化工作委員會21人，警員工作委員會17人，銀錢業工作委員會18人，店員工作委員會9人，中教工作委員會（含衛生系統）9人，情報系統8人，策反系統8人，鎮江工委1人，宣城地區1人。整個中共南京地下黨系統在戶籍卡檔案中浮現出來：

1.學生工作委員會，於1946年5月進行瞭“充實調整”，由王明遠任書記。1949年1月，改由盛天任任書記，王明遠仍在市委中負責學委工作。“五二〇”學生運動後，學生黨員的數量發展很快，學委又在1947年夏先後成立瞭大專分委、男中分委和女中分委。鑒於大學生是學生運動的主力，相應的組織工作更為重要，學委大專分委下又設立瞭中央大學總支委員會和各大專學校支部委員會。除瞭管理和發展學生中的黨組織外，學委還要領導新民主主義青年社等外圍學生組織。

2.工人工作委員會，於1947年初由下關兩浦工人區委和城內工人區委改組而成，由陳慎言任書記。工委於1947年夏秋之間又下設瞭中共兩浦區委。1948年10月又先後建立瞭中共電信局總支和中共聯勤總支。工委下屬的重要組織多在水電、軍工、鐵路、碼頭等行業的工人當中。“黨的關系由各委員分頭聯系”，各組織之間的橫向聯系是非常少的。

3.小教工作委員會，於1948年1月成立，楊華任書記。一年以後，小教工委改組為小教黨委，由曹昭雲任書記。該組織在市委中先後由朱啟鑾和劉峰負責聯系。

4.公務員工作委員會，於1948年3月成立，王嘉謨任書記，先後由朱啟鑾和林征負責聯系。南京當時有公務員13萬人，這股力量無法忽視。該委員會主要是對國民黨中央各部委所屬的公務人員開展工作，主要任務是“調查國民黨機關內的物資與人員”，以便解放時接收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5.文化工作委員會，於1948年10月成立，由王明遠、黃可先後任書記，市委中由王明遠負責。文化工作委員會分管瞭很多宣傳工作，在1948年底又下設瞭新聞分委和藝術分委，分管國民黨各報館、劇團等文化團體內部的中共地下黨組織。

6.警員工作委員會，於1948年11月成立，陳良任書記，陳慎言在市委中負責。該部門的“工作對象是國民黨的警察與工人自衛隊等組織”，主要工作包括在警察系統聯絡進步分子，發展部分黨員，並註重“保護工廠，維持秩序，防止敵人破壞物資” ，以及進行相關的調查研究工作。

7.商店、銀行、郵局等行業職工內的黨組織，由市委副書記劉峰負責。1948年11月，鑒於這些行業中黨員數量有所發展，南京市委又分別設立瞭店員工作委員會和銀錢業工作委員會來組織對應行業的黨員，仍由劉峰負責聯系。

8.中教工作委員會，成立於1949年1月，衛永清任書記，王明遠負責聯系。該部門負責領導中教系統和衛生系統的黨員。

9.情報系統，早在1946年5月就隨南京市委建立，由陳修良單線聯系，先後直接受華中分局、上海分局、上海局的領導。負責人盧伯明在1946年初便受華中分局的指派前往南京開展情報工作。

10.策反系統，南京市委於1948年9月建立，負責人史永原是上海局在南京情報組織的負責人。1948年，在南京市委已劃歸上海局領導的情況下，為瞭精簡機構和保護上海局，史永負責的情報部門組織關系轉交給瞭南京市委。在此基礎上，南京市委建立瞭策反系統，由陳修良單線聯系，並直接受上海局領導。該部門主要負責聯系國民黨軍內部的策反對象與個別統戰對象，“凡是在軍事機關有起義可能的線索，均集中於策反系統，策反系統對上海局負責”。

國民黨從未低估中共的組織能力，也並非沒有意識到南京存在著中共地下組織。1938年，身處重慶的蔣介石就提醒自己：“共黨教育與經驗，是由其國際百年來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訓而成。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任何黨派所不及。”他深知，共產主義事實上難以戰勝，1947年7月，他公開對美國人表示：“對於共產主義之理論與思想，吾人從未予以抨擊，……政府固願充分考慮彼等之意見。”“五二〇運動” 前夕，蔣介石發表談話稱：“須知共產黨潛伏各大學內之搗亂分子，正以各種之姿態，利用各種之口號，多方煽動，擴大學潮，以遂行其犧牲青年，破壞秩序之預定的陰謀。觀於此次學潮之離奇怪誕，為已往任何時期所未有。”從反面指出瞭南京地下黨與學生運動的關系。

