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到2000年巴勒斯坦失去的土地

巴以冲突，或者说巴以矛盾，说的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注意，不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印度以北），由于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如约旦、叙利亚和埃及也都有矛盾，因此巴以矛盾或巴以冲突在广义上也被称为阿以矛盾或阿以冲突。

公元前的古代历史

巴以矛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早在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的祖先（希伯来人）在亚伯拉罕的带领下由阿拉伯沙漠地带来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相传这是上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里当时叫做迦南地带，希腊人称为“腓尼基”。

迦南地带的大致位置

希伯来人在这里建立了王国，关于《圣经·旧约》中提及的亚伯拉罕、摩西、出埃及记、大卫和所罗门这些陈年往事我们不展开叙述，简单地说，希伯来人在早期历史的演化、政权的更迭中逐渐具体成为以色列人、然后成为了犹太人。

以色列人曾因为饥荒而离开过迦南地带，到达古代埃及，在埃及与当地人和平相处几百年后沦为成奴隶，被奴役几百年，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逃离了埃及、回到迦南地区，这段“历史”在《圣经》中被称作《出埃及记》。他们后来建立的王国经历过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的侵占和破坏，其中在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曾被逐出迦南地区，被押解到巴比伦诚，史称“巴比伦之囚”。后来在公元前一世纪时该地区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到了公元（后）一世纪犹太人被罗马人再次驱逐出迦南地带，流落欧洲各地，自此结束了犹太人在迦南地带的主体民族的历史，迦南地区也被改称为罗马的“巴勒斯坦”行省。

可见，从最初《圣经》中记载的亚伯拉罕接受上帝的旨意来到迦南地带到公元一世纪被罗马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经历过在埃及为奴、在巴比伦为囚、被罗马人残暴统治又被逐出，流落欧洲各地的历史，这些历史在他们的经典《塔纳赫》中被记载，在犹太人中代代相传，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在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中，犹太人的信仰逐渐形成，并最终以《塔纳赫》为经典形成了犹太教，《塔纳赫》也成为了后来《圣经》中的《旧约》部分。

公元后的古代历史

犹太教中有个传说，一个救世主迟早会降临，拯救他们于苦难，在希伯来语中，“救世主”被称作“弥赛亚”，在希腊语中叫“基督”，犹太教只承认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弥赛亚只能在犹太人中诞生，犹太教信众认为，这个“弥赛亚”至今也未曾降临，但在罗马统治时期，一个犹太人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个宗教的发展走向，他就是耶稣。耶稣是犹太人，他出生的年份后来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元元年。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耶稣生前曾有过许多“神迹”，如水上漂等等，他被看做是预言中的救世主，也就是弥赛亚、基督，从此犹太教分化出一个分支，即承认耶稣救世主身份的“基督教”。

后世流传的《圣经》的《新约》部分，就成为了基督徒们的又一经典，《旧约》与《新约》合并成为基督教《圣经》，而犹太教信徒不认可耶稣的身份，也就不认可《新约》的地位。基督教将上帝的慈爱从犹太人中拓展出来，将它变为一种全新的、普世的、不分种族的信仰体系，因而迅速传播，乃至取代古罗马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多神信仰，成为新的宗教，进而成为国教、之后遍及欧洲各地。后来的欧洲，各王国政权几度更迭，但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

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流落在欧洲的犹太人则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认同“被篡改过的经书”而格格不入，加上传说中将耶稣出卖、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犹太人，古代的欧洲社会在信仰层面产生了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而犹太人因为头脑聪明、善于经商而聚敛了大量财富，也会放高利贷给穷人，渐渐地被贴上了“奸商”的标签，加上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情绪，多重情绪叠加在一起让犹太人在古代欧洲/中世纪饱受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欺凌和压迫，许多行业不接纳，生活区域也与主流社会隔开（称作“隔都”），被迫缴纳有歧视性的税收，中世纪的黑死病黑死病也曾被栽在犹太人头上。

而这些欺凌和压迫，叠加上关于民族早期历史的悲情记忆、被迫的隔离让犹太人反而更加团结，形成了普遍的忧患意识和比较强烈的认同感，也没有因为“民族交融”而泯失于一两千年的历史长河，犹太人也成为了没有自己的国籍和土地的民族。

而在犹太人离开迦南/巴勒斯坦地区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的历史演变也并未停歇，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都曾相继统治此地。阿拉伯人在公元3世纪开始进入这一区域，到了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后，这里就正式成为了阿拉伯人生活的土地，阿拉伯帝国瓦解后，巴勒斯坦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但该地区的主体民族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阿拉伯人，只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仍生活在这里。

近代

在十字军东征时代，散落在西欧的犹太人在东欧的波兰找到了避难所，不少人迁徙到了东欧，后来的波兰王国纳入俄国版图，在东欧的犹太人被当时的俄国施加了一系列的限制，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逐渐形成浪潮，引发那些暴乱的不只是底层的农民，学生、新闻界的学者乃至一些知名的俄国作家都或是怂恿，或是默许。原本因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撼动的一些犹太人在寻求身份同化、解放和平等权利的过程中被“打回原形”，一个思潮逐渐在犹太人中产生，即“复国主义思潮”，又称作“锡安主义”，这个运动号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一个由公众和法律保障的犹太民族之家。

