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的變化。近年來，世界經濟動蕩變革，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

“卡脖子”不僅僅在制造領域，而且包括科技發明與專利、制造技術與工藝等科技方面，能源礦產等自然資源方面，交通與運輸通道等地理空間方面，貿易與金融等國際規則方面，數字經濟時代的數據資源與平臺等五大方面。

2016年以來，美國政府封殺華為、中興等企業，對我國高科技領域實施“卡脖子”日趨頻繁，視我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網羅其盟友對我國的遏制、封鎖、打壓將長期存在，被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企業和機構不斷增加。

1、破解“卡脖子”的手段

工業是立國之本，制造業是強國之基。我國高端芯片90%需要進口，要從創新驅動入手，補齊產業鏈、創新鏈、供應鏈中的若幹短板，在關系國計民生、國傢命脈與國傢安全的關鍵領域盡快實現自主可控。

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隻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傢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中國C919能夠成為在歐美俄之後，第四個開發成功現代商用大飛機國傢，相比日本、加拿大和巴西，他們的技術環境和供應環境比中國好多瞭，根本沒有什麼“卡脖子”，但最終功虧一簣。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切實增強我國產業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前“卡脖子”的科技、資源、交通、規則和平臺等五大領域，從數字經濟時代“卡脖子”的特點、形式和手段，如何應對大國崛起中對“卡脖子”的破解之道？

縱覽世界各國興衰起伏的歷史，大國突圍破解“卡脖子”的四種手段：一是自主替代；二是國際替代；三是交換制衡；四是奪取控制。

“卡脖子”並非新現象，而是從古至今國傢間競爭與博弈的常見手段。先發國傢有優勢也有劣勢，後發國傢有劣勢也有優勢，“卡脖子”現象就是國傢間的壟斷與反壟斷、控制與反控制的博弈。

對於科技壟斷和產業鏈的規則壟斷，大國之策是以自主能力為先，建立國際聯盟，構建國際科技創新、產業分工合作的壟斷替代網絡。在全球化大趨勢下的新時代，創新既需要有全人類的積累，也需要有多元文化與思維方式的碰撞，還需要全球更廣闊范圍的資源和市場。

對於關鍵的科技和供應鏈環節要有多方競爭、多點備份、多種替代。從經濟學視角、從容易達成共識的國際合作規則視角，將自主創新和新全球化結合起來，將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結合起來，是探索化解“卡脖子”難題的新路徑。

對於特殊壟斷資源或特殊領域，尋找可以交換的差異“卡脖子”壟斷環節，以此壟斷交換彼壟斷，相互制衡。

從根本上看，還是以科技和正義建立最後的武力保障底線，將硬實力與軟實力、明實力與暗實力結合起來，以“卡脖子”的主動方實力應對被“卡脖子”的挑戰。

以當前世界合作抗疫、合作應對環境生態保護和氣候變化的中長期機遇為契機，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傢逐步構建、優化新的國際秩序體系和格局，將民族復興和世界發展統一起來，打造世界命運共同體。我國當前面臨的“卡脖子”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從學習、追趕向創新領先轉型升級的重要外部因素，事關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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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年來國傢間的競爭

卡脖子的本質是國傢間的競爭，國傢安全觀的邊界不斷延伸，不僅有國防安全等傳統安全，更有經濟安全、產業安全、技術安全和生物與生態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其內涵包括瞭制度與體制競爭和動員能力競爭等深層次。

大航海時代以來，1519年，麥哲倫正式開始遠航。巴拿馬運河通航前世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就是麥哲倫發現的太平洋的入口（麥哲倫海峽）。1521年3月27日，麥哲倫船隊完成橫渡太平洋，他要求隨行的一位亞洲奴隸阿旺帶隊上岸探路，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完成環球航行的人。

15世紀以來的世界舞臺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國、美國等各個大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先後登場。