然而，龐大而井然有序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就存在於國民黨中央的眼皮底下並高效運轉。究其原因，通過戶籍卡我們可以看出端倪：楊華化名“楊振宇”，住在膺福街5號，戶主楊王民是其父親，傢有9人，其本人在下關的“日僑管理處”工作。王嘉謨在上海路福音裡3號與其父親王達五住在一起，已經幹上瞭“市府工務局”的工作。陳慎言隱藏之深，則是擁有後見之明的歷史研究者也深為感佩的。按本名檢索，可以檢出一張戶籍卡，但內容與陳慎言解放後在組織部門登記的信息比對，發現籍貫、教育程度、年齡均不符。後根據《朱啟鑾自傳》中記載的陳慎言“開設電料行（在鼓樓黃泥崗）”的信息，又在相關部門檔案陳慎言的人員登記表中查到其妻子姓名，檢出其妻子的戶籍卡，然後在同一居住地址檢出“陳劍華”戶籍卡，經過職業、本籍、照片等信息比對，確認“陳劍華”就是陳慎言。戶籍卡顯示，浙江黃巖人“陳劍華”在南京鼓樓黃泥崗9號“九千閃光水電行”工作，居住南京6個月，戶主名為“馮慎叔”，與其為主夥關系。

上述眾多委員會的領導中，也有少數人不使用化名。25歲的盛天任進入“軍政部特派員辦公室兵工組”，居住在大徨城巷52號，自任戶主。26歲的衛永清深入美大使館工作，戶主為其“表叔”王貴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黃可戶籍登記用的是本名，落的是集體戶，在國民政府六十兵工廠工作。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南京地下黨一直處在嚴重威脅之下，這決定瞭它的組織發展原則是強調精幹有力，解放戰爭期間很多地區中共黨員數量狂飆突進式的增長在南京是看不到的。1948年7月，陳修良嚴肅提出：“根據以前大量發展黨的經驗，曾經有過這樣的缺點，追求數目字，質量不夠好，吸收瞭一些周圍的接近者，而不註意爭取群眾的領袖與積極分子，大批進來後無法進行教育，反而變壞的也有。組織上聯系發生困難，審查工作做得太差，不夠條件的沒有經過一定的教育的也進來瞭。根據目前的政治環境，一般地提出‘大量發展’的口號是不適合的，今後發展黨員的工作必須有計劃有步驟積極進行。”

實際上，現代政黨組織自從引入中國以來，一直不能僅以數量考量其戰鬥力。早有學者指出，1947年時，國民黨有普通黨員377萬餘人，軍隊黨員485萬餘人，加上三青團的134萬餘人，總數近千萬。其時，中共黨員總數才275萬餘人，隻為其四分之一強。可是，這一點也沒有妨礙中國共產黨人戰而勝之，在南京的惡劣環境中，小而精悍的共產黨組織再次詮釋瞭其中的道理。

四、南京地下黨的特點和巨大能量

根據已經確認的175位中共南京地下黨員戶籍卡，對113位信息較全者進行統計，可以看出，男性94人，占83.2%；女性19人，占16.8%。就省籍分佈而言，江蘇32人，占28.3%；南京24人，占21.2%；安徽12人，占10.6%；浙江8人，占7.1%；湖南7人，占6.2%；廣東6人，占5.3%；湖北5人，占4.4%；山東4人，占3.5%；四川、江西、上海、河北各2人，均占1.8%；河南、遼北、天津各1人，均占0.9%。可見，經過短期的發展，南京地下黨明顯地實現瞭“在地化”，南京特別市和江蘇省的56人，占其中將近一半。如考慮到歷史上的“兩江”地區包括江蘇、安徽和江西，則“在地化”更為明顯，地緣的變化，更有利於地下黨的潛伏和社會關系的生成。結合“與戶主關系”，可見血親38人，占22.6%；本人為戶主者20人，占17.7%；僚屬18人，占15.9%；師生13人，占11.5%；姻親9人，占8.0%；未詳者15人，占13.3%。地緣、親緣和人際網絡結合，有助於地下黨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更大的騰挪空間。

再看其他與地下工作緊密相關的因素，信息更加豐厚。首先，使用化名者87人，占77%；使用本名者26人，占23%，鮮明地揭示瞭地下工作的特點。其次，20—29歲者69人，占61.1%；30—38歲者28人，占24.8%；年齡19歲以下者13人，占11.5%，未詳者3人，占2.7%。這和行業分佈相當契合——學生39人，占34.5%；工界31人，占27.4%；軍界9人，占8.0%；政界4人，占3.5%；商界8人，占7.1%；文教界8人，占7.1%；其他7人，占6.2%。而且，就教育程度而言，中學49人，占43.4%；大學36人，占31.9%；小學12人，占10.6%；專科6人，占5.3%，師范、識字各1人，均占0.9%，未詳者8人，占7.1%。可見，南京地下黨是一個中共領導下，以大、中學生為主，青年工人嶄露頭角，高度年輕化的群體，他們朝氣蓬勃、熱血沸騰，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發揮瞭獨特的作用。對此，毛澤東進行瞭精辟的分析，他說：

中國境內已有瞭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線。現在又出現瞭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鬥爭。學生運動的口號是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蔣介石頒佈瞭《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蔣介石的軍警憲特同學生群眾之間，到處發生沖突。蔣介石用逮捕、監禁、毆打、屠殺等項暴力行為對付赤手空拳的學生，學生運動因而日益擴大。一切社會同情都在學生方面，蔣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於孤立，蔣介石的猙獰面貌暴露無遺。