当时的英法德大国都渴望着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国中之国，向中东扩展势力，纷纷赞同和利用了犹太人中的这个思潮，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宣言》为标志，犹太复国主义思潮正式得到了大国的支持，一个国家正式地对第二个国家许诺了第三国的土地。

二战时期，大批犹太人受到德国纳粹惨无人道的屠杀，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潮流。

虽然在我们如今看来，因为自己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所以自己也要到这里生活，这种逻辑通常是说不通的，但是因为有着《圣经·旧约》作为依据、有着历史情感、有着忧患意识、有着大国的支持，再加上后来二战后国际社会普遍对犹太人的遭遇抱有同情，在“复国主义”旗帜的号召下，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骤然增多。

对于生活在那里的阿拉伯人而言，这些原本是少数民族的群体突然之间在几十年间蜂拥而至，大批阿拉伯民众流离失所，冲突日益尖锐。在一战期间曾协同英军作战的阿拉伯军队也曾得到英国方面的承诺，说战后这里会划归给阿拉伯人治理，《凡尔赛条约》却还是同意了犹太人来建国的主张，一个国家，将同一片土地，同时划归给了两群人，这也是后来巴以冲突的基本原因。

现代

一战后，周边的各个阿拉伯国家如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等过先后独立，唯独巴勒斯坦地区因为阿以冲突悬而未决。为了解决问题，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了《181号决议》，决议提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同时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又称为“分治决议”。

可以看到，这个决议对于犹太人而言可以勉强接受，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则十分荒谬，这意味着这里世代生活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土地从此将属于别人。而且，这个决议并不公平，不仅将一大半的土地划分给了占总人口32%的犹太人，而且划给犹太人的土地集中了大量的平原和淡水资源，划给阿拉伯人的地盘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而且这个决议的通过显然有着美国的操纵。由于当时阿拉伯人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6个，所以根本无法挽回。

而对于犹太人，这似乎意味着他们颠沛流离、饱受磨难的近两千年的流亡历史的终结，如同当年摩西带领犹太人逃离埃及回到迦南地带一样，这次回归也像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和契约在几千年后的延续。

于是，现代的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成立，美国当天即承认，但次日，周边的阿拉伯各国就发动了针对以色列的战争。

从1948年到1982年，阿以之间的中东战争共有五次，但由于阿拉伯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军队素质不足等各种原因，除了个别战役之外，中东战争基本都是以阿拉伯一方的失败而告终，经历数次战争后，除了巴勒斯坦外，叙利亚（戈兰高地）、约旦（约旦河西岸）和埃及（西奈半岛）的部分土地也都被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人民实际拥有的土地反而比1947年联合国划定的还小。至此，原本是欧洲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被转嫁给了阿拉伯人。

联合国“不公平”的分治决议与中东战争的失败带给阿拉伯人巨大的耻辱和挫败感，进而演变为对犹太人的仇恨，这种负面情绪甚至经过伊斯兰教这一宗教的层面蔓延到非阿拉伯的国家，如伊朗和土耳其。

在对以色列的抗争中，巴勒斯坦相关的组织党派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包括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80年代崛起的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前者相对温和和世俗化，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问题；后者则比较激进，不承认以色列，不妥协、不谈判，主张以暴力解决问题。虽同为巴勒斯坦的政党，却因为不同的主张同室操戈，使得巴以问题一度节外生枝。

巴勒斯坦在1988年建国，但没有明确的国界线，只有停战线，实际控制领土只剩下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前者由哈马斯控制，后者由法塔赫控制，直到2017年双方才和解，并将加沙地带交给法塔赫接管。

而阿以双边谋求和平的努力也并不顺利，虽然双边都有领导人意识到长久的战乱不是最终解决途径，并试图和解，但无论是以色列的总理拉宾还是埃及的总统萨达特，都在签署和平协议后不久被各自的极端分子刺杀。

总结

综上所述，以色列人以古代宗教、带有神话色彩的早期历史和后来流颠沛流离、饱经磨难的经历为民族的悲情记忆，在近代的迫害下兴起复国主义思潮，并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强行移民已经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

当年将犹太人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的是罗马人，后来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是欧洲的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近代屠杀犹太人的是沙皇俄国和德国纳粹，这一切并不是阿拉伯人干的，而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不仅从公元7世纪开始就有阿拉伯人生息繁衍，这些阿拉伯人还为了保住这个地区同外族进行过殊死对抗。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同情和理解，但这本不该成为让另一民族的民众流离失所的理由。基于宗教、土地、资源和历史的种种纠结，加上近代以来双方几代人在你来我往、冤冤相报、大大小小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中积累的国恨家仇、新仇旧怨，巴以问题延续至今也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