500年的時間長河中，前浪與後浪發生瞭16次重要的交會。8次實現瞭後浪的成功跨越，另外8次則多為前浪對後浪的挫敗。其中11次由經濟沖突上升為軍事沖突，從而引發瞭大規模戰爭。另外5次通過政治操控、貿易戰、科技革命和外交手段等方式，挑戰者贏得瞭國傢的崛起和跨越。

15世紀末，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崛起。葡萄牙控制通往非洲的新航路，曾經壟斷全球的香料生意，並在幾內亞從事胡椒種植和黃金開采。西班牙控制前往美洲的新航路，羊毛出口和造船是該國除農業之外的重要產業。

競爭的本身，就是雙方對殖民和國際貿易競爭的過程。兩國的木匠、石匠、瓦匠都是法國人，食品、鐵器等均從荷蘭、英國進口，兩國被這些新興資本主義國傢牢牢地“卡”住瞭“脖子”。最終兩個殖民大國在短暫登頂後，迅速走向衰落。

1494—1559年，意大利戰爭爆發。西班牙、奧地利與法國之間長達300年的爭鬥拉開瞭帷幕，拉開瞭近代歐洲第一輪霸權戰爭的序幕。歐洲政治經濟中心由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一個以西歐為中心的歐洲國傢體系初步形成。

反觀奧斯曼帝國，15世紀崛起，16世紀極盛，17世紀由維持走向崩塌。來自西歐地區的騎兵已經進行瞭典型的近代化配置，火藥對冷兵器的勝利，是限制對奧斯曼帝國出口歐式火槍後帶來的實力差距。

17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日趨沒落，諸侯林立，紛爭不斷，天主教和新教尖銳對立，周邊其他歐洲國傢紛紛崛起。歐洲進行瞭三十年戰爭。神聖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成第一次全歐洲大戰，包括波希米亞戰爭、丹麥戰爭、瑞典戰爭、全歐混戰等四個階段。法國取得瞭歐洲霸權，荷蘭、瑞士、葡萄牙獲得獨立，德意志、西班牙衰落，基本上奠定瞭近代歐洲各國的國界。

17世紀，“海上馬車夫”的荷蘭取代盛極一時的西班牙，成為最發達的國傢。英國爆發瞭17世紀革命，三次英荷戰爭爆發。17世紀後葉，法國坐收漁利，成為歐洲最強霸主。18世紀英國打敗荷蘭，獲取世界金融霸權。

1756年，英法七年戰爭爆發，歐洲主要強國均參與瞭這場戰爭，歐洲的殖民地也受到波及，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和菲律賓群島均卷入戰爭。通過戰爭，英國成為最大的贏傢和全球海外殖民地霸主，最早完成瞭工業革命。

從1799年“霧月政變”到1815年戰爭結束，法國與第一到第七次歐洲反法同盟多次激戰，最終拿破侖時代落幕，反法同盟取得勝利。英國不僅僅是軍事實力，還有一個國傢工業硬實力的水平，這個時期的英國工業生產總值占到瞭世界的1/3，且具有世界性的殖民地。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英國世紀拉開帷幕。

19世紀中期，克裡米亞戰爭爆發，成為近代科技戰爭的開端，火炮、槍械、水雷、加農炮等武器相繼登場，南丁格爾護理制度誕生，技術成為決定戰爭結果的關鍵。奧斯曼帝國、法國、英國、撒丁王國先後向俄國宣戰，俄國戰敗，簽訂《巴黎和約》。

這個階段，本質上就是一場貿易戰帶來的全面軍事沖突，是一場“卡脖子”與反“卡脖子”的交互博弈。

世紀中葉，法國的工業生產總值處於世界第二位，普法戰爭爆發。普魯士王國完成德意志統一，取代瞭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德國經濟一翅沖天，居世界首位。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於甲午中日戰爭中打敗瞭中國，又於日俄戰爭中打敗瞭俄國。通過兩次戰役，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強國、世界大國，控制瞭朝鮮和中國東北。