在敵人心臟中戰鬥，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需要絕大的勇氣和忠誠，付出巨大的犧牲，南京的中共地下黨實踐瞭服膺真理的初心和決心。它的規模相對而言並不大，但其發揮的作用卻不是其規模所能說明的。一一列舉南京地下黨的傳奇為篇幅所不允許，這裡以戶籍卡檔案為依據，僅舉數例，以彰顯其事功於萬一。

在南京百萬戶籍卡中，“沙重叔”十分普通，原籍浙江，寄籍南京。這個人文化程度為大學，出生於1914年1月5日，戶籍調查時33歲。因服務於“國立中央研究院”，落瞭“集體戶口”，戶主是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其實他是中共南京市委成員史永，原名沙文威，字重叔，陳修良愛人沙文漢的弟弟。

南京地下黨1948年建立策反系統時，即“通知南京全黨，凡是在軍事機關有起義可能的線索，均集中於策反系統，策反系統對上海局負責”。很快，史永等人策劃瞭俞渤起義，“俞渤原是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飛行員，很有正義感。……上海局派瞭空軍醫院的軍醫林誠與他聯系。後來上海局把林誠關系交給史永。俞渤在起義之前要求入黨，我們批準瞭他的請求”。1948年12月16日晚，蔣介石正在空軍俱樂部開慶祝會，嘉獎飛行人員，俞渤就利用這個時機駕機起義瞭。

接著，他們策反瞭蔣介石的“禦林軍”——南京警衛師師長（即九十七師）王晏清，他是開明人士鄧昊明的外甥。“王要求見到市委的負責同志，我們就派瞭史永同志同他見瞭面。王見我們對他很信任，就下決心起義瞭”。地下黨甚至與王晏清一起策劃在南京起義，“控制南京，活捉戰犯”，可惜事泄，王晏清帶領部隊前往解放區。

在這批珍貴的戶籍卡中，有一個王姓地下黨員大傢庭，長子王嘉謨、次子王嘉猷、三子王嘉訓、四子王嘉言，以及王嘉謨之妻傅積嘉，都是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1月，經中共南京市委特別批準，“傢庭黨支部”成立。作為特殊歷史條件下采取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來自同一個大傢庭王傢兄弟們，以各自社會職業為掩護，共同擔負起開展秘密調研的特殊任務。為方便工作，傢庭黨支部在成立後將活動地點搬遷到王傢親屬位於丹鳳街石婆婆巷12號的住宅，這裡與他們的戶籍登記地“福音裡3號”相比，是一座獨門深院的洋房，更具隱蔽性。

據傅積嘉回憶：“國民黨南京地政局擁有完整的產權登記冊和地籍圖，保存在檔案室。中共地下黨南京市政府支部書記陳其福通過檔案室管理人員濮齊民從檔案室中秘密取出所需圖冊，由陳其福經測工王景棟和王建林兩位地下黨員，裝在圖簡內，分批背出大門，再由陳其福將圖冊交給王嘉謨帶回傢。依據這些檔案材料，再進行實地核查。王嘉猷、王嘉訓、王嘉言3人負責外勤，走街串巷，調查核實。弄清瞭國民黨中央和地方機關的平面佈置。‘傢庭黨支部’每晚集中活動。對照地籍圖、登記冊和其他支部提供的情況及白天外出調查的結果，由負責內勤的我用紅藍鉛筆修改地籍圖、更正登記冊。核實過的圖紙通過林征同志上交給地下黨南京市委。”

此後，傢庭黨支部在公務員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以及各系統中共南京地下黨員的配合下，主要完成瞭兩大項工作：一是在實地調查核實、不斷修正的基礎上，形成瞭一整套按地塊劃分的國民黨各級機關地籍圖和登記冊；二是按照組織系統分類，整理出一套國民黨機關隸屬關系及地址明細表。這些調研材料後來被編入《南京概況》，在解放南京和接管南京的過程中，發揮瞭重要作用。陳修良曾高度評價傢庭黨支部的貢獻：“在一次軍管會會議上，我與朱啟鑾、林征等匯報瞭南京的房地產詳情，劉司令說：這個報告最好，聽瞭讓人頭腦清醒。這件事是王嘉謨等人的功績，當時王嘉謨同志對工作極為認真負責。”

當南京解放的那一天來臨時，地下黨把南京城內的工人、苦力、店員8000多人組織起來，加上在其影響下的警察2000人，在解放軍未入城前，維持瞭南京的治安。“保護瞭全市土地財產的登記冊，制訂瞭三百餘本圖冊。……大約有八百多黨員準備配合解放軍進行接管工作。解放以後，我們很快配合進城部隊參加瞭軍管會的工作。地下黨員熟悉情況，解放軍稱他們是‘引路人’”。這些為南京解放默默付出的人，這些“引路人”，想必也在南京的戶籍卡檔案中，盡管至今無法弄清他們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