20世紀初，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國、德國成為主角，其中美國的電力和能源開發、材料和材料加工、通信和信息傳遞技術等均取得瞭重大進步。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

英德、法德和俄奧三對矛盾成為歐洲的主要矛盾，同盟國和協約國形成瞭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引爆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同盟國陣營與協約國陣營開展戰爭，主戰場在歐洲，共有6500萬人參戰，3000多萬人傷亡，給人類帶來瞭深重的災難，但也在客觀上促進瞭科學技術的發展。

一戰後的20年間，德國和日本的工業顯著領先，經濟實力明顯增長，英國、法國、美國則先後出現停滯局面。德國采用“閃擊戰”占領瞭歐洲大部分地區，但在蘇聯受瞭阻。二戰中，“卡脖子”與反“卡脖子”的博弈發展到瞭極致。國際聯盟對德國的封鎖導致德國很難獲得武器生產所需的銅。1945年德國戰敗，蘇美柏林會師，希特勒自殺，二戰結束。世界進入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冷戰拉開帷幕。

20世紀中期，在美國經濟制裁之下，日本能源匱乏，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以日本偷襲珍珠港為啟動，以1945年日本投降為終結，歷時3年零8個月。日本失去1894年以來侵占的全部土地，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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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鑒美日貿易摩擦

1946年3月5日，“冷戰”啟幕。1947—1991年，以美國為主的北約組織和以蘇聯為主的華約組織間的政治、經濟、軍事鬥爭，前後歷時44年，對抗方式包括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外交競爭等“冷”方式。

1993年11月1日，歐盟正式成立，這是歐洲國傢走向聯合的重要成果。後英國脫歐，德國成為推動歐洲走向聯合統一的主導者。

二戰後，日本經濟開啟瞭高速增長模式，僅僅用瞭20多年便超越傳統資本主義國傢德國、法國和英國，於1968年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西方國傢震驚。從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日本與美國先後在紡織、鋼鐵、彩電、汽車和電子信息產業領域發生瞭五個回合的貿易摩擦。

這與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模式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值得借鑒與參考。美國采取瞭“卡脖子”的手段遏制日本技術的發展。

1985年9月，日本政府公佈瞭“廣島協議”，增加瞭匯率的靈活性。日元對美元和歐洲貨幣開始走強，日元在隨後三年內升值一倍，導致大量國際遊資湧入日本樓市及股市，造成地價暴漲和股市暴漲，出現虛假繁榮。

1989年，日本芯片全球占有率為53%，而美國僅為37%，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中日本占據6席。美國華爾街金融巨鱷傾巢而出，動用巨額資金，大肆賣空日本股市，經濟泡沫破裂。

在貿易糾紛之下，日本發展內循環模式，電子產業的內需從1985年到2000年擴大瞭超過兩倍；提升核心零部件的價值，轉向較高的生產附加值，日本的電子設備和零部件在該國創收中占據約80%的比例；加大海外投資，規避出口限制措施。

1989年，日本開始實施緊縮貨幣政策，股市和地價暴跌，企業大量倒閉，日本陷入20多年的停滯期。

2400年前，古希臘歷史學傢修昔底德說，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這一觀點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的鐵律。

在美日博弈之後，中國成為最新的一個GDP總量超過美國2/3的國傢，中美博弈迅速升級，沖突一觸即發。美國幾屆政府一直在采用組合拳系統地對中國進行壓制。

美國將中國作為戰略上的競爭對手，更大的可能是展開持續性、系統性和綜合性的遏制。中國應在地緣、經濟、科技、金融等多個領域制定系統應對的組合拳。

中美物質實力差距將持續縮小，中美沖突與摩擦不會消失，有時甚至會強化。美國不會容忍中國在短期內超越，中國也不會放棄自身的高質量發展。

因此，在百年一遇的疫情沖擊下，作為後浪的中國將成為更孤獨的賽跑者，在時間的長河中，跑出一條創新發展之路，與美國、與世界攜手共發展，為人類找尋一個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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